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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废都》看青年一代精英
作者:吴秀明(杭州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授)

  作家的精神裂变
  《废都》出版于1993年6月,同年在《十月》杂志和《中国青年报》刊登和连载。出版前,它就被一些小报“广而告之”地宣称为“当代的《金瓶梅》”。正式印刷48万册,如果加上各种盗版发行量起码在100万册以上。半年后,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宣布为“禁书”,作了严肃的处理:出版社被罚款,编辑受处分,作者贾平凹也被折磨得心力交瘁。
  贾平凹是当今中国不可多得的杰出的青年作家。他的小说、散文写得很美,是一个比较纯正的民族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属于“美文”的一路。他对当代中国社会改革一向是非常拥护的,早在改革初期就给予了强烈的认同,对农村改革甚至提出非常具体的方案。这突出表现在他的《浮躁》等“商州文化系列小说”之中。没想到事隔几年之后,贾平凹甩手抛出了《废都》这样一部境界和风格迥异于以往的作品,人们在惊奇之余不能不陷入了深思:贾平凹怎么啦?于是,各种各样毁誉共生、以毁为主的批评骤起,以至《〈废都〉废谁》、《〈废都>滋味》等评论集在短期内推出了好几部。霎时间,在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小市中,形成了到处争说“ 《废都》”的奇特景观。一、《废部》之“废”
  《废都》的“废”是形容词,作“颓废”解当不会有大错;“都”即都城,也就是小说中所说的“西京”。作者讲的是麇聚在西京、以作家庄之蝶为首的四大文化名人的颓废故事。从题材上看,似乎没有太特别之处。然而,通读全书,我们便会发现,在这颓废故事的背后蕴含寄托了作者怎样的精神之“废”和深刻的文化失望。犹如一声感伤而悠长的叹喟,贾平凹之写“废都”中的颓废故事,他原本也想对此有所批判和超越,但是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这种批判和超越往往蜕变为一种掩饰,甚而给予欣赏认同。
  这是为什么呢?
  自然与作家此时幻灭情绪有关。贾平凹在《废都》“后记”中说:
  “这些年里,灾难接踵而来。先是我患乙肝不愈,
  度过了变相牢狱的一年多医院生活,注射的针眼集中
  起来,又可以说经受了万箭穿身;吃过大包小包的中
  草药,这些草足能喂大一头牛的。再是母亲染病动手
  术,再是父亲得癌症又亡故;再是妹夫死去,可怜的
  妹妹拖着幼儿又住在娘家;再是一场官司没完没了地
  纠缠我;再是为了他人而卷入单位的是是非非之中受
  尽屈辱,直至又陷入到另一种更可怕的困境里,流言
  蜚语铺天盖地而来……几十年奋斗营造的一切稀哩哗
  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病毒的我
  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而这名字又常常被别人叫着写
  着用着骂着。”短时的生活聚积了那么多的不幸,所以作家心态和情绪上的幻灭颓唐就可想而知。投射到作品中,也就有了上述所说的精神之“废”。
  但这并非是最本质的,真正最本质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丧失了作为精英作家生存的支点,无法进行自我角色定位;在世纪之交的当下,感觉到了中国社会文化有一种世纪末的“废”气,但又从精神和情感上自觉不自觉地沉醉其中而又不甘心就此颓唐和幻灭。这是最关键的。刘心武认为贾平凹创作《废都》有三个背景值得注意:第一,贾平凹在心理上、精神上面对的难题太多,只有寻找明清的那种很成熟的文化资源,求得一种解脱。第二,是他所在的西安这个城市确实具有的极为巨大的名人效应。小说所写的那些什么市长儿子、那些女人见到文化名人非常崇拜,这种情况在北京不可能出现,也很难想象,但在西安却是真实的。于是,这就造成了他那种特有的傲岸和痛苦。而这种做岸和痛苦,也只有在那个氛围中才有施展的可能。第三,是他对当下的现实失掉了把握的耐心,从一个相当具有社会性的作家,变成一个产生失望的人。
  刘心武的分析颇有道理,它为我们如何正确读解《废都》提供了某些启示。《废都》这部书,从总的来看,就是写出了文人在这种背景下的自我迷失,他们“废”的尴尬处境。从这部小说对庄之蝶悲剧性命运与结局的描写中,你可以看出作者陷入“无物之阵”之中左冲右突而找不到生存出口的幻灭心态。小说中的庄之蝶,作为一个文化人,他所渴望的一切几乎都具有了:作为作家他有名气,作为人大代表他有地位,作为图书字画的幕后经营者他不贫困,作为普通人他有朋友,作为男人他有妻子和情人。然而,优裕的生活并没有给他带来精神上的高蹈,相反,人生的绝望和幻灭像魔鬼一样附着他。为了自我救赎,他和他的朋友们只能走向宿命,在声色犬马、奇书术数中驻足流连,以荒诞来回应荒诞,而作为叙述者的作者也只能以宿命的方式安顿他笔下所有的人物。因此,这里的庄之蝶,一定意义上也就是贾平凹,是贾平凹在世纪末情绪影响刺激下自觉不自觉地放弃精神追求而堕入虚无和绝望的一个具体曲折的表现。就此而论,我们不妨是可以说《废都》是一代知识精英绝望和幻灭的挽歌,是人文知识分子世纪末颓废情绪的大曝光;贾平凹和主人公庄之蝶的心态及命运,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当今时代部分知识精英的精神缩影。雅斯贝尔斯在描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心态时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欧洲到了日落西山之时,而且地球上的一切文化均处在暮霭沉沉之中,人类的末日,任何一个民族和任何一个个人均不能逃脱的一次重新铸造——不论是毁灭也罢,新生也罢——都已经被人们预感到了。”我们身处的时代也是动荡转型的时代,面对这一时代,固守神性境界固然令人钦佩,但对现实生活持怀疑和虚妄的态度也未始没有一点积极意义。因为站在宏观的高度来看,正是这种怀疑和虚妄,它可能预示了一代知识精英的又一次精神觉醒。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对它予以一概否定。
  当然,《废都》在书写精神之“废”的同时,也包含了知识分子社会批判、自我批判和文化批判的严肃内容,并给出某种精神性的价值允诺。如穿插引进大量的政治民谣、顺口溜和社会性传闻,对当下干部队伍的腐败、社会风气的不正进行批判。如描写一个收破烂的疯老头所唱的一段谣儿:“一等作家政界靠,跟上官员做幕僚。二等作家跳了槽,帮着企业编广告。三等作家入黑道,翻印淫书换钞票。四等作家写文稿,饿着肚子耍清高。五等作家你潦倒了,X擦沟子自己去把自己操。”如写周敏在城头上吹出“呜咽如鬼”的悲怆神秘的埙声,写被城市文明榨得骨瘦如柴的那头老牛的哲学沉思。特别是对老牛的悲惨命运和老牛哲学沉思的有关描写,格外清晰地表现了作者对物欲横流的现代城市生活的抵牾心理,具有文化批判的意味。这对我们认识现代化过程当中都市文明的负面作用是有意义的。不懂得这一点,就无由弄懂贾平凹为什么敌视西京,将它命名为“废都”。不懂得这一点,也无由弄懂贾平凹意欲逃离眼前丑恶生活,获取新生的意向。自然,所有这一些,作为艺术成分它并未有机融入作品的主要情节之中,倒像是人为拼贴上去的。
  二、《废都》的性爱描写与
  精英作家的精神还俗
  《废都》性爱描写的大胆和直露,不仅在新时期,就是在整个“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小说不厌其烦地详述每次性行为的过程,从正常的性交到变态的口交都有。这对中国传统的审美阅读包括社会接受无疑是一种富有刺激性的挑战。
  如此的描写有没有意义呢?
  从文本的实际效果来看,不能说一点也没有。这主要就是:借此充分揭示“废都”之中知识分子的精神之“废”,写出他们在政治和商业两方面都无所作为的情况下只好转向对性的变态追求,在放浪形骸、自暴自弃中实现自我消解。我们不能想象,如果抽去了这些性爱文字而代之以崇高的情爱描写,那么,这部作品有关知识分子精神颓败的揭示,能像现在这样给人以触目惊心的感受;至少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主题思想。从艺术角度看,这样写也有助于扩大人物的私人化空间领域,给人以某种生命本真的感觉。
  文学中的性爱是非常复杂的。性与美并非绝对对立。青年美学家潘知常指出:“从根本上讲,性与美是一致的,美的内涵就是性的内涵。这可以从人类的进化历史得到解释。就进化规律而言,个体的生存都是为了种族的繁衍,它通过否定自己来肯定种族的延续。美感正是为了完成这一使命而由大自然专设的奖励机制或曰诱惑,目的一旦达到,大自然就把这美感无情地收回,就像人一旦吃饱,进食的快感也就没有了……因此,承认性在审美活动中的正当地位,正是当代审美文化的一大功绩。而且人们还会有意识地利用‘性’,去消解传统的美。”潘知常此述是有道理的。以大家熟知的麦当娜的裸舞为例,它就具有这样反传统的意义。1992年10月,她的《性·幻想·写真集》与唱片专辑《性爱宝典》同步发行。这天是星期二,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就像当年听到珍珠港事件的发生一样震动。麦当娜也自称:她这样做是为了改变人们对性的错误态度。还自称自己是一个性革命者,只有脱光衣服才感到自在。我们可以把她的初衷理解为对当代虚伪的审美文化现状的反叛。对《废都》的有关性描写,我们也不妨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事实上,有些同志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才肯定了这部作品性描写的意义,没有将性简单排除在美之外。
  不过,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不加规约地将性的美学功能夸大,那就错了。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美不但有与性相同的一面(过去,这一面被忽视了),而且有与性不同的一面,或者说,有超出于性的一面。人类为自己所设立的美显然要高于性的美。而且,人类真正的美不是在完成自然的美的时刻,而是在完成价值的美的时刻。”同时还在于“人类已经使性从生理进入文化,从文化的角度讲,爱的越多,爱就可能越肤浅。像用剪刀剪一张纸,剪了一次,固然可以重新来过,但毕竟天地窄多了,正因为如此,人类的性的内涵应该是两重的,而且以其中文化的内涵更为根本。”还以麦当娜的作法为例,我们虽然对她的作法表示理解,但同时还要进一步叩问:她为什么要以如此惊世骇俗的姿态出现在当代社会?看来恐怕是一种犬儒精神在作怪:即“在价值虚无的社会,以抗拒虚无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一无所有,发展到自己也认为真是在抗拒虚无,以至达到一种自恋狂的境地……因此,她要求观众“审美的角度来看她的裸体,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一无所有状态,以此为审美,也只是掩饰美在身上早已不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废都》中的性描写自不可与麦当娜的作法简单相提并论,但就性与美、性的生理内涵与文化内涵的关系问题上,彼此则不能不说具有某种共通的经验教训。这里除了夸饰其笔、对主人公庄之蝶与唐宛儿、柳月、阿灿和牛月清四个女人的性爱关系投入了过分的热情,生理描写过于琐细外;主要是从中赋予的文化内涵比较单薄而缺少精神性的价值允诺,有时甚至成为一种简单的性宣泄,并流露了作者陈旧落后的性观念。如写庄之蝶对女人小脚的欣赏:“庄之蝶……看那脚时,见小巧玲戏,跗高得几乎和小腿没有过渡,脚心便十分空虚,能放下一枚杏子……嫩得如一节一节笋尖的趾头……庄之蝶从未见过这么美的脚,差不多要长啸了!”类似的对女性肉体乃至生殖器欣赏、把玩的文字还有不少。另外,庄之蝶与几个女人关系,也几乎惊人地重复了古典小说中妻、妾、丫环的结构模式。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青年评论家蔡翔富有见解地将《废都》中的性爱描写,称之为知识精英开始“退出”了自我先锋的“角色规定”,“而复活了种种有关文人的传统记忆”,它使“作者回到了遥远的古代。在那里,他享受到文人的特权与荣耀,并进入文人的各种习性、癖好和游戏的生活方式之中,同时表现出男人的征服欲和对妇女的狎玩。”可见,问题不在于《废都》描写性爱,而是在于这种性爱描写本身所体现的观念是违反现代的,它丧失了应有的文化品格与艺术审美价值,内在地反映了精英作家在世纪末颓废思想影响下的“精神还俗”。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同样以大胆率真写性而著称的作家还有不少,如郁达夫、张贤亮、王安忆等。但他们只是把性当作一种文化的、生命的抑或道德的严肃思考对象,通过性有关行为和故事的思考来实现文学的某种启蒙功能,其关注的重心是性的形而上的精神意蕴。无论是“五四”时的《沉沦》,还是80年代的《绿花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甚至更晚近的《妻妾成群》,在这些作品中,性是文化的,是一种道德。社会和审美的对象,负载着沉甸甸的内涵,而不是小说情节的一种调剂物。所以,在他们那里性描写无论怎样惊世骇俗,但都是极具理性和美学情致,并紧扣人物的个性和命运。这反映了作者精神上的高蹈,是与知识精英“导师”身分相吻合的。
  与郁达夫、张贤亮不同,贾平凹却以相当非理性的态度对待性。他写庄之蝶与几个女人的性关系,是通过知识分子“自恋”式的“名人效应”来叙述的。三位女性之所争相与庄之蝶发生肉体关系,主要就是因为庄是“名人”:唐宛儿羡慕庄之蝶的夫人“哪里尝过给粗俗男人作妻子的苦处”;柳月面对庄之蝶的书房则感慨地说:“让我看书,我是学不会个作家的。每日进来打扫卫生,我吸收这里空气也就够了”;阿灿在献身之后则幸福地说:“真的,我该怎么感谢你呢?你让我满足了,不光是身体满足,我整个心灵也满足了……有你这么一个名人喜欢我,我活着的自信心就又产生了。”这里,作者放纵笔墨,描写庄之蝶与几个女性之间沉酣于“爱河”之中穷情尽欲,与其说是违反现代性的一种虚假叙述(陈晓明因此将其说成是“‘名人欲’的假定满足”),不如说是知识分子在失去对社会和人类关怀激情之后的一种严重的精神虚脱。于是,他们只好醉入肉欲,半是夸张半是无奈地乞求于性事。正如庄之蝶所说:“终日浮浮躁躁,火火气气的,我真怀疑我要江郎才尽了,我要完了……身体也垮下来,连性功能都几乎要丧失了!……更令我感激的是,你接受了我的爱,我们在一起,我重新感觉到我又是个男人了,心里有涌动不已的激情,我觉得我并没有完……。”
  三、《废都》与明清文化之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前面已经提及,这里将它单独出来,主要是为了便于更详细的探讨,借以寻找作者精神裂变与传统文化负值之间的深刻联系。
  明清文化当然是个复合体,非一两句话所能概括得了;但就主要或主导文学倾向而言,似乎可作如下两点概括;
  一是在类型上多属通俗文学范畴。作者们刻意追求流行,迎合大众,注重可读性,减低阅读接受的阻碍因素。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让读者“爱看”、“好看”和“容易看”。这一点连《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也不例外。曹雪芹借空空道人之口就特别强调了“读者爱看”的重要性:“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其中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
  二是在内容上融进了反传统、重个性、重欲望等新质。这也与明清之际以个体意识为本位的资本主义文化精神的传入密切有关。而这些内容,又直接促成了明清文学媚俗的态势,它为通俗文学的“好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源头。因为作为一门不登大雅之堂的艺术,通俗文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表现大众的基本情感与欲望,这也是通俗文学能让世人觉得“好看”的主要的前提条件。翻看《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孙楷第著)、《小说书坊剥》(韩锡铎、王清泉编)等小说目录学著作,稍加统计,便不难看出 80%的明清小说,均属于这类作品,这也正是明清文学的主要成就之所在。
  历史有时是相似的。当中国社会推进到20世纪末,举国上下明显地形成了反传统、重个性、重欲望的世俗化的文化氛围时,我们看到,明清文学的上述这些通俗兼媚俗的形式和内容就无意成为不少作家刻意以求的文化资源。于是,一方面明清之时的武侠、讲史、公案、言情、艳情小说再度泛起,大批量地翻印;另一方面创作中模仿明清文学,致力表现本能欲望和性爱、抵牾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的作品普遍流行,甚至在一些精英作家笔下也得到了惊人的复活,从而形成新的历史循环。贾平凹的《废都》就属于后者。它的这部近40万字的作品,尽管也有自己的创意,但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由于作者精神意向的转移以及由此导致的想象力的不应有丧失,在许多地方存在着明显模仿明清言情、艳情小说尤其是《金瓶梅》的痕迹:
  首先,是在总体结构上《废都》与《金瓶梅》非常相似。围绕作家庄之蝶,贾平凹设置了三条故事情节线索:主线是庄之蝶与唐宛儿、柳月、阿灿和牛月清的性关系;一条副线是庄之蝶与市府、《西京》杂志编辑部、三大名人和孟云房等利益关系;还有一条副线是庄之蝶与赵京五、洪江和黄厂长的金钱关系。如此这般,这与《金瓶梅》的情节线索正好一一对应起来:在《金瓶梅》中,贯穿全书始终的三条线索也分别是西门庆与潘金莲、李瓶儿和春梅等许多女性的性关系的主线,以及西门庆贿赂官府和开铺子做生意这两条副线。它们情节线的安排,彼此如出一辙。
  其次,更有甚者,是《废都》中有些性爱情节、细节和场面,简直就是《金瓶梅》有关段落的复制。如在《金瓶梅》的“潘金莲醉闹葡萄架”中,西门庆在潘金莲的“生我之门与死我之户”中泡李子,被《废都》,移到了庄之蝶与柳月身上;西门庆让潘金莲等女性为其品玉,庄之蝶叫唐宛儿床上吹萧。
  再次,在审美境界和情趣上也模仿《金瓶梅》,显得直、露。俗,流露了浓厚的自然主义倾向。作者对庄之蝶等人的病态的性事癖好投入了过分的热情,他在大段大段地模仿《金瓶梅》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审美境界与情趣降低、滑落到《金瓶梅》的层次上。他写庄之蝶“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放纵生活当然有他的用心,即反映知识分子世纪末的颓废情绪;但其过度的欣赏、张扬和怜爱,却严重地贬低了性的文化、审美的意义,致使无法达到他的原初目的,并因此而把读者堵在性的文化、审美的层面之外,停留在肉欲感官的刺激处。这是很令人惋惜的。很多读者购买《废都》,就是冲着这点而来的。这当然不能简单归咎于作者,但与作者粗鄙化的艺术导向无疑是有关的。
  从上述《废都》与《金瓶梅》关系的辨析中我们不难得知:传统文化是很复杂的,它存在着难以言传的美丑是非交葛的混沌性。这种复杂和混沌内在地制约着历代文人的创作。一方面,它“曾经帮助知识分子对抗道学,为个人的自由和解放提供了内在的超越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还帮助了中国纯文学的建立,并提供了自己的美学情致与艺术品格。”另一方面,“一旦知识分子失去自己的精神支持,对自我的关注就会成为对个人利益的强烈维护,在传统的体制中,往往形成对政治的依附关系(帮闲),从而谋取个人在此世的世俗化利益。在非道德化的借口掩饰下,放纵自我的感官满足。而所谓的闲适,也在丧失了其美学品格后,成为责任和良知的自我逃避,并且日益地平庸和无耻。”因此,这就决定了我们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一定要有非常强的理性态度和批判精神,切不可醉入其中,搞盲目的顶礼膜拜。“五四”正是在这点上为我们做出了崭新的开拓,所以,它超越了传统,并建立了属于现代的精神支持与人文品格。我们今天当然不同于“五四”,但“五四”立足于现代立场,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传统文化的态度值得师法。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传统文化资源之于我们来说,效果到底如何就很难说了。这也就是《废都》留给我们的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吧。

(此文选自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之《三元结构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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