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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英文学视野中的抗战

作者:吴秀明(杭州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授)

  反法西斯题材创作
  历史是否正如多棱镜一样,具有变幻莫测的多种潜在话语的可能?80年代中期以来,取自近现代历史时段的作品源源不绝,这与其说是文学对历史的好感,不如说是文学向历史讨要话语权力的一种方式。因为从精英作家的创作实绩来看,他们的兴趣似乎并不在于历史本身的钩沉索隐,而是立足于当代性的要求来表达重新书写历史的欲望。以眼下“抗战反法西斯题材”的文学创作而论,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学事件,它曾蕴生了多少优秀佳作,以至成为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的永恒话题。但随着人们对“二战”历史认识和理解的不断深化,近年来这类题材又成为许多精英作家关注的热点,在选材立意、价值取向、审美形态诸方面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一、世界格局与文学传统
  中的当代中国写作
  也许我们宁愿拒绝今天这种文学的辉煌,而不愿人类拥有昨天曾经历过那场可怕的“文学之源”。在人类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系统,它保存了人类求生存发展过程中人的本质异化和分裂的种种非常表现形式。战争无情地毁灭了“人”的价值与创造,以肆无忌惮的暴力形式颠覆着我们曾经坚定不移地恪守着的正义、公理、和平等价值信条。“二战”无疑是一个极致。它像一个巨大的“震源”,以其强烈的冲击波影响到整个人类。彼时和此时,“法西斯主义”的浓重阴影还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上空。相应地在文学领域,对于这场战争的残暴性与荒诞性的追问与反思,对于战争状态下人的精神价值、人的生存处境的关注,就很自然地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共通的主题模式。
  “战争与人”有着天然的联系。它既是人类实现自身目的的一种途径,也是人类捍卫自己生存权利的一种手段。就其本身而言,它既在创造着人,同时也在毁灭着人。所以,“战争与人”的矛盾实质上是任何战争文学都会面临的两难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场侵略与反侵略、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激烈斗争的民族矛盾,它直接关涉到反法西斯斗争的许多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作为一种战争文学,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角度上讲,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必然要共同经历一个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颂歌”时代。“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价值观,使它的精英作家们情不自禁地站在捍卫国家民族利益的本位立场上,表现正义之战的崇高与壮美,呼唤英雄的出现,并且以强化英雄的智慧、力量与人格的完美来支撑起处于弱势民族对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抵抗。如果我们有兴趣翻读一下肖霍洛夫的《学会恨》、阿·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性格》、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以及被文学史家称为苏联战争文学“第一浪潮”的诸多作品,就不难体味。另外像法国罗曼·罗兰的《欣悦的灵魂》、萨特的《自由之路》、维尔高《沉默的海》等,也都颇可称道。
  与上述作品相比,中国“抗战反法西斯题材”文学中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情感更是深沉固厚,被强化到了极致。从建国前夕的《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到五六十年代的枫云初纪》(孙犁)、《战斗的青春》(雪克)、《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苦菜花》、《迎春花》(冯德英),中国精英作家在对抗战历史进行“伟大叙事”的同时,都无不对我们民族在抗击日本法西斯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伟大凝聚力与英勇的献身精神进行了讴歌,着力表现了战争对于人的超验情感的激活与净化。尤其是孙犁,更是以诗化笔墨来描绘战争的感性存在。他的小说中,成功的艺术形象似有一个基本模式:女性+普通人=英雄。这里,“等号”关系之所以能够成立,主要在于他的小说文本中植入了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使柔情似水的水生嫂们变得坚毅刚强。人物形象上的张力,引发出小说的另一种内涵:战争对于人的奇异改造力量。
  弘扬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第一个潮头。但是,毋庸讳言,这种表现由于过分专注于营造超验的民族精神“神话”,那就很容易忽视对战争本体、人类生存、人的本质力量的艺术思考,致使形象塑造有意无意地走向理想化和模式化,主题思想的开掘,也难以达到黑格尔所谓“高远的旨趣”尤其是“人类所共有”的人性人道的层次和境界,因而往往导致审美价值的平面化和单一化。其实,战争对于人类的灾难并不单纯是毁伤肉体,更主要的还是迫害灵魂、扭曲人性。20世纪后半叶,为什么西方哲学思潮与文学思潮表现了浓厚的虚无、颓废倾向,譬如存在主义对“此在”一切价值的质疑,“黑色幽默”将整个人类视为荒诞的存在,这一切恐怕都与“二战”密切相关。可见,战争对于人类生存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而深刻!
  就世界的范围来看,把“人”作为价值尺度,用人道、人性、人情来审视战争,大约始于50年代。这一历史性转换的结果,是使对战争残暴与荒诞的揭示,对人之命运的悲剧性同情必然升格为作品文本的中心,而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话语则相应地退居到了次要的边缘。这一点可以看作是“二战”之后的西方包括苏联反法西斯文学发展的一条基本轨迹。肖霍洛夫的短篇小说《人之命运》就开启了这一文学浪潮的先河。小说以主人公自述的方式,叙述了索科洛夫在战争中的不幸经历,表现战争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及其命运。对战争给人造成的不幸和灾难的渲染,使作品蒙上了一层悲剧的色调。同样的作品还有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等。日本作为“二战”的发动者与战败国,战争中人民饱受离乱之苦,战后控诉战争罪行的作品也相继问世。五味川纯平的《战争和人》,就以非常明确的“反战”意识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进行深入的揭示和剖析。尤其是作者对战时各种爱情的描写,把死亡与爱两个永恒的主题置放在情节的延宕之中,更是感人至深。当然,同样是以“人”为价值中心的描写,在肖霍洛夫和瓦西里耶夫的创作意识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英雄主义精神的余辉。在表现“人与战争”的冲突时,他们竭力调和价值取向上的矛盾性,既表现正义战争的合理性,又从人性的角度写出战争的残酷。于是。“英雄主义”与“悲剧性”往往成为这批作品的双重题旨。真正完成反法西斯文学中“英雄”历程的则是那些走得更远的作家。苏联“战壕真实派”的作品,以生命本体意义作为价值评判尺度,渲染战争中人的求生本能,甚至倾注对逃兵、开小差士兵的同情;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在表达了对战争价值的怀疑和对特定军事生活的荒诞体认的同时,也对“开小差”行为予以人道主义的肯定。在这些作品中,由对人本体的思考取代了过去对战争本质的思考,民族主义、英雄主义遭到了无情的抹灭与消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由于切入战争生活的角度变异,这类作品丢失的不仅是悲壮与崇高的美学内涵,而且也失去至少是极度淡化了“反法西斯主义”这一美学题旨。
  如果说建国前夕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抗战反法西斯题材”文学走过的是一条相近于苏联的发展道路,那么,近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创作则显示出迥异于西方的独特景观。当西方作家们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即便是“正义”的战争进行重新审视,更多地发现战争的荒谬与残酷的时候,中国作家受传统文化思想与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却相当谨慎而有节制地接纳人道、人性渗透融入。可以说,西方作家是在视点的位移(从战争本体向人的本体)中完成了20世纪反法西斯文学的历程,而中国近年的反法酉斯文学却依赖作家文学观念的多方位变动,才逐步实现了自身创作的发展变化。这种审美逻辑上的差异,使中国近年的“抗战反法西斯题材”文学呈现出另外一种发展态势,它完全可以纳入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主潮中并成为其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如莫言描写农民自发抗日活动的《红高梁家族》,就是颇具代表性的“寻根文学”的文本实践;叶兆言、刘震云等有关抗战题材的“新历史小说”,它们体现的写作意识及文学精神与“新写实”存在着不谋而合的话语关系;张廷竹以国民党军队抗日活动为描写重点的《黑太阳》等一系列作品,在真实与虚构的矛盾关系处理上,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当前许多精英作家选择的意向;周而复、李尔重、王火等老作家的鸿篇巨制《长城万里图》、《新战争与和平》、《战争和人》,则清晰地显示出新时期文学“回归现实主义”的美学追求……。文学观念、思想意识的解放无疑拓宽了精英作家的审美视域。因此,他们的思维触角也就不期然而然地由原来较为单一的国家民族本位向个人本位转换,以深邃的目光关注起人的生存与命运、道德与人性、死亡与爱情,努力揭示战争作为人之存在方式的本体意蕴。这种追求,使得我们的抗战反法西斯文学在内化深化“人学”方面,殊途同归地接通了同当代世界文学的联系。尤凤伟的《生命通道》最近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好评,究其根本,主要也就在于它摆脱了我们习见的那种狭隘的政治功利和阶级归属模式体系,而将“战争与人”的思考推进到人本体的层面。当然,由于“人学”内涵的丰富复杂,也由于我国作家文学观念、审美价值取向的差异,近年文坛抗战反法西斯文学虽有阶段性的不同呈现,但就总体来看,它基本上还是处于一种共时态的“块状”景观。不同的创作群体以及他们的作品当然有联系,但彼此之间的确还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有的甚至是抵牾,难以对话。但如同其他所有文学题材的创作一样,中国当前“抗战反法西斯题材”的文学,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多元无序格局。对此,我们应该有个恰如其分、准确的认识。
  二、不同价值取向中的不同艺术形态
  反法西斯文学毕竟不同于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严格地讲,它同一般战争文学相比较,也自有其独特的题材、主题。审美价值取向,它体现了作者对战争、历史、人类精神在某一特定历史情境下特殊的情感和认知。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面对同样的历史,中国当代精英作家才表现出他们不同的价值取向,并且以各自不同的艺术实践,对历史重新进行着自己的书写。
  如果对近年来“抗战反法西斯题材”的文学稍加梳理,我们就可以看到,精英作家们对历史的种种书写尽管千差万别,殊态纷呈,但就实而论,它们基本可归为以下四种艺术形态或曰审美范式:一是以现实主义精神为创作旨归,力图客观地再现历史的原生全貌,确立战争历程、人物事件的叙事价值;二是超越战争客体,对战争过程中人的精神形态进行把握审视,着意破译蕴存于其中深层的文化意蕴和某种先验的存在;三是在对历史本体的思考中,由过去机械教条的一元论进入到现在立体多元的“合力”叙述;四是由人性层面切入战争本体,致力于表现战争中人的情感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当然,这只是一种相对的划分,事实上这四种形态彼此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和联系。
  试图以“史诗”气势的恢宏与壮阔,全景式地复现抗日战争的全貌,整体把握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方方面面,是第一种形态作品的一个显在特征。这批作品规模宏伟、篇幅巨大,无论就其包容的历史信息量,还是就它们所传达的思想意蕴和取得的艺术成就来看,都达到了相当的境界,堪称近年来抗战反法西斯文学的“重头戏”。尤其是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和王火的《战争和人》三部多卷本、长达几百万字的煌煌巨著,更是发挥了长篇小说囊括整个时代、包罗广阔无垠社会生活的优势,以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为骨架或背景,支撑起一座蔚为壮观的艺术殿堂。在这里,作者不是罗列少数几个人物,少数几个事件,少数几场战斗,少数几个生活片断敷衍成篇,而是描写生活的一个全貌和整个过程。从纵的方面看,它从抗战开始写到抗战胜利,几乎把八年抗战发生的重大人事都一一编织进小说。从横的方面看,它把中国的抗战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笔墨涉及敌、我、友诸方面,中、日、意、美、英、苏、德等主要国家;上至共产党领袖,国民党不同派系人物,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抗战活动,下至地下党的艰苦奋斗,知识分子的痛苦选择,普通小人物在抗战激流中的种种生存风景;包括孤岛时的上海,沦陷了的苏州和南京,天灾人祸的中原,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白雾茫茫的陪都重庆都尽收眼底。如此包罗万象的历史容量,在以往的抗战反法西斯文学中恐怕是难以见到的。它反映了这些老作家雄厚的生活积累和非凡的艺术概括力,同时也说明思想解放和进步史识之于创作的重要。如《战争和人》中的主人公童霜威,原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幕僚,放在文革以前的作品中,肯定要被目为汉奸或反派人物的,但作者却把他还原成一个关心民生疾苦。对抗战前途深怀殷忧的正直的爱国者,并以他为中心,组成一个犬牙交错、异常复杂的人际关系网。这样,不管是共产党员柳忠华、冯村、童家霆,还是汉奸欧阳筱月、三青团的处长陈玛荔、陷身泥淖难以自持的欧阳素心等形形色色的众多人物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引出笔端,得到真实生动的描写。由此可见,“史诗”的追求对作者来讲,既是一个艺术观念的问题更是一个思想观念问题。“生活本来就是复杂的,这些五光十色的人和事其实人们在那个时代都多少有过见闻,但不解放思想就不会这么写,也不‘敢’这么写。”“如不是解放思想,我将不会去写这个题材。如不是解放思想,童霜威和他的下一代童家霆将不能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王火此言,从一个侧面道出了这类作品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第一种形态作品主要是通过历史“情节化”的推进,表达了正义必胜的理性观念,弘扬崇高的精神主题,从而给我们以“凝重”的阅读感受的话,那么在以莫言、池莉、叶兆言、刘震云、苏童、周梅森为代表的第二种形态的作品中,前者所习惯表达的主题再也不是延宕于小说情节中的一个形而上隐喻和某种精神性暗示,而是作者着意要填补的一个空白甚至是悬置。这批作品,通常被广泛地称为“新历史小说”。但实际上,这一指谓下的作家队伍却是一个庞杂而缺乏一致性的创作群体。就本文述及的抗战反法西斯文学的题旨而论,刘震云、苏童的作品,在把历史向故事转化的过程中,历史其实只是充当故事结构中的风景和摆设而已。历史的时间性被得到证实,而空间实在性却在小说文本中被断裂成为无数碎片,以至我们难以把它们纳入到“抗战反法西斯文学”这一严肃命题中加以析论。而周梅森的《国殇》等一类作品则似乎无意于解释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他关注的只是历史中发生了什么。尽管他的叙述话语中隐含着“揭示”历史的动机,但作者自己发现的历史结果往往只是一团迷雾,历史的本质和理性真实在文本中遂成为一个巨大的悬置与存疑。这种历史认知方式渗入“抗战反法西斯题材”的文学创作之中,它对这类作品固有价值取向的影响乃至消解自然就不言而喻了。
  相比于刘震云、苏童、周梅森,莫言、池莉、叶兆言的作品就更有一种精神企慕。在他们这里,历史本身的叙述被淡化,小说文本由过去单纯的表意操作,走向对人类文化的深度审视。有关这方面的追求,始作俑者当推莫言。他的长篇《红高粱家族》就是在“寻根”意识驱动之下对战争感性存在的一种深沉打量。余占鳌领导的农民武装队伍,没有经过革命思想的洗礼,也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但在外族入侵的历史情势之中,他们强悍的生命力和敢作敢为、富于冒险的个人品格却爆发出威武不屈的抗暴精神。余占鳌、戴凤莲们的浓厚乡土之情中凝聚着超拔的民族精神力量。在战争中,这一切升华成令人敬畏的壮美人格和民族抗争意志。他们的抗日显然也是历史的一种真实存在。莫言从寻找民族生命活力的层面去表现战争中人的精神形态,无疑是对历史和战争本身的重新发现。
  沿着莫言的路子走下去的还有叶兆言的《追月楼》和池莉的《预谋杀人》。《追月楼》的作者虽然尽力保持一种温和而有节制的叙述口吻,但小说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张力却无处不在。前清翰林丁老先生,反对过白话文,讲究尊卑有序,有大片田产过着优厚的地主生活。但在日军攻占南京后,他却不愿躲进租界做难民;他心仪顾炎武等前明先贤,把卧室易名为“不死不活庵”,仿《日知录》写《不死不活庵日记》;临终立下遗嘱:生不愿与暴日共戴天,死亦不乐意与倭寇照面,就葬在追月楼下。他心里铭刻着先贤古人的人格、操守、名节,在国难当头、外敌侵凌之际,这些人格精神却成为丁老先生的一道坚实的精神防线,成为他抗衡现实环境的巨大力量。
  与叶兆言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寻绎“民族精神”的代码相比,池莉的《预谋杀人》则有一种对历史“揭秘”的味道。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农民向地主“报仇”和“告密”的故事。农民王腊狗是地主丁宗望家的两代佃户。他对丁宗望充满妒恨:丁宗望广有田产且娶了一个漂亮妻子,王腊狗却为生计所迫背井离乡只娶了个麻脸老婆。为了杀死丁宗望,他向日本人告密,出卖了新四军通讯员,堕落成汉奸。而地主丁宗望却能坚持民族大义,在日寇严刑之下一声不吭。他为新四军办事颇有古道热肠,掩护通讯员,替新四军传送情报,完成通讯员未竟之业。这里,“农民”与“地主”再也不是那种标本式的人物。生命个体的道德善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却显影为英雄与民族罪人的截然对立。
  显然,《红高粱家族》、《追月楼》、《预谋杀人》等作品提供给我们的,已经是超越一般常规阅读经验的那种历史真实。在突破原来单向极化的阶级论、民族论模式之后,精英作家们的视点拓展到民族文化与人类本体的基点上,触及战争过程中一些带有普遍性和更为深广的民族精神与人类心理问题。这无疑是精英作家自省意识的觉醒,也是精英作家认识深化的标志。它使我们的阅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纵深感”,作品的思想穿透力因之也大为加强。
  直接取材和描写国民党军队抗日的一类作品,是我们这里要谈的第三种形态的抗战反法西斯文学。这种形态的作品近年来为数不少,如《落日孤城》、《血战台儿庄》、《光岳遗恨》、《激战红土地》等等。它们大多是纪实性的,文学品位不高。真正写出成就、具有创意的恐怕要数浙江的中年作家张廷竹了,他的《黑太阳》、《支那河》、《酋长营》、《中国无被俘空军》、《泪洒江天》、《落日困惑》等作,对于传统话语场中累积的以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共同抗日活动的观念显然是一个大胆的突破,而且整个叙述的确也让人感到有一种颠覆历史、重写历史的味道。但他与许多“新历史小说”作家不同,不是以“游戏历史”的态度表现历史,而是自始至终用炽烈的艺术真诚参与其间。更主要的,它不单纯是观念、描写范围的开拓与扩大,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反映了作者对历史真实在理解方式上的变化:“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了历史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就会知道任何已经铸成的历史事实后面肯定还有一条或多条并行的隐线。就像山是事实,而山的表层下的石头也是事实一样。”正是由于这种理解方式的变化,作者在他笔下才避免了以往那种单向的观察所带来的局限,而从“对历史的纵横比较和多层次的价值把握”中,放笔描写了当年国民党军队曾经有过的壮怀激烈而又无可奈何的抗战活动,将过去被阶级斗争“漏斗”过滤了的、纷繁斑驳的历史内容还给历史。如《黑太阳》这个中篇描写的张将军“盘着肠子”照样指挥战斗,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它让我们具体地感受到历史的另外一种真实。这种真实超越了狭隘的党派观念,它对于我们虽然是陌生的、异己的,但它的确曾是构成我们抗战历史“合力”的一个重要参数,是我们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存意志和复仇意识、深沉的尚武精神与爱国主义传统的真实反映。所以,我们读来同样受到心灵的震撼。有人说,张廷竹的作品一方面追求最大限度的还原,利用一切信史、档案,让人难分属实录还是虚构;另一方面又将信史与戏剧化、纪实风格与英雄美人模式结合,使人读后有英雄豪气、儿女情长之感。在我们看来,作者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因为他洞照历史和审视战争的真实观、审美观变化所致。而观念的变化,至少在目前,它恰恰是驱策我国当代“抗战反法西斯题材”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
  第四种形态的创作,相对而言,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颇可观的创作群体。尽管从人性的角度切入战争生活,在徐怀中、朱苏进、李存葆的军事题材的作品中,早已经有过积极的探索。但在抗战反法西斯文学这一领域,却不免显得有此孱弱。没有一定数量的作品,就把它们归“类”为一种艺术“形态”,似乎有点勉强。但作为一个创作意向,或一种对于战争生活的审美诠释方式,我们认为它恰恰应该提倡。因为,战争是人的战争,只有表现战争中人的丰富性、复杂性,在审美意义上表现出战争与人的深刻的矛盾,才能把对战争的认识推进到深刻的层次上去。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这方面的探索毕竟不是完全绝迹,有的作品甚至颇富创意。如《最后一幅肖像》就是以凝炼的笔致,刻画了日本侵华宪兵队长复杂的心理矛盾。作为一个以杀戮为天职的日本军人,他的双手沾满了被侵略国人民的鲜血;但作为一个良知未混的人,他又深为自己的残暴行为感到不安。实际上,他是一个被战争的血污与灵魂的自我忏悔紧紧缠绕的战争的受难者。作者跳出过去脸谱化的写作方式,从战争与道德的双重空间,逼视敌对一方人物的人性中固有的矛盾,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另一个作家尤凤伟的《生命通道》,在这方面更可称道。该作所写的是抗战时一个医生的奇特生活与命运,副标题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年祭”,可见作者的郑重态度。但具体描写却从人性角度切入战争又超越“人性善恶”的纠缠。作者把艺术聚焦对准人的灵魂,他苦苦拷问的是人在生死攸关时刻的良知。道德与正义。小说中的医生苏原,他既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汉奸,也不是一个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他既迫于无奈为日军治病,同时也窃取过日军的情报)。事实上,他只是一个恪守医生天职的普通意义上的人。“生命通道”计划是他人生意义的完美体现,也是他在尖锐激烈的民族矛盾中的一次超越性选择;而其他一切,诸如爱国意识与民族意识,在他个人行为中却显示出某种不确定性。很显然,《生命通道》不仅超越了传统“抗战反法西斯题材”文学那种非此即彼的审美认知方式,同时也超越了一般人性价值的评判。
  三、新的突破与新的前景
  中国当代“抗战反法西斯题材”文学创作的多元格局在标志着创作的一时繁荣之外,是不是同时也意味着它已走上了一条成熟的、理想的发展通道了呢?其实不然。一种情况是,在近年创作界一窝蜂地求“异”变“新”思潮的影响下,不少作家把审美目光投向了历史,投向了抗战生活(因为题材知名度高),在“文本实验主义”态度操纵下,历史(抗战生活)颇有点“试验田”的味道。历史与本文的对立中,重心正悄悄地向后者转移。另一种情况是,传统意义上的抗战反法西斯文学,发展到今天,也在实现自身文学观念、历史观念的不断变革。这些作品无疑刷新和改变了我们对抗战反法西斯本身的一些印象。但这种艺术实践又绝非已臻无懈可击的完美之境.它们同样是成功与不足并存。
  因此,作为一种审美现象的抗战反法西斯文学,在眼下的“文学转型”大环境中,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孕育着新的突破。这场变革与突破是那么艰巨和复杂,以致我们理论界要对它进行审慎的研究,除了在接受当下创作的突出成就之外,更要洞察到创作实践中存在的不足,总结经验教训,归结出突破不足的方面、方向与可能性。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抗战反法西斯文学这一时代创作更加健康扎实地发展,尽量少走弯路。
  那么,对于目前的抗战反法西斯文学创作来说,它的不足在哪里?又该在什么方面需要寻求新的突破?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作家们的审美意识有待进一步深化,文学的审美领域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应该致力向战争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探寻其丰厚的人文内涵。因为,文学的本体功能永远是以“人”为价值中心,失去了“人”,就失去了美,更谈不上美的丰富性与深刻性了。从读者接受角度来看,抗战反法西斯文学影响我们的,主要还不是战争本身的扑朔迷离、多姿多彩和战争中人们的怎样行动,我们更为关注的是战争是如何影响人类,它对人类生存究竟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深刻影响?恰恰是在这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上,目前的文学创作却少有人触及。如果把战争文化比作一个球体,那么近年来的许多创作无疑只是球体表面的种种姿势优美的滑翔。从作品的主题立意到对战争的审美观照,诸多作家作品都还停留在某种为人熟知的形而上语义层面。如周而复、李尔重、王火所表达的“正义必胜”的主题模式,莫言们在广阔的文化空间中所审视的“民族气节”与“英雄意识”,周梅森们对历史“本质”的种种质疑等等,莫不如此。这倒不是说近年来中国精英作家们的探索只停留在浅显的表层,但至少可以说,他们远未将战争文化固有的丰厚内涵和艺术应有的审美特质揭示出来,以致我们很难读到像美国作家诺曼·梅勒《裸者与死者》那样的具有震撼人心力度的作品。如果梅勒不是带着“弄清楚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对美国人民有什么意义”这样的写作目的去揭示战争中人的生存处境,关注人的命运,那么它的艺术魅力和给予读者心灵的震动肯定会大大减弱。当然,精英作家们有自己的创作自由,我们也不否认在特定的题材范围之内,他们的创作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但是,从民族文学自身体系的完整性来看,抗战反法西斯文学应该做到多层次、多角度地再现和表现那场空前规模的人类战争。这不仅是文学丰富性的需要,也是衡量一个民族文学在此一领域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参照。缺少这样的作品,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其次是历史观念与历史认识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探索中的失误。抗战反法西斯文学既然是熔历史与艺术于一炉的一个特殊的艺术品种,那么对于作家来讲,在历史向艺术转化过程中,很自然就会遇到一个历史的“内化”问题。历史观念、历史认识可以说是“内化”的一个思维中介。当然,这里所谓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认识已经不是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纯粹理性范畴,而是在作家创作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的综合审美意识。我们强调“历史认识”的重要性,既是抗战反法西斯文学的个性使然,也是它求得独特功能价值的基本前提条件。近年来不少精英作家在这方面作出较为成功的努力。正是由于老一辈作家如周而复、李尔重、王火等对干历史本质的辩证把握与宏观认识,他们的《长城万里图》、《新战争与和平》、《战争和人》以及李为奇的《光岳遗恨》,宗噗的《南渡记》,费枝的《二战飘尘》等,才能以大时空或较大时空的叙事构架真实地再现了中国抗战反法西斯这一历史特别事件。其作品开合有度、大起大落、气势非凡,非“胸有成竹”者显然不能为之。尤其是《长城万里图》,有效打破过去线性的历史时空构架,从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中来表现中国的抗日战争。很显然,随着历史时空的超越,作品所达到的历史真实程度无疑是被更进一步拓展和延伸的。
  或许可以这么说,表现本质、必然,是以牺牲一定的现象、偶然为前提的。周而复等作家虽然在表现历史本质方面堪称典范,但在历史表象的丰富多彩和鲜活灵动上却显然不及“新历史小说”的作家们。由纯粹本质向历史本体原生状态回归,可以说是许多“新历史小说”的显著特征。精英作家的创作意识中,存在着强烈的反叛“透明本质”的倾向。当他们以此观照历史、表现历史的时候,往往就把历史本体中的实有升格、放大为历史认识中的真实。《预谋杀人》中王腊狗与丁宗望在民族矛盾中的相异表现,就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作者这方面的追求。在向历史本原的回归中,本体真实与本质真实相互混同。以本体代替本质进而取消本质,这是“新历史小说”作家们历史观念和历史认识的一个误区。这种观念上的错位有其必然性。因为,与其说是历史激起了作家的话语欲望,不如说是作家们在注解历史中,自由地注入了个人极其强烈的随意言说的欲望。他们无法漠视与绕开我们视为“本质”的走向必然,所以在历史的自由叙说过程中,只好在“现象”中建立表达策略。在周梅森的《国殇》中,历史所呈现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偶然,充满玄机,英雄与叛徒,投降与爱国的两极行为中没有解释的可能性。历史仿佛是一道永远没有正解的数学方程式横置在那里,费人猜测。
  我们承认历史的表象中饱含丰富的真实,“新历史小说”以此为实践领域,作为对过去一种真实论的补充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这种历史认知方式大规模进入文学,它给文学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就很难说了。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坚持历史辩证的哲学观点,作富有意味的价值观照(当然这是就总体原则而言)。惟其如此,才有可能使抗战反法西斯文学在现有基础上更上一层新境。
  再次是强化作品的当代价值,并且要与审美价值有机融涵。对于取材于历史的抗战反法西斯文学来说,当代价值不应只是一个理论术语,它应该成为一个具有浓厚实践色彩的文学语词。当然,当代价值也不是一种狭隘的功利观,它是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与今天甚至是未来的人类生活息息相通的那种思想深度和深层价值。写过不少抗战反法西斯小说的作家张廷竹这样理解:包括抗战作品在内的战史文学应该“是一个高层次高规格的未来学。它能凝聚民族魂魄,宏扬人类品格,一切向着未来,展示着人类坚韧进化的趋势。”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来把握历史的当代价值,作家们的视界就会开阔起来。以此观照当下的文学创作,我们欣慰地看到有些精英作家已经摆脱了过去单一民族论、阶级论的普遍模式。如《红高粱家族》、《最后一幅肖像》,这些作品颇为鲜明地体现了作家们对于当代价值的追求,已经突破过去那种“过去——现在”的共时态对应模式,而是从历史的历时性发展中寻求更为深层的沟通。因此,它就更具有开放的气度和恒远的文化意蕴。这样一种创作思路显然是第一种形态“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创作所不具备的。由于过多拘囿于历史本身,缺乏应有的超越,第一种形态作品的当代价值大多往往体现在它的认识功能,而相应地缺少一种更为深广的人类精神价值指向。不过它用挚爱之情讴歌的历史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主义这些崇高的精神审美价值,今天仍然是很闪光动人的。而这一点,却恰恰是许多“新历史小说”作家在对历史的自由言说中竭力拒绝介入文本的。它们的主体地位完全被一种形而下的日常生存或生命本能所代替。《红高粱家族》中对高粱地里“野合”的渲染,对日本侵略者活剥人皮的零度叙述,都表明作家们的美学观、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转移;在其转移过程中,抗战反法西斯文学固有的崇高美、悲壮美所剩无几。以上两种相异的创作,是两种不同价值观、美学观的不同艺术实践,我们对此当然不可简单地贬褒臧否。但是,作为对抗战反法西斯文学这样一种启迪今天、警示未来的特殊文学现象或文学形态来说,我们就必须既要照顾到其创作价值的前瞻性,又要充分注意其自身艺术实践所呈现的审美价值态度问题。看来,提高当代中国反法西斯文学思想艺术力量的关键,乃是在于它的当代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有机融合。

  (本文为吴秀明与周保欣合作,曾刊载于《文艺研究》1995年第5期上,后加以修改,收入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之论文集《三元结构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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