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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桥词典之枫鬼
韩少功

  动笔写这本书之前,我野心勃勃地企图给马桥的每一件东西立传。我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那种小说里,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让人们无法旁顾。即便有一些偶作的闲笔,也只不过是对主线的零星点缀,是专制下的一点点君恩。必须承认,这种小说充当了接近真实的一个视角,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的时候,实际生活不是这样,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一个人常常处在两个、三个、四个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线索交叉之中)每一线因果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现,成为了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样万端纷坛的因果网络里,小说的主线霸权(人物的、情节的、情绪的)有什么合法性呢?
  不能进入传统小说的东西,通常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在神权独大的时候,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在人类独大的时候,自然是没有意义的;在政治独大的时候,爱情是没有意义的;在金钱独大的时候,唯美也是没有意义的。我怀疑世上的万物其实在意义上具有完全同格的地位,之所以有时候一部分事物显得“没有意义”,只不过是被作者的意义观所筛弃,也被读者的意义观所抵制,不能进入人们趣味的兴奋区。显然,意义观不是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本能,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时的时尚、习惯以及文化倾向——常常体现为小说本身对我们的定型塑造。也就是说,隐藏在小说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正在通过我们才不断完成着它的自我复制。
  我的记忆和想象,不是专门为传统准备的。
  于是,我经常希望从主线因果中跳出来,旁顾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事物,比方说关注一块石头,强调一颗星星,研究一个乏善可陈的雨大,端详一个微不足道而且我似乎从不认识也永远不会认识的背影。起码,我应该写一棵树。在我的想象里,马桥不应该没有一棵大树,我必须让一棵树,不,两棵树吧——让两棵大枫树在我的稿纸上生长,并立在马桥下村罗怕家的后坡上。我想象这两棵树大的高过七八丈,小的也有五六丈,凡是到马桥来的人,都远远看见它们的树冠,被它们的树尖撑开了视野。
  我觉得这样很好:为两棵树立传。
  没有大树的村寨就像一一个家没有家长,或者一个脑袋没有眼睛,让人怎么也看不顺眼,总觉得少了一种中心。马桥的中心就是两棵枫树。没有哪个娃息不曾呼吸过它们的树荫,吸吮过它们的蝉呜,被它们古怪的树瘤激发出离奇恐怖的各种想象。它们是不需要特别照看的,人们有好事的时候尽可以离它们而去,尽可以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但它们随时愿意接纳和陪伴孤独的人,用沙沙沙的树叶声轻洗孤独人的苦闷,用树叶筛下的一地碎银,圈圈点点,溶溶叠叠,时敛时泼,泻出空明的梦境。
  种下这两棵树的人已不可考,老班子都语焉不详。称之为枫鬼,据说是很多年前一场山火,坡上的树都烧死了,唯这两棵树安然无恙,连枝叶都不损分毫,让人越看越有目光虚虚的敬畏。关于它们的传说从此就多起来了。有人说,那些树瘤多是人形,一遇狂风大雨,便暗长数尺,见人来了才收缩如旧。马鸣说得更神,说有一次他不经意睡在树下,把斗笠挂在小枫鬼的一枝断杠上,半夜被雷声惊醒,借着电光一看,斗笠已经挂在树头上,咄咄怪事。
  马鸣吹嘘他年少时习过丹青。他说他画过这两棵树,但是画过之后,右臂剧痛三日红肿发烧,再也不敢造次。
  画都画不得,自然更不敢砍伐。两棵树于是越长越高,成了远近几十里内注目之物。曾经有人锯取树枝,挂一块红布插于门上辟邪,或者取树木雕成木鱼,用来祈神法灾,据说都十分灵验。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水利建设设计,到公社里描制规划图。中学范老师也派来参与此事。我们一起到县水利局,复制这个公社的地图。在那个积尘呛鼻的资料室里,我才知道1949年以后政府还没有测绘过任何完整的地图,一切设计还是根据日本军队侵华时留下的军用图,一种诸葛亮用过似的黑白线图,1:5000的大比例,一个公社就可占上一大张。此图不以海平面为标高基点,而是以长沙市小吴门城墙的基石为参照,据说是日军人侵前,买通汉好偷偷绘制的,不能不让人惊叹他们当年的准备周密和高效。
  就在这张图上,我看见了马桥的两棵枫树也赫然人目.被日本人用红笔特意圈上。范老师有经验他说,这是日本人的导航标志。
  我于是想起,马桥人确实见过日本飞机。本义说,第一次看见这种怪物的时候,本义的大房怕伯还以为是来了一只大鸟,叫喊着要后生往地坪里撒谷,诱它下来,又要大家赶快拿索子来准备捉拿。
  飞机不下来,大房伯伯很有信心地对着天骂:
  我看你不下来!我看你不下来!
  当时只有希大杆子猜出这是日本人的飞机,是来丢炸弹的。可惜这个外来人讲话打乡气不好懂,大家没听明白、本义的大房伯伯说,都说日本人矮小,怎么日本鸟长得这么大呢?
  村里人白白等了一天,没见飞机下来吃谷。到它们第二次来的时候,就屙下炸弹了,炸得地动山摇。大房伯伯当场毙命,一张嘴飞到了树上,像要把树上的鸟窝啃一口。本义直到现在还有点耳朵背,不知是那次爆炸声震的,还是被飞向树杆的那张嘴吓的。
  村里炸死三人,如果加上一颗炸弹在二十多年以后延时爆炸,炸死了雄狮(参见词条“贵生”),那么亡命者应该是四人。
  事情可以这样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两棵树,日本飞机会临空吗?会丢下炸弹吗?——日本人毕竟对一个小山村不必太感兴趣。如果他们不以枫鬼为导航标志,是不必飞经这里的,也不大可能看见下面的人群吆吆喝喝,就可能把炸弹丢到他们认为更重要的地方去。
  有了这两棵树,一切就发生了,包括四个人的死亡以及其他后来发生的故事。
  从那以后,马桥的这两棵树上就总是停栖鸦群,在人们的目光中不时炸开呼啦啦一把破碎的黑色。曾经有人想赶走它们,用火烧,还捣了鸦窝,但这些不祥之物还是乘人不备又飞回来,顽强地驻守树梢。
  乌鸦声一年年叫着。据说先后还有三个女人在这棵树下吊死。我不知道她们的生世,只知道其中一个是同丈夫大吵了一架,毒死了丈夫以后再自己上吊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路经这两棵树的时候,就像路经其他的某一棵树,某一根草,某一块石子,不会太在意它们。我不会想到,正是它们,潜藏在日子深处的它们,隐含着无可占测的可能,叶子和枝杆都在蓄聚着危险,将在预定的时刻轰隆爆发,判决了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的命运。
  我有时候想,树与树是很不一样的,就像人与人很不一样。希特勒也是一个人。如果一个外星人来读解他,根据他的五官、四肢、直立行走以及经常对同类发出一些有规律的声音,外星人翻翻他们可能有的辞典,会把他定义为人。这没有错。出上的汉简《楚辞》是一本书。如果一个不懂中文的希伯来学者来读解它,根据它的字形、书写工具以及出土现场,希伯来人可能以足够的聪明和博识,断定这是中文。这同样没有错。但这些“没有错”有多大的意义?
  就像我们说枫鬼是一棵树,一棵枫树,这种正确有多大意义?
  一棵树没有人的意志和自由,但在生活复杂的因果网络里,它常常悄然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棵树与另一棵树的差别,有时候就像希特勒与甘地的差别,就像《楚辞》和电动剃须刀说明书的区别,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我们即便熟读了车载斗量的植物学,面对任何一棵不显眼的树,我们的认识还只是刚刚开始。
  两棵枫树最终消失于1972年初夏,当时我不在村里。我回来的时候,远远没有看见树冠,顿时觉得前景的轮廓有点不对,差点以为自己走错了路。进村后发现房屋敞露多了,明亮多了,白花花的一片有些刺眼。原来是树荫没有了。我见到遍地脂汁味浓烈的木渣木屑,成堆的枝叶夹着鸟巢和蛛网也无人搬回家去当柴禾,泥土翻浮成浪,暗示出前不久一场倒树的恶战。我嗅到一种类似辣椒的气味,但不知道来自哪里。
  双脚踩出枝叶嚓嚓嚓,是催人苍老的声音。
  树是公社下令砍的,据说是给新建的公社礼堂打排椅,也是为了破除枫鬼的迷信。当时谁都不愿意下锄,不愿意掌锯,没有办法,公社干部最后只得勒令一个受管制的地主来干,又加上两个困难户,许诺给他们兔除十块钱的债,才迫使他们犹犹豫豫地动手。我后来在公社看见了那一排排新崭崭的枫木排椅,承受过党员会,计划生育会,管水或养猎的会等等,留下一些污污的脚印,还有聚餐留下的油汤。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附近的几十个村寨都开始流行一种瘴痒症,男男女女的患者见面时也总是欲哭欲笑地浑身乱抓,搅动过的衣祆糟糟不整,有的人忍不住背靠着墙角做上下或左右的运动,或者一边谈着县里来的指示一边把手伸到裤子里去。他们吃过郎中的药,都不见效。据说县里来的医疗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很觉得奇怪。
  有一种流言,说这是发“枫癣”,就是马桥的枫鬼闹的——它们要乱掉人们一本正经的样子,报复砍伐它的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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