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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夫妇之间
  作者:萧也牧


一“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的妻却是贫农出身,她十五岁上就参加革命,在一个军火工厂里整整做了六年工。
  三年前我们结了婚。当时我们不在一起,工作的地方相隔有百十来里,只在逢年送节的时候才能见面。所以婚后的生活也很难说好还是坏;只是有一次却使我很感动:因为我有胃病,一挨冻就要发作,可是棉衣又很单薄!那年,正快下雪的时候,她给我捎来了一件毛背心,还附着一封信,信上说:
  ……天快下雪了!你的胃病怎样了?真叫住着急得不知地怎么着好!我早有心给你打件毛背心,倒也不是羊毛贵,就是钱凑不够!我就在每天下午放工从后,上山割柴禾,可见天气太短了!一下工,天很快就黑了!所从一直割了半个多月,才割了不少柴禾,卖给厂里的马号里了.卖了二千块边币,称了两斤羊毛.问老乡借了个纺车,纺成了毛线,打了这件毛背心!
  因为我不会打.打的又不时样又尽见疙瘩,请你原谅!希望你穿上这件毛背心,就不再发胃病,好好为人民服务……
  我读着这封信,我仿佛看到了她那矮小的身影,在那黄错时候,手拿镰刀,独自一个人,弯着腰,在那荒坡野地里,迎着彻骨的寒风,一把,一把,一把地割着稀疏的茅草……
  她这样做,完全是为着我!为着我不挨冻,为着我“不再发胃病,好好的为人民服务……”突然,我流泪了!可是我感到了幸福!
  两年以后的秋天,我们有了小孩,组织上就把我们调在一块工作。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叫“抬头湾”的山村里。
  每当晚上,我在那昏黄的油灯下赶工作,她呢,哄着孩子睡了以后,默默地坐在我底身旁,吃力地、认真地、一笔一划地练习写大楷……
  山村的夜是那样的静寂,远远地能听见“胭脂河”的流水,“哗哗”的流过村边。时间该是半夜了吧,我想她又是照顾孩子,又是工作……一定是很累了,就说:“你先睡吧!”她一听我的话,总是立刻睁大了有点膝跪了的睡眼:“不!”继续练她的大楷……直到我也放下工作。
  早上,孩子醒得很早,她就起来哄:“嗯嗯……听妈妈的话,别把爸爸扰醒了……”孩子才几个月大,当然不懂得,还是嚷!于是她就蹑手蹑脚地起来,抱着孩子,到隔壁老乡屋里的热炕头上哄着去了。
  闲时,她教我纺线、织布;我给她批仿,在她写的大楷上划红圈,或是教她打珠算,讨论上地政策……
  每天下午,孩子睡着了,我们抬水去浇种在窗前的几棵白菜;到沟里帮老乡打枣,或是抬水去浇种在窗前的几棵(棉花条儿),拐线,她纺线,纺车“嗡嗡”的响,声音是。样静穆、和谐……
  虽然我们的出身、经历……差别是那样的大,虽然我们工作的性质是那样的不同:我成天坐在屋子里画统计表,整理工作材料;她呢,成天和老百姓们打交道!……但在这些日子里边,我们不论在生活上、感情上、却觉得很融洽,很愉快!同志们也好意地开玩笑说:“看你这两口子,真和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但是,不到一年的光景,我们却吵起架来了,甚至有一个时候,我曾经怀疑到:我们的夫妇生活是否能继续巩固下去。那是我们进了北京城以后的事。

  二“……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的变了!”
  今年二月间,我们进了北京。这城市,我也是第一次来,但那些高楼大厦,那些丝织的窗帘,有花的地毯,那些沙发,那些洁净的街道,霓红灯,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对我是那样的熟悉,调和……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这一切对我发出了强烈的诱惑,连走路也觉得分外轻松……虽然我离开大城市已经有十二年的岁月。虽然我身上还是披着满是尘土的粗布棉衣……可是我暗暗地想:新的生活开始了!
  可是她呢?进城以前,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深山、大沟和沙滩,这城市的一切,对于她,我敢说,连做梦也没梦见过的!应该比我更兴奋才对,可是,她不!
  进城的第二天,我们从街上回来,我问她:“你看这城市好不好?”她大不为然,却发了一通议论:那么多的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的!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不知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像是吃了死老鼠似的,头发像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的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嚷嚷,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一句话:看不惯!说到最后,她问我:“他们干活也不?哪来那么多的钱?”
  我说:“这就叫做城市呵!你这农村脑瓜吃不开啦!”她却不服气:“鸡巴!你没看见?刚才一个蹬三轮的小孩,至多不过十三四,瘦的像只猴儿,却拖着一个气儿吹起来似的大胖子——足有一百八十斤!坐在车里,翘了个二郎腿,含了根烟卷儿,亏他还那样‘得’!(得意,自得其乐的意思)……俺老根据地哪见过这!得好好儿改造一下子!”
  我说:“当然要改造!可是得慢慢的来;而且也不能要求城市完全和农村一样!”
  她却更不服气了:“嘿!我早看透了!像你那脑瓜,别叫人家把你改造了!还说哩!”
  我觉得她的感觉确实要比我锐利得多,但我总以为她也是说说罢了,谁知道她不仅那么说!她在行动上也显得和城市的一切生活习惯不合拍!虽然也都是在一些小地方。
  那时候,机关里还没起伙,每天给每人发一块钱,到外边去买来吃。有一次,我们俩到了一家饭铺里,走到楼上,坐下了。她开口就先问价钱:“你们的炒饼多少钱一盘?”“面条呢?”“馍馍呢?”……她一听那跑堂的一报价钱,就把我一拉,没等我站起来,她就在头里走下楼去。弄得那跑堂的莫名其妙,睁大了眼睛,奇怪地看了我们几眼。当时,真使我有点下不来台,说实话,我真想生气!可是,她又是那样坚决,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她走!
  一面下楼,她说:“好贵!这哪里是我们来的地方!”我说:“钱也够了!”她说:“不!一顿饭吃好几斤小米;顶农民一家子吃两天!哪敢那么胡花!”
  出了饭铺,我默默地跟着她走来走去,最后,在街角上的一个小小饭摊上坐下了!还是她先开口,要了斤半棒子面饼子、两碗馄饨。大概她见我老不说话,怕我生气,就格外要了一碟子熏肉,旁若无入地对我说:“别生气了!给你改善改善生活!”
  像这类事,总还可以容忍。我想一个“农村观点”十足的“土豹子”,总是难免的;慢慢总会改变过来……
  哪知她并不!
  那时,机关里来了不少才参加工作的新同志,有男的也有女的。她竟不看场合,常常当着他们的面,一板正经地批评起我来。她见我抽纸烟,就又有了话了:“看你真会享受!身边就留不住一个隔宿的钱!给孩子做小褂还没布呢!一支连一支的抽!也不怕薰得慌!你忘了?在山里,向房东要一把烂烟,合上大芝麻叶抽,不也是过了?”
  开始,我笑着说:“这可不是在抬头湾啦!环境不同了呵!”
  她却有了气了啦:“我不待说你!环境变了,你发了财啦?没了钱了,你还不是又把人家扔在地上的烟屁股捡起来,卷着抽!”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的脸,“唰”的就红了!站在一旁看热闹的青年男女同志们,本来看得就很兴趣;这时候,就有人天真活泼地嚷起来:“哈哈!脸红啦!脸红啦!”站在一旁的同志也马上随声附和,并且大鼓其掌:“红啦!红啦!”这一嚷,我的脸,果真更加发烫了!
  ……
  我发觉,她自从来北京以后,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边,她的狭隘、保守、固执……越来越明显,即使是她自己也知道错了,她也不认输!我对她的一切的规动和批评,完全是耳边风,常常是,我才一开口,她就提出了一大堆的问题来难我:“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广“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展节约,反对浪费?”“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简单朴素的作风?”等等。她所说的确实也都是正确的,因此,弄的我也无言答对,这样一来,她也就更理直气壮了,仿佛真理和正义,完全是在她的一边;而我,倒像是犯了错误了!她几次很严肃地劝我:“需要好好的反省一下!”
  我有什么可反省的呢?我自己固然有些缺点,但并不像她说的那样严重,除了沉默,我还有什么办法?可是,有一次,我忽然再也不能沉默了!我们破例的吵了一架,这在我们结婚以来,还是第一次。
  在今年六七月间,连日雨天,报上不断登着冀中和冀西一带闹水灾的消息;突然,她的精神也就随着紧张起来!每天报来,她就抢着去看。我发现,她是专门在找报上所列举的水患成灾的县份和村名……她一面读着,不断地发出惊叹“呵呵!怎么得了呀?才翻了身的农民,还没缓过气来,地又叫淹了!呵呵……”
  有一次,我正在整理各地灾情的材料,她看着报,就大声嚷了起来:“这怎么着好呵!俺村的地全叫淹了!嚼呀!日子怎么着过呀!我娘又该挨饿了呵!怎么着呵?嗳!说呀!你说呀!”这我才发觉她是在征求我的意见。我出口说了句俏皮活:“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也没法治!党和政府自会想办法,你提心也征然!”冷不防,她一伸手,一指头直通到我的额角上:“没良心的鬼!你忘了本啦,这十年来谁养活你来着?”我说:“反正不是你家!”她却真的又生我的气了:“你进了城就把广大农民志啦?你是什么观点?你是什么思想?光他妈的会说漂亮话!”我说:“谁比得上你的思想!‘响当当’的好成份!又是工人阶级出身!”她把桌子一拍:“放你妈的臭屁!你别讽刺人啦!”就再也不理我了,好像很伤心的样子。
  过了几天,我恰好得了一笔稿费:够买一双皮鞋,买一条纸烟,还可以看一次电影,吃一次“冰其林”……我很高兴,我把钱放在枕头心里.不让她知道。
  第二天,我正准备取钱上街,钱却怎么找也找不见了,心里真着急。我只好问她:“我的钱呢?”她说:“什么?钱?哪里来的钱?你交给谁啦?”我继续找,直找得头上冒烟!她却“噗嗤”一声笑了!我知道准是她拿了,于是我就很正地说:“这线不是我的!”“得了!你别唬弄我没文化了!稿费单上还有你的名字呢!”“是,是,我这钱,我有用处!我要去买一套‘干部必读’——十二本书!好好加强理论学习,比什么也重要!”“谁还知不道谁哩!加强你的‘冰鸡宁’,‘烟斗牌’烟去吧!”我一看不对头,只好恳求了:“你拿一半行不行?”她却说:“我早给家夺走了!”我不免吃了一惊:“真的?”她说:“唬弄鬼!”
  我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嗓音,“这钱是我的!你不应该不哼一声就没收了!”哪知她的嗓音更大:“你没花过我的钱?间断作的花被面,你的毛背心……是谁的钱买的?”我说:“不稀罕!反正你得检讨检讨,你这样做对不对?”她说:“对!家里闹水灾,不该救济救济么?”我说,“你把钱捐给救灾委员传会,那就算你的思想意识强,为什么给自己家里寄呀--那还不是自私自利农民意识!”她却真的火了:“反正比浪费强!钱我是寄走了!你看着办吧!”我说:“咱们分家!”她说:“马上分!今儿格黑价(今天晚上)你就不行盖我的被子!”我说:“好好好!”我一扭头就走了……
  说也笑人,为了这么芝麻粒大的一点事,我们三天没说
  话,而且觉得很伤脑筋!恰好星期六那天晚上,机关内部组织了一个音乐晚会,会跳舞的同志就自动的跳起舞来,这正好解闷,我就去参加了!
  我正下场,忽然发现:她抱着孩子来了!一看她的神色,知道糟了!她气冲冲地,直窜到我的面前,把孩子住我怀里一塞:“你倒会散心!孩子有你一半责任,我抱够了!你抱抱吧!”我说:“跳完这一场就回去!”她二话没说,把孩子往旁边的“沙发”上一撩,雄赳赳地走了……
  孩子不见他妈,就“哇哇”地嚎啕起来,和着手风琴的伴奏,发出一种奇怪的音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我扛着脸,抱起孩子,回到卧室里去。只见她伏在桌上写字呢!我悄悄地走到她的背后一看,原来她在给我写信:“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的变了……”她发觉我来,马上又把纸撕了!
  孩子见了妈,挂着两行眼泪,笑着,跳着,“哇!哇!”地叫,向她扑去,她才接过孩子,解开怀来喂奶。一面走到门边,背贴着门,向我命令地说:“不许走!咱们谈判谈判!”

  三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
  这些虽然都是非原则问题,但也恰好正在这些非原则问题上面,我们之间的感情,开始有了裂痕!结婚以来,我仿佛才发现我们的感情、爱好、趣味……差别是这样的大!
  她对我,越看越不顺眼,而我也一样,渐渐就连她一些不值一提的地方,我也看不惯了!比方:发下了新制服,同样是灰布“列宁装”,旁的女同志们穿上了,就另一个样儿:八角帽往后脑瓜上一盖,额前露出蓬松的散发,腰带一束,走起路来两脚成一条直线,就显得那么洒脱而自然……而她呢,怕帽子被风吹掉似的,戴得毕恭毕正,帽沿直挨眉边,走在柏油马路上,还是像她早先爬山下坡的样子,两腿向里微弯,迈着八字步,一播一摆,土气十足……我这些感觉,我也知道是小资产阶级的,当然不敢放到桌子面上去讲!但总之一句话:她使我越来越感觉过不去,甚至我曾经想到:我们的夫妇关系是否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幸好,不久她被分配到另一个机关去工作了!我欢欢喜喜的打发她走了,精神上好像反倒轻松了许多!
  我想她这种狭隘、保守、固执……恐怕很难有所改变的
  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
  我们分手以后,约模有个半月的时光,她连电话也没来过一个。却对旁人说:离了我她也能活!
  可是,我却不能!即使我对她有很多不满。然而孩子总还是十分可爱的!我一想起那孩子的乌亮墨黑的大圆眼,和他那“牙牙”欲语的神气……我就十分怀念!终于还是我先去找她去了!哪知道一见她,她却向我一挥手:“今天工作太忙,改日来吧广
  我说她真是个倔强的人。这评语,越来越觉得确切了!特别是又发生了几件事情以后。
  当她到了那机关不久,找来了一个保姆:姓陈,叫小娟。样子很灵俐,她爸爸是个蹬三轮的工人。
  那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在她机关里。那“老妈子房”里的掌柜,领着小娟来上工。一进门,抬着我们俩,对小娟说:这是小少爷的母亲,这是……”
  小娟毕恭毕正的向她鞠了个躬。叫了一声:“太太!”哪知道我的妻,一听“太太”两个字,就像是叫蝎子螫着了似的嚷起来:“呀!呀!别叫别叫!我不是‘太太’!我是我是……我们解放军里头没有‘太太’!我姓张.你叫我张同志好了!记住!我叫张同志!要不你就叫我大姐!”我说着就把小娟拉到炕上,和她并排坐下了。弄的那“老妈子房”的掌柜。
  先是奇怪,接着也笑了:“对对!叫张同志!‘太太’那名儿,嘿嘿!不时新了!太封建!太封建!”
  我的妻马上就给小娟上起政治课来:说她自己也是个穷人,曾经受过旧社会的压迫;后来共产党来了,她就参加了革命,得到了解放……因为工作太忙,孩子照顾不了,所以请小娟来帮忙,这样,她对小娟说:你也是参加了革命工作,咱们一律平等!和旧社会在老妈子完全不一样……等等。
  小娟听得很高兴,不住嘴地说:“您说得真好!您说得真好!”小娟这孩子,虽说是灵倒,可是记性并不好!一不小心,常常又叫“太太”了!每逢这功夫,我的妻决不放松,一定及时纠正,并且又得上一堂政治课!弄得小娟反倒很不安了!
  自从小娟来了以后,我的妻几次三番给我打电话:要我给小娟找识字课本、执笔墨纸砚……并且还给她订了学习计划:一天认五个字、写一张仿……一星期还有一堂政治课。我的妻自任文化教员兼政治教员。
  每次周末的晚上,我去找她的时候,总是见她在给小娟上课,一板正经地念道:“穷人、要、翻身、团结、一条心、永远、跟着、共产党、前进”小娟就跟着念:“穷、人、要、翻、身”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感动了!心想:她真是个倔强的人呵!
  有一次周末的傍晚,我们从东长安街散步回来,看见“七星舞厅”门口,围着一圈人。过去一看:只见有一个胖子,西服笔挺,像个绅士,一手抓住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一手张着五个红萝卜般粗的手指,“劈!劈!拍!拍!”直向那小孩的脸上乱打,恨不得一巴掌就劈开他的脑瓜!那小孩穿着一件长过膝盖的破军装,猴头猴脑,两耳透明,直流口水……杀猪般地嚷着:“娘嗳!娘嗳!”嘴角的左右,挂下了两道紫血……
  看破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抄着手的、微弯着头的、口含着烟卷儿的……但是,都很坦然!
  这情景,在我看来,也已经是很生疏的了!觉得很不顺眼,正想问问,忽听得人群里有人喝道:
  “住手!你凭什么压迫人!”嗓音又尖又高。
  一瞬眼间,我突然发现: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她,是我的妻!这时候,她昂头挺胸地站在那胖子的面前,正像武侠小说里所描写的——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容的神气!我突然觉得精神上有点震动,但同时,马上又模糊地想:她真是好管闲事!不知道怎么着才好……
  那胖子仍然一手拧住那小孩不放,一手贴到花领结上,很有礼貌地微微一笑!心平气和地向围着的人们说:“这小手,太可恶,太可恶!不知道的人,以为我压迫人,其实,不然!我这个舞厅,是在人民政府里登记了的,是正当的营业,是高尚的娱乐!拿捐,拿税……而他,这孩子,却用石头子儿,往里——”他一挥手:“扔!如果,把我的客人们,全撵走了,那么,我——又当如何呢……”他还想接着演讲,却叫我的妻打断了他的话:
  “你说得对!这孩子扔石头子儿,也可以说是一个错误!可是,我们是有政府的有秩序的!不是无政府主义!就说他犯了天大的法,也应该送政府法办!你有什么权力随便打人?嗯?有什么权力?你打得他满嘴流血,好像你还受了屈似的?嗯?让大伙儿评评理!”
  这时候,人群里就有人嚷起来:“对对对!这同志说得对!”有一个苦力模样的人,也就走到那胖子面前,转过身来,指着那胖子向大伙儿说:“这位先生说的不仅!这小孩儿是往舞厅里扔了一个石头子儿!我亲眼看见的……”
  胖子马上微笑点头,“诸位听着!不假吧!光凭我一个人说不行!不行!”
  那苦力接着说:“可惜这位先生说得不全!那小孩儿凭吗平白无故的扔石头子儿哩?是那么一回事儿:刚才他在舞厅门口向客人们要钱,这位先生撵他走,他走慢了一步,这位先生‘拍!’的给了他一个响锅贴(耳光)!回头,过了一会儿,这小孩就扔了个石头子儿,就又叫这位先生抓住了。这我也是亲眼看见的!现时不是那个世道了,是人就得说实话!”
  胖子显得有点不安了,掏出一块小花手绢来不住地擦额角,对我的妻说:“同志!我认错行不行?”说着掏出了一张五百元的人民券,向那小孩一伸:“给!实精吃!哈哈!”
  那被打了一顿的小孩,好像一切的仇恨,马上就消失了!把嘴角的血一擦,正想伸手去接,却马上被我的妻喝住了:“别拿!太便宜啦!一顿巴掌只值五百块钱?”
  胖子马上伸手到口袋里,慷慨地说:“再加二百!”
  我的妻却发了大火啦:“嗯!你真明白!你以为还在旧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使鬼上树?哪怕你掏一百万人民券,也不能允许你随便压迫人;随便破坏人民政府的威信!走!咱们到派出所去!咱们是有政府的!”
  围着的人也就说:“对对!”
  结果还是到了派出所。
  那胖子先生认了错,表示切实悔过。于是罚了他二千元人民券,赔偿给那小孩作医药费。同时也批评了那小孩,以后不要扔石头子儿。
  我跟随着我的妻从派出所回来,她很兴奋地问我:“刚才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我说:“我有什么说的!那样的事,在城市里多得很,凭你一个人就管清了?这是社会问题,得慢慢……”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叫她打断了:“去鸡已的吧!不吃你这一套!我就要管!这是新社会,我就不让随便压迫人!我就不让随便破坏咱们政府的威信!咱们是有政府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我连忙说:“对对对!正确!”同时也觉得有点好笑,我真想说:什么叫“无政府主义”?你知道么?瞎用新名辞儿!可是,我知道这句话是说不得的!
  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呵!我开始分析:她对旧社会的习惯为什么那样办憎恨?绝无妥协调和的余地!我想,这和她
  自己切身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她出身在贫农的家庭,十一岁上就被用五斗三升高粱卖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受尽了人间一切的辛酸,她的身上、头上、眉梢上……至今还留着被婆婆和早先的丈夫用烧火棍打的、擀面杖打的、用剪子绞的伤痕!共产党来了,她就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革命!为着自己的命运战斗!革命对于她,真可以说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绝无后退的路!
  她曾经在游击区跳沟爬墙,和日本人、汉奸搏斗!她的手杀过人……
  她曾经在老山沟里的军火工厂里,制造子弹、装配步枪……响了突击生产,把右手的食指在“压力机”上撞下了一小书指头,成了一个疙瘩……
  日本人来“扫荡”了!她率领着一班女工,连夜抢着机器,淌过齐大腿根的水去“坚壁”。因此落下了“寒腿”的病,每逢阴雨,至今还隐隐发病……
  有一次深夜,工厂失火,她奋勇当先,率领了二十五个女工去抢救器材,差一点没烧死在火里……
  在这些艰苦的日子里,她开始学习认字,写字……终于学成了“粗通文字”……
  在一九四四年,她当选了“劳动英雄”。出席晋察冀边区第二届英模大会,我记得当她在大会上作完了典型报告的末了,她举着胳膊宣誓似地说:“……在旧社会里我是个老几?我只值五斗三升高梁米!这会儿大伙儿说我是英雄!叫我来开会,让我上台说话……唉!没有共产党哪会有我呵!我愿意为着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彻底的解放,流尽我最后一滴血!”——那时候我在大会上担任收集和整理材料的工作。组织上分配我给她写传记,我们整整谈了三个晚上。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爱上了她。

  四 我们结婚三年,直到今天我仿佛才对她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
  那一切的苦难,使她变得倔强。今天她来到城市,和这城市所遗留的旧习惯,她不妥协,不迁就,她立志要改造这城市!因此,有些地方她就显得固执、狭隘……甚至显得很不虚心了!特别是对于我更是如此。也因此使得我们之间的感情有了裂痕!但我对她依然还很留恋,还没有决心和勇气断然和她决裂!特别是当我比较清醒的时候,仔细想来,我们之间的一切冲突和纠纷,原本都是一些极其琐碎的小节,并非是生活里边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我决。心用理智和忍耐,甚至还就,来帮助她克服某些缺点!
  我以为,我对她的分析和结论,已经是很完满很公平,而且没得这样做,对我来说是仿佛将要牺牲一些什么!
  哪知道她还并不如我想像的那样!
  首先是她的某些观点和生活方式也在改变着:最明显的例子是:她现在所担任的工作是女工工作,在那些女工里边,也有不少擦粉抹口红的,也有不少脑袋像个“草鸡窝”的……可是她和她们很能接近,已经变得很亲近……有一次,我故意问她:“你不是很讨厌那些擦粉林口红,头发像‘草鸡窝’的人么?”她却很认真地教训起我来了:“你不能从形式上、生活习惯上去看问题!她们在旧社会都是被压迫的人!她们迫切需要解放!同志!狭隘的保守观点要不得!”哈哈!
  她又学了一套新理论啦!
  同时,她自己在服装上也变得整洁起来了!“他妈的”“鸡巴”……一类的口头语也没有了!见了生人也显得很有礼貌!还使我奇怪的是:她在小市上也买了一双旧皮鞋,途是集会、游行的时候就穿上了!回来,又赶忙脱了,很小心地藏到床底下的一个小木匣里……我逗她说:“小心让城市把你改造了啊!”她说:“组织上号召过我们:现在我们新国家成立了!我们的行动、态度,要代表大国家的精神;风纪扣要扣好,走路不要东张西望;不要一面走一面吃东西,在可能条件下要讲究整洁朴素,不腐化不浪费就行!”我暗暗地想:女同志到底是爱漂亮的呵!但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她不容易接受人家的意见,不认错的毛病,恐怕是很难改变的!
  可是随着时间的前进,我又发现我对她的了解不但不完全,而且是相反的!我总还是习惯从形式上去看问题!
  有一次周末,我去看她,她独自抱着孩子坐在炕角里沉思。我说:“小娟呢?她吃饭去了?”她不安地说:“不!她走了!”接着她就告诉我:她们机关里有一个本地做饭的大师傅,有一只怀表,在昨天早晨开饭的时候不见了!恰好这时候,只有小娟到伙房里去倒过水,旁人没去过!同时,早先机关里在拾掇大客厅的时候,她捡了几个扣子。所以就有人怀疑那只表也是她拿的!另外,早先有些同志也嚷嚷过,有的说丢了个化学梳子,有的说丢了一块毛巾……那大师傅也没和别的同志商量,就去找我的妻,肯定说那只表是小娟拿的!要我的妻向小姐追究。于是,她就问小娟拿了那只表没有?问的小娟直啼哭,一口咬定说:没拿!并且说:“大姐!要是我拿了,就算对不起您的一片好心!”小娟这孩子个性太强,受不了这,马上非走不解!挡也挡不住!
  可是,就在这天晚上,大师傅自己又把表找着了!
  这一下,我的妻的激动和不安,真是无法形容!翻来复
  去,一夜没睡好觉!她对我说,机关里那么多的人为什么不怀疑旁人,偏偏就怀疑是小娟拿的表?你说老干部们都受过锻炼,决计不会拿的,这倒也是理由;可是机关里留用的旧人员很多,他们也没受过革命锻炼,那么为什么不怀疑是他们拿的呢?她说:“这是什么观点?这还不是小看穷人么?”我说:“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鸡毛蒜皮的一点事!”她说:“什么?这是思想问题哩!”
  第二天清早,她让我陪她到小娟家里去走一趟。我说:“那又何必呢!人已经走了!要是让她知道表又找着了,她爸爸说我们诬赖人!老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对我们的影响很不好!”
  她说:“不!我们错了,为什么不认错呢?要不,小娟一辈子一想起这件事,就要伤心!影响更不好!”
  可是,我还是认为不去的好!说实话,也就是说:我没有那样大的勇气!她说:“你给看孩子,我去!”我又怕孩子啼哭了没法治!只好硬着头皮,抱着孩子跟她走了!
  到了小娟家里,只见她爸爸在拾掇车子,一见我们,就显得很尴尬说:“那表的事我知道了!昨天晚上我就揍了她一顿!对她说:咱们人穷志不穷!要是你真的拿了,我的老脸往那里撂?你不说真话,非打死你不解!刚才,我又接了她一阵子!她可还是一口咬定:没拿!我正想找您去说说,我这孩子顶老实,手也严实,敢情也不准是她拿的!”
  我听了,胸口直打扑通,而她反倒很镇静很自然,微笑着说:“不!大伯!我是来赔不是的!表已经找着了!不是小娟拿的!请你原谅!”
  正在这时候,小娟从屋里出来了!红肿着双眼,扑到我的妻的怀里,两肩一耸一耸地哭了!我的妻摸着她的小辫,轻声地说:“小娟!你怪我不?”小娟哽咽着说:“不!大姐!您是,您是个,好人!您待我的好处,我,我,我这辈子也忘不了!”
  我发现:我的妻的眼里,“扑索索”地掉下两颗黄豆大的泪点,滴到小娟的头上!
  我们结婚三年,我还是第一次在人面前见她掉泪,那么个倔强的人呵!怎么今天也哭啦!
  从这以后,我有好几天感到不安,我在她身上发现了不少新的东西,而正是我所没有的!也正是我所感觉她表现狭隘、保守、固执……的地方!也正从这些地方,我们的感情开始有了裂痕!我想到夫妇之间的感情到底应该建筑在什么基础上……我们结婚三年,到今天,我仿佛才觉得对她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我真应该后悔,真应该像她过去屡次严肃地向我说过的:需要好好地反省一下了!
  我正想不等到周末,就找她去深谈一次,恰好那天傍晚,我正在整理劳资关系的材料,她倒来找我了!我觉得有些不寻常,因为在平时她是轻易不来找我的!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没事就不许来找你么?”坐了好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最后,她说:“到你们屋顶平台上去坐坐好么”’我说:“好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有点发跳,我怕要发生什么不能推测的事情了……
  到了屋顶上,坐了一会儿,她忽然说:“我犯了错误了!”我不觉吃了一惊:“什么?”她笑了,说:“也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接着她就说:昨天她们区里,西单商场有一家皮鞋铺里的一个掌柜,嫌学徒晚上到区里开会回去晚了,把那学徒骂了个狗血喷头。那学徒找区工会办事处,她一听就生了气,跑到那铺子里把那掌柜训了个眼发蓝!走路的人都围过来看,觉得很奇怪。今天区里开检讨会,同志们批评她:工作方式太简单;亲自和掌柜吵架,对那学徒也没好处,有点“包办代替”,群众影响也不好!并且还批评她的工作一贯有点太急;恨不得一下子就把社会改造好。同时太不讲究
  工作的方式方法……。
  她说完了,叹了口气,把头靠到我的胸前,半仰着脸问我:“这该怎么着好?”我说:“你没接受批评吧?”她摇了摇头:“那里!自己错了,还能不接受?那怎么算是个同志呢?我都坦白地接受了!”我说:“那就算了!还有什么难过的呢!”她忽然紧握着我的手说:“唉!只怪自己文化、理论水平太低!政策掌握得不稳!不能很好地完成党所给我的任务!以后你好好帮我提高吧!”
  我说:“这是一方面。可是你也不要把自己的优点忽略了!比方拿我来说:文化上——初中毕业;革命历史——和你一样;工作职位——我是个资料科科长;每天所接触的是工作材料、总结报告;脑子里成天转着的是——党的政策。按理说,对于现实生活里边所发生的问题,应该比你有更锐利的感觉,应该更是是非分明。可是在这些方面我还不如你!——你不要笑!这是真话。我参加革命的时间不算短了!可是在我的思想感情里边,依然还保留着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脱离现实生活的成份!和工农的思想感情,特别是在感情上,还有一定的距离,旧的生活习惯和爱好,仍然对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甚至是不自觉的。——你有这个感觉吗?而你呢?虽说文化水准、理论知识、工作职位都比我低——这也是真话。可是你倔强、坚定、朴素、增爱分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有着很深的阶级仇恨。心和同情。心。可是你确实也有点急躁情绪——恨不得一个早起的功夫就把社会改造好。因此,常常喜欢用简单的工作方法方式,问题想得不够深不够远。你和我的这些缺点,都会阻碍我们的进步,不能更好地来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我相信:在党的教育下加上自己的努力,我们一定都会很快进步的!你记得我们在‘抬头湾’的时候,同志们不是曾经好意地和我们开过玩笑吗,说:‘看你这两口子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我看,我们倒是真要在这些方面彼此取长补短,好好地结合一下呢……”我像演讲似地说了不少话,要是在往日,准是早被她卡断了!可是,她今天听得好像很入神,并不讨厌,我说一句,她点一下头,当我说完了,她突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不放。沉默了一会儿,她说:“以后,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不要老是说些婆婆妈妈的话;像今天这样多谈些问题,该多好啊!”
  我为她那诚恳的真挚的态度感动了!我的心又突突地发跳了!我向四面一望,但见四野的红墙绿瓦和那青翠坚实的松柏,发出一片光芒。一朵白云,在那又高又蓝的天边飞过……夕阳照到她的脸上,映出一片红霞。微风拂着她那蓬松的额发,她闭着眼睛……我忽然发现她怎么变得那样美丽了呵!我不自觉地俯下脸去,吻着她的脸……仿佛回复到了我们过去初恋时的,那些幸福的时光。她用手轻轻地推开了我说:“时间不早了!该回去喂孩子奶呵!”

  一九四九年秋天,初稿于北京。
  重改于天津海河之滨。
  原载《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

短评: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日为发端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曾经发生举不胜举的荒唐的批判。遭遇这种不公正批判的首难者是影片《清官秘史》,而小说横遭不幸的第一篇则是《我们夫妇之间》。这是一个短篇小说,作者是创作丰饶的萧也牧,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时值1950 年。小说发表后反响是强烈的,《光明日报》等四家报刊发表了推荐文章,上海昆仑影片公司很快将它推上了银幕。赞扬老认为“这是一篇具有一定思想内容的作品,情节单纯明显,描写细腻委婉。尤其在语言上更显得生动朴素,读起来也动人,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有感染力的短篇”。
  批判是从1951年6月开始的,《人民日报》、《文艺报》同时发表文章批评萧也牧及其小说。《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一文说,近年来文艺创作思想上存在着一种“脱离生活,或者是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不健康倾向”。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就带有这种倾向。文章认为《我们夫妇之间》的主要问题,小说描写夫妇之间的矛盾,把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的两种思想斗争庸俗化了;歪曲了革命知识分子形像和丑化了工农干部。这篇文章是一个信号,不少报刊从此对萧也牧创作展开批判。还有的文章认为,对萧也牧作品必须“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因为它“已经被一部分人当着旗帜,来拥护一些东西,和反对一些东西”。反对的“就是去年曾经听到一阵子的,说解放区文艺太枯躁,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没有技术等”;拥护的则是“一切属于你(萧也牧)的作品的趣味,和更多的原来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切不好的趣味”。
  据作者自己说,他写《我们夫妇之间》原想“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琐事,来表现一个新的人物”。据作者的老战友老朋友康濯说:“这篇作品同他本人的生活或许不无丝毫联系,如小说中所写,他这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就是在战争中同一位贫农出身的女工结婚的,进城初期双方也确有点矛盾。但也正如小说写的那样双方都是好同志,其矛盾并非偶然,也不难解决。”《我们夫妇之间》并非是毫无暇疵的作品,但它的确是从生活出发所写的内容与艺术很有特点的好小说。粉碎“四人帮”之后重评《我们夫妇之间》的一些论评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认为它“在建国初期,这是一篇敏锐干预生活的作品,很有现实意义”。对于一篇作品的不足当然可以通过正常文学评论进行批评的,但是对《我们夫妇之间》及其作者的某些批评已经离开了文艺争鸣的正确轨道,渗入了政治性的东西,将艺术真实与写正面、写光明等同起来,甚至出现了乱扣帽子与人身攻击的东西。
  萧也牧这位很有才华的作家,自40年代到50年代发表了不少好作品。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 年出版的《萧也牧作品选》,展示了他的创作足迹。但是他与许多优秀知识分子相似,其命运是不幸的,在他创作旺盛期惨遭批判,“反右”又剥夺了他的创作权,在“文章”期间被林版“四人帮”迫害致死。当我们欣读这篇佳作的时候,不会忘记在当代文学历史上因写小说而第一个横遭“庸俗社会学”的批判,从这场批判中亦可看到后来愈演愈烈的“极左”在新中国初期是如何摧残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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