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四库全书道教指南茗香文斋茗香文斋-补遗轩怡文苑
> 《明清小说外围论》

***
                 《明清小说外围论》

  于平著

  前 言


  江苏省是明清小说研究的繁盛之地。这里有众多的学者和名家,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在这样难得的人文环境下,我虽先天不足,却也得天独厚,能够接触到许多学术前辈,结识许多学术朋友,学到许多小说知识,并在闲暇的时间内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不成熟的见解记录下来,连缀成篇。
  翻检以前所写的论文难免浅显、零碎、粗疏,但却有一个特点:即总体上侧重于客体论的研究。客体论是小说研究中的弱项,是跨学科的。为求教前辈和同仁,我不揣孤漏,大胆将这些尝试之篇汇文成集,出版这本小书。
  客体论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文学创造和文学消费是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文化过程。这个过程浸润着社会思潮,反映着社会面貌,直接或间接地回答社会问题。其间有社会学的视角、文化学的视角、价值学的视角。它还与文学心理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信息学有着不解之缘。
  什么是文学创作的客体?客体就是社会生活。然而,这个社会生活很特殊,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和自然观上的物质世界。文学作为意识活动,既可以把物质世界作为创造客体,也可以把客观存在着的特定社会意识、社会心理、文化氛围、历史情境和作家个人对生活的体验作为创作客体。我能够找到这样的研究方向,其实并不是偶然的。我长期以来做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深知资料对于研究的重要性。我有幸师从赵国璋、李灵年等先生做一些工作。1985年我的第一篇习作《评宋元话本市民意识的两重性》,就是在李灵年先生的指导下,得以鄙陋之资厕身于"优秀毕业论文",被《明清小说研究》刊出的。自此,我便进一步深入到这一领域,在前辈学者的鼓励下间断地做一些微观研究。此后,我又师从南京大学宋林飞先生学习社会学、心理学;师从马景仑、韩陈其先生学习语言学。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不知不觉中把所学到的一点皮毛融入研究明清小说的思路中去了。
  照此看来,这本书该叫"明清小说客体论"的,但窃以为自己还没有进入研究的高境界,充其量只在外围,感到还是定名为"外围论"更妥贴。一来标明本书的理论框架趋向于客体研究;二来也表达对自己学术水平的自惭之心。值此,我要感谢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的吴圣昔先生、王同书先生等,没有他们,我不会如此认真地来做这件事。研究是一种享受。我时常为能抽暇读书而感到幸福。我为古代小说家们对生活的理解和表现而惊叹,常常禁不住拿起笔来,把一些画面草绘下来。本书中所选配的几幅画正是即时的涂鸦。我深知为文尚在"外围",为画更是戏笔。总之,不当甚或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各位前辈和同行批评指正。


  一、 社会论

  1、群体与价值意识的整合
  ——论明清小说的时代性


  明清时代,是白话小说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岁月。此时的白话小说不仅数量浩繁,而且以其辉煌的成就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在数千年中国文学殿堂中占据有很重要的位置。
  通俗小说能够成为文学的主流,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自诞生那天起,身份就不甚高雅。既无"登高能赋,可为大夫"的堂皇遭际,又不像"诗言志、歌咏言"那样受圣人青睐。它无"经"可"崇",也无"圣"可"征",注定了属于世俗民间。它的崛起经过一个文学的启蒙、继而诞生启蒙文学的艰苦历程。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产生了新的城市阶级。阶级使社会群体重新划分,群体的价值意识也必然出现不可逆转的整合。法国著名史学家、批评家丹纳把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称作"精神气候",他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文化是人群在特定条件下生存的表现,任何文化都有自己存在的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超时间、超空间、超人群的文化是不存在的。那么,明清小说建立在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上,又是由怎样的读者、作者群体介入进而完成形而上的文学活动的呢?
  假设文学活动是一个整体,那么,它是螺旋式循环的。它由四个环节:世界、作者、作品、读者所构成。人类生活的世界不仅是作品反映的对象,也是作者和读者共同生存的环境;读者这个群体不仅是阅读作者的人,而且是与作者生活在同一世界的人,双方通过作品进行潜在的精神沟通;作品是显示世界的"镜子",是作者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显现,又是读者能动接受的对象。本文所论及的侧重点在于小说的客体,即作者、读者群体价值意识的整合。价值观是社会文化中的最高层次,它表现出某个社会群体在特定环境下经过长期生活实践所形成的心理积淀和心理定势。然而,任何价值观并非亘古不变。社会的进步、文化的更新最终会动摇价值观的根基。说到底文化的变迁是价值观的变迁;价值观的变迁是生产者自身的革命。白话小说在明清时代的流行代表着一种时尚与群体行为,时尚即一个时期相当多的人对特定的趣味、语言、思想和行为等各种模式和标本的随从和追求。在中国谁不知道《水浒》、《三国》《西游记》?去瓦舍听《今古奇观》、《说岳全传》;去书肆秘访《石头记》抄本,几乎成了不同人休闲、评世的重要方式!明清文化的变迁,在长长的过渡期群体意识是如何消长的,可概括出若干内容,本文试图从四个方面加以叙述。

  (1)小传统加强,大传统弱化

  每一个民族文化中都有大传统和小传统,我们称雅和俗,即俗文化和雅文化,有文野之分。一个社会有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有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分野是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中流行和传播的文化;在基本群众当中和在统治阶层中流行的文化。两种文化风格各异,内容形式不同,也不完全同步,但两种文化处在同一个社会共同体中,它们之间有一种交流关系,大传统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浸透到民间文化,小传统文化又通过各种渠道升华为上层文化。小说一词在汉语中出现最早见于《庄子》杂篇中的《外物篇》,庄子所说的"小说",是指与"大达"对举的小道理。东汉时桓谭《新论》中也谈到"小说",但已不是指那种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理",而名之各种篇制短小、无法归类的杂书。一直到班固《汉书·艺文志》提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曰:"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小说的定义才与近现代的小说有了某种联系。《余嘉锡论学杂著·小说家出于稗官说》写道:"小说家所出之稗官,为指天子之士,即天子为察民之好恶,便使士采传言于市而谤誉于路,士所传民语便谓之小说。"可见,无论是"小道理"、"杂书",还是"稗官",小说都处于末流而为雅所不赏。它们不能与中国文学的大传统相提并论。中国文化的大传统是风骚。"三百篇"被抬上了"经"的宝座,并极力将其俗部分雅化,整理删定笺注训诂。骚辞则更是经雅人主体化的产物。从四言为主的杂言,到汉魏五言,诗的形式越来越严整,再经过南唐和初唐文人的反复雕琢,以近体律绝为标志,盛唐时已登上了古典诗歌的顶峰。其后的宋词和元曲,其演进的模式也是强辟蹊径,反复雕琢的。因而,这种阳春白雪只为文人学士和上层社会所生产和欣赏。它们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其态势的不断强化与封建社会儒家文化的群体规范和价值意识相辅相成。
  然而,下层民众也在我行我素地创造着里巷歌谣,南腔北调"下里巴人"。我国最初的白话小说出现在宋代。讲史和话本的创作者和欣赏者都是底层文化的大众。俗文学创作者大多是瓦市、瓦舍或瓦肆的说话人,欣赏者则是市镇里的那些小商贩、官匠、雇匠、店员、船工、苦力以及市井医生、民间艺人、商女、流氓、贫民等。瓦市的演出是市民群体所喜闻乐见的,因此聚集了大量的听众和观众。如此竟造就和养活了一支庞大的民间艺人和通俗文艺作者的队伍;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大众化的市民群体的娱乐方式。他们除了维持温饱外,在闲暇时只要花费几文钱就可得到艺术享受,消除生活苦闷,弥补精神空虚,还可间接获得宝贵的生活经验。话本虽然不雅,却成为大多数受众的精神食粮。以至于连落魄的文人也来问津了,一些"书会先生"长期生活在下层市民当中,受到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浸染,成为市民阶层的代言人。早期的通俗小说,比如元刊本《全相三国志平话》文笔粗疏简单,词不达意,粗具梗概,后来的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等人以自己的"雅"侵染俗文学,使小说文采斐然,面目一新。逐渐雅起来的俗文学蓬勃兴旺,任何鄙夷、压抑和焚毁都被都置之度外,无济于事。更让人注目的是征引"演义"的典故入诗入文的事越来越多。风气所及,文人们自己唱起"下里巴人"来。比如《儒林外史》越出俗文化的范畴,如同"世说"一般,成为雅文化的补充和组成部分。
  俗形式雅文学的文学格局从社会性来看已不是典型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是宋代社会以来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带来的变化。社会群体在群体规范和价值意识方面的变化无疑是深刻的。

  (2)真性意识加强,理念意识弱化

  宋明之际,随着儒文化理念的僵化,理教对人的禁锢越来越多。可是,下层意识仍然在不断觉醒,促使俗文学冲破层层禁锢,茁壮发展起来。被朝廷和地方称作"坏人心术"的淫词小说和戏曲传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浸入上流社会沙龙的。在中国,"文以载道"的思想源远流长,千年传统的礼教、伦理在人民的心上形成了坚固、厚重的沉淀,因此,自然本能、合理的欲念与儒家的纲常礼教常常发生激烈的冲突。
  宋元话本的作者首先觉醒了。他们熟悉市民生活,饱谙人情事故,他们的作品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以故事来阐发下层社会的人生哲理。他们总体上表现出两个毫不隐讳,其一,羡慕荣华富贵;其二张扬人性解放。二者一是倾向于物欲;一是倾向于情欲。这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完全背道而驰。比如通过对个人的肯定,塑造了卓然独立的平民形象。《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写郑州开笛艺人阎招亮慧眼识人,发现穷困潦倒的军兵史弘肇有"四镇令公"之仪,便把妹妹嫁给他,又发现无业游民郭威有"尧眉舜目,禹背汤肩","红光罩顶,紫雾遮身",非常仰慕,毫不轻慢。后来两人果然发迹。"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大富大贵的奇迹也会降临在普通百姓身上。平民百姓们异想天开了,他们的扭扭捏捏少了。观念上发生了革命。
  在宋元话本中流露最多的是肯定血肉之躯。拟话本有许多作品不光写爱情,而且写情欲,写以生理为基础的性爱。比如《张生彩鸾灯传》、《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写越州人张舜美上元观灯,与少女刘素香私自相爱,遂私奔同居,表现出市民对私通、艳遇的兴趣。整个社会对人性人欲似乎更宽容、开放。其实,桑间濮上的两性关系文人学士也未必不感兴趣,但是他们囿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思想,不敢作淋漓尽致的描写。对于女子违背封建礼教的举动,更不敢表现出支持甚或歌颂。
  这一创作倾向的巨大变化表达了市民阶层朦胧的民主要求,并开创了人情小说的传统。使中国文坛得以产生《金瓶梅》、《红楼梦》这样的巨著。

  (3)群体意识的加强,个体意识的弱化

  鲁迅把宋元话本的出现称作"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学的大众化,大众化的文学艺术必定是产业化的,在供求关系上是"市场经济"。创作文体必须迎合接受主体,才能争取消费者、创造经济效益。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供求关系,它不同于艺术为宫庭、官署或贵族士大夫家的演出,对象是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广大市民群众,性质纯粹是营业。既然作者、演出者、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经济联系,为了体现商业原则,市民文学作品必须是通俗、有趣并具有娱乐功能的。如此,作者作为一种新型文化消费的创作群体,必须弱化自我表现的个体意识;服从于听众需求的群体意识。
  群体意识表现在作品的内容上,当然要表达市民群众大多数人都感兴趣的群体情趣,诸如对人情世俗的玩味,对风流艳遇的企望,对达官贵人的仰幕,对实用主义的崇拜……同时,表现在形式上,与知识分子文学唐宋传奇不同,话本语言不能是典雅的文言而必须是通俗生动的白话。当时的民众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即使是都市里的商人所具有的书写和运算能力,掌握的人也不多。要使市民能听懂说话人的故事,话本必须是通俗的、"妇孺能解"的。话本、拟话本的结构形式吸收了唐变文的特点,由入话、头回、正话、篇尾四个部分组成,处处为了方便听众接受而精心设计。这种结构程式是凝固的、公共的,甚至是媚俗的,根本没有作者个人为表现自己的思想与情怀,为了内容的需要而创造的新的结构形式的空间。于是,作者个人意识不得不弱化到最低限度并听从于、服务于听众的群体意识。

  (4)近距离观照加强,远距离寄托弱化

  从社会意义上看,明清小说作者、读者的群体价值意识还表现在更加贴近生活。写实主义的兴起,缩短了小说与生活的距离,并带来了创作方法的根本性转变。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人从来都把自己看作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从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来看,我国古代历来有历史崇拜的习惯。在原始共产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权力之争,伦理道德上是一种原始的崇高风范。奴隶社会初期,统治者比封建社会显得宽厚仁慈。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奠基人孔子以"信而好古"作为自己的原则。他把文、武、周时代称为"小康",把更遥远的尧舜时代称为"大同",表示要"祖述尧舜,宪章文化"。自孔子之后,崇拜历史便成为汉民族的一种社会心理。以古圣人为楷模塑造自己成了社会改制、重建社会的标准。凡文人雅士作文的永恒题材就是崇拜古人,侈谈古事。《东京梦华录》中所记载的北宋说话的五个科目中"讲史"、"说汾"、"五代史",三个科目都是讲历史故事的。《都城纪胜》中所记载的南宋说话中的"四家"其中有两家讲史。"说铁骑儿"、"说经"中也有许多话本的内容发端于历史。圣人、英雄的故事象磁铁一样引人们的情感共鸣。这便是中国人生存状态、觉醒程度和心理需求的定势。
  西方现代小说家享利·詹姆斯认为:"小说生存的唯一理由是力图再现生活。"百姓们憧憬能在圣君贤相的统治下出现一个世道公正、安居乐业的清平世界,反映了百姓对君主的依赖。但是封建社会皇帝昏昧、奸臣弄权、土豪横行、兵燹连绵,一而再,再而三打破了百姓们的迷梦。由真命天子君临天下的太平盛世,由贤相忠臣缔造维持的公正世界,从永恒的理想变成了可望不可及的镜花水月。在这种情况下,君权思想的强大牢笼,再也锁不住近代民主主义的曙光。从宋元话本开始,白话小说显示出现实主义的某些端倪,其内容渐次全转换到百姓们的日常生活。白话小说的创作思维的定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标志着作家觉醒的代表作品是《金瓶梅》。
  《金瓶梅》是源自近距离生活的所得所感而创作的。它托言于宋代,其实写的都是十六世纪后期的社会生活。它毫不客气将《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中笼罩在人物、事件上的理想主义一扫而空,代之而起的是对世俗人生毫发不爽的真实描写。自此,中国白话小说的主流便沿着写实主义的道路坎坷向前,一路西去。
  《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并且在思想艺术上大大超过了它,这是人所共知的。《儒林外史》则把写实主义的方法发展到近代的现实主义。它的意义在于不仅写世态人情,而且摒弃了《金瓶梅》对低级的自然主义描写。它消毒了市民阶层的低级情趣,提纯了爱情,贯注全书的是对知识分子畸变灵魂和由这些知识分子所支撑的封建政治腐败因素的批判,充满了严肃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近代写实主义作品的成熟对封建社会全部上层建筑是深刻的反思和改造。从启蒙文学到文学启蒙,中国人文主义的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




  2、评《宋元话本》中市民意识的两重性


  当西方文学还在中世纪黑暗的笼罩下,反复咏唱着神权、帝王、骑士、贵妇时,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宋代已别开生面地兴起了用白话写成的以"市井细民"为主角的文学样式--话本小说。它的最初出现,至少比法国《列那狐故事诗》等城市文学早半个世纪;更先于但丁的《神曲》、薄伽丘《十日谈》两三百年;与日本的平民大众小说"御伽草子"相比,则几乎早了六百年。它的诞生,意味着在最古老的封建土壤上形成了新的民主思想萌芽。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凡中外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家、作品都鲜明地反映了当代自己那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激烈的新旧之争。作为一定社会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的文学作品,相应地呈现出时代的复杂色彩,不自觉地成为明暗杂揉、瑕瑜互见的矛盾体,这是不奇怪的。但丁站在历史的分界线上,《十日谈》为欧洲近代小说开端,《浮士德》总结了封建文学,"御伽草子"表明平民登上了贵族世袭的"物语"领地,托尔斯泰成为"俄国革命的镜子",都是因为它们的时代、世界观、作品中"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既使"他们的殿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但是,其自身反封建的光芒是遮掩不住的。他(它)们的著称于世,在于他们预示着未来的曙光。
  十世纪末,赵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使城市日益扩大繁荣起来。聚集在城市的市民阶层,一旦壮大,便顽强地要求表现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出身于市民阶层、站在市民立场上的小说作者,说话多取材于当时市民的生活,表现他们的理想、愿望。即使说的是前代,或其它阶级、阶层的故事,也无不与当代市民的喜怒爱憎息息相关。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中这样生动记述:"说国贼从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石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从一侧面形象地表明了话本小说与市民阶层生活和思想意识的血肉联系。
  但是,在政治上,当时的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有增无减。在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有一千多年儒家正统思想的枷锁,有与中国传统伦理合流的佛教"鸦片"外,更有根据宋代统治集团的需要来阐述儒家思想的程朱理学的新的镣铐。凡此种种严密的思想统治,使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杂揉着两种互相联系又互相排斥的矛盾倾向。一方面,经济地位的低下使他们萌发思变的愿望;政治制度的不合理导致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封建礼教的束缚加剧了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宗教迷信的劝世使他们渴望个性解放。而另一方面,与封建经济的密切联系又生成了他们的依赖性;政治法权的威压使他们妥协动摇;封建道德的貌似公允让他们常怀着负罪感;他们的痛苦只能在谶纬迷信中暂时缓解。
  从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的宋元话本篇目可以看出:小说话本的主题以表现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最多。在题材选择上我们不难发现:市民民主思想的萌芽是选择了封建统治阶级忌讳最甚但鞭长莫及的领域最先突破的。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同时,又一定程度地表露出市民阶层把个人幸福、个人利益看得至高无上的狭隘性。话本小说的作者和话本中人物形象身上的双重意识和双重性格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1)借助神意的外衣,肯定人的感情的价值。

  表现出人道主义倾向与封迷信色彩之间的矛盾种种维护封建制度的伦理、宗教,实质上都宣扬"天道不变,死生有命"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要人们甘心忍受现实的苦难,做俯首贴耳的羔羊。而人有没有享受现世幸福的权利?有没有争取到幸福的可能?宋元话本在小说的领域里首先提出了疑问。《勘皮靴单证二郎神》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不幸命运。宋徽宗后宫的普通妃嫔韩夫人,因不堪忍受禁闭式的生活,在明媚的春光里奄奄成病。只一偶然的机会,她见到了木雕泥塑的二郎神,竟会生出一段爱慕之情。结果,让坏人钻了空子。韩夫人所以上当受骗,只因为她极少有机会与男性接触,正常的情感得不到伸发。而皇帝后宫里却笼禁着三千这样的妇女。《志诚张主管》里给领军统帅王招宣做妾的小夫人,只为"一句话说得破绽些"说被"情愿白白里把与人"嫁给了"须眉皓白"的胭脂绒线铺老板张员外。出于爱惜青春和对买卖婚姻的不满,她主动去追求店里青年伙计张胜并私赠钱物与他。但终因处处越轨,愿望不遂,被迫自杀。对于韩夫人、小夫人的可悲遭遇,作者的态度基本上是同情、不平的。客观上控诉了封建制度扼杀人性的罪行。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方面有统治阶级公开合法的淫乱,作为封建婚姻的补充,另一方面又有板着面孔的孔孟之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张生彩鸾灯传》中的刘素香、张舜美无媒自合,在一个灯宵之夜相爱。舜美愧己在穷途,无纤毫奉报。素香却说:"我爱子胸中锦绣,非图你囊中金珠。"情愿与舜美私奔。他俩感情深沉、专一,与"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的儒家伦理,"与"灭人欲而存天理"的程朱理学完全背道而驰,也说明了爱情并不象佛教所宣传的那样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可以启发人的智慧、鼓舞人去争取幸福的可贵情感。《玉通禅师私红莲记》不无讽刺地写道:临安府水月寺住持玉通禅师相传为古佛出世,修行已经五十二年,眼看就要修成正果,却被一个妓女一番哄骗就破了色戒。这是客观上向禁欲主义挑战的一篇作品,写出了佛门的清规戒律抵挡不住人的正常情感,多少表现了对宗教藩篱的冲击。
  可惜,在宋元话本中,对封建禁锢的宣战,缺少一种理直气壮的气势。揭和尚的疮疤是为了宣扬"前世欠宿债,今生转来还"的因果报应,说明佛法无边。张舜美的散而复聚则更是神的一手安排。藉着神的帮助和指点,他们才得遂生平意愿。作为意识形态,宗教本来是自然和社会力量以虚幻颠倒的形式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神是创造出来的,"神权"其实又是人的愿望和意志的体现。宋元话本的作者当然不可能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他们不是无神论者,没有胆量宣布"神"根本不存在。在冥冥中,他们要寻找一个证明自己正义的力量。于是就很自然地借着神灵的光圈,把自己的意愿说成神的旨意。人权和神权本来是矛盾的两极,而话本作者在宣扬神意不可违时,已经偷偷地把神意篡改成市民阶层的人意了。他们的两重性就在于:自觉地宣传人对神的迷信,结果却不自觉地让"神意"被"人情"牵着鼻子走了。

  (2)用悲剧的结尾,来歌颂反抗礼教的战士。

  表现出对统治者必然地反抗与中间阶层习惯的妥协之间的矛盾"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教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这四种封建权力几乎联系着中国封建时代的一切社会问题。封建家庭是封建社会里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所有的社会问题总是又集中地体现在封建家庭关系上。《快嘴李翠莲记》中小康人家的女儿李翠莲敢于在封建家庭的湖面上投下一块反抗的石头。她姿容出众,书史精通,又是干家务活的行家里手。但偏偏"生得有志气",能说会道,事事都有自己的主张。封建礼教规定妇女要"三从四德",只有做家庭奴仆的义务,而李翠莲在出嫁前后的短短三四天里,却丝毫不肯逆来顺受。她针对礼教的种种不合理约束,放开喉咙,发泄不满,事事争取自决权。顿时,在全家掀起了混乱和骚动的波澜。公婆、叔嫂、小姑个个指责她。但她寸步不让。即使被丈夫休了,仍坚信自己行得端,走得正,不悲伤,不后悔。
  李翠莲对封建礼教的反抗,直接冲击着夫权。《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女主角周胜仙对封建门阀观念的反抗却与父权(即族权)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她在金明池的茶坊里与青年范二郎相遇,"四目相视,俱各有情,"就机智地假装和卖水人吵架向范二郎暗示爱慕,这样的行为已大大超过了礼教的范围。然而当她要求以正式的方式与范二郎结合时,却敌不过父权的淫威了。周大郎是个贩海商人,属于上层市民,既看中金钱,又看重门第。他本想通过自己的财富和女儿嫁给大户人家,挤进封建统治阶级的行列,没想到女儿要下嫁给"高杀也是个开酒店"的范二郎,从根本上妨碍了他的利益。于是,他就蛮横地利用封建家长的特权,破坏女儿和范二郎的婚事,把女儿活活逼死,还大骂她是"辱门败户的小贱人"。周胜仙死后刚刚活转过来,就又不舍不弃地去寻找范二郎了,直至做了鬼,仍然设法和情人梦中团圆。
  《白娘子永镇雷锋塔》中的白娘子,在民间传说中原是一个妖怪形象。由于人民的喜爱和肯定才从一个蛇精发展成具有进步的市民情操的反封建妇女形象的典型。她追求的爱情是自由婚姻。夫妻互敬互爱,完全不同于妖怪的淫欲。婚后,她对许仙既关心照顾,又忠诚忍让,更说明她是以人的身份建立家庭,并希望与丈夫"百年偕老"的。她的有情有义使许仙和"妖怪"自由结合后竟生活得十分美满。然而,封建势力却不允许他们过下去。道士看出"妖气",想画符镇白娘妇;李将仕要在肉体上占有她;法海宣传色即空,凶残地把她压在塔下,都是企图巩固封建统治的精神基础--等级观念。为了保卫自己和许仙的幸福生活,白娘子奋起反抗。直到被收入钵中,仍然不肯自行现出本相,这种坚强不屈的精神相当动人。令人痛心的是:白娘子竟是被自己的丈夫收入钵中的。小店员许仙身上既有小市民善良老实的一面,又有自私胆小的一面。他的一再轻信和对李将仕的容忍都是佐证。尽管白娘子对他那么好,他仍然反恩为仇,表现出动摇的负心汉的面目。这种软弱颟顸的性格在小市民中颇有代表性。如李翠莲的父母,见女儿被婆家休了,面子上不好看,便终日埋怨,迫使女儿只好出家。又如范二郎对周胜仙的生死追求根本不能理解,胜仙费尽苦心好容易与他相会,他却把她当作鬼魅不分青红皂白地打死了。市民中比较平庸的人物许仙、翠莲父母、范二郎与市民中优秀分子白娘子、李翠莲、周胜仙之间的爱与惧、恩与仇的矛盾,本质上是市民的愿望与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许仙等人最后成为敌人的帮凶,从某程度上概括了中间阶层的特点:处在被统治者地位,具有必然的反抗性,但反抗极其有限,一旦受到封舆论和封建势力的重压,便不击自败。正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妻子、女儿、情人视为异物,而把官绅僧道、封建礼教视为神圣,封建势力才可能通过他们发生作用。李翠莲的嘴终于被封住、周胜仙第二次被钉进棺材、白娘子遭到永镇塔底,这样正面人物被反面化,反面人物被如法海却被当作"真僧"的结局也反映了作者的爱憎不甚分明。

  (3)寄希望于当政者贤明,以求实现进步的生活理想。

  表现了创造新生活的觉悟与安于旧秩序的麻木之间的矛盾宋人话本《碾玉观音》诉说得是一对男女青年为摆脱奴役、争取自由和封建强权发生冲突的故事。养娘璩秀秀本是市井劳动女子,工于刺绣。只因做裱褙匠的父母"家寒",哪讨钱来嫁人",决定了她"只有献与官员府第"当奴婢的命运。在大官僚咸安郡王府里,她爱上了碾玉匠崔宁,并双双逃走,在自家门口挂着"行在崔待诏碾玉生活来"的招牌,过起自由的、独立的经营的个体生产的生活来。她追求的理想是经济独立、婚姻自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本来,咸安郡王已有过等到卖身期满就把她嫁给崔宁的许诺,而她却不肯驯顺地坐等封建统治者的"恩准",害愿冒着生命危险去当逃奴。这反映了她对封建人身占有制的不满,对封建统治者的不信任。尽管这一对青年触犯了统治者的尊严,遭到一再讨代,最后只有到另一个世界去做鬼夫妻,但是,他们创造新生活的主动性,却透露出市民阶层要求民主权利的强烈愿望。《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写的是上层市民大工场主汪信之的"事迹"。作者意在反映汪信之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一场可悲的误会。然而,却通过对他"豪侠"的歌颂,客观上肯定了一种有异于封建领主的生活方式和自信心。首先,汪信之的财势不是承袭祖业,而是带着冒险性质的白手起家,依仗的是手工业的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他早年只身从家中出走,全部财产只有一把雨伞,一路靠表演武艺,收几个唱彩钱,才来到有"耕冶可业"的淮庆。他在山上伐木,在庙中安身,纠合无业游民,烧炭冶铁,出市发卖。后来又开酒坊,办渔场,变成个大工场和大地主。表现出早期工商业者的创业精神和经营管理才能。他"使所用之人,各有职掌,恩威并著","以致湖内渔民、四方穷民,归之如市,解衣推食,人人愿出死力。"显然,他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其二,他不在其位,要谋其政,与封建士大夫的观念有天壤之别。他有一定的政治眼光,上书极言和议之非,要求率两淮忠勇为抗战出力,在民族矛盾危深的年代,表现出了不可多得的英雄气概,但因用世心切,于无意中得罪恶了小人,招致杀身之祸,从一侧面反映了上层市民要求参预政治的积极愿望和必然遭到的悲惨结局。其三,他仗义疏财,在生死关头牺牲自己,保全朋友和全家。这固然是受封建宗法观念和江湖义气的支配,也反映了新兴阶级的宝贵品质。其四,他的胆略、计谋也反映了大工商业者的特殊倾向。他独霸乡里,拉扰官吏,打击劲敌,手法狡猾冷酷。发起暴动时搞得惊天动地,在天荒湖巧设迷魂阵,俨然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凡此,都描绘出一个豪强、机智的人物形象。
  汪信之难道存心要与官府为敌吗?绝不。他在原料、商品、赋税方面可能与统治者有矛盾,但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他是不会造反的。因为,他和话本作者一样,是确信"皇家雨露宽"的。这篇话本的入话写了两个与正文截然相反的例子。一个是造得好鲜羹的宋五嫂,得到太上皇的好评,遂成巨富。一个是太学生于国宝,以词受知太上皇,被钦赐翰林待诏。作者因此认为,在南宋承平时,受到皇家恩泽的百姓不知有多少。象汪信之这样被小人诬陷激成大祸,乃是命也,时也,不能把帐记在当政者头上。这种明君清官的幻想很有代表性。如璩秀秀受尽咸安郡王的迫害,却不敢找郡王算帐,只把罪过推到郭排军的"闭嗑牙"上,认为只要惩罚了郭排军,避开郡王的烈火性,便万事皆休。事实上,"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的外衣。"可是作者和他笔下的汪信之等人恨的只是"畏懦刻薄,专一阿奉宰相"的奸臣刘光祖和二程,所以,汪信之谋反后,又会自首伏法;而新天子即位后,又会大赦天下,让汪信之的儿子汪世雄合家团圆,祖业尽复,这种百姓忠君,天子明察的幻想,正是市民意识两重性的又一表现。

  (4)做着追求功名财富的梦,又恪守侠义、善良的道德准则。

  表现了劳动人民进步的道德观与小生产者落后的私有观念之间的矛盾一定的社会心理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经验的反映。当整个社会存在着"交道奸如鬼"的恶劣风气时,受剥削压迫的下层人民,必然会出现对新道德的新期望。《万秀娘仇报山亭儿》歌颂了侠肝义胆、反抗强暴的行为。茶坊主的女儿万秀娘被强徒掳掠,落入虎口,后又被强徒苗忠骗卖给他人。偷儿尹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了救秀娘逃跑,他险些被人用枪戳死,回到家,又挨了不明真象的老娘三、四拐杖。秀娘为感激尹宗的救命之恩,要以身相许。尹宗却以义自恃,始终以哥妹相待。最后终于牺牲了自家性命。一个偷儿,有这样高尚的行为,不是偶然的。他的义举是建立在与秀娘有同样的悲苦命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情基础上。所以与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愚忠、愚孝、愚义、愚信有一定的区别。而秀娘泾渭分明,知恩报恩,智报家仇,也受到作者的肯定。点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许多下层市民所遵循的信条。《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中酒店女儿爱爱是又一个好例。一年清明节,吴员外的独生子吴清慕名来到卢爱爱的酒店与之欢会,不料被爱爱父母冲散。爱爱相思而死,香魂不散,竟跟随吴清做了一百二十天夫妻。吴老员外得知后如临大敌,急忙求救于道士,阻塞这"邪鬼"。吴清也听信谗言,欲杀爱爱。善良的爱爱并未因吴清反目就怀恨在心,反而是为吴清治好了病,救他脱出囹圄。并且为他安排了一个锦绣前程:让他得以与曾在金明池上邂逅、十分爱慕、无缘接近的褚爱爱结成夫妻。怀着深重的情意牺牲自己成全他人,这种行为时常发生在市民阶层的人身上。
  市民阶层的道德准则是他们低下的政治、经济地位的折光。市民阶层在道义上肯定侠义善良,但是囿于私有观念,又无不歆羡荣华富贵,甚至欣赏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投机取巧的手段,表现出不遗余力追求发迹变泰的一面。这在上层市民中尤为突出。万秀娘的父亲万三官人为了发财致富,刻薄至极。他发现自幼在茶坊的佣工陶铁僧,背着主人拿了五十钱,就在发雷霆:"你一日只做偷我五十钱,十日五百,一个月是一贯五,一年十八贯,十五年来,你偷了我二百七十贯钱……",不但赶走了陶铁僧,还招呼襄阳府所有的茶坊都不用他。致使陶铁僧无处生活,铤而走险,当了强盗。这是个公开的反面人物。
  最集中描写小市民渴望发迹变泰的是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开笛艺人刘诏亮替东岳神开龙材笛,有机会获悉史弘肇将来一定会发迹变泰,就千方百计巴结他,一心想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有诗为证:"结交须结英与豪,劝君莫结儿女曹,英豪际会皆有用,儿女柔脆空烦劳。"作者通过刘诏亮的攀龙附凤宣扬了一种实用主义的交友原则,告诉人们,交朋友要瞅准目标。倘若是能够发迹变泰的人,哪怕再阴损缺德,也不要怠慢。因为他们终是英豪,一旦得道,自己也可随之升天。而没有福态的人,哪怕再柔情似水,也不必费神周旋,否则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在这里感情已成为盈利的商品,是赤裸裸的市侩哲学。
  宋元话本记载了市民阶层对封建制度的叛逆,暴露和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淫虐和残暴。其中优秀的篇目,至今还能感动和激发我们对人民、对祖国、对美好品质的热爱,对剥削阶级腐朽意识的仇恨。但是,它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不可避免地蒙着一层封建思想的灰尘。市民阶层的民主愿望再进步,也摆脱不了历史的规定,反抗意识再强烈,也突不破阶级的局限;社会理想再崇高,也越不出自身经济利益的范围。肩负宋元学使命的人们,头脑中通向未来的路为什么会受到偏见的封锁?究其原因,除了他们长期接受封建思想的熏陶,不可能有彻底的反封建觉悟外,直接的社会原因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市民群众被封建统治者掠夺屠杀远不及广大农民之甚。因此,他们的反抗也大逊于反封建反压迫的主力军--农民,从未达到明火执仗,揭竿而起的地步。其次,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市民阶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的意识终究不是社会的主导思想。他们或来自农民;或是应仕未达的穷儒生;或从统治阶级中落魄而来。因而象一盘散沙,力量脆弱,根据各自经济地位的高低,对封建统治阶级或依附或反对,且表现为种种不同程度。加上小生产者狭隘的眼界和利益,也注定了他们必然是自私、保守、怯懦的。
  按照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任何事物自身都包含着它的否定方面。市民意识的幼芽是在板结厚硬的封建土壤中孕育出来的。它的顽强生命力给人以启示:任何一种古典文学样式自身的发展,很大程度要受其民主性因素的支配。宋元话本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开了通俗易晓的白话小说形式的先河;破天荒地把劳动群众当作正面歌颂的对象引进艺术殿堂,表明文艺走向了为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历史道路。它的出现为后世涌现出一批充满民主活力和艺术光彩的优秀作品开了一个泉眼。带动了明后期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直接影响着《水浒》的成书;启发了《金瓶梅》和不朽名著《红楼梦》对家庭题材的描写。它又为戏剧在题材、表现手法上提供了借鉴,共同形成元明清文学的主流。如果说晚清时期围绕着文以"载道"或文以"言情"的争论,其意义相当于欧洲的文艺复兴;那么,宋元的小说、戏剧就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曙光,是封建的载道文学向近代的言情文学过渡的标志。它是宋代理学喧嚣中的一声清钟,是封建文苑爆发出的第一朵迎春花,是黎明前来到东方天空的启明星。





  3、《雪月梅》创作意蕴和时代背景探释


  取法《金瓶梅》以主人公姓名联袂成书名的《雪月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失于脸谱化,这大致是其主要弊病。可是,《雪月梅》艺术地再现了嘉靖间朝廷与百姓抗倭入侵的史实,诚不可多得。雍乾间,新起的殖民主义国家觊觎我国领土,蠢蠢欲动,触发了国人在小说创作上前事之师的描写,其中当属《雪月梅》篇幅浩大,具体生动。然而,《雪月梅》并不是为救国救民,欲振聋发聩;出于愤世忧时,才借古谕今的,深谙背面敷粉之法的作者苦心经营的是什么?

  (1)纸上"黄梁"的由来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有一群人伴随其主子活跃在社会舞上,这就是谋士、门客、幕僚阶层。这个特殊的文化阶层,在思想层次上属于怀荆负璞,有志于大济苍生和鸿国之志的精英人物阶层。从人格特征上看,他们原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不同流俗之士,却又把理想寄托在君主统治这张皮上,为了登上施展浑身解数的舞台,必须首先在高门大户的屋檐下找到立足之地,以抛售智勇,促成自身价值的实现。再从他们的社会功能和自身归宿看,其价值的实现很大程度取决于客观因素,如必然的因素:一个需要巨人又产生巨人的时代;又如偶然的因素:不但腹中要有计,而且身外要有遇。受困于种种羁绊,他们的命运常常是主客观相脱离的,悲剧式的。其结局不是因功高震主,"狡兔死,良狗烹",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
  "史记以文运事,《水浒》因文生事"(金圣叹《水浒》"读法")。同样是因文生事,言情小说不同于讲史可以"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章学诚《丙辰札记》);亦不象传奇、侠义,可以进行更多的"设幻",它的题材虽为最贴近时代的市井生活,却与朝廷大事和政治形势保持了相当的距离。《雪月梅》可以说是有悖于常规的。它以岑秀与雪姐、月英、小梅三位小姐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偏偏不入花前月下、才子佳人的窠臼,展示的是从边防到内地纵横八百里的广阔天地,蕴动着的是从朝野到敌营四海翻腾的战争风云。声势之浩大,犹如海啸山呼;人物声口的逼真,又有如古时善艺者上乘的口技表演。其前朝史事出神入画的借用,生动地实践着"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由我"。(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的原则。显然,作者是把时代背景当作人生戏剧故事的舞台来搭建的。生活在这个舞台上的人物原形,正是那些不甘被埋没;抑或孤芳自赏,陶醉在往日的才华横溢中;抑或抱憾与明君失之交臂,怀才不遇;抑或"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苏轼《论贾生》)的失志文人。而幕客、谋士又不同于一般失志文人。他们在总体上具有依附人格,带有更多的愚忠色彩。但即便有大树作盖好乘凉,却又被浓荫遮蔽了自由伸展的空间。《雪月梅》创作意蕴可从作者身世、董孟汾的释评及小说本身窥见端倪。
  抒怀之作与游戏之说。《雪月梅》开篇有诗曰:"盛世雍熙崇礼乐,万方宁谧戢干戈"。"野老清闲无个事,拈毫编出太平歌。"月岩氏"读法"亦称:"凡此作者必有缘故,《雪月梅》却无缘故,细细看去,是他心闲无事,适逢笔精墨良,信手拈出古人一二事,缀成一部奇书。"似此,《雪月梅》被标榜成自娱的游戏之作。然而,就在同一篇"读法"中,月岩氏又自相矛盾地举司马迁:"诗三百,大抵贤圣发愤之作也"为证,料定作者"胸中别有许多经济,勃不可遏",定要发泄出来。两者间的抵牾把读者引入了泥淖。究竟孰是就非?《雪月梅》的作者陈朗一生不利于场屋,又久居人檐下,年过"杖乡",发愤著书,不平之气,始得喷发。他所扮演的人生角色是一个满腹经纶却壮志未酬的官府幕僚。无情的岁月和严酷的现实早把他的少年壮志击得粉碎。当有机会将鲲鹏之志展现在笔下,在纸上开出灿烂的花朵时,怎么能不借端于主人公去尽情实现那桩桩未竟的心愿?若是仅因录个题目,写出了自家的锦心绣口,就把创作时筹画的乐趣,和寄托理想的愉快等同于更深层次的思想内蕴,那就要犯认识上的错误。李贽、袁宏道就创作动机而言,把小说划分为述怀、借喻、劝戎、解颐四种类型。静观《雪月梅》,没有《西游记》那种在高层次上的幽默和灰谐,更不象狭邪小说只为博人之欢,释人之闷,有低级无聊之嫌。从作品中清晰地折射出一个失志文人的辛酸人生和突发奇想。其寄情抒怀,消胸中块垒之意甚明。
  儒家风度与豪侠气魄。八股科举导引着清代知识分子纷纷拥挤在通向仕途的羊肠小道上。但是,最终能完成"治国、齐家、修身"的读书人却寥若晨星。在到达理想境界的跋涉中,社会造就了一大批行为不端、灵魂变态的不逞之徒和迂阔之土。《雪月梅》却从正面下笔来褒扬那些符合封建"标格"的完美君子。儒家风范是其首要标志。他们一为封建统治阶级队伍的后备军,一为其队伍中的清官。或是如岑秀似的因奸雄迫害被排挤在统治阶级队伍外,或象王县令那样因不谙贪赃枉法之道放了任又被罢官,但美玉之质、长虹之气却缘豪不减。他们本来就是天姿俊雅、禀性温良、事母至孝、笃行好学的贤士。历经坎坷,经国济世的大志仍坚如磐石,万劫不复。这反映了陈朗希望以礼让道德来改造社会风气主张。然而,幕客们虽然有时朝为布衣,暮为卿相,论其出身,却多为一介寒土。于是,陈朗把不入规范的市民意识也领进了封建道德的圣殿。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呈现出较多的平民面貌。诸如扶困救弱、豪侠仗义,感恩图报、宽宏大度等。这表明了作者根据理想的需要对道德的自我完善所寄予的更高期望,以及所做出的种种设想。隐士蒋士奇便是一个洁身自好者。未遇时,不肯轻用其锋。象诸葛亮居身茅庐时,躬耕于南亩;元代耶律楚不仕时,在家里打坐参禅一般,视名利如浮烟。其旷达豪放,大有魏晋名士之风度;对待朋友却敦厚朴实,掏心挖肺,颇具侠士之气概:且通今博古,膂力过人,可连伏二虎。至使皇帝识其庐山真面后叹曰:如此神勇,"几至埋没英雄,今东西倭寇肆扰,若将弁俱得如卿,何愁不能歼灭。"更有甚者是鬼丈刘老封君和仙姬之女小梅的描写。这两个人身份特殊,名份更低,有着更浓重的下层社会意味。刘老丈生前是一商贾,在鬼域中将六亲无靠的孤魂雪姐收为义女,庇在庐下。小梅自幼会占星看相,算人通达,喜诙谑,生性豁达。她是最先与表哥岑秀巧结姻缘的,却亲手安排丈夫与有约在先的雪姐结婚,并为恩姐月娥作阀,三人同事岑秀。由此可见,陈朗在道德标准上恪守至善至美的孔孟之道;在择友标准上却推崇平民式的不论门第,真诚待人。最能集中体现作者道德主张的是:豪士必网罗人材,豪士必受人拥戴。扛鼎之才岑秀便是这样择友有方,众望所归的俊杰。他身上混合着达则兼济天下的大家气象和"苟富贵,难相忘"的哥们义气。在他周围,所见略同的英雄相濡以沫,作桴鼓之应。最后,滚雪球一般地形成一个封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知识分子"精英"集团。
  天生我才与人尽其才。"立言有本,故不觉淋漓婉转刻划如生。"《雪月梅》要立的不仅是儒雅的谋士,而且是孔武的力士。这些藏龙卧虎之士既能运筹帏幄于军国大机,又有超绝的胆气和武艺。在《雪月梅》五十条回目中,缀有英雄、英豪、壮士、奇才字样的地方竟有十八处。风云际会赋予他们以使命感,虽远居乡野,身处微末,却象孔子所说:"沽之乎?沽之乎?吾待沽者。"在表面之退掩饰下的待时以进昭然可见。第十一回中的一段对话是极好的印证:
  蒋士奇已有几分醉意,便觉得胸中有一段豪雄之气,勃不可遏,因对岑公子道:"大丈夫处世,也须要轰轰烈烈做一场事业,庶不虚此一生。若依靠了先人遗下的这几亩田园,老死牖下,岂不是与草木同朽?"……"如今分宜父子当国,又兼有鄢、赵辈为爪牙,是非颠倒,曲直不分,夏、曾、杨、沈之徒溅碧血,直堪发竖。必得一盖世伟人,方能扫除奸佞,整顿朝纲,与普天下忠良吐此一口怨气。"
  岑秀道:"物极必反,将来自然有肩当大任的人出来补天浴日,不过在迟早耳。"
  正所谓"何世无英才,遗之在草泽"。岑秀们的自视甚高不是与生俱来的,天降斯任与我,天下事舍我其谁?首先源自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传统教育,反映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患意识。其次派生于失志文人隐居不仕的无可奈何。这一切又导致了陈朗在人才观念上若明若暗的离经叛道。他腹诽那些只效寻章摘句的书呆子,赞叹那些驰马射剑、熟习韬略的秀士,认为大丈夫当文武兼备,才能举业报国。这种旁门左道当然不容于八股取仕的铁则,现实中的仕途跋前踬后,纸上的仕途便绕过暗礁,不由正途胜于科甲。《雪月梅》中修成人间"正果"的少年英雄无一是通过八股入选的。中魁的只有岑秀天资愚钝的表弟郑玉璞,其能中式还亏岑秀捉刀。作者并未给他戴上英雄的桂冠,塑造这个智能中下的陪衬人,显然不无用意:即以此说明八股取仕录用庸人,埋没奇才。作者主张另辟蹊径,人尽其才,按才干高下论官封爵。如品学兼优的"第一人物"岑秀即能与君坐论抗倭十二策,又能统兵百万,沙场征战,理应封都御史,官至极品;忠心耿耿的"中上人物"殷勇,在抗倭前线屡立战功,便派他驻守重镇,量才委用,各得其所,以此类推。
  只有彻底脱出封建统治阶级营垒的人,才有可能窥视见铁桶山河的沉沉黑幕;但站在外围并不意味着就是清醒者。《雪月梅》封赠大团圆的结局,就是作者不屑于仕途正道的反证。说明他并不否定功名富贵,哪怕这只是一纸"黄梁"。那么,作者又是怎样为自己"乌托邦"的迷宫沟通条条通衢大道的呢?

  (2)建功立业的舞台

  人物形象是小说成功的第一要素,《雪月梅》的人物是靠了出色的时代背景才得以成活的。可见,环境不仅是事件发生的场地,而且是人物活动的根据。离开了舞台,角色便无从表演。试想,倘若没有内忧外患,何须英雄补天浴日;倘若没有沙场征战,英雄何处崭露头角。如果说纸上八股是销蚀知识分子才情的大染缸;那么,疆场经略则是检验英雄本色的试金石。
  ①时代启动幕帏
  陈朗以太史公游历名大川为范例,强调"古人文章皆从阅历中出,"说自己"北历燕齐,南涉闽粤,游览所经,悉入编记"(序)。因此《雪月梅》有实事在内。陈朗正是成功地借用了明嘉靖间包括轶闻野史在内的史料,把"时代呼唤英雄"的设想诉诸纸间的。拉开幕帏,是一个内忧外患的乱世。主人公们的命运首先受到社会恶势力的挑战,继而又在民族矛盾的风口浪尖上磨砺考验。
  据《明史》朱纨传载:嘉靖二十五年,由于明政府日趋腐败,海防松驰,"战船哨船十存一二",士兵也剩十分之四。倭患骚扰日益严重。当时朝廷命朱纨为浙江巡抚,整顿海防,捕杀内奸。因侵犯了闽、浙豪绅地主利益,朱纨被劾自杀,朝廷"罢巡视大臣不设",于是"倭寇入侵浙江及江苏沿海,当地人民奋起保卫乡里,人民的英勇斗争又鼓舞了爱国将士的抗战意志,这就是《雪月梅》的大背景。
  华秋英可说是一位不栉之士。这是明清小说史上较早出现的一位抗倭女英雄。她的亲身经历是倭寇罪行的记录:
  且说这倭奴攻破崇明,大肆杀掠,巨商富室,馨掳一空。妇女三十以上,无姿色者杀戮无存,少艾者驱使作役,青天白日,群聚裸淫,少不如意,挥刃溅血,群妇股裂受污,天日为惨。
  但是,华秋英不甘做砧上的鱼肉,她被倭寇掳去以后,至死不从。为了保卫国家、保护自己,她一改温顺柔弱的禀性,把对敌人的消极反抗升华到主动进攻。她将来犯的倭奴引至无人楼房里,奋力刺死,逃离火海,其智勇双全,堪称女中丈夫。当她历尽险阻投奔官军后,又为击退寇仇出谋划策,使官军扳回败局。这位在民族存亡关口挺身而出的妇女,锻炼了才干,最后成为侥将殷勇抗倭的贤内助。如此生动逼真的场面描写还有第三十七、三十八回、四十至四十九回。其中岑秀身负封疆重任后调集兵力,分路进剿大获全胜的情节,就是以嘉靖三十四年"战功第一"的王江泾大捷为蓝本的。所不同的是,小说除袭用讲史中枪挑刀砍的手法外,还出现了神魔小说的斗法"手段"。真假参半,倒为仕士各显身手,大增风采。
  ②社会险象"追光"
  丰富的生活底蕴为《雪月梅》的演出铺设了舞台基石。从艺术框架看,《雪月梅》的支点是三维的,即主角--正而人物、配角--反面人物、活动舞台--时代背景。陈朗的笔直下褒贬,营垒分明,黑白清纯,对比强烈,但个中缺少复色。尤其是反面人物草草带过,面目模糊,充其量只是恶势力和社会险象的化身。作用是以昭彰的劣迹为正面人物建功立业作一铺垫。他们或是朝中奸臣,或是江上盗贼。如海盗汪真、徐海、毛海峰历史上确有其人。正是因为这些社稷江山的蛀虫,勾结倭寇,充当内奸,才使社会更加动荡,人民惨遭祸殃,一贯陷害忠良的代表是江南巡抚侯杰父子。岑秀的祖父早年为官时,曾秉公依法经办过候杰私吞官橐之案。俟候重新得势后便加害于岑家,祸延孙辈,封门拔灶,使岑秀三年流落异地。花花恶少侯公子,因垂诞清官王县令女儿月英,强聘不逞,便将王县令诬陷致死,遂又勾结强盗抢其女儿月英。写得最栩栩如生的要算雪姐被辗转骗卖的过程了。强盗江二兄弟四人明是江上船夫,暗是歹徒响马。金陵秀才许俊卿的女儿雪姐因走亲戚而误上贼船,便跌入了一个由强盗、窝主、牙婆、人贩紧紧包围着的密不透风的陷井。她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被骗卖给仪征财主曹伟如作妾,不料其夫人是一悍妇,致使雪姐不堪捶楚,悬梁自尽。堕入阴间后,又遭恶鬼欺凌。这样的社会分明是一个黑世界的天罗地网。善良的人们须得团结起来,方能镇邪压恶,使正气发扬光大。在《雪月梅》中,倭寇骚扰、强盗打劫的场面比比皆是。而正是这些危难的紧锣密鼓唤来了英雄的出场亮相。
  ③"千里马"驰骋的天地
  虎狼遍地的乱世为英雄们披荆斩棘,敞开了莽林腹地。同时,如果没有明君的雨露恩泽,英雄们便没有施展抱负的可能。《雪月梅》的人才正是从这两方面来体现的。机会面前人人平等。《雪月梅》中冠以英雄之称的人有五个。虽然出身不同,却个个身手不凡。机遇让他们的宝刀在同一块铁钻上初试锋艺,这表达了作者的阶级观点和民主意识。其实作者已为英雄谱划出了等次。列于榜首的是世家子弟廉吏之后岑秀和蒋士奇,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正统的继承人。排在末尾的自然是纯属劳动人民的船夫文进。尽管他不是等闲之辈,作者仍将其觉悟写得稍逊一筹。文进的面前曾摆着两条路:一是投在官军的旄下,靠自己的才干,走一条堂堂正正、轰轰轰烈烈的路,另一条接受歹徒的拉拢,入伙盗贼,苟苟且且了此一生。他之所以选择前者,是因为有直接的榜样。以自己的刚猛打天下的殷勇是他的乡邻。少年气盛的刘电又因偶然的机会与他结伴冲进敌阵。如此的点拨、感召和鼓励,象暴风骤雨震撼着他的心灵。使他再也无法安心蜗居燕雀之中的生活。在小说中占有大量笔墨的殷勇因此也成了主人的义子,不能等同于一般家奴。为寻落入强人之手的母亲,他与义士刘电不期而遇,诱发了深藏在心中的报国之志。一日,他在江浦为叔父收帐,碰上江贼打劫过往船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身冲险隘,擒住众匪,以非凡的勇武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被辖区县令所看中,经层层官员的举荐,破格起用。商人之子刘电因迁父柩,由江西往山东,辗转耽搁了投充之事,但深感时不我待:"此壮士力功之秋,不可错过机会。"值服丧期满便立即起程,寻立功报国之机。当他看见倭寇如群蚁般的呼啸而来,劫村焚舍,茶炭百姓,不由得怒火万丈,振臂高呼:"见死不救,义勇安在?"遂冲锋陷阵,配合官军痛击寇仇。战场是最好的考场,刘电超群的技艺和非凡的胆略都受到洗礼,得到社会的承认。
  "所以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李白《与韩荆州书》)千里马还须伯乐来牵。《雪月梅》中有一大批求贤若渴、肝胆赤诚的各级官员。如耿直刚愎,治下极严的江南都御史黄炯;为官风厉、品望非常的南直操江察院程宏达;苏州县令刘电的哥哥刘云等。其中对网罗人才最有心最热心的当属江浦县令成某。他是殷勇的发现者,又是岑秀的拣金人。当殷勇在其境内为民除害的消息传开后,做事英决的成县令"夜里五更听得通报,即刻坐堂,审了口供,将两个强盗收监,即告四班头役去拿伙党。"并一面迎英雄到衙,一面呈文上报。为怕一介白衣受人冷落,特与殷勇结为金兰之盟。在科场上,岑秀的卷子因犯圣讳,主考不取,成公不愿埋没良金美玉,奔走设法,又将卷子荐给副主考大监临程宏达。在程公的建议下,考场诸官员联奏请皇上御览,使榜上无名的岑秀以石破惊天的妙文受到皇上的青睐,被钦赐内阁中书,后又授尚方宝剑,出任江浙巡海副都御史,主办封疆事,捍御之才岑秀平步青云,程公不禁发出肺腑之言:"老夫为官数载,只有两件大快人心事,今日得遇贤契是一大快也,前者招幕得一少年英雄(殷勇)屡建奇功,亦一快事。"这是众伯乐的心声。
  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才。君臣际合是至关重要的。试想,以自荐闻名于世的毛遂,如孟尝君不让其处于囊中,则他何以脱颖而出?《雪月梅》写了一个慧眼识珠,体察下情,会用才、不弃才的好皇帝。他降旨特批江浙两省招幕民间勇壮的奏疏,并颁布了一系列细则。如"立贤无方",即"不论大小文武官员尽情条奏,有抱负者只要是智勇非常之人都可举荐。"又如"制宪受验",即在举荐的基础上由皇帝亲自面试、殿试、武试。这样使草茅英雄不致埋没,恂私舞弊者不能得逞。再如"果有英才,计攻尤效",即根据才干大小论功封爵。这些严明的措施杜绝了滥冒者鱼目混珠之想,同时切实搜罗到一批洗天浴日之才。岑秀及经他推荐而入选的蒋士奇、刘电等人成了社稷江山的左辅右弼。"四朝忧国鬓如系,龙马精神海鹤姿。"(唐李郢诗《上裴晋公》)插上理想的翅膀的英豪们终于鸿图大展,怎么能不仰报天恩,肝脏涂地?于是便有了这样的结局:在纷纷的战火硝烟里,敌方气炽方盛,咄咄逼人,而英雄们镇定自若,巧于筹划,"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为全歼盗寇,安国定邦立下汗马功劳。幕客、谋士从来不是独立的阶层,必须寄附于"谋主",即他们所事奉的人物阶层才能实现其自身价值。这种意义上的英雄好汉不象被皇帝招安的农民起义军,身在曹营心在汉,暗藏反骨他们并不希望彻底毁灭可以寄身其上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根基。所以,陈朗的政治理想不发生在《镜花缘》式的理想国度,又未染上《水浒》斑驳的叛逆色彩。陈朗在纸上铺设了一条最现实又最正统的路。然而,他未必清楚,他所高擎着的封建大旗,正在召唤一种进步的人才观。康乾两季是八股科举的盛世,对知识分子身心的束缚,早已超越了权力与荣誉的归属,而成为一种社会心理、习惯势力。陈朗们的黄粱美梦直做到光绪戊戍变法才破灭。





  4、曹家的败落与雍正的改革



  雍正,执政短短十三年,很少娱乐,绝不巡幸,惟日孜孜,宵旰操劳,从而使政治趋于清明,国家统一安定,清代的经济自此被推上繁荣的顶峰。但是,后人论及康乾盛世,却往往将这一位皇帝承前启后的功劳忽略过去,而津津乐道于他"篡权谋位"的公案,并由此引发出种种流言蜚语。在公众舆论中,雍正罪不可恕的"罪行"大约就是"杀兄弑弟",清除异己,大抓朋党。诛连所及,《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族也被革抄,从一个喧喧赫赫将近百年的世家大族,最终落到"瓮牖绳床"、"举家食粥"的地步。史学的研究影响了"曹学"的研究,而"曹学"的研究更为清史研究中的"雍正篡位说"提供了反证。如何正确认识曹家的败落和雍正朝政治斗争的关系?笔者感到有必要重新加以分析。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金陵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文学典型,是以曹家为首的江宁三织造为原型的。江宁三织造的另外两家是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李、孙两家都是皇室的包衣。李煦本是曹寅的内兄,孙文成是曹寅母亲孙氏的娘家。三家构成了当时一个联络有亲、荣辱与共的特权豪族集团。康熙皇帝是他们的总后台。自从雍正继位,同僚戚谊的三织造先后撞到雍正的枪口上。首当其冲的是李家。雍正二年,李煦因亏空公款落职入狱,并被抄家籍产。李家遭祸后雍正以"组织差员勒索驿站"为名辙了曹頫的职。雍正五年,江南总督范时绎奉旨查封了曹頫的家产。不久,孙文成也以"年已老迈"为由,被撤职。有些研究者认为:雍正迫害其父的家奴,是为了掩盖自己篡位的事实:曹家是康熙包衣家奴和心腹大臣,家中藏有大量康熙的朱批谕旨,这些谕旨中收有不利于雍正的材料,雍正必须销证灭迹而后快。二、曹家与康熙的皇八子允祀、皇九子允关系密切,允祀集团是雍正的主要政敌。曹家是被雍当作允祀的党徒来打击的。这些观点乍一听有些道理,其实与历史事实存在一定的差距。先从雍正收缴朱批谕旨说起。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康熙驾崩的第十四天,雍正立刻下了一个缴批的规定:"所有皇考朱批谕旨,俱著敬谨封固进呈;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发现断不恕宽,实行从重治罪。"他不仅要求将前朝奏折收缴归档,并且要求今后形成一个制度。从密折书写规格、装封、传递、批阅、发回本人,再缴进宫中,都规定了一套完整的程序,不许紊乱。自康熙年间,开始实行一种由皇帝亲拆亲行,任何第三者都无权拆看的奏折报告,这便是所谓密折。给皇帝上密折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特权。只有皇帝的亲信家臣才有这个权利。据现存的《康熙朝朱批谕旨》,最早的密折大约写于康熙三十三年,是苏州织造李煦给康熙的请安折。曹寅在康熙三十六年也开始向康熙奏事。最初的奏折毫无秘密可言,内容大都是请安、雨水、收成物价等琐事。曹家、李家是康熙的亲信,在宫可面奏,在外有折奏,事无巨细,均可上奏。康熙嗜好江南食物,他们在贡献宁鸭、金腿、腐乳的同时,顺带将当地要事奏皇上,使皇上能通过非正式渠道来了解官僚的表现和民情。他们充当了康熙在江南的耳目。但今天看来,其密折的内容并未涉及到皇子,也没有不可告人的内容,那么雍正为什么惧怕康熙给三织造的朱批谕旨呢?这确实与雍正继位后政权的巩固有关。康熙晚年,皇子争储。康熙与众多的儿子虽是亲骨肉、一家人,但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杀气腾腾的情景,就象《红楼梦》里三小姐贾春所说:"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在这里,骨肉之情,君臣大义,全然消失了,只有三纲五常封建道德的虚伪性。雍正最终获得皇权,储位之争却没有随着他的嗣统彻底消失,其余波仍强烈地震荡着新政。新皇继位,在最高统治集团中相当一部分实力人物不予认可。各派皇子党纵横捭阖,给新君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企图搞垮新政。他们的圈子里不仅有满洲铁杆死党,汉族官僚也厕身其中。雍正是一个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皇帝,他痛恨社会积弊,力图使清朝政权从康熙后期的储位之争和朋党之争中解脱出来。而要励精图治,必须有一支数量庞大的良好官僚队伍。遗憾的是雍正的支持者却不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原来的小集团势力单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政敌太强大。雍正要在势力单薄的情况下掌牢印把,就必须采取许多行政措施。建立密折制度实际只是雍正所施行的一系列有效手段中的一个罢了。
  写密折的人不在官阶,而在同皇帝的关系。康熙皇帝通过密折来了解深宫中难以得知的官箴民情;同时还笼络了一大批心腹官员。雍正从中受到了启发。公开的题本和奏本在皇帝观览之前,已先由其他官员看过。有些事情,上奏的官员就不便奏闻了;皇帝想知道的从中得不到。为了保密,雍正规定了严格的密折收缴制度。这正是对康熙统治方法的继承和发展。果然,在雍正一朝,写密折的官员多达千人以上。密折的内容也比康熙朝大大丰富了。君臣筹商国家要事,变成了最重要的内涵。雍正正是通过密折制度掌握和控制了大批官僚,使自己的新政得以顺利推行。收缴朱批谕旨,并非为销证灭迹,更非专对曹家等个别亲康熙集团。
  再谈曹家被抄与允祀集团的关系问题。据《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记载,雍正五年腊,在江宁织造府查出允交给曹頫保存的一对高近六尺的巨铜狮。那是帝王才能享受之物,允〓要它何用?于是曹頫被撤了织差,落入诏狱。在这之前,曹寅的内兄弟李煦早已在抄家过程中被查出替允祀强买苏州女孩的事,因谗附允祀而流放到乌喇。当时李煦年近七旬,仅一载余,便被折磨而死。更早一些,曹寅的妹婿,雍正的旧侍卫傅鼐也被从盛京户部侍郎任上锁拿至京,交刑部治罪。再晚一些,曹寅的长婿老平郡王纳尔素又被雍正围禁在家。曹家的亲朋好友均受到雍正的整治。其余的人都为何事得罪,史料中记载不详。而曹頫帮助允匿藏巨铜狮、李煦为允祀送苏州戏子,是在对曹李两家的查处过程中被发现的。罪证得于后,显然不是他们抄家的主要原因。况且做为皇帝的家奴,为皇子们办一些事,也是顺理成章的。那么,雍正为什么要严办曹家呢?无疑,允祀允集团作为雍正最强劲的对手,对雍正皇权的巩固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雍正的主要目标是打击他们。曹、李等是被当作允祀集团的党羽被严办,只是事情的导火线,问题的本质却关系到雍正大刀阔斧所进行的一场改革。
  康熙末年,吏治败坏,贪风日炽,库帑日绌,日不瑕给,生民乏食,物价腾贵。当时,上官勒索下属肆无忌惮,酷吏严刑厚敛是为家常便饭。文官私征滥派、武官吃士兵空缺,督抚府州县官亏空成风,举不胜举。雍正所接手的是一个财政已亮起红灯的烂摊子。"户部亏银达数百万","藩库钱粮亏空达数十万",国库存银仅八百万两。倘若灾年、战争,必定会引起天下大乱。为了巩固新政权,雍正不得不清理财政之举。雍正改革财政的第一个杀手锏说是"惩罗贪官,清理亏空"。他登基不到一年就查出了几十宗大案。紧接着革职锁拿,抄家追赃,皇亲国戚也不能幸免,贪污官吏惶惶不可终日。雍正对他们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以堵住其后路。其一将官衙与原藉同时抄捡,使官员财产无处匿葳。其二罢官革职,使他们不能贻累百姓、搜刮下属;其三是畏罪自杀者由亲友代还。对继续贪赃挪用者,更是严惩不贷。总之,敲骨吸髓也要还清国家亏空。曹家正是其中的一个亏空大户。当年三织造莱膺康熙在江南的政治耳目时,经济上一刻没有闲着。曹寅、李煦几乎轮流把持了两淮巡盐御史这一"肥缺",他们在织造任上用"内府"、"上用"等名义肆意搜刮百姓。在供应皇室豪华享受的同时,日益增添着自己的荣华富贵。曹寅时经历过康熙四次南巡的接驾,花钱如流水,成百万地亏空钱粮,曾经遭到官员们多次弹劾,都被康熙压下去。康熙五十一年,曹寅突然病殁,曹家的亏空未及弥补。曹頫继任后,又有了新的发展。雍正本来就不喜欢曹頫,曾派两淮巡盐噶尔泰监视查访,被弹劾后交给怡亲王允祥代管。直到发生了曹頫骚扰驿站,转移家产的事,雍正才又严加追究。由此可见,曹家由盛转衰并非全是政治迫害,主要是撞在了新朝清理经济的风口上。雍正是在清王朝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时刻登上历史舞台的。他碰到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官员们不顾王朝的前途与命运,通过废弛政务法纪、贪污婪享等行动,来满足个人或利益集团的私利。雍正认为,官吏操守如何,是国家行政的根本,如果官吏贪酷苛暴,"即使尧、舜之仁,皆成苛政"。针对康熙晚年政治腐败、文武官员萎靡成风的时弊,他以精明强干整纲饬纪的功绩,为清王朝的发展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作为文学巨著,《红楼梦》艺术地再现了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没落和必然灭亡的命运。这,正是它伟大的文学成就、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所在。但是,历史不能穿凿附会,如果先认为雍正得位不正,心中有鬼,再推及出他对一切知情人要加以迫害,这恐怕只是研究者的思路,未必合于雍正本来的想法。研究文学也是一样,不能因为曹雪芹是一代文学巨匠,便以同情替代事实。史实不能臆断,文学研究更不能建立在臆断的基础上。


  5、"血滴子"形象略考
  ——从雍正的特务机关和告密制度谈起


  清末民初,中国民众好谈宫闱秘闻,即便识字不多的市民也能读懂的通俗小说,自然成了"讲新话"的最佳载体。在清代十三朝中,雍正是一位施行恐怖、苛严政治的强权统治者,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世人眼里,这位皇帝夺位前老谋深算,即位后冷酷无情。他屡行大狱文网森严,广布耳目,令人谈虎色变……。凡此种种都为他的统治蒙上了一层诡秘的色彩。当时的小说以雍正轶事做为谈资的有胡蕴玉《胤外传》、孙剑秋《吕四娘演义》、紫萼《梵天庐丛录》、和蔡东藩《清史演义》、燕北老人《满清十三朝宫闱秘闻》等等。这些小说言称借史实演绎成篇,其实都是择采民间传说,进行艺术加工而成。其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艺术形象:"血滴子"。"血滴子"最早究竟出自何处,不可确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类似的艺术构思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借古讽今的作用。然而,历史总是有其客观性的,雍正到底是一个好皇帝,抑或是一个坏皇帝;他的强权政治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还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必须从史实中去加以考察、认定。"血滴子"的形象特征是诡秘、残暴、人治加铁腕,艺术原形是雍正朝的特务组织和密折制度。那么,"血滴子"与特务政治的真相是什么?笔者不揣简陋拟加以正之:

  (1)关于"血滴子"和粘杆处

  小说是有事实的"影子"。在文人笔下雍正被刻画成精谙武艺、神通广大的阴谋家,他的手下豢养了一批技艺绝伦的侠客力士,操持着一种名曰"血滴子"的杀人利器,能取敌人的首级于千里之外。同时,"血滴子"也是秘密杀手的代称。据传,雍正的八弟"阿其那"(允祀)、九弟"塞思黑"(允)都是为"血滴子"所杀。显然,此类荒诞不经的描写不能作为信史。然而,雍正确实是以处于弱势的政治力量在夺储斗争中取胜的。他能登上宝座,除了本人工于心计和有一套政治手腕外,还得力于他有一个训练有素的情报组织。这个组织便是"粘杆处"。
  顾名思义,"粘杆处"是一个专事粘蝉捉蜻蜒、钓鱼的服务组织。雍正还是皇子时,位于北京城东北新桥附近的府邸内院长有一些高大的树木,每逢盛夏初秋,繁茂枝叶中有鸣蝉聒噪,喜静畏暑的胤便命门客家丁操杆捕蝉。康熙四十八年,胤从"多罗贝勒"被晋升为"和硕雍亲王",其时康熙众多皇子间的角逐也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胤表面上与世无争,暗地里却制定纲领,加紧了争储的步伐。他招募江湖武功高手,训练家丁队伍,这支队伍的任务是四处刺探情报,帮助胤铲除异己。
  雍正登上皇位后,为了巩固专制统治,也为了酬谢党羽,在内务府之下设立了"粘杆处"机关。"粘杆处"的头子名"粘杆侍卫",是由有功勋的大特务担任的。他们大多是雍正藩邸旧人,官居高位,权势很大。粘杆处的一般成员名"粘杆拜唐阿"统称"粘杆拜唐",由小特务充任。他们都是内务府包衣人,属未入流,薪水不高,但每天跟随雍正左右,炙手可热。
  可见"粘杆处"表面上是伺候皇室玩耍的服务机关,实则是一个特务组织。小说中所谓的"血滴子"大约指的就是粘杆处的这些人。不难推想,雍正是把政敌比作鱼、蝉、蜻蜒一样的小动物来撒网捕捉、加以控制的。
  "粘杆处"虽属内务府系统,总部却设在雍亲王府。雍正三年,胤〓降旨雍亲王府改为雍和宫,定为"龙潜禁地"。但奇怪的是改制后的行宫并未改覆黄色琉璃瓦,殿顶仍覆绿色琉璃瓦,有人认为:雍和宫虽为皇帝行宫,曾经有一条专供特务人员秘密来往的通道。但是,今天的雍和宫其实是一个森严的特务衙署,为了不致秘密外泄,才改府为宫。还有一种传说:在雍和宫已找不到任何地下通道的痕迹了,很可能雍正的儿子乾隆为了消除其父留下的不良遗迹,改雍和宫为喇嘛庙时,已加以彻底翻修,将之平毁无痕。
  "粘杆处"在紫禁城内还设一个分部,御花园堆秀山"御景亭"是他们值班观望的岗亭。山下门洞前摆着四条黑漆大板凳,无论白天黑夜,都有四名"粘杆卫士"和四名"粘杆拜唐"坐在上面。雍正交办的任务,由值班人员迅速送往雍和宫,再由雍和宫总部发布命令派人办理。雍正去世后,乾隆皇帝继续利用"粘杆处"控制京内外和外省大臣的活动,直到乾隆死后,"粘杆处"的特务活动才逐渐废弛。

  (2)别出心裁的密折制度

  告密,为君子所不耻,因为这是不正当的手段。可是在雍正麾下互相告密却是官员的常课,被视作为本职工作的一部分。雍正二年,封疆大吏渐闽总督觉罗保、山西巡抚诺珉、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云南巡抚扬名时突然遭到皇帝严厉的斥责,紧接着宣布停止他们给皇帝上奏的权利。作为一个封建官僚,除了降罪撤职,再也没有什么比被剥夺其参政言事的权利更为严重了。为何事得罪?可以参见雍正七年胤给鄂尔泰的侄子鄂昌的一段批示:"密之一字,最紧要,不可令一人知,即汝叔鄂尔泰不必令知。"原来,觉罗保们是因为向外人透露给皇帝奏章的内容被惩罚的。这种不得让第三者知道的奏章,不是题本、奏本,而是雍正朝的一种特殊的文书制度--奏折。
  古代臣对君的报告名目繁多,常用的有章、表、议、疏、启、书、记、札子、封事等。清代沿袭前明制度,用题本和奏本两种形式。题本是较正式的报告,由通政司转送内阁申请拟旨,再呈送皇帝,手续繁复,又易泄密。奏本不用印,手续较简,但也要做公文旅行,毫无机密可言。奏折的要旨就在一个"密"字,它由皇上亲拆亲行,任何第三者都无权拆看,有很强的保密性。因此,雍正登基的第十四天,便下了一道收缴前朝密折的谕旨,使密折逐步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文书制度。在雍正钦定的规章里,从缮折、装匣、传递、批阅、发回本人,再缴进宫中,都有一定的程序,不允许紊乱。按照密折的内容,分别规定用素纸、黄纸、黄绫面纸、白绫面纸四种缮写,并使用统一规格的封套。密折须本人亲笔,臣工缮写完后,加以封套、固封,装入特制的折匣,用宫廷锁匠特制的铜锁锁住,坊间锁匠配制的钥匙是绝对打不开密折匣的。密折派专人送达。
  给皇帝上密折是一种特权更是一种荣誉。现存最早的奏折是康熙三十二年的奏折。当时有资格上奏的只是由中央派到地方上的常设官员,他们大多是皇帝家臣。如江宁、苏州织造什么的。终康熙一朝密奏者只有百余人。而雍正朝却多达一千一百多名,逐步扩大到各省督抚、藩、臬、提、镇等。何等官职才有资格密奏,谁也说不清。与其说依品级,不如说视与皇帝的关系而定。到了雍正后期,甚至连知府、同知副将等一些微职也可特许准奏。
  上密折是特权,有权力就有义务,臣子们在洋洋得意于自己恩宠的同时,不知不觉中把前程也付之于这一奏折了。奏折的内容千殊万别,上自军国重务,下至身边琐事,无所不包。雍正朝的密折不但用来陈事,还用来荐人。于官员的登用、陟黜极为留意,他曾一再透露:"朕惟治天下之道,首重用人。"雍正考察地方的吏治,着重点是对地方的官吏的检查。他给官员授权,允许越境奏事;可以越级监视,上下牵制,这种方法使雍正了解了很多的情况。诸如地方政事的好坏,官员中谁认真负责,谁搪塞敷衍。也使为官者人人震慑,不敢轻蹈法网。但是,雍正很讲究体制,他不允许下级超越职权。他一再告诫臣子:"今许汝密折奏事,切毋籍此挟制上司,而失属官之体。"
  密折作为君臣间的私人通讯,可以无话不谈;臣下献议,皇帝先睹为快,可以通达下情,直接批上自己的意见;国家有所兴荣,臣下有不同看法,也可以婉转谏劝。奏折制只是一种文书制度。它虽是无形的,但比之某个官衙的设置所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一般的衙门的兴废。杨启樵先生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认为:密折制是雍正推行专制政治的有效手段。之一,皇帝可以直接处理庶务,强化其权利;之二,有效地控制了官员,使他们互相牵制,效忠于皇上。密折制度牵涉到君臣间的权力的分配,是官僚政治的重大改革。

  (3)情报网的由来

  在雍正朝每一个具有奏折资格的人都有权向皇帝密告自己的同僚、下级甚至上司;同时在他监视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被置于别人的监视中。雍正并不忌讳谈到告密,他标榜自己"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从现存的资料分析得知,他的耳目触角遍及全国各地。有以奏折制度为依托的明线,又有由特工所织成的若干暗线。一切都是无形的却又很制度化。其情报网组织的人员,一为科道言官和写奏折的官员;二为雍正所培养的一批御前侍卫;三为通过各种渠道推荐给各省督抚的书记、长随等。
  探究雍正情报网的设立,起因有三端:一是政体上的原因。清代以族国立制,皇帝是臣子的最高主子。家臣效忠主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官员以取得与皇帝进行私人通信的资格为荣。二是受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迫,这是直接的原因。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在雍正初年的延续,造成了雍正了解民间动向的迫切性,也增加了他严格控制官僚们思想行为的自觉性。三可说是集权的需要,这是最本质的原因。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指出:"君主专政时代,人君深居九重,与外界隔阂,政事则委诸大臣,但又恐所托非人,为非作歹,贻误苍生,甚或生觊觎之心,危及江山,因此不得不广布耳目,以周知庶务,通达下情。"按照他的观点,高高在上的皇帝并非高枕无忧。在他们的潜意识中都有一种危机感,生怕臣子不忠,生怕佞臣篡权,对每一点星星之火都要防微杜渐,随时扑灭,以免失去控制,形成燎原之势。历代的特务机关都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诸如"诏狱"、"大谁何"、"丽竟门"、"不良人"、"侍卫司狱"、"内军巡院"等。最有名的当推明代的"厂卫",其荼毒臣民的残酷和恐怖令人谈虎色变。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公开的任用特务,不得人心,且目标太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下情不能不周知,耳目不能没有。有此殷鉴,雍正所建立的情报网才有更多的创意。
  雍正情报网监控的主要对象是臣子。雍正以为用人得宜则地方获治,此乃敷政宁人的根本。所在,他有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对官员要不时体访,防其改节。他的用人政策有三个要旨:广采舆论、时加访察和乾纲独断。以广东省的官箴为例,略见一斑。广州提督王绍绪系宠臣鄂尔泰所荐,雍正也曾予以"明敏稳妥"的考语,但他疑惑王绍绪"偏于养柔,恐不能克胜现任",因此命广州将军石礼哈"留心探听,便中据实奏闻"。石礼哈对王绍绪不错,说他:"念念不忘圣恩,志洁行清,勤于办事"。雍正仍不放心,再向两广总督孔毓、署理广东巡抚傅泰调查,直到再一次证实王绍绪操守极好,这才罢休。为了一名提督的任用,他不惜劳动众人。又如傅泰,不但监视王绍绪,还访察过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广东按察使娄俨。照此说傅泰所得的宠信应该是很高的,但是,傅泰又何尝不受他人监视?从《朱批谕旨》可知,王士俊和广东总督郝玉麟都负有密报傅泰行止的使命。由此,一省大小官员均在互相监督之中。将军和总督可以密报提督、巡抚;提督、巡抚对总督,也要按皇帝的要求提供所需要的情报。章学诚在研究《朱批谕旨》时说:"彼时以督抚之威严,至不能弹一执法县令、詈误之吏,但使操持可信,大吏虽欲挤之死,而皇览能烛其微。愚尝读《朱批谕旨》,而叹当时清节孤直之臣遭逢如此,虽使感激杀身,亦不足为报也。"所叹正是封建政治尊卑统属,督察参劾均有定制,而雍正却随心所欲地混乱上下次序。一方面皇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巩固,另一方面臣子们却处在被愚弄的境地中。
  雍正的耳目还有一类是发往督抚处试用后补的侍卫,如雍正曾派遣十个御前侍卫到川陕总督年羹尧处学习军事。这些侍卫赋有了解该地官民情况的职责,同时身负监视封疆大吏行止的密务,应该随时随地向皇帝密报年羹尧的表现。不曾料他们被年羹尧恩威并重收买下来,给雍正的密折中充满了对年羹尧肉麻的吹捧。做皇帝的得不到任何真实情况,非常恼火。当年羹尧获罪时,他在给侍卫的朱批中连斥"卑鄙"令他们不必再回京。
  在文人笔记和小说中,有许多对密访人员的记载和描写。有些情况因资料本身语焉不详已弄不清楚了,但有一批人在为雍正干密访的勾当则是千真万确的。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述及:官僚王云锦元旦在家里与亲朋好友打叶子牌,不知怎么丢了一张。第二天上朝,雍正询问他新年假期做了些什么。他从实回奏,雍正点头称是,说他细事不欺君,不愧为状元郎,随手从袖中把那张丢失的叶子牌掏了出来。王云锦惊骇有加五体投地。这样的说法近乎演义,不实的成分很多,但是雍正用耳目以获取真实情况却是事实。
  有一利必有一弊。雍正要求亲信和非亲信、了解或不甚了解的官员都互相监督。文员武弁、上下级之间、中央派员和地方官员交互进行。文武不同途,这样互察已出了正常的范围。上级监督下级,本是应有职责;但密访密奏,不是正常考核。特别是下级汇报上级、属员汇报主官更是极不正常。这种不正常的手段必然会招致朝臣们的非议。雍正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原监察御史谢世济和伯爵钦拜就大声疾呼取消密折制,他们声泪俱下历数密报的弊端:"小人多以此说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他们在《论开言路之疏》中提出:"欲收开言路之利,且先除开言路之弊。"尽管,新一代君主乾隆对于他们的发难不以为然,继续把密折当作法宝相袭相沿。然而,这位新皇帝对于那种训练特务、派遣耳目的手段也感到过于凶残了。为了替父亲重塑形象,掩盖其败政;更为了给自己留下好的口碑,从此他再没有大张旗鼓地强调要强化情报网、并重用那些专事密报的耳目。


  二、 妇女论

  6、网未破、鱼先死
  ——析《兰花梦奇传》人物的悲剧色彩

  中国人和欧洲人关于悲剧的心理发生大相径庭,西方人注重感情的浓烈渲泻,敢于直面血与火的思考,而"哀而不伤"的中国人却善于把惨痛的场面演变为皆大欢喜的结局。《兰花梦奇传》就是一个装在大团圆套子里的中国悲剧。
  《兰花梦奇传》成书于咸丰、光绪年间,作者吟梅山人有幸步随文学巨著《红楼梦》清晰的辙印、汲取英雄、神魔、公案、人情以及才子佳人、狭邪等各种小说流派的泉水,以倾吐蓄积在自己胸中的时代风云。在那个连慈禧太后也只能垂帘听政的对妇女歧视摧残的封建末世,铁板一般的坚冰下正蕴动着民主思想的潜流,有识之士纷纷口诛笔伐,向腐败社会的各种痈疽开战。有感于妇女千百年来所遭受的不平待遇,吟梅山人向人们诉说了一个功盖须眉却死于丈夫淫威的妇女--松宝珠的不幸遭遇。
  与晚清那些讥评、谴责社会弊病,启蒙愚昧、呼唤新思想,揭露黑幕的作品相比,《兰花梦奇传》显得不太入流。作者当为饱学而失志的文人。他推崇科举,显然深受儒家仁义道德的陶冶,这是他的局限。对于松宝珠所受到的封建礼法的迫害,他既厉声谴责,又为之开脱;他赞赏宝珠的美貌,又怜惜她的薄命;首肯她的才智,又忧心她的出众;推崇她的功业,又断言必妨害儿女之情,他用轮回报应、寿数在天的迷信抹杀了宝珠的冤情;用热闹非凡的追荐掩盖了宝珠的哭声;把宝珠留下的空位让给丫环紫云,以填补宝珠去世带给夫家的损失。这样,他就在饱蘸着极盛极衰、至尊至卑、大喜大悲感情的笔锋上涂抹了一层复色,把这浓烈的感情纳入到中国文学"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轨道上去了。由此,与其说《兰花梦奇传》是欧洲戏剧概念中的"悲剧",不如称其为"正剧"更恰当。
  然而,我们今天能够站在俯视历史的广角上,不会去苛求生活在封建长夜里的小说家,也不会幼稚地认为纸上的大快人心就是世间的美满无憾。《兰花梦奇传》对松宝珠的形象成功塑造足以拂去"团圆"之"迷信"之类的尘埃。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得出结论:《兰花梦奇传》是一部符合中国人欣赏习惯的悲剧。在思想性方面,它有一定的社会进步意义;在艺术形式上,对妇女问题的表现翻出了旧制;描写亦颇生动,有催人泪下的感人力量。

  (1)天下第一奇女子

  用"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破了给人看"这句来概括《兰花梦奇传》的思想艺术特点再合适没有了。书中主人公松宝珠年幼才高,文赛崇嘏,武胜木兰,十五岁中进士,点探花,十六岁升左副都御史,数破奇案,十七岁挂帅出征,十八岁平定南疆,建立赫赫功名,并且品貌端正,隐忍大度,是一个"亘古今无可匹者"的完美的中国妇女的典型形象,在她身上,作者寄予了自己的审美理想。
  "山川灵秀唯女子独钟"。《兰花梦奇传》开篇第一回就借贾宝玉的话:"男人是泥作成的,女子是水作成的。"透露出为女子树碑立传的宗旨。这个女子不以节妇烈妇称世,而是与男子驾并驱的巾帼英雄。和《红楼梦》一样,《兰花梦奇传》写的是封建贵族大家庭的生活。在松、许、李三家中,宝珠的父亲松仲康是个内阁学士,松家七代簪缨,家财千万;公公许月庵和舅舅李荣书亦是朝臣显宦。这些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家显贵们是大清朝天下的顶梁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代表家族希望的男子汉们又具有怎样才品呢?宝珠的父亲为自己一时的虚荣,便葬送了女儿的青春;丈夫许文卿自视才高,却心胸狭隘、性情暴唳;弟弟松筠未及成年就学会了"花街柳巷";公公许月庵则是个糊涂已极的书呆子……最使人厌恶的是宰相的儿子刘浩,这个地道的流氓无赖专会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怪乎烟波散人在《兰花梦奇传》序中叹曰:"窃怪叔季之世,须眉所为,不啻巾帼,傥亦小人道长,君子道消,阴阳颠倒,有如是耶!"吟梅山人把"英雄"的桂冠带在一个女孩子头上,不但赋予她历史优秀妇女的崇高品德,而且还把多数只有男子才具备的才智、胆略和功业集中在她身上,足以使那些自视非凡,实则平庸拙劣、品格卑微的男人们瞠目结舌,自惭形秽。
  "情即是幻,幻即是情"。作品借塑造完美的妇女形象以及美好形象的厄运来揭露封建末世的不可与之谋,表达了作者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精神。"传奇者贵幻"。在创作方法上,吟梅山人又是浪漫主义的。他直接承继中国小说虚实相间,真幻互出的传统,模仿"红楼梦"写了一个人间的"梦",寓言于其间。宝珠有一异人之处,每到夏日,身上便溢出奇香,后经道士松鹤山人点破,才知她原是兰花仙子,花仙临凡,要在人间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作者在"梦"境里描绘的是自己理想的春天。"春天"系于一个"情"字,即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声明的,这部书"大旨谈情"的"情"。这个"情"比情感,爱情有更深广的涵意,应该是指作者所赞同的个性解放和社会平等。但"梦"毕竟是空的,在梦里作者把"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冲突归结为"弱草轻尘真是幻……始信浮生一梦中"。表达了作者心头深深的失落感。
  "极骇人之事""极近人之笔"。文能治国,武能略疆的松宝珠,在显赫的外表下有一颗柔弱的心。作者没有一味写她的风云气,而自始至尽都在铺垫她的儿女性。她的春困不亚于杜丽娘;她的不自主超过了崔莺莺;她的忧愁和眼泪可与林黛玉比肩;她在婆家的非人生活远甚于刘兰芝。这使她的形象十分真实可信。尤其是前五十回写宝珠的闺阁生活,通过裹脚、伤春、染病、思家、赐婚等情节表达了妇女深切的痛苦。从男扮女装的第一天起,她就常在月下灯前暗自落泪。她忧心自己莫测的前程,为此背着父母偷偷裹了脚。小脚不堪远行,这又给她与男性同事共行带来了难言的苦楚。在平定南疆的征战中,她积寒积暑,"淘空了心血",患上了妇女病。第三十四回中她叹息道:"人看我虽然安富尊荣,不知我的命最苦恼不过,自从十四岁去了父亲,把我矫揉造作,弄得我欲罢不能,几年内不知受了多少风波"。别人家十七岁的少女也许还没有出过闺门,而她已经统帅万军,远戍边陲。每当想家,不禁耍起女儿娇嗔的性子来:"什么国家大事,也不能捆在我这个小女孩子身上,我要不管,就不管了,谁敢奈何我。"父亲逼她洗去铅华,家绍书香;母亲亦不赞同她易取冠而钗;姐姐用严格的家法来禁锢她的情感;许文卿发现她是女扮男装,即用挟持的手段逼她许婚;皇帝则把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推上了国家安危的风口浪尖。其中的尴尬非男子,也非女子所能兼而体味。终于,超负荷的苦恼和不幸汇成一股激流冲垮了她生命的大堤。这是作者写得十他成功之处。非对妇女有深切同情和了解者不能为之。

  (2)在更高层次上的落笔

  《兰花梦奇传》带有明显的"反夫权"、"争女权"的倾向。比起以往写妇女问题的小说,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封建社会的妇女所受压迫太深,不得不为作人的起码权利--自由恋爱、自主婚姻而前后仆继地奋斗。在文学史上因而演出了《牡丹亭》、《西厢记》、《杜十娘》、《白蛇传》、《红楼梦》等斗争史话。于是墙头马上,逾门钻穴,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故事层出不穷。"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似乎成了妇女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然而,有情人终成了眷属后,妇女的幸福就有了可靠保障吗?《兰花梦奇传》提出了疑问:
  即使爱情婚姻能够自主。松、许、李三大家族,儿女们互为婚姻,离不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唯独宝珠有与男子自由交往的便利。她与许文卿是同年,又是同事,互相属意,酿成婚姻。双方才貌相当,门户相对,既不存在地位的潜越,也没有来自第三者的障碍。象她这样位居于上层的妇女,婚后生活尚且不幸,一般妇女的情形便可想见了。宝珠的婚姻悲剧说明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妇女除了和男子一样要受到政权、神权、族权的压迫外,还要受夫权的统治。封建的一整套制度不改变,就没有妇女的幸福可言。
  即使宝珠没有夭折。宝珠和姐姐宝林原是一对花神,寿数天定,是不会生育的。宝珠自从还其女儿身后,克勤克俭,以全妇道。嫁到夫家,尚在新婚燕尔,她就逆来顺受,曲意奉承,而丈夫许文卿却时时在耍威风,口口声声斥责她:"竟忘却自己是个女人了",试想,如果今后宝珠不能为夫家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她最终定将遭到丈夫的厌弃。即使宝珠嫁给了皇帝。宝珠曾感叹自己:"当日拿错了主意,只说故人情重,堪托终身,谁知好事未谐,初心已变。"随着对做一个女人的滋味体会的加深,她越来越为自己的终身颤栗、痛苦。当朝皇帝曾对她十分眷注,屡次写诗赠词表白心迹。他封她为升平公主,并让其全家共亨尊荣,赐婚时他对宝珠的公公千叮咛万嘱咐:"你这个媳妇,朕所钟爱,你须青目视之,如有凌虐之情,以违旨论。"皇帝为什么对宝珠格外垂青?第五十回中写道:皇帝见宝珠换了女装,容貌娇柔,旷世无双,心中十分爱慕。亲自为她点宫砂试清白。皇帝看中了她的美貌和贞节。当她跪在殿前,表白自己心愿"循迹空门,长斋绣佛"的心愿时,皇上心里想的却是:"只恨她为捷足者先夺去,不然倒是自己的一桩好事。"这样的好事如果成就,宝珠开始了以色事君的后妃生涯,又能有几时好呢?
  即使不隐去女儿真貌。宝珠从女人到"男人",又从"男人"到女人,经历了几番曲折。唯其女扮男装才为她才干的发挥启开一扇方便之门。尽管这样,她超凡脱俗的容貌仍然招致了许多祸灾。色狼一般的刘浩首先在她身上嗅出了女性的气味。四次设下圈套,妄图调戏霸占她,幸亏宝珠足智多谋,狠狠惩罚了这个花花公子。但是,恶势力是不肯轻易放过她的,中伤她的谣言又满城沸扬。许文卿闻讯,立刻穷追不舍,迫她允婚。试问:如果宝珠不隐去女儿身份,别说施报负,做一番事业,恐怕早成了公子王孙们枪口下的猎物。

  (3)"利他精神"的失败

  "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包括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尊卑、贵贱、上下等级制度和道德准则,把政治关系和家庭关系合为一体。又具体化为"三从四德"牢牢禁锢着妇女的思想,捆绑着妇女的手脚。松宝珠从小受到的是正统的封建道德教育。这一整套道德准则要求把君主、家长、丈夫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无条件地牺牲自己。松宝珠正是这样做的。这种"利他精神"和"无我意识"可以说是封建社会妇女人格变态的典型特征(从另一个角度也可说是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但是在一片哀乐中,她的自我牺牲早被遮掩得黯然失色。
  勇赴家难,甘为孝。松宝珠十三岁起就为继承祖业挺身而出。她传奇般的经历首先是她的父亲松仲康一手制造出来的。宝珠降生的那天恰是父亲四十大寿,因家中无子,为凑热闹,将错就错,通知亲友生了儿子。十三岁乡试中魁,从此一发不可收,以长子身份支撑门庭。十四岁父亲去世后,她又听命于新的家长--母亲和姐姐,拉扯弟弟。她的牺牲和努力为家庭带来了莫大的尊贵和荣耀。姐姐、妈妈、弟媳都因她屡受册封;大弟弟官至极品;小弟弟也做到侍郎督抚。连夫家也因她得了世爵世袭,丈夫、公公都连连升官。然而,在美满的大局中,却没有她个人的丝毫美满,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格家规的管制。第四回中,她因与文卿同游,勾起了伤春的愁肠,回到家便写了两首春兴诗,被姐姐发现后,立刻受到质问拷打:"终日在外边,与男子相处,若不驾驭一番,闹出笑话来就迟了。"在封建家长的眼中,她只有尽孝、守节的义务,而不能有任何的思想自由的权利。
  弱女拜大将,忠于君。松宝珠为官后堪称忠君模范。一方面是百姓的清官,认真勘验"小妾谋夫案";明断"弟媳紊乱宗支案";判明"亲兄谋杀亲弟案",另一方面,她又是皇帝得力的佐臣。当听说海疆闹寇、国家危难时,她不顾年幼,上表请战,被皇帝封为兵部侍郎,经略大臣,总办海疆事务。她开导母亲说:"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又道事君能致其身,身子都是君的,敢不替国家办事吗?"当时,她正与文卿订下百年之好,卿卿我我,难舍难分,却毅然抛却私情,奔赴疆场。在战场上,她调度有方,指挥若定。她的胸襟、胆略,连男子都望尘莫及。
  忍辱全妇道,振夫纲。自从出嫁为人妻后,宝珠的命运就发生重大转折:从至尊转为至卑,由极盛趋向极衰。许文卿并非不爱宝珠,婚前曾苦苦追求,死后亦伤心痛悔,但他毕竟是宝珠的丈夫。宝珠从同年、同事而成为妻子,也就一个平等的人变成了他的附属品。他对妻子如狼似虎的统治,是那个时代男尊女卑的必然产物。首先他把宝珠视作奴仆,要求他好夫之所好,恶夫之所恶,温柔顺从地成为体现丈夫意志的工具。因为紫云无意间将他欺凌宝珠的事告诉了许夫人,这便触怒了他。他竟取过一只界尺,逼着宝珠亲手抽打紫云,以示惩罚,非如此不肯罢休。其二,他把宝珠看成自己的陪衬人。认为妻子聪慧虽奇货可居,但不能超过丈夫,只能做丈夫娱乐和满足自尊心精神武器。他要宝珠代他作画,以炫耀于朋友,当宝珠推辞时,便大发雷霆。他让宝珠陪他吟诗作对,可是当宝珠胜他一筹时,又怒形于色。更有甚者,他完全把宝珠当作自己的玩物。他眼中所欣赏的只是宝珠雪白的脖颈和瘦不盈握的"金莲"。他不顾宝珠的尊严,竟要她充当歌妓舞女,弹琴唱曲以供自己取乐助兴。多么触相惊心的事实。噫!做女人难;做一个才华超群的女人更难;而才华超群的女人所嫁非人,那说难上加难。封建社会就象一张密密绾结的大网,何处是鱼儿的出路呢?


  7、为巾帼扭曲的灵魂谱写一曲哀歌
  ——《林兰香》主题侧论

  封建宗法社会特地为妇女们制定了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诸如"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言、妇言、妇功;夫为妻纲,以及由此衍化出来的什么"烈女不嫁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成为女性难以摆脱的沉重的精神桎梏。历代统治者还使出种种手段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固化这种精神牢笼。除了西汉刘向的《烈女传》,东汉班昭的《女诫》充作垂训闺阁的道德经典外,史乘方志中有关女德的篇章也蔚为大观,《后汉书》、《明史》、《清史稿》烈女烈传长篇累牍,舆论声势何等甚嚣尘上。可想而知,在茫茫的漆黑之夜,中国的女性完全丧失了自身的独立人格,她们世世代代以谨守那些僵死、腐朽的禁锢为楷模。多少优秀善良的女性因受到禁锢,不得已以身相殉;又有多少才华出众的女性在这种风霜刀剑严相逼的人文环境中虚度一生,甚至为社会所不容。中国家庭结构的核心是男权中心和父权制,具体地体现为一夫多妻制。在窒息性的文化气候中,女性毫无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她们所有的人生价值只是做男子的附属物。《林兰香》就是一部反映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家庭文化的典型之作。它通过明初开国元勋之后耿朗的家族史,反映了一个封建官僚家族自洪熙至嘉靖百余年间的盛衰荣枯。全书六十四回,牵涉人物达三百二十个之多,规模颇为可观,耿朗之妾燕梦卿短促一生的悲剧才是整部小说的精魂。《林兰香》的作者不可确考,但编辑者随缘下士为巾帼的悲剧所发出的哀叹和呐喊,其思想意义远远溢出了小说内容的局限。

  (1)主旨:张扬传统"女德"

  作者对燕梦卿的品行无比赞赏。显而易见,小说家是不能免俗的。其实任何一部明清小说在写到妇女时都没有离开过咏唱贤妻良母孝女的事迹。《林兰香》中的燕梦卿正是一个这样的典型。她本来可以幸福地成为人妻,不料临近婚期,其父燕玉突遭奸人构陷。燕梦卿为救父情愿入宫没为宫奴以代赎父罪。她的"白马王子"耿朗只得另聘林云屏为妻。苦苦挨了一年后,父亲的冤狱得到昭雪,梦卿才得还自由之身。历经苦难的燕梦卿信念未泯,她坚持"一女不嫁二夫",表示"生为耿家人,死为耿家鬼"。耿朗喜出望外,宁为耿朗之妾不愿另嫁的梦卿第二个壮举更让朝野震动,皇帝赐旌表曰:"孝女节妇"。耿朗共有娇妻美妾五房,在这样复杂的家庭里,屈居"二娘"的梦卿谨守妇道,对丈夫的放荡行为善言规劝。丈夫生病,她断指以疗夫疾;耿朗出征她割发为夫结甲护身。但丈夫并不理解她,反而猜忌她,有意与她疏远。曾经维持着燕梦卿思想言行的道学教条,很快变成了套在她脖上的沉重锁链,她出众的才华和美丽,成为妻妾们诽谤的依据,并让耿朗嫉妒。"风刀霜剑严相逼",这个才华出众的女人,不得不一步步地降格,处处约束自己。极端抑郁的情绪使她美丽的青春很快暗淡了下去。
  无疑,作家主观上想把梦卿写成一个体现道学理想之"神";然而,站在我们面前的却一个多虑多病、陷于困境的可怜女人。道学常常是她希图表现自己、创造生活的一种方法。她积极地运用自己的天赋,想使自己成为实现自我的人--人中佼佼者。不幸的是,她把这种要求纳入道学这一文化心理定势中。她愈是严肃认真地力求肯定自我,实现自我,愈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有意义的人,反而愈不成其为"人"。她所嫁非人已为自己的命运辅设了一条险径。她既以道学作为其一生的精神指南,那么,就没有别的路可走。是传统妇德杀死了燕梦卿!

  (2)变调:怀疑男尊女卑

  作者对燕梦卿的死无比惋惜。燕梦卿活在小说中仅有三十六回,她的悲剧与中国大部分小说中的爱情悲剧不同,不是那种外在的社会力量对真纯爱情的破坏,诸如父母、门第、地位等等原因所造成的悲剧,而是在有情人已成眷属的基础上展开的,这就使人们不得不对神圣美好的爱情产生疑虑和失望。耿郎与燕梦卿两人年貌相配,门第相当,耿朗曾为梦卿相思成病,婚前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因此,梦卿悲剧超出于当时一般小说的高度。
  梦卿的悲剧是一贯的,其父燕玉是一个进士出身的正直廉洁的官员,梦卿自幼聪明异常,按照当时"淑女"的标准,她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少女,德才工貌,样样努力,样样出色。她"幽闭贞静,柔顺安详","比玉香犹胜,如花语更真",并且多才多艺,"颖异不亚班昭,聪明恰似蔡琰、深明闺阁理,洞识古今情。"在当时社会,这是人们所普遍认可的最优秀的女性形象,它是时代对女性的审美理想的显现。少女时代的燕梦卿能够感受这种光荣所给予她的满足和欣喜,她个性与理想的矛盾已露出端倪。
  梦卿生活在道学的思想氛围里,她的悲剧就不在于反抗这种思想而碰壁,而是在于一种奴化的强制,她强迫自己去做伦理思想规范下的"理想"女性。但是,她的个性、天赋却与这种思想格格不入。从精神气质上说,她所负有的突出的才华使她不愿碌碌无为。小说第五回梦卿曾赋白梅一绝句云:"闻说江南并雪开,萧闺何幸一枝来,却怜柔素与奴似,些子春光占帝台。"作者评曰:"看这诗,分明是梦卿自比,言自己虽一介弱女,欲与燕京人物分一席也。"这便是梦卿性格上的好强的根本原因。然而,道学思想又不能容忍有个性的女人,它与道学"淑女"的标准在根本上背道而驰。梦卿所受的教养使她把道学思想奉为金科玉律,这些教条深深地印入她的脑子,形成了她的思维方式,控制着她的言行举止。对她来说,挣脱教条束缚的念头是大逆不道。梦卿尽量地要求自己在当时道德伦理的规范下,做出一些常人难及的举止,在行动上把道学对女人的要求推向极端。梦卿牺牲自己代父赎罪,恪守道学教条而不惜以千金小组的身份下嫁为妾,为耿朗割发断指等等行为,有她天性上的善良的成分,但潜意识里又有惊世骇俗之功名的渴念。这种强化了的自我牺牲精神,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
  梦卿有超乎常人的克制力,表现在她惊人的忍让、温顺、淡泊和随和上。梦卿作得好诗词,写得好书法,并且极有绘画的才分,但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无时不在窒息着她的艺术气息,所以,她深知不能奢望在这些方面留下一些后人传扬的东西,虽偶尔技痒难熬,但心理上又不得不摈斥它们。她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不是卫夫人,不是李清照,而是孝女和节妇。她远比正妻林云屏能干得多,既能从大的方面合理调度家庭收支,又善于小心收拾,对僮仆知人善任,连她婆母康夫人都为她赞叹:"赏罚奴婢,从不自作威福;教导丫环,从不轻施责詈;俭所当俭,全无小户规模;丰所当丰,总是大家气度。"作为一个侧室,她恪守自己的身分,从不准备凌驾于妻之上。她的隐忍、自我克制本身就是道学女性理想的"感性显现",具有模范的意义。一个女人蒙昧地活着乃是不以德之为德也;而有才却守愚,这需要巨大的意志力量和献身献身。这,才是道学伦理的最高境界。
  梦卿未嫁时,有一天与耿朗之妾宣爱娘不期而遇,宣爱娘在燕家坟院的墙上题诗一首:"情辞委婉、令人可爱",梦卿读后很欣赏,自思道:"我梦卿生长深闺,无一知己,似这般女子,又只空见其诗,殊令人可恨,不免用他原韵和诗一首,写在旧诗旁,或这女子重至旧地,见彼此同情,亦可作不见面的知己。"因无随身笔墨,乃取下一支金兰花簪儿,在石灰上划出诗句来。诗写得颇成功,她自顾吟哦不已,把金簪也忘在墙缝里,以至为耿朗拾去。梦卿回家后,这种显露才华的快感很快变成精神上的负担,她为自己的不守女规担忧、惶恐,几至于产生一种犯罪感。她如此规矩娴静,严谨过人而有此失,其实是寻觅知音之心太迫切了,梦卿的潜意识中始终期待有人来发现她,欣赏她。而她在题诗后愁肠百转,其内心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如何维护自己'淑女'的形象?"作一个孝女、淑女,是她十分珍惜的,怎么愿意失去呢?在才华、声名和道德规范之间,她苦苦地挣扎着,无法找到一个相谐点。
  梦卿这种特有的超凡脱俗的品格,在她婚后复杂的环境里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小说中多次写她的挣扎和努力:
  却说耿朗一日无事,在梦卿房内夜话,是时乃宣德四年九月中旬,清商淡淡,良夜迢迢,桂魄一庭,菊香满座。春畹行酒,便坐小饮。耿朗道:"饮香醪,看名卉,已是人生快事,况又国色相对,各在芳龄,志愿足矣,又何求哉!"梦卿听了,低头不语。耿朗道:"卿何心事,忽忽不乐?"梦卿道:"妾以鄙弱之质得侍君子,私心自幸,有何不喜,惟愿上则尊祖敬宗,以作九个叔叔领袖,下则修身养家,以为后世子孙法度,若美酒名花,只不过博一时之趣,益处不少,损处亦多,若不知检点,则费时失事,灭性伤生,以所难免。"耿朗道:"我于花酒虽则留心,绝不致太过,又得卿不时提撕,想将来亦不致受损。卿与我名虽夫妇,实同朋友矣!"
  乍一看耿朗对梦卿很尊重。梦卿初嫁时已明确地表现了自己对爱情婚姻生活的理解和追求。那时她与耿朗新婚燕尔,不觉得扭曲了对生活的真趣。可现在,她的一番严肃劝谏让人听来不但扫兴,而且做作。耿朗赞扬的"名虽夫妇,实同朋友"一语,正是夫妻感情产生裂缝的开端。在封建社会,丈夫把妻子引为朋友就意味着不把她作为女人。精神上的知遇正是梦卿所企求的。为了这种精神追求,她抛弃了爱情的真性而全不知晓。这一切都为表面潇洒,实则庸俗的耿朗所不容。

  (3)意蕴:呼唤人性复归

  作者对燕梦卿的遭遇无比不平。燕梦卿是个见义勇为、有着义无反顾的精神的奇女子。小说中曾把她比为贾谊。从精神气质上说他们的确相通。
  以梦卿的气质,她的行动绝不同于流俗。她从心底里看不起耿郎之妾"香儿、彩云之放荡淫戏"。作为年青女子她需要爱情,但她却常常把爱束之高阁。程朱理学使她对爱情先有了一道厌恶的心理防线,自然的感情在她看来是卑下的。她过人的才华使她为爱情规定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她不应该向普通女人那样沉迷、依恋,而是从精神上把爱情传达给对方,为此,她不惜扭曲了天性。可悲的是,当她把真情传达给丈夫时,风流、平庸的耿朗只感受到教育、劝告,远不如香儿、彩云之娇嗔可爱。
  在燕梦卿所处的环境中,耿朗是她唯一可以爱和可以从他那里接受爱的异性。为了做一个出色的堪为楷模的贤妻,她彻底否定了个人存在的意义,虚伪的道学造就了她狭窄的思维方式。当舅父郑文问她:"甥婿之为人,甥女以为何如?"梦卿竟言不由衷地说了一通大道理:"夫者,妇之天,万有不齐之物皆仰庇于天,妇人一生苦乐皆仰承于夫,以妇而议夫之是非,犹以人而议天之寒暑灾祥也。"郑文道:"此论大是。甥女姐妹五人(指妻妾五人)同处一室,能无各有是非乎?"梦卿道:"是非朝朝有,不听自然无,若五人各以长争长,便如五色之不能相混,惟以短济短,即如五味之相和矣。"从理智上说,梦卿没有在说谎,但在感情上只是大而无当的一种掩饰。她怎么能说出夫妇关系的疏远,妻妾间的勾心斗角呢?她生活得太沉重、艰难了,道学的原则甚至剥夺了她痛苦的权利。过分的克制使她的言行显得那么矫情。这是她爱情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
  《林兰香》深受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林兰香》也写耿朗的风流潇洒,能诗能文。但作者更懂得耿朗的平庸。在爱情上,耿郎怜香惜玉,但没有深刻的感情,更没有专一的对象。对于女人,他只视作玩乐的对象加传宗接代的工具。他无法接受一个试图从精神上干涉他,给他施加压力的"悍妇"。尽管梦卿处处严以律己,力图做道学所理想的淑女,但在耿朗的眼里,她远非合乎理想,因为她犯了道学中的一条很重要的教条:"女子无才便是德。"梦卿是矜持的,察觉到耿朗对她的有意疏远之后,她内心的自信崩溃了。丈夫冷淡她,这一切就不再辉煌!她受到打击远比别人沉重的多,不仅是爱情的失败,更意味着理想和追求的破灭。她整个人都变了样子,请看梦卿被扭曲了的模样:
  一日,秋雨晚作,梦卿方倚窗听芭蕉碎响,耿朗突然而至,且道:"知二娘寂寞,特来赏雨。"梦卿即命夏亭秋阶条几设榻,丹棘青裳行酒烹茶。耿朗连饮数杯,因笑道:"饮香醪,看名卉,已是人生快事,况又国色相对,各在芳龄,志愿足矣!今日必如中秋夜,醉而后止。"梦卿道:"中秋好月,今夜好雨,须畅怀以看菊花洗妆也。"耿朗见无别项言语,乃畅意大饮。须臾秉烛,花气越香,雨声越大,因戏梦卿道:"吾为卿洗妆如何?"梦卿笑而不答,于是乘醉便移待香儿、彩云之谑浪狎邪以待梦卿,梦卿亦受而不辞,次早欢洽如昨,色笑依常。
  在第三十回的这段描写中,读者不难从梦卿的强颜欢笑中听见她内心的暗泣。这次饮酒,是耿朗对梦卿积愤的发泄。他故意使用上次饮酒时同样的语言,当他看到梦卿已不敢犯冒他,一种征服的满足充满了他的全身。他开始了全方位的对梦卿的报复。梦卿没有反抗,她的沉默表现了她的不凡。然而,她的才能、识见和精神境界是她自己无法掩饰也不能泯灭的。小说中写到耿朗满意地感到自己报复了梦卿之后,"走在各处一看,见东套间衣架上搭着一件染过衣服,便是中秋夜酒污的,只道梦卿又要借此谏劝,幡然变色,茶不饮,汤不用,怏怏然走了出来。"感觉告诉他,被征服只是一种假象,他终至黔驴技穷了,冷淡和疏远梦卿确实成了他唯一有效的方法。此后他根本不进梦卿的住所,时时处处刺激她。他出征后往家里寄诗,竟有意无意将梦卿遗漏掉!这,终于形成对梦卿最有力的一击。
  燕梦卿彻底丧失了生存的勇气。对于具有梦卿这样才具的女人来说,一旦陷于窘境,躯体的存在已经没有意义了。她的理想是做一个淑范长存的贤妻,现在她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前途如同枯井,再没有荣水滋生。当她意识到自己无法实现人生价值时,面前只有死路一条。她在生下一个男婴之后寂寞地死了。这耿家的第一个孩子本可以给她带来荣耀和牢固的地位,也会让她享受到天伦之乐。梦卿不是凭着本能和对生活的天然兴趣生活着的人,她生活在的一个很强的理念世界里,一旦这个理念世界崩塌了,她"样样都比人强"的强者境界,便成为"件件都不及人"的弃妇境地。
  《林兰香》歌咏的是旧"女德"模范的实践者。燕梦卿是一位具有无比纯净和高尚美质的妇女,尽管作者把她身上固有的人性的闪光纳入到旧女德教条的范围里,其圣洁的光辉仍然掩盖不住。这位巾帼把自己的精神生活自愿地受制于道德规范,以此为最欣慰的归宿。她,将作为封建祭坛上的一个牺牲品,永远给后来的人们以有益的启示。



  三、 家庭论

  8、漫谈中国古代人情小说的亚文化形态

  在中国,诸子百家历经君王传承朝代更替,为人们所熟知,但是稗官野史,流传保存至今,能为人们所知悉者能有几何?人们耳熟能详并深受其文化影响的不外是《三国演义》、《金瓶梅》、《水浒传》、《红楼梦》、“三言”、“两拍”等中国古典小说,若把小说中的品类分为三六九等,涉及风花雪月而屡遭封建王朝禁毁的“人情小说”乃至艳情小说或称爱欲小说很不公平地被划作品级中的下品,排斥在等而下之。
  将人情小说作为流派研究,清晰地勾勒流派概貌的要算是鲁迅。早在《小说史大略》中,鲁迅已独辟“明之人情小说”一章,探讨“佳话”滋生的原因及命名“人情”的缘由。尔后论者纷纷,多立异名,诸如“世情”、“言情”、“风情”、“艳情”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命名或多或少地涉及了这一流派的某些特点,但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考察,命名“人情”似乎更符合流派特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又对《小说史大略》的论述作了修改,他指出:
  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
  原来,人情小说之命名是依据这一流派记人事、不甚言灵怪的题材特点。人情小说通过描写家庭盛衰、情侣悲欢离合来反映社会;家庭婚姻和社会世态融合成了这一流派作品内容的特色。人情小说被禁的原因主要是“诲淫”。即使连《红楼梦》这样“士大夫爱玩鼓掌”的小说也在所难免。《红楼梦》描摹的痴男女情性,其字面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柔也”。(清陈基元《庸闲斋笔记》),可是,历代的禁毁小说书单都少不了《红楼梦》,连它的“续书”统统都被列入“特衍诲淫之谬种”而难逃法网。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心理和特定内含。儒学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统治思想,曾经熏陶人民长达二千余年之久。被历代统治者尊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学说,由孟子、荀子等所发展,在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中已成为显学,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董仲舒等汉儒的阐发补充,从此一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至宋、明理学的影响,几乎支配着中华民族全社会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明清小说的身份并不高雅,它既无“登高能赋可为大夫”的堂皇遭际,也不像“诗言志,歌永言”那样受圣人的青睐。在明清小说中,人情小说更是无“经”可“宗”,无“圣”可“征”,不登大雅之堂,注定了被排斥在庙堂文学之外。
  人情小说是地地道道的亚文化。相对于制度性文化来说,亚文化是某阶级所独有的,处于制度化前的个性较强的文化,从文化形态上来看亚文化属于由创造主体直接用以表现自己理念的文化,是阶级心理在社会屏幕上的投影,是由于阶级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为什么说人情小说是亚文化形态呢?理由有三:

  (1)写世态

  亚文化是社会文化变迁的前奏。人情小说是以创作主体的实际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反映了表现在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中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特点。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心理都有足引以自豪的高尚而纯粹的因素,亦不免有平庸、卑鄙,甚至落伍不时宜的成分。人情小说被正统观念所鄙夷是因为在艺术上失于自然主义的描写,但是它以不可替代的具体性和真实性,摄下了古代各阶层各方面的生活面貌。除了《红楼梦》、《金瓶梅》这样的宏篇巨著,明清以来名不见传的散落各地的人情小说有上百千计,它们不光写情场角逐、家庭琐事,而且也涉及宦海升沉、战争风云。当然最多的则是写都市风光、里巷琐事、发迹败落、商场危途。市井细语里有世态人情,吃喝玩乐里有民俗风尚。细致入微地映衬出整个亚文化群的文化心态。涉及人生价值、等级观念、乡土意识、家庭观念、宗教观念、神灵观、梦谶观、命运观,其核心部分是性爱观、贞节观、婚姻观、享乐观。
  自从《红楼梦》诞生以后,读《红》、仿《红》、学《红》之作蜂涌而出。产生于嘉庆年间的《风月鉴》,从书名到人物,到许多情节、环境,都显露出仿红的痕迹。它也写簪缨之家的显赫热闹,贾宝玉似的贵公子常敏无心仕途,天天带着妻妾们啸风嘲月。当然,无论思想、艺术水平比之《红楼梦》均等而下之。有人说,常敏不象贾宝玉,更象说部中的唐伯虎。还有写宫廷生活、以最高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为题材的例子,如《阃娱情传》,描绘了武则天宠幸面首,祸国殃民。有以农民起义为背景写起义军将领私生活的,比如《春秋闹》、《灯月缘》都是写李自成打入北京坐龙庭后整个皇族生活腐朽的。此外,有写商人和士子的,分别如《绣屏缘》和《浪史奇观》;有写和尚、道士的,如《灯花梦》、《觉后禅》、《八段艳》等,这些作品是道道地地的爱欲小说,赤裸裸地鼓吹一种性交的文化,比如道家的内丹、房中术,佛家的八种劝诫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性文化的记录,虽然粗制滥造的不在少数,毫无审美价值,但一幅幅活生生的众生相,无不汇集着古代文化生活的宝贵资料。

  (2)写人欲

  《金瓶梅词话》是一部集中表现人生欲望的作品,在这部家喻户晓的世情杰作中,作者从多方面展现了那个“人欲”横流的世界。人,一来到世界上,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在诸种人生欲望中,最为人们所渴求的是什么?《金瓶梅词话》第八十五回,写吴月娘识破潘金莲和陈经济的奸情,薛嫂想趁机卖掉庞春梅时,有这样一节描写:
  春梅见妇人闷闷不乐,说道:“娘,你老人家也少要忧心。……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于是筛上酒来,递一锺与妇人,说:“娘且吃一杯儿暖酒,解闷解闷。”因见阶下两只犬儿交恋在一处,说道:“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
  我们故且置文字的粗俗不论,“人反不如畜生”的潜台词是很明显的:作为物质的“人”,有着生理的和心理的欲望要求,它应该很好地享受人生的各种欲望,而且应当比禽兽更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来满足和享受属于个体的欲望渴求。诚然,作者的这种对人生欲望追求的感慨,是建立在人的自然性、动物性的生理基础之上的。我们也不妨把它看做是对人生欲望追求的肯定,这样才不致于亵渎作者的良心。
  “依翠偎红”的生活,是当时一般士人和市民所追求的生活情趣。《金瓶梅》的开场诗说:“坠西山月出东,百年光景转飘蓬。点头才慕朱颜子,转眼翻为白发翁。易老韶华休浪度,掀天富贵等云空。不如且讨红裙趣,依翠偎红院宇中”。这是一种典型的崇尚现世享乐的人生观。这种“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的艺术描写,在全书俯拾皆是。李瓶儿就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对欲望追求非常强烈的艺术形象。作者要告诉人们:人有追求“情欲”的天性,而且这种追求“情欲”的渴望表现得十分强烈。只有当它感到满足时,人才会感到畅快和幸福。否则,心灵甚为压抑和痛苦。这一切,是作为一个自然的、物质的人的正常欲望;人,本来就该充满活力,清新活泼,是自我的主宰者和幸福的崇拜者。
  除了兰陵笑笑生等人,晚明清世情作家还有:徐谓、汤显祖、冯梦龙、凌初、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一大批阙名、化名的作家,《牡丹亭》叙杜丽娘读毛《诗》“关关雎鸩”后,“讲动心肠”,丫头春香转述她的感慨说:“关了的雎鸩,尚然有洲诸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汤显祖在其作品《题记》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嗟乎!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在汤显祖看来,“情”是天地万物我的主宰,是整个世界的主宰。它能克服“理”,战胜“理”。但是,汤显祖强调的仅仅是“情”吗?不尽然。汤显祖真正强调的是“欲”,是人的自然的、正常的欲望。汤氏所说的“欲望”,在《特丹亭》全本中有多次出现,如花神说:“宴则是混阳丞,看他似虫儿般春动把风情煽。”柳梦梅说得更是直截了当:“恨不得肉儿般和你团成片”。凡此等等,都强调了人对欲望的追求。
  “二拍”中也有不少篇章是对“人欲”艺术描写。其中甚至对不正常的两性关系也采取了同情和谅解的态度。凌初《二刻拍案惊奇》三十四回《任君用恣乐深闺,杨太尉戏宫馆客》的“入话”有一节议论:“岂知男女大欲,彼此一般”,“怎能够满得他(她)们的意?尽得他(她)们的兴?所以满闺中不是怨气,便是丑声。总有家法极严的,铁壁铜墙,提铃喝号,防得一个水泄不通,也只禁得他(她)们的身,禁不得他(她)们的心。略有空隙,就思量弄一场把戏。”他把对人的欲望的尊崇视为是天经地义的,强调了人的欲望的普遍性。他认为无论男女,都有追求欲望的需要,尤其是女性的欲望追求,诚是可贵。这种欲望防不胜防,没有任何外来的力量能够加以抑制。

  (3)写私利

  《金瓶梅词话》序云:“富与贵,人之所慕之”,“富贵善良,是以摇动人心,荡其素志。观其高堂大厦,云窗雾阁,何深沉也;金屏绣褥,何美丽也;鬓云斜,春酥满胸,何婵娟也;雄凤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锦衣玉食,何侈费也;佳人才子,嘲风咏月,何绸缪也……”;“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等等,都意在说明:追求和安享现世的幸福,是人生的最高理想。
  在人情小说的世界中,钱财有着无穷的妙用。它“乃是众生脑髓”,“能动人意”。有了它,一切皆能畅通无阻。再举《金瓶梅》第五十六回,写常二“得钞傲妻”的场面更是将市井细民贪财的心态描摹得维妙维肖:
  那常二只是不开口,任老婆骂的完了,轻轻把袖里银子摸将出来,放在桌儿上,打开瞧着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闪闪响当当的无价之宝,满身通麻了,恨没口水咽你下去。你早些来时,不受这淫妇几场合气了”。那妇人明明看见包里十二、三两银子一堆,喜的抢近前来,就想要在老公手里夺去。常二道:“你生死要骂汉子,见了银了就来亲近哩!……”。
  真是一幅绝妙的市井生活图。难怪张竹坡读到此,禁不住评说:“此又写财的利害。”懂得“财的利害”的西门庆舍弃了有钱人“读诗书,登仕途”的生活道路,从事经商敛财之事。短短几年,成为独霸一方,腰缠巨万的富商。在他奇迹般的暴发生涯中,集中体现出钱财的强大力量。西门庆霸占孟玉楼、李瓶儿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谋财”。小说第七回写媒婆向西门庆介绍孟玉楼是一位颇有钱财的富孀时,他“欢从额角眉尖出,喜向腮边笑脸生”,和薛嫂于第二天“就买礼往北边他姑娘家去”探亲。其贪财之状跃然纸上。第十七回还描写西门庆吞没陈经济因避难而带来的“许多箱笼”,说明在这位封建商人的眼里,追求财欲比亲情更为重要。透过凸现在我们眼前的“镜头”,不是可以十分清晰地折射出人情小说乃在集中表现私利人生欲望的思想基调吗?
  从我国文化的发展来看,肯定“人欲”的描写是在封建社会中世纪向近代迈进的过程中出现的。它代表着启蒙主义的曙光。任何亚文化都是前置的,它所展现的人欲横流的景象揭开了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特殊的一页。
  首先,肯定“人欲”的思想,在与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相对立的同时,提出了一种新的道德观念,表现了近代思想的萌芽。我国的传统道德向以“仁、义、礼、信”和“忠、孝、节、义”等一系列封建教条为其规范,其基本内容是抑制人的各种欲望,将个体作为奴化的工具。例如,以爱情和婚姻问题上,它倡导“义夫”和“节妇”。究其实质,就是要让那虚幻的“义”和“节”的精神枷锁来剥夺人们的自然的、正常的、合理的欲望追求。在这种道德观念的支配下,个人何来快乐和幸福?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更把这种传统的道德观念推向了极端。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训戒,就是一个显例。
  其次,从本质上说,对“人欲”的追求是和人的物质利益的获得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人情小说在实际上是肯定了人要求能获得自己的物质利益的权利。也正因此,人情小说表现人生欲望的同时,也体现出对个性自由的追求。这种追求本身蕴含着要独立自主地主宰“自我”命运的因素。如潘金莲的挑逗武松、李瓶儿的招赘蒋竹山,向来被道学家们视其为是“好淫”的例证。倘我们丢弃固有的偏见,难道会不理解她们力图摆脱命运赐于的种种苦难以重新安排新生活的奢望吗?
  勿庸置言,人情小说,乃至艳情小说、爱欲小说毕竟是在中国这块布满了封建毒菌的土壤上滋生出来的,它和封建统治阶级文化的关系无比密切。从根本上来说,肯定“人欲”的思想,仍然是以“利己”为其鲜明特色的。作者力图要表现的“欲望”,仅是一种人的物质上的利益与自然性、动物性的混合体,还缺乏与人的社会要求紧密结合。所以,人情小说虽然反映了和封建统治阶级文化的冲突,但始终未能提出一种新的社会理想的追求。换言之,在人情小说中,我们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是社会要满足人的“好货”、“好色”等自然欲望的要求和呼喊,但看不到作为主体的“我”如何去改变社会环境。也正因为如此,亚文化毕竟不能代表社会的主流,它没有强烈的去创造的崇高理想及其持久不懈的追求精神。
  公允地说:相对于中国的正统的“经典文化”,中国古代爱欲小说所呈现出的亚文化形态,较少虚饰成分,更切近民族历史、社会生活、精神面貌的实际。我们不应该以肤浅的眼光来评判它。爱欲小说不仅长于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它所涉及的社会画面也很广。这一流派的小说资料庞杂,社会生活,生理方面应有尽有。它传递出的是一幅幅生动的民俗画卷。从思想意义上说,它有强烈的训诲倾向,以写男女私情来弘扬自由恋爱,具有反封建桎梏的积极意义。它还能教育世人,暴露世情的缺憾,惊醒人们的情梦。其性爱描写虽直露烦碎,溺于展示,但“意不在事,不避鄙秽”。当代社会,是人类正迈向更趋于开明的时代,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探索往昔的文化典籍,认识古往今来的迥异,以便更多地了解民族的历史和精神面貌的实际,作为改造社会的强有力的武器。


  9、试论《好逑传》的文化主题
  ——“家庭主义”


  文化主题的要旨是由现代西方学者提出的。美国的莫里斯·E·欧普勒认为:文化为单一的整合原则所支配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通常的情况下,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一些数量有限的主题。比如印度文化当中的文化主题包括等级化、男性优势等原则;在北美文化中有对长寿和年长的重视和对参与有效性的重视。美籍华人许烺光在《在文字文明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与文化主题相类似的概念:“公设”。倘若我们有兴趣循着这些概念来分析中国这样复杂而有文字的社会,或许也可以总结出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文化现象。
  有时,文化的传播带有极大的偶然性。成书于康熙初年的《好逑传》,作者自署“名教中人”。小说以“好逑”为正名,以侠义、风月为别名,其意昭然,无非是想借侠义风月之故事,传播名教、宗教道义,可谓用心良苦。作者不仅标榜维系风化,在作品中也不厌其烦地贯彻这一宗旨。然而,不知何故《好逑传》竟被莫名其妙地列入了淫书的行列,在《野叟曝言》中提到淫书,除《全真记》、《娇红记》外,《好逑传》赫然其上。为此《好逑传》遭到了禁毁的命运,几成孤本的《好球传》闹到只在英国博物馆和大连图书馆有藏。
  没曾想因祸得福,在国内连二流作品都排不上的《好逑传》有幸被展示在外国人眼前,摇身一变成了传播中国文明的“经典著作”,受到许多西方人的赏识。1761年有英译本面世,名“恩爱夫妻”,接着又有德、法等多种文字的译本,被欧洲人视为初学汉语的教科书。大文豪歌德读了法译本后概叹不止,给予了一段很高的评价:
  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
  有一个德才兼备的年轻人三十岁就荣幸地和皇帝谈话,又说有一对钟情的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很贞节自持,有一次他俩不得不同在一间房里过夜,就谈了一夜话,谁也不惹谁。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到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贝朗瑞的诗歌和这部中国传奇形成了极可注意的对比。贝朗瑞的诗歌几乎每一首都根据一种不道德的淫荡题材……中国诗人那样彻底遵守道德,而现代法国第一流的诗人却正相反,这不是极可注意吗?
  显然,《好逑传》成了西方人了解东方的窗口。作为中国文化启蒙的读物,《好逑传》引发了西方人浓烈的兴趣,它的文化价值就不限于仅是获得认同了。因为,对比强烈,差异极大的文化现象,能引起民族反思,造成互补,促进文化碰撞,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曲经通幽,作为文化的参照物,西方人在《好逑传》里悟到了些什么?我们不妨鉴其哲言,仿其眼光,循其思路,遵其理论,也来一个别开生面的反思。
  先看中国人是怎样说的:清代雍乾间的小说《驻春园小史》曾这样评价《好逑传》:“历览诸种传奇,除醒世、觉世、总不外才子佳人……《好逑传》别具机抒,摆脱俗韵,如秦系偏师,亦能自树赤帜。其他则皆平平无奇,徒灾梨枣。”《中国小说史略》的作者鲁迅也认为:《好逑传》比其他才子佳人小说“文辞较佳,人物之性格亦稍异”。可见《好逑传》在才子佳人小说中算是比较精彩的。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得知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有过于完美之嫌,但总体性格较为鲜明,可称较好地烘托了主题。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好逑传》以其人物形象展示了一个个人社会化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个人社会化即传统理学对人的整合。

  (1)至善至美的人物形象

  《好逑传》中的男女主角铁中玉和水冰心,不是一般才子佳人小说中所千遍一律塑造的那种“登科荣华”的才子和“温婉贤淑”的佳人,而是对向着邪恶与不义不断地进行反抗和攻击的青年男女。其中最突出的是水冰心。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家庭的中心是女人。从女主人的描写来看才貌双全的水冰心“生得双眉春柳,貌秋花,柔弱轻盈”,“及临事作为,赛过须眉男子。”她本是兵部侍郎之女,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有这样一个在京中做大官的父亲,这位贵族小姐本来可以得到一种天然的护卫。可是社会恶势力也不放过她,恶少过公子垂诞水冰心美丽非常,几番央媒说亲,用厚礼求聘,都未如愿。
  “人有旦夕祸福”。水冰心的父亲原是一位兵部侍郎,不曾料因误用一员大将被朝廷削职,遣戍边庭。而过公子的父亲过学士却被“新推入阁”。这样,水冰心就失去了她可以依赖的保护--家庭地位。那位过公子自以为有了新入阁的父亲做靠山,如虎添翼,向着水冰心猛扑过来。朝庭有人好做官。在那个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的封建社会里,即便是出于豪门之家的青年女子,往往也难逃悲剧的命运。一听说水侍郎被削了职,在过公子再三请求下,某府官“便掉转面皮,认起真来”,以威胁水冰心的叔叔水运,必须快快叫侄女出嫁,“若执迷不悟,不但失此好姻,恐于家门也有不利也”。而那个一心想逼迫侄女出嫁进而谋取哥哥家财的水运,一听此话,“正中其怀,满口应承”,并从此与恶少过公子及府官内外勾结,狼狈为奸,一齐下手欺负孤女。
  水冰心是一位非凡的女子,她没有被恶浪打倒,当水运前来议婚的时候,她声色不露地利用叔叔的升官瘾和利令智昏使了个“掉包儿计”。她假意让水运操办婚事,偷偷将结婚庚贴写上水运小女的生辰八字,使被蒙在鼓里的水运,忙到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后无可奈何地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恶少。在这第一回合斗争中,水冰心聪明机智、沉着大胆的性格特征,得到了充分的显示。这一性格品质又使她接二连三地战胜了对方的诓骗、强抢的阴谋诡计。她以勇敢和智慧捍卫了女性的人格与尊严,这是小说第一个亮点。水冰心的力量来源是对邪恶与强暴的反抗精神。一次次地失败而恼羞成怒的过公子,假借圣旨,闯入冰心小姐的内室来抢亲。此时无退路的水冰心,横下一条心,将一把有鞘的解刀,暗藏在袖中,准备与对手拚以死战了。水冰心那种宁折不弯的斗争精神,使她将生死置之度外,而对无论来自何方的欺压都毫无惧色,镇定自若,应付自如。过公子曾求助新按院冯瀛,想利用按院的威势,迫水冰心就范。面对按院大人的一道道牌令,水冰心以不寻常的胆识,接下牌令,并以此牌令为新按院的罪状,反将这位新按院参了一本。她当面指斥这位按院大人的罪状,使他“惊出一身冷汗”,最后不得不威风扫地,败在水冰心的手下。《好逑传》塑造的这么一位敢于斗争,不畏强暴的女性形象,显然熔铸着广大受欺压的青年女子的理想,这样的女子既便有情也绝不会淫乱,更不会私奔。她为女一定是孝女;为妻一定是贤妻;为母一定是良母。无论充当家庭(即是社会)的哪一种角色均会演好自己。
  书中的秀才铁中玉也不同于一般的才子,他确是一位不慕富贵、不自狂妄诞的君子。他“有几分膂力,动不动就要使气动粗……倘或交接富贵朋友,满面上霜也刮得下来,一味冷淡。却又作怪,若遇着贫交加己,煮酒论文,便终日欢然,不知厌倦。更有一般好处,人若缓急求他,便不论贤愚贵贱,慨然周济;……”。他打入禁地养闲堂救出被大夫侯沙利强夺去的穷秀才韦佩的未婚妻;又多次路见不平,救助孤女水冰心……。疾恶如仇,见义勇为,这就是铁中玉的主要性格特征。这与那些醉心于风流韵事的才子们显然是大相径庭的,他的形象有着下层人民那种勇敢正义、相互救助的行为品质的影子。

  (2)合乎道德的婚姻观念

  众所周知,《好逑传》之名出自《诗经·周南·关睢》篇中的“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句。《关睢》是《诗经》中的第一篇,古人多认为是写所谓“后妃之德”,也就是最纯真、高尚的爱情。历史上大约也只有《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等少数几个风月少年被这篇《关睢》所教坏,以至于唤起青春的觉醒,感慨:“圣人之情,尽见于此,今古同怀,岂不然乎。”做起游园惊梦来。这篇范诗一直是君子、淑女的楷模。
  《好逑传》突出地描写了一对青年在长期患难交往中不违“名教”的“贞洁自持”的品质。水冰心将铁中玉接到自己家里养病。夜里,两人隔帘对饮,“无一字及于私情”。他俩虽然互相倾慕相爱,但是,由于他们在患难中不得已违背了“男女授受不亲”之礼,所以始终不肯结婚,一定要证明他们的“毫无苟且”。照现代人的眼光看这似乎太刻板做作了!然而,在那个时代,实堪称模范。乃至当他们顺从父母之命成婚后,仍然异室而居,直到皇后派人亲自验明水冰心果系处女后,才奉旨真正结为夫妇。
  《好逑传》的作者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来处理男女爱情?《好逑传》世德堂本的维风(维护风化也)老人叙道出了作者的思想真谛:“爱伦常甚于爱美色,重廉耻过于重婚姻。是以恩有为恩,不敢媚恩而辱体;情有为情,何忍恣情以愧心。未尝不爱,爱之至而敬生焉;未尝不亲,亲之极而私绝焉。甚至恭勤饮食如大宾,告诫衾为良友,伉俪至此,风斯美矣。”(《明清小说序跋选》)作者振振有词,无非说明名节重于爱情。然而,我们不禁要问:没有性爱的婚姻是最完美的吗?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婚姻是两性关系的通行证,家庭和睦才有美满爱情。家庭乃是封建社会纲常最基础的实施单位。这种处理爱情的宗旨,客观上是对晚明以来的堕落世风的一种否定。在当时那个虚伪社会里,自由恋爱被视为是有伤风化的见不得人的丑事,真正的爱情往往要遭到礼法上的道德谴责。相反,多妻制、卖淫制却对封建统治者的纵容淫欲合法的保护。禁绝爱情与放纵淫欲,这是封建制度下一对孪生的畸形儿,它们扼杀人们对自由的追求,维护专制统治。《好逑传》作者的思想正是被这种传统的封建观念紧锁着。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上说,家庭主义在潜意识里是根深谛固的。这里,作者的笔墨虽然有别于一般才子佳人小说不屑于涉淫,但是,今天,觉悟的中国人是没有一个赞成封建礼教,而同意把爱情纳入封建伦理道德的轨道的。
  最后,让我们再重温一下许烺光的理论。他认为中国、美国两个国家在对待家庭以及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上很不一样,中国人注重培养子女的孝敬,美国人则注重培养子女的独立性。因此,“从《好逑传》、《玉娇梨》的梗概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对比:尽管这两部小说的情节都包含了《汤姆·琼斯》或《双城记》中所具有一切复杂性--误从、巧合、潜逃,然而重点仍是家庭的组合与发展,而不是个人的浪漫行为与独特情感。”许烺光是从“文化主题”的角度来诠释《好逑传》的。须知,文化是一种创造,也是一种生存需要。审视东西方文化的异同,我们将满足的不再是廉价的自尊。沾沾自喜之余,必会惊讶地瞥见民族文化的定势乃至缺陷。此时的我们也许会由衷感到:从文化主题的角度来研究《好逑传》不失为一种有趣的尝试一个有益的课题。



  四、 心理论

  10、站在生活危机的临界线上
  ——《石点头》人物变态行为的心理分析

  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种种教义,无一不围绕着"存天理"、"灭人欲"而阐发。明末清初诸多的拟话本作者纷纷以卫道、劝惩相标榜。《石点头》用"圣僧说法,顽石点头"名篇,反映了其作者试图"耸动世人之心"使"凡夫俗子积迷顿悟"的创作旨意。然而,在小说发展史上,《石点头》的地位虽不能与"三言"、"二拍"并驾,又确实有别于那些让人废然思睡的满纸说教之文,名家早有定论。
  《石点头》在读者眼里享有殊荣,除了艺术风格的统一、描写手段的出新外,更是因为其内容的写实性、情节的曲折性。十三篇故事均出自前代蓝本,但篇篇是前代史实的写照,每每演出一幕家庭的悲剧,证明一个残酷的现实。表现了众多痛苦的灵魂在朱明王朝末世的油锅里的煎熬。作者意在暴露感情欲求的丑,以彰扬儒家传统道德的美,客观上却再现了感情欲求的真。其作品本身复杂的形象体系是穿靴带帽式的理论评价所无法涵盖的。
  以天理和人欲矛盾为主题的作品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比比皆是。对其封建性的研究多立论于天理的荒谬,人欲的淫乱只为其佐证。其思维定势是:群体如何实现对个体的凌驾?而较少取道反轨来考虑:个体是如何凝聚成群体的?《石点头》不愧为一部能为后人提供多种研究蹊径的作品,它以大量人物内心独自的细致铺写取胜,为我们启开了一扇窗户。使我们能穿过作者用陈腐说教布下的迷阵,探索为不合理的社会所孕育的畸形儿们的心灵奥秘。
  人欲是什么?即人的本能追求和种种复杂的愿望。心理学这样定义:"人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能量系统。""倾向于随时满足自己最热衷的愿望以缓解自己最强烈的紧张。""人类最强烈的驱力是创造性驱力和破坏性驱力。""前者是保存种族生命愿望的能量,后者是有助于反抗顽敌、保全个人的一种死亡愿望的能量。"然而,人并非单纯是生理学意义上的动物,在文明社会的历史画廊里,人又是用一块块理智、道德、良心的彩石装饰起来的镶嵌画面。
  因此,在正常安定的环境中,人的本能尤其是毁灭性欲力并无从表现,只有在生活的危急关头,才有机会暴露。《石点头》便是以生活在泥潭里的芸芸众生为主角的作品,在赢弱的、控制失调的大舞台上,灾害遍地、战乱频仍、贪官污吏、恶霸盗贼、牙婆人贩充斥其间。而更多的则是内心痛苦的"淫妇"、胆小如鼠的市侩、仕途无望的知识分子、狭隘浅薄的家长、杀身成仁的节妇烈女……站在同一块倾斜的大地上,人人自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恐惧惶惑,连做了鬼都无法超脱。在这个笼罩着"世事残酷"阴影的艺术氛围里,不幸的人们均有自己个性的可悲宿命。为什么人欲会在天理的压迫下扭曲变形?这便是本文试图说明的问题。本文的思路出发于"人本位",取向是由个体、个性、微观导向群体、共性和宏观。幸而心理学行为分析的原理已为我们架起了一座通向未知的桥梁。

  (1)行孝者的天伦

  孝为人伦之首,这是道德家所极力推崇的。《王本立天涯求父》中的王原可谓一个执着追求的典范。为了寻找父亲,他飘流十二年,衣单食缺,骨瘦如柴,毫不后悔。他的至诚终于以使父亲回心转意为标志而修成了道德的正果。但是,漫长的十二年所加在其母亲和妻子身上的折磨却是不能一笔抹消的。他的天伦和孝行实相背反。其一:羊跪乳,乌反哺。母亲含辛茹苦将他养大,教他读书识礼,为他成家立业。大恩点滴未报,他却不顾母亲的忧心,重蹈父亲的故辙,使母亲在不幸的人生旅途上第二次陷入绝望。其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亲逃遁他乡时不仅把支撑门户的担子卸在母亲肩上,而且把接替香火的重任也交给母亲。母亲好容易盼到儿子长成,眼见着能娶妻生子,以践夫约。可王原对妻子毫无感情,新婚三天,并未曾同房,使母亲以为补偿的愿望又一次落空。王原抛却感情盛笃的母亲,去茫茫人海中寻找从未谋面的父亲,说明王原的目标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理念的化身,即一个主观意识上的形象。这与封建教义的驯化显然有矛盾。驱使他寻父的本能动机是什么?一、幼年未竟的事物。王的当年出走原为苛捐重税所逼,但一旦尝到逍遥法外的乐趣后,便不再返回故里。王原从小最关心的莫过于这件奇怪的事了:"人家有娘,定有爹,我家爹怎么不见?"当王原稍懂事后,奇怪变成了推论:"天下没有无父的儿子,我又不是天上东方朔,空桑中的大禹圣人。"待到念书识理,他的自责心更油然而生:"我已一十四岁,吃饭也知饥饱,穿衣也知寒暖……终日讲论孝悌忠信,怎的一个父亲却生不识面,死不知其处……"伴随着他的长成,对父亲的思念渐渐到了入魔的境地。试想,假使他幼年享受过父爱,对一个实实在在有缺点又有优点的父亲有所体会的话,他的遗憾、失望、焦虑就不会这样不可缓解,以致铸成一个虚幻的人生目标,使自己裹挟到更为不安定的流浪大军中去。二、自悲情结。"以身体或心理明显缺陷为核心引起的自卑感觉,会引起从权力和威望方面得到补偿的愿望。因此促使自己的劣势功能超常发展,以将个人提高到优越的社会地位上"。王原善解诗书,为人夸赞,却因为没有父亲不能实践孝悌的君子之行,自觉矮人一头。因此他以坚强的意志力做出一番寻父壮举,终于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孝子,博得了社会的承认。三、恋母情结。王原的恋父似乎与恋母矛盾,其实是一种行为变态。首先来自想帮助母亲得到幸福的潜意识。在封建社会里,夫死从子。张氏自丈夫走后已把爱全部倾注到儿子身上。王原的出走既带着一种深思熟虑般的家长意味,又表现出把母亲置于自己保护下的男子汉气概。在飘流途中,他为母亲难过:"孟子葬母备极衣衾棺木之美,则其平时奉养可知,吾母吃了千辛万苦,为子未曾奉养一日……"因此更坚定了寻父信念,他的心灵深处是希望母亲的悬望有所结果。其次是性力的转移。无论是俄狄浦斯情结还是埃烈克特拉情结,都是在儿童与双亲固有的协和关系遭到破坏后发生的。女孩的恋父是因为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淡化了她对同性的兴趣;而男孩的恋母和憎父却是因为父亲分享了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王原的情况与女孩相似,因为缺少父爱才执着索求。当父亲不肯与他同归时,他竟把头磕出血来,这时的爱已转化成恨,其表现是破坏力导向自身。所以王原与母亲的分离实则接近;与父亲的接近掩盖着分离。
  人对事物感知的依据往往不是事物的本来面貌,而且是自己的心象。司礼监李太监的寻母便是王原寻父的观照。李太监自幼入宫,发达后想尽孝子之心。派人从家乡把老母找来后,却因生母貌似贫婆拒不相认,弃在街头。又寻来一个"人材出众",早年当过妓女的假娘隆厚奉养。这种与大忤大逆同位的假仁假义撕下了封建孝行的伪装。也说明符合封建伦理的人格常处在与原我意识即人的天性相悖的境地中。在李太监表现为被虚荣心所惨假、被势利眼所扭曲的"人子之道";在王原则表现为以实现信仰及维护自我形象的理想所做出的牺牲和努力。

  (2)"被剥夺者"的剥夺

  一个成年人的我欲与现实相脱离,便会导致病态人格。甚至被人们称为非生理意义上的"精神病"。《感恩鬼三古传题旨》和《贪婪汉六院卖风流》中都有这样的"病人"。
  宋徽宗年间瑞州人郑无同演出的是一场我欲得不到满足便企图去剥夺别人幸福的闹剧。善门弟子仰邻瞻为避社会动乱,寄居在报恩寺攻读。他做学问坚信"有德者天必有报,有学者天又惜其苦心。"谁知就在他躬身君子之行时,当朝贡举官龙图学士汪藻起早已把状元的桂冠私下许给了旧好郑无同。这一天,汪藻起约郑无同至报恩寺相会,将考试题旨透露给他,不料隔墙有耳,被停在寺廊下棺材里的女鬼伊小组窃得机关,托梦告诉给仰邻瞻。结果"十年窗下,铁砚磨穿"的仰邻瞻一举中魁,而"根器浅薄,禀性又懒惰"的郑无同却名落孙山。眼见到嘴里的肥肉被别人刁去,郑无同气得肝郁火旺,义愤填膺。对高中的仰邻瞻他先是装疯卖傻、胡搅蛮缠,继而又在报恩寺内大打出手,并上奏诬陷仰邻瞻,结果却被皇上发配治罪,成了一个彻底的失败者。郑无同的忌妒和疯狂产生于一种被剥夺感。一个人取得成功的机会越多,他的相对剥夺感就越强。人类的需要遵循着这样的程式:未拥有某物时欲求占有某物;当得不到占有时便会与自己有共通之处的人攀比;当他的意念又与现实相脱离时,就会产生一种"病态",即在幻想中将自己拥有的某物合法化。病态的需求有其两重性:一方面是理所当然占有某物的权利感;另一方面却又缺乏对不能拥有某物的自我谴责之心。这种人往往把自己的不成功归于外部,对自身缺点毫不察觉。于是,迁怒于他人或社会。
  吾爱陶又是一例。这个"衣冠中的强盗","纱帽下的窃贼"刚入贡举便以借盘缠之名搜刮乡亲。做了税务官后更是雁过拔毛,鸡过留蛋。无论旱路水路的旅客、商人都要给他留下买路钱。假如官司犯在他手上,必让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邻居王大郎一家被他诬为盗贼,严刑拷打,几天之内连害七命。正是因为他劣迹昭彰,引起公愤,才被罢官削职。但是这个过去连跳骚腿上都要劈下肉来的贪官污吏,是绝不肯就此洗心革面的,又开了妓院。他的算计可谓无耻之尤:"如今优游无事,正好声色之乐……若娶姬妾……必大笔钱财……不如做门户生涯,自己乘闲便可取乐……夜夜生利、日日嫌钱,落得风流快活。"然而,最终他只落得个不得好死。
  吾"剥皮"的歇斯底里起源于一种自恋。他幼年生长的环境是一个山川险阻、人烟稀少从未出过秀才的小村子,他是破天荒第一个,这使他产生出唯我独尊;小地方闭塞,乡邻受了他的欺压无处告状,这又助长了他的肆虐;邻里恨他入骨,每逢他乡试入场便云集庙祠祷告他榜上无名,这使他在人群中被独立隔绝,既不能爱人又不能被爱。他的性力情感只能转向自身。自恋主义一般是以得到周围人的承认以满足自尊心为附加条件的。而他从来都是对别人掠夺的多给予的少。他索取不到周围人的承认,便转移目标,将索取感情替换成索取财富以得到满足。他确实能够满足,因为他的自尊心已毁于天良的泯灭。他的超我发育受到阻碍,自我又缺乏监察能力,原我中的贪欲便无忌地释放出来。

  (3)"失落者"的补偿

  人的根本问题是寻求阻力最小的缓解紧张的方式。而人怎样控制感情的的发泄,才不致于过惊涛骇浪般的日子?《郭挺之榜前认子》、《玉萧女再世玉环缘》、《唐玄宗恩赐纩衣缘》告诉我们三种途径。
  中国人"官崇拜"的心理莫过于对官的追求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因为读书可以做官。多少有志男儿不惜别妻离子以实现这件人生最光彩的事。可是官位有限,多数人是无法如愿的。郭挺之体貌丰洁,家道充足,却年年考场失利,三十多岁了仍是秀才一名,气恼之下,将纸笔尽焚,游居在亲戚家中。韦皋亦是一个意气超迈的伟丈夫,无奈心性虽高,官运不通,为当西川节度使的岳父所瞧不起,也负气出走,借读在好友的后园。所不同的是:十数年后,韦皋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坐到西川节度使的交椅;郭挺之虽未做官,却意外地得了一个金榜题名的儿子。在漫长的人生蹉跎中,他们是怎样缓解紧张和焦虑的?郭挺之多年客居广东,谈了仕进之心,却以君子之态大做仗义输财的好事。他无意中救了因欠朝廷钱粮而被索问的米老汉和女儿青姐,父女俩感恩戴德,青姐自愿到郭挺之身边为妾。郭挺之对她既有"侧隐之心"又有"善恶之心",以礼相待,十分恩爱。谁知青姐日后为他生子,金榜高中,满足了他早年没有实现的做官以光宗耀祖的愿望。郭挺之自我理想圆满实现,是以一种性力置换了正确目标的间接方式出现的。而韦皋的情况则属于性力置换了恰当的对象。韦皋出游出也有一番艳遇。但他虽与婢女玉萧两情绸缪,却仍然志在功名。"连结发妻子尚不相顾",何况一个婢女?他与玉萧约为七年相遇,结果十年后才归,玉萧已殉情而死。他求仕的愿望因其目的实现而得到缓解,而对玉萧的怀恋却上升为首要的焦虑,无论请名僧超度亡魂,还是听朋友宽慰,均无法抚平他失恋的创伤。直到二十年后,有人又送了一个与玉萧面貌酷似的歌女,才迅速填补了玉萧留在韦皋思想上的真空。韦皋恋爱的异性对象的转换,其实是一种意象的失恋和热恋。
  性力的置换有时还表现为取代原先生物性的目标和对象。这种升华作用有助于人生更加接近崇高境地。宫女姚夫人自幼入宫,却从未蒙幸,只能在梦中憧憬幸福生活,度日如年,她怀春的愿望无从排遣。正当这时,唐玄宗命宫女们为前方军士缝制冬衣,姚夫人便把满腔的感情转移到手中的征衣上,并题诗一首缝于衣内。只希望前方将士能收到她物化了的感情--诗作和衣服,告慰自己寂寞的灵魂。在这里,她用精神的意象置换了谈情说爱的刺激以得到满足。就象但丁曾创作精神爱人比阿特里斯那样,既以想象的人和物取代了未能找到的一位活着的女人,又以灼热的创作感情取代了强烈的爱情。

  (4)失节者的操守

  《石点头》中唯一的才子佳人故事是《莽书生强图鸳侣》。在一个春日,员外小姐紫英去文昌庙为母亲烧香还愿,被会试举人莫谁何撞见,一腔爱怜,遂起"勾搭"之心。经过一系列想方设法的拦截纠缠,莫谁何终遂其愿,俩人成就好事,双双私奔而去。
  人是怎样做出一个决定的?一靠思维,即理智地考虑各种可能性,权衡轻重,按照现实性原则作出决定。二靠无意识力量的帮助,即在情绪激动时轻率地作出决定,不考虑后果。紫英是一个知书识礼、家教甚严的大家闺秀。她的良知与本性自始至终发生着尖锐冲突。起初,她每作一个决定都企图使自己行为规范化。她呵斥莫谁何,责怪丫环莲英。对约会时而推却时而敷衍,以自我意识中的"文饰作用"企图让自己和别人相信自己的清白。可是在潜意识中,她却为莫谁何的风流乍惊乍喜,无情有情,欲进辄止。当莫谁何强行潜入她的房中,她:"欲待出去,恐怕弄出事来,名声不好;欲待不出去,又恐执了绫帕为证,果然放刁撒泼,名声也不好。"吓得三魂六魄都不在身上,日夜忧心,唯恐败露。贞操的愿望和情欲的愿望同时驱向不同的方向,使她无所适从,十分难受,理智的大堤终于崩溃,爱情获得全胜。在感情的驱使下做出了离家私奔的决定。
  《瞿凤奴情愆死盖》写得却是生死不渝的爱情被封建礼教虐杀的故事。瞿凤奴的爱情自诞生至夭折,受尽了恶势力暴风雨的吹打。来自母亲方氏的是亵渎;方氏把女儿嫁给刘三,原是以自己既充当岳母又充当情人为前提的。来自族长、"嗣子"的是摧残;因为她的招婿构成了对族人财产的威胁,他们便强行拆散她的婚姻,将她另嫁。来自张监生的是虐杀;因为她的倔强,誓死不从,使张监生大为恼火,遂施在非人的待遇。来自丈夫刘三的则是不负责任;刘三是她意想中的理想的爱人,却害怕与她生死相伴,使她"不事二夫"的超我理想全面破灭。凤奴的心理行为十分复杂,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意象的不可更改。有些千篇一律的意象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如果有人提出异义,势必被嗤之以鼻。封建的妇女贞烈观在凤奴的脑中即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她生性幽静,足不出户,听从母亲的婚嫁安排,一来为一床锦被遮盖母亲丑事;二来为完成自己明媒正娶从一而终的人生大事。然而年幼和社会经验的不足都使她无法适应复杂的外界环境。当她得知孙三的真面目和自己婚姻的非法性后,仍然顽强地维持原来的看法不变,以致于思想负荷过大,生起病来。二是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行为。凤奴被判改嫁后,悲痛欲绝,将内衣密密缝结,以维护尊严。再嫁之夜她面壁独坐;对张监生的探病她蒙被不睬;而对囚禁的凄苦她毫无悔意;对婆婆的开导她充耳不闻;她将丫环春来送的东西从窗户里扔出;母亲的劝说更使她怒不可遏,旋即悬梁自尽,以表心迹。她自始至终都强迫自己重复着一种行为:坚定抵抗任何瓦解自己意志以破坏自己贞操的企图。三是自虐情结。精神病学家认为:当客观使原我紧张增加(愤恨和性力冲动增加);超我的严格程度增加(犯罪感);储存能力减弱(躯体疾病)或缺乏健康的表达方式,都可以诱发精神崩溃。瞿凤奴自杀的悲剧是最好映证。

  (5)无辜者的"罪过"

  "罪过"的含义可以这样概括:个人没有内疚感,但罪过引起的内向性毁灭力紧张产生不满,表现出应"惩罚"的要求。这种要求未得到满足将持续多年,导致大量紧张堆积,直至个人陷入重重困难之中。赎罪方式之离奇莫过于《江都市孝妇屠身》中的宗二娘。中国妇女受封建道德浸染和宗教迷信的麻痹,常会无缘无故的产生罪过感。她们的罪过是"原罪"(类似西方宗教的说法),根源于她们作人的地位,即"非人"。古来便有妻子为丈夫割股疗病;小妾为军士杀身烹羹的事。宗二娘又是一个牺牲品。唐朝末年兵火不息,连年欠收,百姓吃光了树皮草根,便开始把虎视眈眈的目光投向自己的同胞。小商人周迪和妻子被偷得精光,进不能收回欠款,退不能奉养老母,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愁苦交加。此时,扬州城里父子、兄弟、夫妻互相鬻卖,煮来为食的事已不足为怪。二娘便瞒着丈夫自卖自身,将血肉之躯剁断在屠户的肉台盘上。换来了四串卖身钱与丈夫作回家的盘缠、养母的费用。
  二娘生性开朗,贤惠大度,但内心并不是"静穆"的,这可从她献身前与周迪的一场口角中窥出端倪。在她心灵深处埋着两种愧疚:一是人到中年却未有子息,不能为周家传宗接代;二是婆婆求孙心切,安排她与周迪双双出外,自己却孤独无依,老无所靠。作为一个妇女,丈夫和父母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全部利益,既不能生子又不能行孝,如同橄榄两头不落实,自己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幸而好个残酷的哀鸿四野的社会给她提供了一个以残忍的方式来报效丈夫和婆婆的机会。在人的意识中深藏着三种观念:个人存在的永生性、个人魅力的不可抗拒性、个人思想感情的万能性,与此对应的观念是:死亡的威胁、产生缺陷的威胁、无力应付环境的威胁。因为深受儒释道思想的奴化,宗二娘对死亡威胁的忧心已被因果轮回的迷信所超脱;而后两种威胁却兵临城下。于是,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突围之路。
  与宗二娘的"静穆"不同,《瞿凤奴情愆死盖》中孙三的自戮出自激烈的良心遣责。孙三与方氏一样,本是一种缺少羞耻心的人,偏偏遇上了凤奴这样的烈性女子。当他吃了官司后,立刻象缩头乌龟似地躲回了老家,见凤奴大怒,才前往作别。可是凤奴对他的态度却是"今虽未能以死相从……愿求彩线缝下左腑","非君手不解"。其悲哀恳切催人泪下,感人肺腑。使他大为震动,想自己"不过是市井俗子,何德何能,乃蒙如此爱重"。敬佩之余,深愧弗如。认真地思考起"教我何以报"的问题。当凤奴用绣带打成同心结相赠之时,他的悔恨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将"酒杯一掷,夺身而去。"当人们在厨房里找到他时,他已持刀将自己的生殖器割了下来,便在血泊之中。
  压迫孙三的罪孽感并不来自外界对他不道德行为的否定和谴责,而是来自凤奴的不幸所传达给他的一种情绪。使他看清了自己所回避的事实真象:自己除了声名狼藉外,并未有其他损失,而凤奴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和自己的替罪羊。凤奴的痛苦促使他审视了自己的全部行为,凤奴的深情厚义更使他痛恨自己的卑劣。产生了强烈的要求惩罚自己的愿望。追根溯源,当初若不是色胆包天勾搭方氏,也引不出凤奴下嫁的事;假如自己并无两度姻缘,也不会连累凤奴。"淫"是万恶之首,当他精神上的痛苦已大大超过了肉体上的痛苦时,于是手起刀落,刺向了自己意念中的敌人……

  (6)歼仇者的暴力

  人类的敌视和仇恨和感情是由破坏性的能量激发出来的。这种攻击力的严重后果:指向自己导致自杀,指向他人产生谋杀。善良人们的毁灭欲力促使人避开敌人而逃逸;主动性的毁灭欲力则鼓励人以战力驱逐对方。《王孺人离合团圆梦》中乔氏的抗敌斗争类似前者;而《侯官县烈女歼敌》中申图希光的锄奸暴当属后者。
  南宋秀才王从事携妻从汴梁避战乱到了临安,谁知乔氏的美貌被奸人赵成看中,掠劫家中,从此与丈夫失散。乔氏求生不成,求死不能,又吵又骂,甚至用头上的簪子将赵成右眼戳瞎。赵成遂将她转卖给西安县知县王从古。乔氏在王府中为妾,度过了二年光阴。
  乔氏的先前贞烈而后顺从,均是逆境中万般无奈的选择。她想:"到此地步,只得忍辱偷生,将计就计,嫁这客人,先脱离此处,方好作报仇的地步。"她的失节确为一种避开正面攻势,保护自身的举动。而毁灭欲力的内移却使她终日愁肠满结,郁郁不乐。幸而她作了一个医治感情创伤和精神痛苦的"团鱼梦":一只大团鱼爬到身边;她把与丈夫的定情之物金簪子扔在团鱼旁,却倏忽不见了踪影;她举刀欲砍团鱼,团鱼竟开口说话:"不要爱惜我……不要怀念簪子……不要想着丈夫……"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梦是幻想实现某种愿望来满足原我紧张的一种形式。乔氏的梦即是在复仇的愿望无从实现,内心的苦闷无人诉说的情况下,被积压在原我意识中的愿望以乔装打扮的面貌出现的形式。梦的任务是利用画面来表示复杂的感情,释梦是通向梦者无意识愿望的康庄大道。分析乔氏中的"角色反串"和"象征性伪装"可以理出三种成份:簪子的遗失是一种象征,表达了乔氏担心与丈夫关系断绝以及对自己失节再嫁的愧疚;刀砍团鱼却被咬手,疼痛难忍又象征着乔氏痛苦煎熬的心境和处境;团鱼说人话则表达了乔氏希望有一灵物为自己的未来验兆,这个兆头可能是正性的,即能与丈夫团圆;也可能是负性的,即与丈夫不得团聚。团鱼是她丈夫最爱吃、自己常烹煮的东西,出现在梦境中做为愿望的角色再自然不过。"团鱼梦"道出了两个使她不安的潜意识:什么时候才能重为丈夫烹调团鱼呢?莫非因为前日的杀生才有今天夫妻离散的报应吗?这是她最害怕最不愿意发生的事。在《石点头》和其它许多小说、戏曲篇目中,梦境不乏其数;但多数是鬼神显灵的套子,有的与情节游离,完全是随意杜撰,经不起推敲。而"团鱼梦"却有现实依据,符合逻辑,是心理描写的成功之例。
  《侯官县烈女歼仇》是一篇最充分体现毁灭欲力的故事。它的出众在于作为高潮的铺垫,写出诸多引起人感觉"分离"的情绪。如忌妒、不满、争吵、讽刺、怀恨、愤怒等。宋代士人董昌父母早丧,和继母一起生活,可是继母徐氏"贪食性懒,不肯勤劳作家,因此董昌外貌虽似继母看待,心中却不睦。"董昌娶亲时,徐氏就因其礼数未到,而怀恨在心。后对小两口的亲热更为忌妒,常常寻错挑事,大骂大闹。有一日徐氏又与董昌口角,碰到专会挑拨,与人拉纤的姚二妈前来串门,使他们的吵架发展成白热化。董昌气愤中失手打了姚二妈两个耳光,惹下大祸。姚二妈遂勾结奸人方六一设下圈套,将董昌陷入狱,最后屈死。姚二妈报了两耳光之辱,方六一也达到了霸占申图希光的目的。然而,申图娘子却不是个普通的女流之辈,她决心为夫复仇。就在洞房花烛夜的晚上,她挺而走险,杀死了方六一及姚二妈,制造了一起血案。
  董昌家祸从天降,客观上因为社会风气的恶劣,黑暗势力的公行。徐氏的蛮横和狭隘使人无法相处,董昌的不甚恭敬更增加了感情的恶化;姚二妈的谗言和帮闲使人生厌,董昌对她的惩罚又使邻里关系激化;方六一的阴险歹毒导致朋友反目。申图娘子当丈夫入狱时她只把心思用在营救上,丈夫被刑后,她才弄清事情的真象,对丈夫的爱转换成对仇人刻骨的恨。父亲、哥哥均出门远游去了,表姐、姐夫又因送信的仆人逃走而未有回音。所有感情的、责任的、家庭利益的、社会公理的担子都挑在了她一人肩上。在这种情况下,她唯一可以歼仇的方式便是亲手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敌人。毁灭欲力一旦变成暴力行为,必定是失去理智的反常的。申图娘子杀了方六一等五个人,将仇人的头祭在丈夫坟上,自己也悬梁自尽。当徐氏得知后恐惧之极竟也跌倒死去。毁灭欲力的释放所造成的这一冤冤相报的悲剧,使八人丧生。紧张的人际关系带来了人与人的各种争端;升级必定加剧社会的动荡;而政治斗争的激化必将危及现行统治;黎明曙光的来临还会很远吗?
  作为传世之作,《石点头》是一本研究封建社会人性的极好参考书。这恐怕是它本身所具有的认识价值的又一种体现。



  五、伦理论

  11、恶之花 情之果
  ——《杌闲评》创作倾向论

  历来讲史小说或演金戈铁马,英雄征战;或续帝后君臣,忠贞勤政。这是历史演义的正道。《杌闲评》记叙了却不是一幕悲壮的历史,而是一段罪恶的生涯。它取材于明代宦官魏忠贤的史事,以其丑行累累的生活轨迹作为笔墨主干,写法上着力于渲染人情世态,构成了写恶、写情的倾向,由此在讲史小说中独树一帜。历史不是僵死事实的堆砌,是具有人性的人的实践。《杌闲评》正是通过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来唤起读者警醒,使之反思历史的。从审美角度看,昭示丑恶并不悖于深受儒释道思想浸染的中国知识分子劝世的宗旨。作者举恶喻事,喻情于理的创作方法挣脱了历史演义的传统格套,甚可称道。虽然是书未冠于流派之首,也不开创时代先河,然其讲史与言情合流的鲜明特色却颇具研究评论的价值。本文不揣谫陋,试做一粗浅分析。

  (1)恶之花

  《杌闲评》并非闲评。作者没有把人物淹没在史事的海洋中,而是把人置于社会的、个人矛盾的旋涡中来刻画,写他们的感情思绪和内心风暴。是书突出了魏忠贤性格的本质特征,极写性恶,力透纸背。作者的立意首先从小说题目上略见一斑。"杌"一词原出于舜时四凶的名称,别为恶兽之名,可引申为恶人;同时又指楚国的一种史籍。作者将爱憎附于笔端,其刻画人物以暴露为主,又别具匠心的侧面切入。
  写恶性积累演变的过程,这是作者寓有深意的一笔。作为社会的人,魏忠贤不是一个天生的恶棍。他的恶习是从量变发展到质变的。当他还是母亲怀中的赤子时就被响马掠去,自幼耳濡目染谋财害命的人生哲学、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长到十余岁,在强盗窝里接受了人生启蒙的洗礼。当他来到纯朴的农家--客氏庄子,野性已无法管束,与顽童李永贞结为一伙,终日杀鹅烹羊,游闲放荡。后进京投亲,面对花花世界,眼界大开,立刻如鱼得水,混迹于市井无赖之中,如果说他的入选进宫是迈向恶贯满盈的开始;那么,早在他跻身程中书门下时,在这个官吏的后院里已学会了谄媚主子和为虎作伥。关于魏忠贤的身世,史书中未有详确载录。作者不惜笔墨,杜撰情节,其用心良苦。不仅在于使故事真实可信;更是为了通过人物形象探悟一种哲理,以此劝世、喻世。试想,魏忠贤式微时尚且劣迹种种,权倾盖世后将如何呢?
  写恶行中的善行,说明作者很懂得反差的美学效果。魏忠贤纵然是个流氓、无赖,但在恶未定性时也不是不可救药的。作为他的对立面,作者塑造了美与善的形象傅如玉。傅如玉是魏忠贤灰色生活中的唯一亮点,二人美丑判然,对比强烈。命运曾给过魏忠贤一次机会,让他义救傅如玉,娶其为妻,在其帮助下闭门思过,一心管理田产。尽管这段生活十分短暂,却体现了魏良心未泯的一面。这种对天良泯灭的人的人性描写,在历史小说中殊为鲜见。
  写恶与恶的同流合污,这是小说的主要笔墨。作为魏的同类,客印月洒向人间的灾难并不稍逊于魏。正因为二人的狼狈为奸,明代历史上才有可能演出一段怪异的可悲的历史。作者不仅写二人的勾结,而且写出他们各自狡黠的性格和互相利用。第二十八回魏忠贤为了铲除忠直的老宦官王安,欲借助于客氏之手。于是杀死客的爱奴卜喜,嫁祸与王,激起客氏疯狂的报复。第四十三回客氏因儿子霸占张皇亲的侄媳妇不成,恼羞成怒,就指使魏忠贤"无端造隙驱皇亲",把张皇亲一家杀的杀,赶的赶,卖的卖。其气焰器张,令人发指。据史载,此事并未得逞。然书中的艺术虚构与历史上客魏二人在皇宫内室中的一贯肆虐甚合,较好的凸现了人物形象。
  写帮凶的青出于蓝,胜于蓝。马克思说:"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它一切人的发展。"魏忠贤得宠后,不但将自己的亲戚子侄封为高官显贵,而且四处网罗党羽。一些无赖、小人也把能钻进他的卵翼之下充当爪牙,当作晋阶发迹的捷径。第三十四回,西城御史倪文庆于无意中得罪了客氏的家奴,始而惊恐不已,继而心生毒计,将一本参奏魏忠贤仇人的害贤之疏做为见面礼,献到魏的门下,由于他的无中生有,罗织罪名,使裴世扬等四人无故陷入囹圄。这种安自己害他人的无耻卑劣行径,在魏党中屡见不鲜。著名的"六君子"事件又是一例。左副都御使杨涟因弹劾过魏忠贤,早被其视为眼中钉。李永贞、张体乾等人便身体力行,合谋将杨及左光斗等六人诬陷为罪臣熊廷弼的同党,加以治罪,严刑拷打,迫害致死。魏党泡制出莫须有的"东林衣钵图",大刮株连之风,泛杀无辜,不知迫害了多少忠臣贤士,使多少百姓家破人亡。作者调动场景,让群丑竞相登台表演,提示出了一个道理:恶一旦行成一股恶势力,并且当道横行,对社会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国不将国,家不为家,民何以聊生?
  魏党把持朝政的时期是明朝最黑暗的年代。作为历史小说的《杌闲评》在叙述史事的同时,通过进步势力与恶势力较量的一次次回合,透露出一个信息:物极必反,恶不永恒,两极相撞,必定迸出时代的火花,洞明恶的崩溃已指日可待。
  在正负的两极,一端是以魏党为代表的封建恶势力的祸国殃民。书中对魏氏、客氏的作威作福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如:封为奉圣夫人,进出宫每每乘锦玉辇,车水马龙,仪仗队的规模比皇后还显赫。魏忠贤被奉为上公后,就在全国各处为自己建生祠,并修祖坟,靡费了无数金银。客的儿子、弟弟当了锦衣卫官员还不够,又要加封侯伯。魏族中甚至连一、两岁的孩子都被封为显官。魏、客一伙的骄奢淫逸是明末社会黑暗以及最高统治者昏庸腐朽的极好写照。
  在两极的另一端,是人民连绵不断的反抗。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代表进步势力的工商业及市民阶层日益壮大。宦官厂卫特务的高压致使社会矛盾经常趋向激化的边缘,书中有多处描写。第八回"程中书湖广清矿税"写因程中书敲诈勒索,激起了一次商民暴动。第二十五回"王知县贪财激大变"写官逼农民造反,其中对白莲教虽有歪曲,但客观上反映了民众力量的伟大。第三十五回"击缇骑五人仗义"更是直接反映了发生在苏州的一次大规模的市民起义。这样的描写在古代小说史是殊为罕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艺术的美是由对于客观世界的再现,说明和判断的准确真实所决定的。"黑格尔说:"历史题材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作家就永恒。"《杌闲评》的作者受制于时代及其它方面的局限,不可能有如此高的创作自觉性。然而他反映历史的角度选择的出乎寻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艺术的美,时代的真。

  (2)情之果

  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石印本将《杌闲评》易名为《明珠缘》,这种易名固然出于书商的招徕顾客的花样,但与是书中引人注目的言情成份大有关联。艺术的重要特征在于它具有个性化。恶人的血肉之躯也有七情六欲,《杌闲评》以人的本性写人,绝少说教,使文情波澜迭起。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编织儿女私情线。候一娘和魏云聊、魏忠贤和客印月的关系在小说中起了推进情节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魏、客的爱情则是编结整个故事的贯穿线索。魏氏、客氏三次相逢,二度合流,均起于一个"缘"字。他俩还睡在襁褓里时就有了同样的身世。一个为赤蛇托孕而生;一个梦赤蛇御珠而降。由于明珠的"带路",他们初次相识于青梅竹马时。成年后,又各自抛下家庭,厮混在一起;当第三次再遇时,两人的身份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一个是权势倾城的皇帝乳娘,一个是新近得宠的尚衣局管事太监。显赫的身份使他们在新的基础上达成了新的默契。肉体上的关系再也填不满他们深壑般的私欲。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的结为一体,开始了他们狼狈为奸、害国害民的生涯。不是孽障不聚头。这两人实在太想象了,同样的阴险乘戾,权欲熏心,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第五十回碧霞君提示道:二人原是八十年前淮水河中的两条赤蛇转世,当然,这是小说中的宿命论,轮回报应的安排。然而,他们确是一对真正的蛇虺。
  二是摄取人间世态相。《杌闲评》所描绘的社会画面十分广阔。从城镇到乡村;从山野到京城;从宫内到宫外。涉及的人物有皇亲国戚、宦官宫女、大小官员、家奴差役、织工、商人、艺人、游民、知识分子、道士、隐士、妓女、乞丐、强盗、小偷等。笔墨所及有朝野的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有市井帮闲殴斗哄闹,宿娼酗酒;有强盗骗子的打家劫舍,炼丹诈骗;又有农家的古风犹存;艺人的逞技卖艺等等,不一而足。活象把一个五颜六色的万花筒放在读者眼前。尤其是写了魏忠贤所出身的社会下层,接触面十分广阔,为作者铺设一幅社会百业百态图提供了活动的空间。
  三是绘出乡俗民风图。仔细展读可以发现《杌闲评》的文笔不象一般历史章回小说那样粗率。有些艺术氛围和环境的描写使读者身临其境。对扬州兴化一带土民俗写的很精细。如第二回中朱工部乘船视杳淮安、宝应、仪征一带。淮河两岸"和风拂拂,细柳阴阴,麦浪翻风,渔歌唱晚,处处桑麻深雨露,家家燕雀荷生成,非复旧时萧条之象。"淮安府、山阳县排庆大宴时,鼓乐喧天,仪式隆重,景象非凡。在写侯一娘与魏云聊的一段情愫时铺叙了临清举办迎春社火的热闹景象。街市上商贾辏集,货物骈填,赶市的、做买卖的人山人海。特别是当时杂技艺人和戏曲艺人精彩的表演,为戏曲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时真实地反映了民间艺人的血泪生活。

  (3)史之证

  《杌闲评》之所以能较好的调动艺术手段写出一部有声有色的历史,是因为客观上具备了三个条件。
  其一是得天独厚的素材。晚清史料浩繁充盈,其中与魏忠贤事有涉的不下几十种。特别是明天启年间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对熹宗朝宫中秘事有大量的记载;于客、魏的勾结奢侈录载尤详。《杌闲评》作者在总论中有:"博览群书寻典故,旁搜野史录新闻"之诗,可证。魏忠贤又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他在百姓中的知名度很高,臭名昭著。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轶事。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记载;演魏忠贤的小说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等四部,可见晚明演魏忠贤事的小说已成为热门。而诸多的正史野史则是《杌闲评》丰富的材料库。有鉴于此,《杌闲评》与《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不同,史实多有来源。即使没有史料为证,所写也与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基本契合,可与《明史》相参。其二是《金瓶梅》的影响。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看,《杌闲评》所表现出的讲史与言情合流的倾向决非出于偶然。书中所写最晚的事发生在明崇祯三年(1630年),据避讳字考证,它的成书年代不会早于是1644年。然而,早在职1610年,《金瓶梅》说在苏州一带流传了。《金瓶梅》在形式上用的正是讲史的章回小说样式,内容写西门庆的种种贪酷卑劣举动,抨击了统治阶级欺凌乡曲、剥削人民的无恶习不作的罪行。从表面上看,其书从形式到内容的写恶、写情都与《杌闲评》相象。可以推论,《杌闲评》的作者是看过《金瓶梅》并受其影响的。
  其三是读者群对文学的要求。《杌闲评》的作者尚未确考,这里不做议论。只能笼而统之地说,作者对中级官僚、混迹于衙门的帮闲、市井土棍、娼优、隶卒、僧道是熟悉的。前二十回写魏忠贤未入宫时的事,那时他还是一个落魄的无赖子弟,作者写来得心应手。明中叶后是章回小说最繁盛的时代,这是和它读者群的日益壮大成正比的。广大的市民阶层要求作者在小说中写他们熟悉的事,续帝王将相的历史演义和他们的生活有一定的距离。为了增加吸引力,作者必须改革历史小说的格局。《杌闲评》把世情人性写入历史小说既顺应了文学和时代必须同步的规律;又加强了文学和对象之间的精神联系,无论从哪一点看都是可取的。


  12、"警世录"与"安全阀"
  ——"三言""二拍"说教种种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手工业生产、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人的生理本能的欲求和对荣华富贵的艳羡也迅速膨胀起来,正如陆陇其《三鱼堂文集》指出的:"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一些著名思想家如王艮、何心隐、李贽等,起而批判程朱理学,肯定人的私欲,其中李贽的批判尤为尖锐。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答邓石阳》)"趋利避害,人人同心","虽对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则知势利之心亦吾人秉赋之自然耳。"(《藏书·德业儒臣后论》)这些思想家在肯定人欲的同时,还宣扬"人皆可以为圣"的理论,如王艮说:"满街都是圣人"(《语录》),李贽说:"人皆可以为圣","圣人之能者,夫妇之不肖可以与能。"(《明灯道古录》下)正是在这种社会、思想背景中,"三言"和"二拍"的创作倾向才有了非说教不可的明确意识和迫切的需要。
  "三言""二拍"诞生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萌芽,新思想新观念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的岁月。勇于进取和冒险精神,正是当时新兴的市民阶级精神状态的反映。"三言"、"两拍"故事情节不尽相同,但它们在市井小民的琐屑生活中常常表现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主题。比如在歌颂进取冒险精神,歌颂人的聪明才智和对荣华富贵的渴望方面,其作品就有《初刻拍案惊奇·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鼋龙壳》、《二刻拍案惊奇·迭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等,这些作品都表现了市民意识的率真和一定程度的解放。当一个社会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互矛盾的模式,就会使人们不知所措,社会结构与个人品行相抵触,这就是所谓社会"失范"。而当一社会系统处于失范状态时,便会有许多人抵触社会原有的共同的价值和共同意向。
  新兴阶级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异端。但又脱离不了程朱理学的羁绊,中世纪与新时期之交,时代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吹响了反封建的战斗号角;同时,也留下了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教化作用是儒家所提倡,冯梦龙无法脱离窠臼,他在《警世通言叙》中表白:自己的创作意图就是"以前因后果为劝惩",内容则"如儒家因果说法度世之语。""三言"的书名从喻世、警世到醒世反映了作者对世事积极参与的态度。标榜的正是宣扬忠孝节义,封建伦理道德;宣扬天命有定、因果报应等思想。任何社会都要进行规范整合,意见整合和功能整合,即协调好社会公认的规范与个人动机过程间的关系。通过教育熏陶和潜移默化,让民众的信仰、习惯和思维移动的定势与社会相吻合,话本、拟话本的出现正是整合的结果。
  两位作家在具体角度上不尽相同,其原则都是按照儒家的思想尺度净化人的道德观念,维护社会风气、稳定社会秩序,即所谓要维系世道人心。只是在贬抑个人的封建礼教,和日益膨胀的人欲之间进行一些折中、调和。进行劝诫,便成为话本、拟话本艺术构思的一大特点。劝善惩恶以什么为标准呢?主要是儒家的道德原则和人格理想。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中说:"仁义礼智、谓之常心;忠孝节烈,谓之常行;善恶果报,谓之常理;圣贤豪杰,谓之常人。然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修,常理不多显,常人不多见。则相与惊而道之,闻者或悲或败,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劝善惩恶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获得启示,趋善避恶。原来是要给市民被利欲冲昏的头泼一瓢冷水,使他们冷静下来,反省愈规逆行之举,重拾理念的准则。欲教于乐是最有效的教化,客观上消弭了社会的动荡因素。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便是社会"安全阀"的作用。让我们看看作者所遵循的教化原则是什么?又有那些是对新观念的整合,哪些是沿袭陈腐的说教。

  (1)仁和亲孝,不情之情

  儒家关于人与人之间应当遵循的道德关系和行为规范是儒家重要的构成内容。朱熹注曰:"这是'人之大伦'。"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儒家的铁则,又如"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把"亲"、"义"、"别"、"序"、"信"分别作为处理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关系伦道道德准则。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类似的说教在"三言"、"二拍"中大量存在,尤以"二拍"为甚。如《二刻拍案惊奇·行孝子到底不简尸,殉节妇留待双出柩》、第三十二卷《张福娘一心贞守,朱天锡万里符名》,就是集中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作品。前者表彰"孝子节妇",写一个孝子的父亲被人打死,他为了不简父尸,不经官而自己复仇。复仇后又宁愿自己受刑身死;而他的妻子则矢志从夫,早就对他表明心迹:"君能为孝子,妾亦能为节妇。"果然,丈夫死后她不肯先行埋葬,直待三年后把孩子哺成,自己才以身殉夫,和丈夫双双出柩。后者"夫妇有别",写张福娘被一公子先娶为妾,后公子要娶正妻,但丈人必先要遣妾,然后才同意成亲。这时张福娘也逆来顺受,对丈夫只是说:"妾乃是贱辈,唯君家张主。君家既要遣去,岂可强住,以阻大娘之来?"她被遣后不久就生下一个儿子,接着丈夫又病死,但她"甘贫守节,誓不嫁人。随你父母乡里,百般说谕,并不改心。"最后终于教子成名,母以子贵,这两篇作品都渗透了浓厚的封建说教,主为奴纲。《醒世恒言·徐老仆义愤成家》叙述唐代萧颖士的仆人杜亮,宁肯被性子暴躁的主人打死,亦不肯离开主人。作者赞扬他"恋才爱主,千古奇人",但他对主人表现出来的"情",殊不可解。冯梦龙亲自创作的《老门生三世报恩》又是一例。老秀才鲜于同在乡试前的预考、乡试和会试中,都是青年进士蒯遇时无意将近他取中。鲜于同后来明明知道蒯遇时不是有意提拔他,而是对他采取嘲谑的态度,但仍然是一再竭诚报恩。朋友有信。许多作品写了这种不情之情。《古今小说·范巨卿鸡黍生死交》写范式因忙于商贾,忘记了友人张劭的鸡黍之约,至期始觉,乃自刎,以使鬼魂如期赶到张家。张劭得知范式已死后,星夜到范式家乡吊祭,亦自刎而死,求葬于范式之侧。赞颂朋友之情,篇中张劭说:"人禀天地而生,天地有五行,人则有五常,唯信非同小可。对人云: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巨卿既已为信而死,吾安可不信而不去哉!。"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种"死生虽隔情何限"是不合情理的。此种不情之情实质是按照封建伦理道德的要求所采取的一种理性的行动,而不是在特定情境中所必然产生的真实感情。

  (2)烈女殉夫,生死不弃

  "三言"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表现男女之情的作品。在爱情观、婚姻观上有许多呼唤民主平等的新意识。但是在呼唤民主的同时,小说家又担心妇女解放的太出格了。不时的要跳出来,为妇德张目。这些故事表达男女之情时大都把"主动权"交到女子的手上。《警世通言·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的宋金,因生重病被撑船的岳父母抛弃在江边的荒山上。妻子宜春得知后,一把扯住母亲,哭天哭地叫道:"还我宋郎来!"并斥责爹爹"不仁不义,伤天害理"。父母劝其改嫁,宜春以死自誓。亲自登上荒山寻找丈夫,逼父母书写招帖,遍处张贴。三月之后,推测丈夫已死,宜春便穿起重孝,"朝哭五更,夜哭黄昏",一直过了三年,直到宋金寻到船上时,还看到宜春身着重孝。而宋金富贵之后,不忘旧妻,千方百计找到岳父母的船,很有情义。
  《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也是表现男女之情的重要作品。该作叙述王景隆与北京名妓玉堂春(苏三)私订终身。王生万金散尽被鸨母赶出家门,苏三受尽鞭楚之苦拒不接客。后来,苏三被卖给山西商人沈洪,带到山西,亦誓不受辱。沈洪妻子要药死沈洪、苏三,不想单单药死了沈洪,苏三被沈妻诬陷,下在洪洞狱中。王景隆中了进士,做了官,到京寻访苏三消息,又乘到山西做官的机会,微服私访,救出了苏三,夫妻终于团圆。
  作者刻意塑造的烈女贤妇,品行太完美了,难免缺乏令人信服的基础。如《醒世恒言·陈多寿生死夫妻》写朱家女儿多福与陈家儿子多寿九岁订亲,陈多寿十五岁时,遍身生癞,不人不鬼。他多次主动提出退婚,而多福竟以悬梁自尽表示不愿改字他人。多福嫁到陈家后,多寿为不连累妻子,饮毒酒自杀,多福发现后亦饮毒酒。作者赞扬说:"相爱相怜相殉死,千金难买两同心。"二人虽同心有情,但实在看不出感情何以生发。
  无论是"三言"、"两拍",它们实际上都是一个矛盾体。同样的冯梦龙、凌〓初,既发表抨击男女不平等的激烈言论,又自相矛盾地要求妇女就范。其中既有着新的、进步的东西--这是主要的;同时又存在着旧的、落后的成份--这虽然是次要的,但也是不能忽视的。这一切正反映了它们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的产物,必不可免地要烙上新旧思想交杂的时代印记。

  (3)劝人为善,劝人惩恶

  儒释道教义都劝人为善,可见这是宗教观念的渗透。《喻世明言·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写穷秀才莫稽入赘到团头(乞丐头儿)家里,靠妻子金玉奴的帮助,会试及第。莫稽做官之后,却怕这门亲事"被人传作话柄",居然把妻子推到河里。淮西转运使将金玉奴救起,认作女儿,并有意配给他的下属莫稽为妻。志得意满的莫稽跨进新房的时候,被一顿棒打,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这篇小说申张着一种下层人民的道德:即使妻子出身微贱的团头之家,也不能薄鄙她,负情于她。
  《警世通言·王娇鸾百年常恨》叙述周廷章追求王娇鸾的时候,指天发誓,"口中咒愿如流而出",但一旦分别,就乖乖地听从父亲的意志,"慕财贪色,遂忘前盟",和魏氏女结了婚,"如鱼似水,竟不知王娇鸾为何人矣"。二十一岁的王娇鸾在绝望之余,悬梁自尽。吴江大尹得知此事后,痛骂周廷章的负情,给予一顿乱棒,说:"用乱棒打死你,以为薄幸男子之戒","顷刻之间,化为肉酱,满城人无人不称快"。这一情节结局表现了作者对负情者的憎恶和鞭笞。
  作者所教导人们的是什么?《警世通言·三现身包龙图断案》结尾说:"寄声暗室亏心者,莫道天公鉴不清",宣扬不要做亏心事。《警世通言·陈可常端阳仙化》结尾也说:"从来天道岂痴聋,好丑难逃久照中。说也劝人归善道,算来修德积阴功。"翻来覆去言之灼灼都是一句话:好人坏人,日久自见。泾渭分明地规劝人们修德行、做善事、积阴功等等。

  (4)轮回报应,不亏行止

  因果报应观念是佛教教义的支架之一,与道教也有密切关联。如何诠释因果报应?因就是因缘。因缘生万法,是佛法中的重要义理。因是原因,即事物产生的内部规律;缘指事物变化的外部条件;果报就是变化的结局。《醒世恒言·吴衙内邻舟赴约》"头回"叙述南宋时期江州秀才潘遇到临安会试,本来其父潘朗梦见潘遇中了状元,店主人也梦见土地公公告知今科状元姓潘,明日午间到此。但因潘遇见店主人女儿美貌无比,私自勾引,亏了行止,状元遂被别人得去,一生郁郁而终。"不亏行止"的主张有着合理的因素,但在冯梦龙"不亏行止"的前提下绝不是否定个人私欲。同一篇"正话"叙述长沙通判吴度升任扬州府尹,携子吴彦之任,船泊瓜州,遇新任荆州司户贺章,两船相傍而泊。吴彦与贺章之女秀娥秀娥一见倾心,秀娥遂约吴彦深夜到她船舱私会。天未明,两船俱发,吴不得归,白天匿于小姐床下。后来其母听见床下鼾声,事乃败露。贺章夫妇到了武昌时,便差一仆人将吴衙内送走,并寄书吴父使遣媒求婚。吴彦、秀娥私通。按照传统观念,此乃伤风败俗之事,但作者赞扬他们"少男少女,情色相当",并议论说:"若是五百年合为夫妇,月下老赤绳系足,不论幽期明配,总是前缘判定,不亏行止。他肯定少男少女情欲的合理性。
  在《喻世明言·月明和尚度柳翠》中,月明和尚回答柳翠问因果时就有这样一段话:"前为因,后为果;作者为因,受者为果。假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是因,得是果。不因种下,怎得收成?好因得好果,恶因得恶果。所以说,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因,今生作者是。"什么是因果?小说中通常概括为如下的偈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或说"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在印证善报的作品《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中,施复拾银不昧,还与失主朱恩。后来施复与村人乘舟过湖买桑叶,不意次日风雨大作,同舟人皆遇难丧生,施复却偶遇朱恩留住而得救;后来施恩复家业日旺。在印证恶报的《喻世明言·月明和尚度柳翠》中,柳府尹设计命歌妓红莲破坏玉通禅师色戒;玉通禅师转世为柳府尹之女柳翠,堕为娼妓,败坏柳府尹家门风。看来是善行必获好报;恶行必获严惩,这是没有疑义的。

  (5)累世苦修,功满升天

  宗教是最大的麻醉剂,它"点化"世人把合理的生活欲求寄托在来世。它严格限制神职人员的生活需要,鼓吹以苦修求得功德圆满。这在崇佛崇道的明末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清平山堂话本·玉通禅师私红莲记》不无讽刺地写道:临安府水月寺住持玉通禅师相传为古佛出世,修行已经五十二年,眼看就要修成正果,却被一个收养的女孩一番哄骗"差讹了念头,邪心遂起",破了色戒。写出了清规戒律抵挡不住人的生机勃勃的本能。《醒世恒言·勘皮靴单证二郎神》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不幸命运。宋徽宗后宫的普通妃嫔韩云翘,因不堪忍受禁闭式的生活,在明媚的春光里奄奄成病。只一偶然的机会,她见到了木雕泥塑的二郎神,竟生出一段爱慕之情。结果,让庙里的神职人员孙神通钻了空子,上当受骗。作者以理性谴责孙神通、韩云翘:"但存夫子三分理,不犯宵河六尺条,自古奸淫应横死,神通纵有不相饶。"结果剐了孙神通,赶走了韩云翘。这是反面的例子。
  还有正面的榜样。《喻世明言·梁武帝累修归极乐》的梁武帝原是千佛寺天井里一条白颈曲蟮,听经三载,讨得人身,生于范家。他舍身于寺院做火工,念诵修行,坐化以后,又托生黄家。成人后与其妻童小姐只是看经念佛,参禅打作,夫妻双坐化后,分别托生萧衍和支家为高僧道林。萧衍为梁主后,每时持斋念佛;因梦游地府,知正官郗后死变大蟒蛇,又见一伙无主孤魂,久滞地狱;萧衍设《梁皇忏》为郗后忏悔恶业;又设盂兰盆大斋起救一切罪业,以致百万狱囚得赦,地狱为之一空……,最后功行已满,往西天极乐去了。写梁武帝苦练修成正果,许多书中有载,宣传的都是累世苦修、功满升天的崇佛炼道的迷信。

  (6)慎言慎行,屈辱为上

  市民阶层经济上政治上都很软弱,他们政治上没有地位,经济上也受官府的盘剥,稍有不慎,便会倾家荡产。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生活,以求在封建统治重压的缝隙中,维持自己的生计,并求得些微发展。他们听说书,不仅是为了娱乐,也是为了从别人的命运遭际中,吸取人生的经验、人生哲学。
  《醒世恒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即宋元话本《错斩崔宁》的开头说:"这回书,单说一个官人,只因酒后一时戏笑之言,遂至杀身破家,陷了几条性命。"结尾说:"善恶无分总丧躯,只因戏言酿成殃危。劝君出言须诚实,口舌从来是祸基。"故事讲小市民刘贵向丈人借了十五贯钱,因酒醉骗小妾陈二姐说把她卖了。就在小妾逃走的夜晚刘贵被贼所杀害。恰巧陈二姐逃跑时与伙计崔宁同行,崔宁身上恰又带了十五贯生意本钱。于是崔宁与陈二姐均受累被冤判。刘贵的一句戏言导致了自己被杀、连累二人致死,把"口舌从来是祸基"的人生经验表现得鲜明、突出。"寄声暗室亏心者,莫道天公鉴不清。"这就是本文所要标榜的劝诫主题,借刘贵的故事所宣扬的正是市民慎言慎行的人生经验和处世之道。
  市民人生哲学的核心是安分守己,,屈辱退让。高尔基说"小市民心灵的特点之一就是奴隶性,是对权威的奴性崇拜。"(《谈谈小市民习气》)本篇表现出来的对达官贵人的迷信、仰视、艳美、趋奉,显然并不是作者个人的人生态度,而是市民阶层普遍的情趣和思想。

  (7)不贪财色,修身远祸

  《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叙述了一个人妖的爱情故事。生药铺主管许宣到保淑塔寺追荐祖宗,雇船归来,遇白娘子中途搭乘。她"把秋波频转,瞧着许宣",显示了对爱情的渴望。分别时,她制造同许宣来往、结合的机会,托言没带船钱,要许宣垫上,又要许宣跟她共伞。许宣没有别的心思,只是说:"娘子还小人的伞吧,不必多扰"。白娘子便直接点明:"想必和官人有宿世姻缘,……不枉天生一对,却不是好。"她把偷来的钱送给许宣。邵太尉库内平空不见了五十锭大银,把许宣捉到临安府。缉捕使臣带人到白娘子家里去,果然找到明晃晃一堆银子,许宣被连累发配苏州……这一情节完全不符合白娘子的性格逻辑。但作者要表现的是妖怪害人的故事。是宣传"奉劝世人休爱色"的人生经验,表现爱色害人的主题,所以才写了法海砌成七层宝塔,把白娘子压住。作者表现的人生经验、劝世内容就是最后法海的八句诗:"奉劝世人休爱色,爱色之我被色迷。心正自然邪不扰,身端怎有恶来欺?但看许宣因爱色,带累官司惹是非。不是老僧来救护,白蛇吞了不留些。"
  《警世通言·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即宋元话本《志诚张主管》,讲给领军统帅王招宣做妾的小夫人,只为"一句话说得破绽些"被"情愿白白里把与人"嫁给了"须眉皓白"的胭脂绒线铺老板张员外。她主动去追求店里青年伙计张胜并私赠钱物与他。但终因处处越轨,愿望不遂,被迫自杀。结尾作者告诫人们:"只因小夫人生前甚有张胜之心,死后犹然相从。亏杀张胜立心志诚,到底不曾有`染,所以不受其祸,超然无累。如今财色迷人者纷纷皆是,如张胜者完中无一。有诗赞曰:'谁不贪财不爱淫?始终难染正人心。少年得似张主管,鬼祸人非两不侵!'"借张胜与小夫人的故事,宣扬不贪财色、修身远祸的人生哲学。

  (8)信义任侠,一诺千斤

  如前所述,"三言"有不少作品写了朋友之间的友情。如(《喻世明言·吴保安弃家赎友》、《警世通言·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吕大郎还金完骨肉》、《醒世恒言·刘小官雌雄兄弟》、《施润泽滩阙遇友》等。《喻世明言·羊角哀舍命全交》叙羊角哀、左伯桃一起投奔楚元王,途中冻馁交袭,左伯桃遂并衣粮于羊角哀,自己冻死于树洞之中。羊角哀受到楚王重用后,厚葬伯桃,又夜梦伯桃告以荆轲侵凌事,遂自刎而死,至阴间助伯桃大战荆轲。这些作品教化人们从人伦理学出发规范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伦理念规范化了的情。
  "三言""二拍"更突出的是宣扬市民阶层的那种侠义。《醒世恒言·卖郎独占花魁》在卖油郎秦重和妓女辛瑶琴的爱情故事中,引一首"西江月"云:"年少争夸风月,场中波浪颇多……就是有钱有貌,还须着意揣摩。"又解释说:这首词"是风月机关中最要之论。子弟行中,有了潘安般貌,邓通般钱,自然上下和睦,做得烟花寨内的大王,鸳鸯会上的盟主。然虽如此,还有两字经儿叫做'帮衬'。……风月场中,只有会帮的最讨全便宜,无貌而有貌,无钱而有钱。",作者虽然点染了秦重性格的忠厚老实,但着眼点在于秦重的"善于帮衬",小说赞颂的就是小市民的"帮衬"本事,或者说是借卖油郎的实例来传授一种"帮衬经"。你们不信?秦重只有三两银子的本钱,却靠"帮衬"人获得了情欲的占有。

  (9)不淫人妻,安分守己

  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故事中,陈商诱奸了蒋兴哥的妻子王三巧,最后自己的妻子倒归了蒋兴哥;王三巧虽然最终和蒋兴哥破镜重圆,但由于被休弃了一番,只能由正房改做偏房。困此,作者总结道:"恩爱夫妻虽到头,妻还作妾亦堪羞。殃祥果报无虚谬,咫尺青天莫远求"。不难看出,全篇是从理念出发,又以故事演绎理念的结构框架。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作者也不时地站出来进行理性评判。开头引了一首名为"西江月"的词正是劝人安分守己,随缘作乐的。
  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求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说起那四字中,总到不得那"色"字厉害。眼是情媒,心为欲种。起手时,牵肠挂肚;过后去,丧魄销魂。假如墙花路柳,偶然适兴,无损于事;若是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的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看官,则今日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可见果报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个榜样。
  《珍珠衫》的故事对蒋兴哥、王三巧的夫妻之情虽然写得深切,但作者主观上是要以这个故事来演绎、证明上述理念。
  《初刻拍案惊奇·乔兑换胡子宣淫,显报施卧师入定》的故事写同里两个大家子弟,一个铁生,一个胡生,各有一个娇丽的妻子。但两人都不以此为满足,各又羡慕对方的妻子,思量要一网打尽,两美俱备。他俩先是商量把妻子"彼此更换一用,交收其美,心下何如?"不久胡生先自勾引了对方的妻子,继而胡生病重,铁生又自搭上了胡生之妻;后来胡生病死,其妻归于铁生名下。这是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一报还一报的故事。当然,作者在说教的同时,又情不自禁地展示了它对男女奸情的津津乐道的描写。照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两个相类的故事所暴露的都不是封建阶级惯常形式的堕落,而是以新的形式出现的腐朽--一种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腐朽。
  "三言"、"两拍"有属于新思想的一面,又有它明显的历史局限。哪怕是它们落后的一面也透露出新时代的折光和投影。抛开在文学上的贡献,我们不得不承认,"三言"、"二拍"以其大众性、实用性在我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我们坦言:过去对"三言"、"两拍"的评价偏低了,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具有新生命力和新生意识的"三言"、"两拍"给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透进了新时期一缕曙光,我们不应该对它们再持冷峻的态度。
  当今世界开创了新纪元。新技术革命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化,资本主义千奇百怪的生活方式,封建主义的沉渣泛起,都使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各种参照物蜂涌而至,变动和失衡造成了许多人的无所适从。人们需要"说教"来指点迷津。新的大众文化以新的方式向人们灌输新的"醒世恒言"。今天,"三言""二拍"的说教的对象已不存在了,其内容也因陈旧过时而不再被人们津津乐道,但其说教的思想内核对今天的炎黄子孙仍有一定的劝服力、感染力、感召力。"警世录"和"安全阀"的功能,没有过时,任何社会都需要这样的"稳定剂"。




  六、作家论

  13、论曹雪芹的江南情结

  "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这句话的语源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后人往往借以表明书与人之间的"亲子关系"。具有特殊身份、特殊经历的曹雪芹,以其不同凡响的思考和如椽巨笔写下了不朽巨著《红楼梦》。从风格来看,这部以北京大封建官僚家庭生活为素材的小说表现出了种种的江南风情。世界是创作主体--作家心目中的影象,若对曹雪芹的家世追根求底,这位祖籍东北的八旗子弟着实让人惊讶,因为他的出身南北兼籍,曹家几乎可以算作金陵土著了。如此,这位才子才会在作品中表现出由江南而生发出的浓厚的"思乡"之情。在北京人的眼里,南方人主要指江苏、浙江、安徽一带的人。自称"生于末世"的曹雪芹正是诞生在江苏南京。曹家的荣华富贵是与康熙的宠幸分不开的。以曹雪芹的曾祖曹玺为首,其祖父曹寅为中心,从康熙二年(1663)起,曹家祖孙三辈四人在江南做织造官共达六十年之久。在江南这个"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曹家经历了他们繁华而又风雅的生活。此外,这个家庭还盘根错节于姑苏扬州一带。悲怆的是曹雪芹降生的时候,他的家庭早已过了"全盛时期"而走下坡路,他"哥儿""公子"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然而,童年的生活背景是无法从潜意识里消抹干净的,他的红楼之梦与江南风情有着不解之缘,表现在四个方面:

  (1)江南的风物情调

  读过《红楼梦》的人谁能忘记"潇湘馆"呢?尽管全书仅有三次对潇湘馆的描写,但都有着诗一样的意境,这个佳境就是江南竹的风骨和幽香。当贾政等人第一次游园时,"忽抬头见前面一带粉垣,数楹修善,有千百竿翠竹遮映,众人都道:'好个所在!'"由于江南美人林黛玉住在其间,赋予了这个佳境无限生命。《红楼梦》中有许多关于江南景物,习尚,风土人情的描画。除了"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翠竹夹路,苍苔布满的潇湘馆;还写了"墙上皆用稻茎掩护",茅屋数楹,满植桑、榆、槿、柘的稻香村;写"琉璃世界白雪红梅",写炎炎永昼,烈日当空时的梧桐、芭蕉;还写到书中人物喜爱的"惠泉酒"(无锡惠泉号称"天下第二泉",所产名酒驰誉南方)、"绍兴酒"(即"花雕",我国名酒。);又写姑娘们笑语围坐,"魁夺菊花诗,讽和螃蟹咏"。冬令时节烤着"手炉"、"脚炉",焐着"汤婆子"。寒雨蒙蒙时,怡红院里甚至备有江南渔家的蓑衣斗笠……一些南方极普通的用具和食物,北方可能还不普遍,在《红楼梦》中有亲切称呼,往往是按照南方的习惯。有的虽然看不出有什么特殊,却是货真价实的南方物件,或流传至北方的物品,这类东西有"脚炉"、"手炉"、"春凳"、"脚踏"之类。例如第三回(四张椅)"底下四副脚踏"。第十六回"平儿等早已于炕沿下设下一杌,又有一小脚踏,赵嬷嬷在脚踏上坐了"。
  南方地气潮凉,用"脚踏"(有时也叫"踏脚")的家庭是比较多的。最普通的是床前一副"脚踏",都是为防潮寒之气侵人身体。北方地气干燥,只有讲究人家才用它,一般人家就不多见了。
  有一些用品或草木虫鱼之类,仅仅称呼不同,南北方都有。如剪子、剪刀叫"夹剪",第五十一回"这会子又没夹剪"。煎药、煮茶的壶叫"吊子"。宝玉命把煎药的银吊子找了出来。第五十四回"管把老太太的茶吊子倒了洗手"。
  《红楼梦》里还有一些名称极怪的南方用具,如"汤婆子"。第五十一回:晴雯笑道:"……我又想起来,汤婆子还没拿来呢!"麝月道:"这难为你想着,他素日又不要汤婆子……"
  第六十七回写薛蟠由江南、苏州一带买来的"土仪"。什么笺纸、香袋、香珠、扇子、扇坠、虎丘的自行人、沙子灯、泥人戏、薛蟠小像等。在百余年后之嘉庆时顾铁卿在《桐桥倚棹录》中,关于《红楼梦》中写苏州虎丘风物有十分详细之记载。俞平伯先生也曾题过十八首绝句,其第九首云:"物玩虽微亦化工,苏州巧手最玲珑,潇湘陨涕蘅芜笑,都在传神阿堵中。"都简明扼要地赞赏了曹雪芹在写南方风物时所唤起的艺术情趣。

  (2)江南人物形象

  《红楼梦》是从姑苏、金陵写起,而以它的几个主要人物魂归故里作结的。脂批道:"金陵是十二钗正出之地"。其实金陵十二钗中有十个女子是南京人,其余两个是苏州、扬州人。黛玉本贯姑苏,少时长期随父居于维扬住所;宝钗出身于"珍珠如土,金如铁"的金陵薛家;湘云生长于金陵大族史侯家;王熙凤是从金陵大族王家嫁到贾府来的;香菱在南京被拐卖后又被薛蟠霸为妾;妙玉系苏州人氏,自小入空门。荣宁二府的奴才也分成两拨,一部分是南京老宅的家口,他们世代聚族而居。如熟知贾家辉煌历史的赵嬷嬷,赖嬷嬷及他们的家眷;总管赖大,赖大家的;专管男女仆佣的林之孝夫妇;王夫人的陪房,邢夫人的赔房。丫环中还有平儿、鸳鸯、雪雁,以及从江南买来的芳官等十二个唱戏的;妙玉等一干尼姑、道士、修行的等。
  江南小姐林黛玉,她不但容貌清秀水灵,而且满口吴侬软语,她的咏叹调《葬花词》里有一个吴语人称代词"侬"非常著名,历来为研究家们所称道: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仍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第四十一回写妙玉烧茶;第六十二回写芳官道嗔言"我也吃不惯那面条子"等等都是着意刻画标准的江南人物形象,着墨多少虽各不同,但均有颊上三分之妙。
  凤姐以"凤辣子"著称,第三回贾母说凤姐:"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一句乡谈,让人倍感到亲切。第八十一回高鹗在续书中描摩贾政的话:"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来,学问人品都是极好的,也是南边人。但我想南边先生,性情最是和平……。"这都反映了当时社会和写书人对江南人物的看法。
  第六十七回《见土仪颦卿思故里》写到林黛玉"看见他家乡之物,反自触物伤情,想起父母双亡又无兄弟,寄居亲戚家中,那里有人也给我带些土物来?想到这里,不觉又伤起心来。"曹雪芹饱含感情把这些乡情愁绪写得力透纸背,不只让黛玉伤心,读者看了亦不无感慨。如果是那些和黛玉同样,少时生长江南,老来流寓异地的读者,感慨必定会更深。

  (3)江南饮食习惯

  当时北京的饮食风俗,满人风味的饮食固然不少。自明代以来,北京做为京师,各衙门的大小官吏,已形成一个以江南人为主的阶层。这个阶层讲究吃穿;讲究宅第园林;讲究书画文玩;讲究品茗弈棋。江南风尚成为北京最高富贵、风雅时髦的事。《红楼梦》关于江南风味饮食的展示是大量的。
  第八回写宝玉在薛姨妈处喝完了酒,"作了酸笋鸡皮汤,宝玉痛喝了几碗……。"这酸笋鸡皮汤是标准的江南名馔,不熟悉江南生活,精通江南食经的人,绝写不出这样的名汤。
  再如第六十二回所写芳官吃的"虾丸鸡皮汤、酒酿清蒸鸭子、胭脂鹅脯",更是标准江南名家菜。胭脂鹅脯是最著名的南京名产。第十六回写凤姐让赵嬷嬷菜道:"因问平儿道:'早起我说那一碗火腿炖肘子很烂,正好给妈妈吃……'又道:'妈妈,你尝一尝儿子带来的惠泉酒。'"惠泉酒是江南名酒,这火腿炖肘子也是地道的南方菜,江南习惯叫"火腿笃蹄膀"。赵嬷嬷从记事起就住在姑苏扬州一带,如今已同白发宫人,自然爱家乡口味;又因年老,自然更爱吃软、烂的。所以作者刻意选择这一个菜,显得那样亲切,于情于理都入木三分。
  又如"泡饭"是江南人家的主食之一,并不象北方所谓饭蒸多了,下一顿用开水泡泡下肚,而是上顿多蒸,以备下顿煮食。第六十二回写芳官不喜欢吃"油腻腻的""香稻粳米饭",而"只将汤泡饭吃了一碗"。此外,还写到宝玉吃过"茶泡饭"。虽然江南人并不以茶泡饭,不过这"茶"其实就是白开水。江南人把喝白开水也叫"吃茶"。
  大观园是南方人的"天下",园中的大宗陈设,桌围、椅披等等绣货,各种帘子均是苏州一带采购来的是南方货;连厨房里的东西,也有许多是从江南送来的。六十二回写"一篓炭、一担粳米",不但东西连叫法也不脱江南口吻。

  (4)江南语言称谓

  在《红楼梦》中有大量江南官宦人家繁华儒雅的生活描写。我们不难想象缺少南方话怎能与此景象匹配?《红楼梦》里的南方话,指的就是曹雪芹少年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南京、扬州一带的下江官话和以苏州为代表的吴语方言,几乎俯拾皆是。下面略举数例:
  第二十一回:死促狭小娼妇。促狭,暗中使坏,捉弄人,刻薄,缺德。这个词儿《红楼梦》里频频出现,一般词典均未收。北京话里今有两读,似乎还未定型,口语中用得也不普遍。科学院1965年编《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前一读音是吴音的模拟,后一读音是按北京音系审定的。
  第四十六回目:尴尬人难免尴尬事。尴尬,左右为难,难堪;形容人,则指执拗而不通事理。这个词北方口语还不普遍,是个双声词。
  第六十三回:这宝玉不识事体,只得将外头之事暂托了几个家中二等管事人。不识,不懂。纯粹的吴语应说为"勿识",这是"南北兼用"之一例。
  第六十三回:宝玉不识事体……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于朝代年纪。事体,事情;事情的本质。吴语"啥事体",就是"什么事情"的意思。凌蒙初"二拍"用得极普遍。王注:"吴语至今通用,同'事情'。"(《初刻》卷六,注14)
  第十六回:早起我说的那一碗火腿炖肘子很烂,正好给妈妈吃。早起,早晨。第五十二回:宝玉在旁,一时又问晴雯吃些滚水不吃。滚水,开水。等等。此外,还有一些例证是脂批指出来的。第三十九回在"有两个(小厮)跑上来赶着平儿叫'姑娘'"后批道:想这一个姑娘,非下称上之姑娘也。按北俗以姑母曰姑姑,南俗曰娘娘,此姑娘定是姑姑娘娘之称。每见大家风俗,多有少童称少主妾曰姑姑娘娘者。按此书中若干人说话语气及动用前照饮食诸赖(类),皆东西南北互相兼用。此"姑娘"之称,亦南北相兼而用无疑矣。脂砚斋的结论是对的,但他以为此处"姑娘"是"姑姑娘娘"的合称则非也。因吴语区有的地方,如无锡一带就以"姑娘"称呼姑母。以"姑娘"、"娘娘"(今写作"娘娘",上平声)称呼姑母,是吴语区的习惯。南京话则已作"姑妈"了。重要的是,脂砚斋指出了整个《红楼梦》里若干人的说话语气,起居品茗,器皿家具等等,"皆南北互相兼用",这是非常重要之处。脂砚斋是一位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创作了解至深的人,想是不会穿凿附会的。通观脂批,我们还发现,批书人原来也非常熟悉吴语。他的批语也是南北相兼的。脂批里的吴语也是随处皆是。有许多常用的批语,如"好看煞"、"好听煞"、"闹热"、"记清"、"阿×"("阿凤"、"阿颦"、"阿呆")之类,都是吴语方言词语。请看下面的例子:
  第九回:好囚攮的们,这不都动了手了么!(脂批)好听煞。
  第十三回:什么价不价?(脂批)是阿呆兄气。
  第十五回:命手下掩乐停音,滔滔然将殡过完。(脂批)有层次,好看煞。
  第三十九回:还说我作了情,你今儿又来了。(脂批)……便补得贾琏这边天天闹热。
  第四十五回:我长了今年十五岁。(脂批)黛玉才十五岁,记清。
  了解这一点,给研究脂砚斋其人提供了一条新线索:说不定他本人也是从南京(姑苏)"旧家"来的人呢。不过,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姑不置论。
  《红楼梦》为什么要夹进如许的南方话呢?是不自觉的,还是有意识使用呢?前面所引用的脂砚斋的评语已说明了这一点。《红楼梦》运用南方话的目的,是题材的需要,塑造典型的需要,是为了锤练文学语言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籍此又为曹雪芹的《红楼梦》语言堆砌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是表露了作者的身份背景。在心理学中下意识往往源于一种自恋的情结。须知,曹雪芹是一个深受吴语和南京话熏陶的人,那些他所熟悉的语言和事物代表着心灵深处的美好回忆和梦中景象。这个景象与已逝去的欣欣向荣联系在一起,与他珍贵的童年联系在一起。无可置疑,在曹雪芹创作的潜意识中,江南情景、江南岁月、江南故旧永远是最美好的幻想和境界。


  14、近代小说家、翻译家包天笑

  包天笑是我国晚清民初的作家,又是翻译界前驱,新闻界耆宿,鸳鸯蝴蝶派代表之一。他的一生著述相当可观。作为作家和编辑,他的出版活动频繁,成就显赫,在近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引人注目的一页。

  (1)凡人不凡

  包天笑(1876-1973),初名清柱,又名公毅,了朗孙,号包山,笔名天笑、拈花、春云、钏影、冷笑、微妙、迦叶、钏影楼主等。江苏苏州人。包天笑幼年家道中落,就读于表姊丈朱静澜处和二姑夫尤巽甫处。可谓之凡人,但他却不流俗,非凡超群。转徙逃难的痛苦使他倍加用功,博览群书,靠自学掌握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为了维持生计,他17岁即开门授徒,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1894年,考取了秀才。1900年与友人合资在家乡开办了东来书庄,并自任经理,尔后又集资发行《励学译编》;1901年,他创办了《苏州白话报》,内容以政论、新闻为主。文字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深受欢迎。1908年,他加入江苏教育学会。

  包天笑25岁时,经人推荐去江苏候补道员蒯光典家任家庭教师,次年,受蒯光典的委托在沪筹备金粟斋译书处,从而结识了薛锦琴、章太炎等一批文化名流。不久应叶浩吾、蒋观云之邀,先后在启秀编辑局、广智编译所、珠树园译书处任职。1906年,他31岁时正式移居上海,开始主编和编辑了许多有影响的刊物,如《小说时报》、《妇女时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等。他受聘为明星电影公司编剧,又创作了数部电影剧本,撰写了多篇影评剧评。1909年加入南社,在南社第三次雅集上,当选为庶务。1936年,61岁的包天笑与鲁迅、郭沫若、沈雁冰等共同署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七七事变”后,积极为《申报》、《南京晚报》撰稿。1947年,包天笑由上海去台湾居住,次年赴香港。1973年11月24日,包天笑在香港法国医院病逝,享年98岁。

  (2)才子“报人”

  包天笑的创作出版活动始发于25岁(1900)创办“东来书庄”和发行《励学译编》。东来书庄由包天笑等8人集资百元,开设于苏州养育巷冠子桥包叔勤家门口,后迁观前街(施相公弄口)。以经营新书刊为主,主要经售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出版的《江苏》、《浙江潮》等期刊,以及《支那疆域沿革图》等日本新书、杂志。《励学译编》主要依靠苏州留日本学生杨延栋、杨荫杭等人译介日本文的书刊,将国外的新思想、新技术向国内传播。1901年10月,包天笑与其兄包子青一起创办了《苏州白话报》,馆址建在苏州护龙街砂皮巷口,该报的编辑、发行及撰稿人均采用笔名。大多数稿件是包氏兄弟所作;其资金主要由包子青提供。《苏州白话报》除在苏州有一个发行所和两个代售处外,还在上海的《中外日报》、杭州的《杭州白话报》等报社,以及安庆、南昌、无锡、北京等地设有代售处。该报面向乡镇读者。包天笑说:“我们不愿销到大都市里去,我们向乡村城镇间进攻,曾派人到乡村间支贴了报纸(海报),第一期出版居然也销到七、八百份……”该报是以《励学译编》的名义出版的,委托苏州临顿路毛上珍书局用刻雕版印刷。32开线装本,先是每7天出一期,后改为每10天出一期。形式和内容都仿《杭州白话报》,栏目有“论说”、“新闻”、“歌谣”、“杂录”等,把“世界新闻、中国新闻、本地新闻都演成白话,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关于社会的内容特别注意戒烟、放脚、破除迷信、讲求卫生等等。有时还编一点有趣的使人猛醒的故事,或编几支山歌,令妇女孩童们都喜欢看”(《驯影楼回忆录》)。由于报纸通俗易懂,大众化,深受读者欢迎。但因发行量有限,加上经费不足等原因,只办了二年。1902年,为了寻找刊物、寻找更好的译本,包天笑积极往来于苏州、上海之间。在上海,他筹办的“金粟斋译书处”出版了严译名著《穆勒名学》、《社会通诠》、《群学肆言》等。同时,他积极与《中外日报》交往,主张印行清末禁书《仁学》。 1906年2月,包天笑正式定居上海后,应狄楚青、陈影韩之邀到《时报》任外埠新闻编辑,兼编辑附刊《余兴》。他每日为报纸写6篇文章,余时写小说。时报馆附设的《小说时报》创刊后,他和陈景韩轮流担任主编,并合作小说创作,这个刊物培养了不少年轻作者,后来,大多成为鸳鸯蝴蝶派健将,所以被视为最早具有鸳鸯蝴蝶派倾向的刊物。《妇女时报》也是时报馆附设的,包天笑是第一任主编。他力主鼓吹新的妇女观,撰写发表了《包仲宣女士哀辞》、《最大之敬告》等杂文评论。其刊出的小说作品或多或少探讨了新的家庭观。 民国元年(1911)教育部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公布小学学制改为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商务印书馆见机决定新编教科书。1912年,包天笑应张元济之邀,去商务印书馆兼职,参加编写国文教科书和主编课外阅读物《新社会》。次年,日本新闻界邀请他和《申报》张生平、《时事新取》冯心友、《神州日报》余大雄、《中华新报》张群等赴日访问。有感于国外的种种见闻,回国后他写了《考察日本新闻略述》一文,在《时报》上介绍日本之行。1915年至1917年,步入中年的包天笑先后在文明书局发行的刊物《小说大观》和《小说画报》任主编。他把推崇科学、注重道德教育,作为办刊宗旨。《小说大观》创办时,由他执笔《例言》声明:该刊将大力提介“宗旨纯正、有益于社会、有助于道德之作”,而“无时下浮薄狂荡诲盗写淫之文。”他深知文言有碍于文字的普及,于1917年就任《小说画报》说编时大张旗鼓地提倡白话文。他说:“小说以白话为正宗。”并在发刊词《短引》中自我检讨:“鄙人从事小说界十余寒暑矣。唯检点旧稿,翻译多而撰述少,文言多而俗话鲜,颇以为病也。盖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话之文学,中国先秦之文多用俗话,观于楚辞,墨、庄方言杂出,可为证也。”《小说画报》创刊后,内容以文为主,辅有图画,而文字全是白话。成为雅俗共赏,颇受民众欢迎的刊物。 后来他又为大东书局编《星期》,在刊物上用钏影、爱娇、拈花等笔名发表了不少小说和杂文。1922年,47岁的包天笑加入青社。社友有周瘦鹃、许廑父、胡寄尘、许卓呆、范烟桥、毕倚虹等旧派小说主将。包天笑为该社起草社章。随后又加入“星社”。同年,青社社刊《长青》创刊,包天笑任编辑主任,执笔《本社的缘起》。又任《星报》撰述员。1928年,他应社长周瘦鹃之聘,任上海群书浏览社介绍人。

  (3)笔耕不止

  包天笑的创作初期以译作和文言短篇为主,后来一改以写白话小说居重。但无论长篇还是短篇,均发表或连载于报刊上。从26岁开始连同晚年在香港,他从未停缀笔耕一共创作、翻译了各类作品近200种。分别发表在《时报》、《月月小说》、《教育杂志》、《中华小说界》、《消闲月刊》、《半月》、《红玫瑰》、《太平洋画报》、《珊瑚》、《上海生活》、《申报》、《南京晚报》、《万象》、《大上海》、《大众月刊》、《风雨谈》、《茶刊》和香港的《大华》等多种报刊上。他翻译和创作了大量的教育小说、爱国小说、家庭小说、言情小说、人道小说等。无论长篇短制,名篇迭出。包天笑读过日文,翻译过《空谷兰》和《梅花落》两种日本小说,由有正书局出版,曾轰动一时,电影公司曾把它们搬上银幕。他在曾孟朴办的小说林编译所兼职时,以秋瑾为主人公,把她的革命事迹贯穿起来,写成《碧血幕》,在《小说林》上发表。他写的《馨儿就学记》,属于教育性质的小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的教育次长袁希涛看了后大为赞赏,给他颁发了奖状。他有一位同谱兄弟杨紫麟,英文很好,偶在旧书店买到一部英国哈葛德的长篇小说残本,认为很像《茶花女遗事》,便与天笑合译,名《迦因小传》,交文明书局出版。过了不久,林琴南把《茶花遗事》全书译出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迦茵小传》,二书同时风行。他创作的《一缕麻》被梅兰芳改编成京剧,上演后产生很大影响。梅兰芳曾在《缀玉轩回忆录》(载《大众》月刊酂 €鑬????あg ?鑬1943年2月1日)中称赞改编成京剧的《一缕麻》:“感动了一些家长应允子女要求,解除封建婚约。”可为一证。1928年,上海中华书局将他翻译的《一千零一夜》、《异马记》、《求珍记》、《神灯记》、《魔鬼记》等13篇合集出版,定名为《天方夜谈》。193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纪克麦再生案》、《八一三》、《空想花园记》、《拿破仑之情网》、《波兰遗恨录》等;有正书局也出版了他的《六号室》、《镜名写影》等。此后,又有《包天笑小说集》、《非小说》、《复车》、《人耶非耶》等被刊入《一十名家小说汇海》。在近代文学史上,包天笑是值得一书的人物。 包天笑晚年移居香港,脱离了编辑出版工作,专心创作。75岁时写过自传,只写到30岁时的经历,已有20万言,对苏州风俗记载很详。《大华》杂志请他根据自传写《钏影楼回忆录》,编印成书时他已96岁,续编刊行时包乃98岁矣。他还写了《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刊成单行本,他已不能亲自亲睹了。

  本作品转载自“国学网”:www.guoxue.sinology.conm
***

新国学网(http://www.sinology.cn)编辑整理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