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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振的征兆——文学的现实主义动向

                 

重振的征兆

——文学的现实主义动向

韩瑞亭

  有关现实主义话题之重新提起,或许是近年来文学领域里颇受关注的现象。论者的惊喜与感叹,评估与争辩,乃至生出回归复苏冲击波等等说法,似乎是在迎接走失已久而终于寻找回来的故交,或是辨认那尘封多年而一朝启用竟依然顺手的器具,或是品味光复旧物之后遂令蓬壁生辉的新鲜感与成就感。一时间,烙有现实主义标记的分享艰难式的作品,给文学领域带来一派现实主义衣锦还乡的热闹风光。然而,造成这般从断裂到接续的突兀景象的因由,恐怕不是来自文学发展的现实本身,却大抵缘于某些仄狭的感觉与理念的自误。倘若据实观之,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十多年间,尽管各种带着新观念、新形式、新标志的文学品类层出不尽,花色繁杂,颇呈一时之盛,但现实主义的文学并未被冲得无影无踪或颓然消亡。从某种程度和范围上说,它只是被一些趋时的舆论挤到了边缘位置而已。试看这十多年里追踪时代生活脚步的报告文学未曾衰减的旺势,就反证着所谓现实主义业已衰竭的断言之偏颇;而长篇历史小说在这一时段内的格外繁盛及其出众成就,则呈显了现实主义在历史文学领域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与深化的走势。活跃生长的文学事实总要比一切残缺不全的理性推断显得更为可靠。

  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原本是客观存在的人类生活的恒久的赐予,却并非率意创制的时令性饰物。现实主义在我国至少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它在历史运行中发展演化,在时代交迭中移易更新,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它自然有高扬或低回的曲折流变过程,但因它所固有的与社会现实的密切联系,却使它足以保持不易枯竭的生命力。返顾近十多年来文学中现实主义的流转动向,又何尝不是如此。社会转型期生活现实的巨大冲激,读者大众对于文学关注现实的品格之呼唤与期待,则为现实主义文学的重振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一批作品的出现,正是处于某种困窘状态的文学寻求生路的紧迫努力与社会的强烈需求碰撞的结果。虽然这批作品所呈显的艺术状态,尚难以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或者可以说是并不充分的现实主义,似乎带着此前曾经流行过的所谓新写实一类文学向现实主义转进的过渡形态,但它们毕竟传出现实主义文学可望重振的最初消息。不过,最近两三年陆续问世的《我是太阳》、《车间主任》、《人间正道》、《骄子传》、《穿越死亡》等长篇小说,确已显露出某些较为充分的现实主义特征。它们以拥抱现实、关注人生的热忱,清醒的批判意识和对生活真理的执著追寻,以及在现实的发展中探索揭示生活走势的努力,为现实主义文学在社会转型期的重新振兴提供了可能性的征兆。

  文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均已表明,判断现实主义文学及其他文学流派之特征的主要依据,在于它们同客观存在的生活现实的关系如何,而不仅仅在于它们的形式外观,现实主义文学同社会生活所保持的稳固有力的联系,体现于它的艺术立场、艺术精神以及对于客观世界的艺术把握方式上显露出来的自身特征。

  所谓现实主义的艺术立场,乃是由作家的社会立场与历史意识所制约的对于生活现实的认知方式及其在创作实践中的艺术投射。诚然,不同时代作家的现实主义艺术立场具有不同的历史内涵,但却表现出关注现实的相同趋向,即正视而不回避,拥抱而不排拒,热烈而不冷漠,不论这现实呈显出怎样错综复杂的存在样态。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作家,正是依凭这种艺术立场,才使他们那些反映时代的剧烈变动,描绘没落的贵族阶层和农奴主老爷怎样被铜臭冲天的资产阶级暴发户所取代的作品,获得了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以及无可置疑的真实性力量。在当今时代,要深入地表现我国社会变革的生活,现实主义作家的艺术立场更须以关注社会人生的真诚态度去直面现实,正视各类实际存在的生活矛盾,在生活的巨大震荡中揭示现实的发展动态与社会的脉象。《车间主任》之描写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工人群众为自己社会位置变化的失衡心态以及他们对于自身社会价值与使命的自觉坚守,《人间正道》之表现共产党人吴明雄为改善上千万平川市民的生存条件与生活质量而不惜押上身家性命艰难一搏的悲壮情怀,均是以作家对于现实变革引发各种社会关系及人们心理状态变动的切实体验和清醒把握为前提的。而这种体验与把握投放于作品中,就不单是私人化传达方式,却倾注了作家对于广大民众生存境况与生活命运的关切、同情和理解,亦传达着这些民众的情绪意愿。因而,作家就可以从这样的艺术立场反映广大民众对于现实变革利害攸关的联系和价值判断。

  现实主义文学由于其所取艺术立场的此种特征,它对现实世界的真诚关注,它对人类众多成员生存处境和生活命运的热烈关切与同情,就注定了它必然奉守积极入世的、有批判锋芒的、有理想追求和生活寄托的艺术精神。它不同于某些现代主义文学那种源于对世界的绝望而返回内心、退守自我的孤僻与空幻,却保持着对人间世界的痴爱,不肯消解追寻生活真理的激情。且不说巴尔扎克、司汤达、托尔斯泰这些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在他们那些描绘十九世纪法国和俄国社会各阶层关系急剧变动的艺术画卷里,随处可见的对于没落的贵族阶层与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暴发户贪婪、虚伪本性的犀利的批判锋芒,以及对于社会的公正与良知的人道主义探求。就是在具有复杂的思想矛盾且被称作病态的天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在他那些描述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不幸遭遇的故事里,也不缺少对于扭曲了人性的不公正社会的激烈批判和拷问,对于生活真理的执著追寻。因为,这位作家只愿怀着一种信念,即要使全体俄国人总有一天都能成为真正的人,而不能接受如欧洲各地那样为了十分之一的人丰衣足食并以此来标榜文明,而把其余十分之九的人变成野兽的社会模式。这种现实主义的艺术精神,正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魅力所在,它对于旧时代的读者大众而言,则有如窥到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哪一个被冰冻的灵魂会拒绝这种温暖呢?当今文学中的现实主义,自然也不可缺少此类艺术精神,并且更应吸纳新的时代内涵和生活养料。某些类似新写实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之所以不够充分,或许在于欠缺此种艺术精神,对生存现实清醒的批判意识和对生活真理的追寻往往淹没于琐屑的生活真实的泡沫式铺陈之中。而从新近出现的几部长篇作品里,却可以发现一点可喜的转机。这些作品所呈示的现实主义艺术精神,并非夸饰的矫情或浅薄的冥想,却是从变革现实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激情的理性。《骄子传》中的马乔在坎坷的生活道路和政治风雨磨难中对于社会前途与人生价值的苦苦追寻,《穿越死亡》中的江涛、刘宗魁、上官峰从各自的人生起点出发,在死亡威胁的拷问下完成由恐惧到无畏的生命升华,均表明了这类作品的现实主义已实现从形而下的原生态现象描写向形而上的高远旨趣探求的跨越。批判意识与理想探求的融合,并非将现实当作某种无目的无意义或无须认证其合理与否的存在来表现,而是将现实作为不断发展演化且有价值可寻的人类生活来描绘,正是这类作品所应有的现实主义艺术精神。或许可以说,没有对生活真理的探求,没有对人类理想境地之追寻,也便不会有现实主义的艺术。

  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方法来源于这种文学同客观世界的相互联系的方式。现实主义文学不认为离开对外在世界的观照、离开从外在世界所汲取的感性内容而能进行孤立的艺术创造,它选择的却是对外在世界特有的认识方式和艺术把握方式。现实主义文学亦非对客观生活的简单摹写或仿制,却是经由对客观生活的发现与透析,去创造一个包纳了客观世界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文学世界。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表明,它们并不复制原生形态的生活,而仅仅是据以进行艺术再造,它们所展示的生活世界应当比前者显得更为深切丰厚,更为强烈炫目,也更具现实品格。尽管这十多年来各种文学新流派的风行,冲击和动摇着现实主义文学的昔日地位,但现实主义文学所固有的艺术优长却不可能被代替或取消。尤其是对于占据文学中心位置的人的描写,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并未失去其用武之地。且不论九十年代以来的长篇历史小说,在杨度、林则徐、曾国藩等各类历史人物艺术形象的创造方面,现实主义的艺术描写方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可观成就。即便是新近出现的《我是太阳》等现实题材作品,在人物形象的艺术创造上亦令人一新耳目。《我是太阳》创造了一种意志坚强、勇武刚毅的军人及其百折不弯的生命现象的典型,关山林并非鲁莽灭裂的巴顿式军人,其精神气质类似《老人与海》中那个打不倒的硬汉式人物桑地亚哥,却更多地带着民族精神内涵与时代色采,他那种沉浮升跃、自强不息的生命意志更能体现华夏民族生命哲学的独特魅力。作品已不拘泥于现实主义的传统写法,却吸纳了一些新的形式因素,因而,它的成功无疑为现实主义文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重振升起了信号。

 (《光明日报》1998年0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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