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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淡的与戏剧化的——1999 年小说印象

              平淡的与戏剧化的
  ——1999 年小说印象
作者:闻立


  莫言发表于《收获》第五期的中篇新作《野骡子》, 乍读来依然充满莫言式的冲击力, 叙事中愈发汪洋恣肆不加节制的铺排, 在厌烦" 粗俗化倾向" 的学者眼里, 也许会说这是" 粗俗化" 到更放任也更不可收拾, 但较之" 红高粱"" 白棉花" 时代莫言语调的华丽、精谨与刻意, 却确乎更为从容舒脱和自由, 似乎有理由预期, 本世纪最后一年, 莫言又将给我们一个《牛》那样令人振奋一场的优秀小说。
  这个预期随着故事的终结而多少有些幻灭之感。虽然莫言的小说最耀眼的光彩从来是" 过程" 并非故事, 《野骡子》里," 父亲" 太意料之中的回归以及" 母亲" 在最后关头太通俗的表现, 还有把底牌揭晓得使人扫兴。故事在本质上如此落套和平淡, 前面波澜丛生的渲染就带出了戏剧化的味道, 不能不损害对整篇小说的阅读观感。就本年度的中短篇小说状态而言, 莫言的《野骡子》近乎一个浓缩或象征, 恰可以作为整体印象的入口。
  1999 年, 小说持续着不怎么景气的局面, 尽管不是没有佳作, 却未足改变经年来的冷清。一如既往, 诸家以小说为主的文学选刊选目屡屡撞车, 头条作品更几乎概莫能外。这仿佛表明, 无论小说已如何的代次繁多流派纷呈, 小说观念与美学也真正的日趋多元, 以至于越来越难以放进一个系统中欣赏和评价, 但对于" 最好的小说", 其实还是存在着某种稳定的共同眼光。当然这也可能表明, 代次和流派的繁荣只意味一种浮面的热闹, 实际可做头条之用的作品始终苦于稀少紧缺。
  好的小说是否一定需要一个好的故事, 大概不会也不必有统一结论, 但小说忽视故事等于主动舍弃大多数读者, 再现实些说, 等于和" 市场" 及媒体的视线两相放弃, 近些年已被杂志和作者深深领教," 好看的小说" 这个老传统作为新标号提出, 与其说是小说自身的反省, 不如说对时尚的被动顺应, 压力之下的无奈应变。不管是什么,1999 年中, 被共识为" 最好的小说", 一个相当醒目的特征是," 故事" 的成分大幅度增强," 好看的故事" 再度成为这些" 好小说" 最着力的支撑点。
  " 官场小说" 仍是被选刊看好的重头。在中短篇范围, 出人头地的当首推阿宁的《无根令》( 《人民文学》1999.7), 田东照的《买官》( 《山西文学》1999.3), 李唯的《腐败分子潘长水》( 《小说界》1999.2) 三篇。其中, 《腐败分子潘长水》的出现无疑最足够惊喜, 李唯的特点是作品不多, 却总能出人意表, 中国涉及" 腐败" 与" 反腐败" 的小说, 虽然也在不断进步, 却好像最标准还是持剑拔弩张姿态, 尤其是不能缺少临界性质的重大事件和鲜明对抗, 痼疾便是往往从社会人生与命运的常态存在上浮泛而过, 适合赢得读者引起轰动, 超脱不了的是" 时效" 的限定。《腐败分子潘长水》正如同出李唯笔下的《中华民谣》, 又是在最热门的题材领域别有机杼, 并且作为小说," 好看" 和" 深度" 一样也没耽搁。《无根令》与《买官》标题风格异曲同工, 直白的效果是出言无忌式的强烈。《无根令》的背景从头几年小说所偏爱的饥寒交迫的" 穷县" 跳到了财力通天的" 富县", 《买官》中的乡镇父母官从凄凄惶惶焦头烂额转为也劳碌也滋润的小康形象, 但或许并非偶然, 两者对" 官场" 都不再采取时兴过的那种浑茫散漫视角, 都集中围绕一个极为具体的" 升官" 事件展开。小说真的因此好看了不少, 重新有了一波三折的紧凑情节, 重新有吊人胃口的悬念。不过, 正如我们经验过的," 原生态的生活" 进入小说, 疑问在于: 既然我们都在生活, 还要小说干什么? 生活一旦被" 集中" 呢, 行文再平实, 也还是难免斧凿的印痕, 故事那么丝丝入扣, 是真事也会失去质感, 显得戏剧化起来。
  中国现行的" 官场"" 官人" 写到如今, 大感觉是有点强弩之末了。
  方方的《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大家》1999.3) 也是一篇注意讲故事的小说, 却是从另一个方向上出人意表。写" 妓女" 的作品渐渐多了, 不知道这是反映着作家对时代现象的敏感和追踪, 抑或是这类非常存在特别能折射广大社会, 也特别能体现女性的命运感, 还是也有其他因素, 比如良家女子的活动场地和情感方式人人都熟悉, 再个性再另类也出不了" 常规" 的大圈, 要写故事, 就不如" 风尘生涯" 那般跌宕绮丽, 那般有" 距离美" 和引人好奇, 可以尽着挥洒编排。方方这篇小说, 大概被归为" 好看" 一类, 读着却不是很舒服, 有点野, 个别地方还有点脏, 这还不是最致命的, 问题还在故事上, 主人公黄苏子的自我封闭与纵情沦落, 许红兵为少年时期一次被伤害在成年以后处心积虑的报复, 都带着强为之词的意思, 说白了, 就是黄苏子的轨迹太生硬, 许红兵的行状太俗套, 和王安忆几年前写妓女的小说《我爱比尔》和《香港情与爱》相比照, 格外能看出高下来。此外," 父亲" 是被当成黄苏子性格心理养成最重要的动因之一, 这位父亲自身的逻辑却过于乖戾和虚飘了, 想起方方当年在小说《行云流水》中对知识分子是极尽理想主义的温情与理解的, 这次走向相反的极端, 两者都有单薄造作难以信服之憾。
  邱华栋新作《黑暗河流上的闪光》( 《电影·电视·文学》1999.5), 同样写到了妓女, 也同样做出了讲述一个好故事的尝试。故事的确不错, 却不知是担心一讲故事就有失" 新生代" 本色, 还只是一种积习, 非要在涉事女子临死前为她插入大段抒情独白, 不见精彩, 反倒无谓地破坏了故事的节奏, 像横生的枝节, 本应纯粹完整的叙事被弄得杂芜拖沓。
  这里颇有意味的一个现象是, 在不讲故事的邱华栋开始经营故事的同时, 擅长写当代农村官场三昧的刘醒龙却突然把笔触转向了都市和青年, 探究中篇小说《城市眼影》( 《当代》1999.4) 是不是更切近作家本人的体验或兴趣也许多余, 但比起他的《分享艰难》等等那份独到和厚实, 小说质量是减色不少," 都市文化青年" 无主题的沉浮漂泊迷惘离合, 都不出早期邱华栋的格局。
  在长久地疏离之后,1999 年, 小说和故事彼此回归的势头遒劲, 也再次证明了找到一个好故事, 讲好一个值得一讲的故事, 对于小说和小说家, 不像拒绝故事那么容易。其间最纠缠不清的是平淡( 我不想使用" 平庸") 和戏剧化之间一种奇妙的关系, 愈是在故事平淡无趣的地方, 加工制作也就愈是精细和夸张, 结果愈显出戏剧化的趋向。可知小说的文学品格从来不会因讲故事而降低和失落, 麻烦只在怎样发掘故事的现代样式和讲述法则, 赢得读者也赢得文学。
  一直在认认真真讲故事的张欣, 发表于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偶像》( 《特区文学》1999.4) 和《缠绵之旅》( 《天涯》1999.4), 都有飞跃式的进境, 以前对人生的温软处理看上去总有些港台腔调, 人物襟怀坦白的伶牙俐齿读多了也稍嫌甜腻, 现在理性的力量是加强了, 恰到好处构成一种平衡, 尤其是《缠绵之旅》, 挽歌的伤感与缱绻依旧, 却多出了审视的冷峻和认识的锋芒。和张欣" 一代人挽歌" 相映成趣的是叶广芩的家族挽歌, 叶广芩难得高产而不敷衍成章, 但最出色的还是怀旧篇章, 写现代的总似乎略逊一筹。那些往昔的故事华贵又黯淡, 如同悠悠远远一缕琴瑟之音, 在特定情境上曲尽其致。
  好的小说, 必须提到的还有铁凝《永远有多远》, 文本精纯, 对人性的把握别开洞天, 悲悯的情怀动人心魄; 李西岳的《农民父亲》( 《清明》1999.4), 北村的《周渔的喊叫》( 《大家》1999.2), 刘庆邦的《拉网》( 《北京文学》1999.9) 等也各有可观, 无法一一列举了。
  原先被称为" 新生代" 的群落, 在1999 年仿佛消解了," 七十年代新生代" 的出现和正式获得命名至少是其中一个原因。《芙蓉》杂志推出过一个" 七十年代新生代专辑", 扶掖新人的精神可佳, 但效果不乐观, 毕竟" 七十年代新生代" 尚未成阵容, 单个还可以看看有别于成熟作家的青春锐气, 集合到一起, 就免不了凑数, 把弱点暴露无遗了。
  《上海文学》推出一期" 爱情·婚姻·家庭小说专辑", 也不算成功, 有人认为与其用文学花样把平淡的人生故事搞那么复杂, 不如直接去看《知音》杂志里的真实故事。
  好好坏坏, 一个年头连同一个世纪都已然揭过, 另一个千年已然开始。小说还将怎么样, 继续看下去就是了。

  (此文原载于《当代》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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