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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乔厂长上任记》的作者自述(节选)

  首先到我脑子里来报到的是冀申。我认识一位十一级干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混得不错(恕我大不恭地用了这个“混”字)。“文化大革命”中一派批他,一派保他,批他的是多数派,保他的是少数派。他对批判想不通,可是亮相时却亮到批他的那一边去,于是他立刻被结合起用,开始吃香了。他官复原职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上山下乡的孩子全部弄凤城里。这几个孩子中学毕业时,他曾为了表示自己的积极性,把孩子都赶下农村。他说:“我要是倒了台,你们留在城里也没有好处;我要不倒合,你们还愁口不了城吗?”多有远见!“四人帮”倒台了,这位干部不但丝毫没受影响,反而更吃香了。
  某厂一位革委会主任,在一九七七年底搞了一场大会战,突击完成了任务,事迹登了报,工人得到很多奖金,他也高升了。可是一九七八年这个厂可苦了!整个第一委度,他们干的就是把去年突击完成的产品全部拆开,重新装配,有的还要重新加工。整个季度他们没有出一台新产品。
  某位十九级干部,在于校时当“鬼”队队长,对一位老干部额外照顾了一下,以后这个老干部复职时,立刻提拔他当了一个千人以上大厂的党委书记。
  还有种种现勤某些老干部想上哪儿去就准能去得成。某些单位一开会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正副厂长足有一打以上。抓生产的副厂长,按理说应该坐第一副厂长的位子,却变成了第十副厂长、第十三副厂长。哪一个单位大概都有一两个只会做官不会做事的干部,神通大得很。他们办公事老是说研究研究,办私事却敢拍板,敢做主。这些人织成了一个庞大的蜘蛛网。这个网的线是用他们的权力、地位和个人欲望织成的。他们是这个网上的蜘蛛,在这个网上四通八达,往来自如,哪条线一动,他们立刻爬过去,把好处抓到手。这些人自己不干,还不许别人干,他们嫉贤护能,打击一切可能危害他们权利和地位的人。破坏国家的经济管理,利用一切权利来为自己服务。我敢说,他们爱自己肯定胜过爱党、爱国、爱民。
  这些现象,这些人和事在我脑子里飞旋,忽而是一团乱丝,忽而又很清晰,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大蜘蛛网。我捕捉到一个形象鲜明的大蜘蛛,这就是冀申。我认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可低估“只会做官,不会做事”的冀申们的阻力。
  “四人帮”倒台了,冀申们打着反“四人帮”的旗号,而搞的还是“四人帮”那一套。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党和国家必然有更大的危害。
  这就是我想通过冀申这个人物所要揭示的。
  第二个来报到的人物是石敢。
  在我们厂施工的一个建筑工人,有一回正在高空喊着话,一脚踩空从脚手架上掉下来,腿脚都没有摔伤,却把舌头咬去了半截。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还有一位我很敬重的局党委书记,他参加革命近四十年,自己总结说:第一个十年,是黄金时代,满腔热血,生死不惧,第二个十年,也还可以,刚进城时对拿工资、按时上下班的制度很反感;第三个十年,还没有学会领导和组织工业生产,就一个接一个地搞起了政治斗争,汽车越坐越小,房子越住越大,思想开始变化了,第四个十年,受了“触及”,灰心丧气了,搞了一辈子革命,对革命的前途动摇了,还不如刚参加革命时的热情高了。,在这位局党委书记身上,我找到了石敢的思想脉络和性格特:征,但是,用什么样的细节来描画这个人物呢?我忽然想到“舌头是多余的肉”这句话,就把那个建筑工人咬掉半截舌头的情节拿过来、去表现石敢那种缺乏信心和锐气的精神状态,这样,石敢在笔下就活了。
  第三个来报到的人物,也是我花心血最大的人物就是乔光朴。乔光朴在这篇小说里要唱重头戏。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对未来的信,乙很大一部分要在他身上体现。但是又没有一个现成的模特儿供我借鉴。我不得不动用我材料库里的全部“干部档案”我进工厂二十多年,先后接触过十几个厂长。我在住党校出差、开会的时候又结识了不少厂级干部。我在脑子里象放电影一样把这些人都过一遍,然后,又把这些人放在一块进行比较。比来比去,有这么一个厂长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也是一个大企业的厂长,身上总是穿得干干净净,谈吐诙谐多智,干什么事都不着急,不上火,脑瓜聪明,搞生产也有办法,太邪门歪道的事自己不干,别人干他见了也不生气,很有点玩世不恭、看破红尘的味道。他把工厂搞的也还不错。他是那种会生活,会工作,会处理关系的领导干部。这时我想就以他的特征作为乔光朴的基本性格特征。而且这个人物的个性和霍大道的个性差异很大,放到一块写容易形成对比,相得益彰。
  但是,我进一步结构故事的时候,问题出来了,我发现这个厂长根本不会和冀申发生冲突,更不可能拉上石敢去上任。现实生活告诉我,现在固然需要诙谐多智、会生活冶处关系、会工作的干部;但更需要大刀阔斧,敢负责,敢于冲破人为的蜘蛛网的干部。现在企业里最缺少的不是不敢讲民主的厂长,而是不敢集中的厂长。可是,我现在设想的乔光朴,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他没有敢想、敢干、敢抓、敢管的气魄,不会大刀阔斧地采取行动。现实生活和创作规律都逼使我不得不重新琢磨乔光朴的性格特征。
  这时,另一个我跟过他多年的厂长在我心里活动起来了(到现在我也很奇怪,他为什么不早来报到,害得我走了一小段弯路)。这个厂长批评干部相当狠,尤其是对老同志,对青年干部则好得多。当时,哪个车间出了问题,车间主任怕挨批,都叫青年干部去汇报。他每天上班来,必定到各主要车间去转一圈,从他嘴里听不到“研究”、“商量”一类的词,他说了的就非得办不可,什么问题反映到他那儿就算到头了。有时供应科搞不来材料,他就亲自出马去搞材料。有一次把这位厂长激怒了,他竟找到了周总理,请总理给批条子。
  有一回,车间里需要高压无缝钢管,厂长告诉了供应科长,供应科长派了一个采购员到上海去买。这个采购员办事不干脆,去了一个星期还没有买来。在生产高度会上,车间里又提出钢管问题,厂长马上问供应科长,科长不敢说别的,只好当面撒谎,说钢管已经买来了,车间可以去领。说完以后,供应科长借去厕所的机会溜号了,一口气跑到车站登上火车去了上海,第二天他从上海打电话给车间,说钢管已经发货。他若是买不来钢管,又没有正当的理由,简直就不能再见厂长的面了。还有一件事,有一年六月底,厂里要安装一合重要设备,技术人员和工人经过商量,认为至少需要十天的时间。厂长却指示必须三天拿下来,七月一日的早晨必须试车投产。布置完任务以后,他就搬把椅子往现场一坐,不说话,也不跟着干,更不干扰工人干活,整整三天三夜没见他打过饨,没见他打过哈欠,也没见过他吃饭或者是上厕所,只是在工人吃饭前的半小时,他到食堂去转一圈,嘱咐食堂把饭菜搞好,他自己也可能就是抓这个时间吃点饭。等到工人们吃完饭回来、他早已经坐在现场等着了。因为他坐在现场,总工程师和技术科室的头头也都围着现场转,结果三天三夜真把设备安装好了。工人们都觉得从来没有干过那么漂亮的活。厂长当即宣布,每人回家好好睡上两天两夜。他说:“打仗的时候,如果这个山头有战略意义,就一定要拿下来,死人也要拿下来。搞生产也是这个道理,该下决心的就得下决心。如果我手一软,你仿:说是十夭完成任务,过了‘七一’一晃荡,半个月也完不成。”
  他当厂长,就是全厂的第一把手,要求党委棚保证他的工作。他和老党委书记合作得很好。后来书记换了人,同新书记两个人搭不好班子,厂长找到市里,把书记硬给调走了。他就是这样一个厂开,身上有明显的优点,也有明显的缺点。
  到我把乔光朴这个人物的内核抓住了,什么“下山”呀,“上任”呀,
  当“主角”呀,所有的情节也跟着都活了。我的任务是让笔尖跟着乔光朴走就行了,人物完全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行事了。我只是提醒自己,不要阻拦他,不要让他干出不符合他的性格的事。
  我在郗望北这个人物身上也是费了周折的。在我写《乔厂长上任记》之前,许多作品都已描写过王洪文、张铁生类型的造反派头头。我如果再把郗望北也写成那种类型的人物,就毫无意思了。文学艺术发展,有一个人人皆知的规律:人民群众和社会都不满足于文艺已经达到的、已经出现的东西。艺术必须追求新的东西,从内容到形式都要不断突破,不断前进。俗话说:好话说三遍,谁也不爱听。因此,我就尝试着去塑造另一类造反派头头的形象。
  而且我也认为把造反派写成郗望北这个样子是有意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多群众是真心实意,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他们以为自己真正在捍卫马列主义,捍卫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把这些人全写成王洪文式的坏分子,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造反派中确有王洪文式的人物,也确有和“四人帮”干部,当成“双突”式的干部,一律赶走的话,将给我们国家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我亲眼看到不少工厂,从厂一级到车间一极,四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这些干部扛着大头,而这批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二十多岁,很多人参加了造反队。如果现在把他们都说成是“四人帮”提拔的干部,是“火箭牌”的,一律赶下台,将给生产造成很大影响,加剧新老干部之间的对立。
  我在基层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所以,我冒着被打棍子的危险,向党进一言。让党的工作者听听郗望北发牢骚的放,起一点警觉,警惕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所以,我就塑造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郗望北。
  最后我还想就乔光朴和童贞的爱情再说几句话。五十年代某大厂一位非常能干的厂长在去苏联学习途中,和一位同去的女干部发生了暧昧关系,回国后和原来的爱人离了婚,同那个女干部结了婚。他在当时可能为这件事还受了处分,我当时大为不解深深替他惋惜。但是,我要命也没有想到,在二十年后我会把他的错误改头换面写进了小说。而且还是加在倾注了我全部心血的人物——乔光朴的身上。
  但童贞的模特儿却不是那个女干部。童贞身上有我所熟悉和敬重的一个气象教授的影子。女教授已经六十多岁了,是个老姑娘,性格孤僻,非常喜欢小孩,说英语比汉语还流利,吃馒头不吃皮。我很想知道她为什么一辈子不嫁人,但一直不敢问,直到现在这还是个谜。
  选自《<乔厂长上任记>的生活帐》(见《新时代作家谈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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