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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鸳鸯蝴蝶
作者:素素

  不要问为什么,总之,她爱上了他,他也爱上了她。然而“一情相引”,却换得“万恨齐攒”。“可传身世,从今怕对鸳鸯,大好姻缘,讵料竟成木石。”
  是的,天不遂人愿,有情人难成眷属。他们心中已经萌发的爱情,只能是一场“终天之恨”。父母们要么不知,知道了当然尽“义务”极力扼杀,而当事人自己其实也相信这一段爱情的不合理。
  于是,在情与理的矛盾中,万般犹豫万般挣扎。“悲慨不可自聊,默默思量,只好出家皈依佛陀,达摩僧伽,用息彼美见爱之心,使彼美享有家庭之乐。否则绝世名姝,必郁郁而死,是何可者…遂掉头不顾,飘然至广州常秀寺。”
  小说《断鸿零雁记》中,苏曼殊让他的主人公选择隐忍自己的爱情,遁入空门。以为从此可以一了百了,还所爱的女子以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岂料,他的离去,意促成了他心爱的女子诀别世界。
  此恨绵绵无绝期。手捧书卷的女学生潸然泪下,恨不得给作者写一封信去,问他,如何会这样了解她的心事,问他,如何会知道她心底的爱情。193O年,远在北京的张恨水为上海《申报》撰写长篇小说《啼笑姻缘》,还不断收到痴情的女读者来信,甚至求爱情。
  《啼笑姻缘》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压轴之作。催人泪下的“哀情”小说,孕育于晚清,在民国初年突然间横空出世,并迅速风靡上海。自1911年,徐枕亚发表《玉梨魂》开始,描写青年男女相爱而不能的小说自成一系,有着跨越前后二十年的“全盛”期,其题材和主旨被评论者概括为“卅六同命鸳鸯鸟,一双蝴蝶可怜虫”,也由此获得了毁誉不一的“鸳鸯蝴蝶派”的名称。
  同现在一样,当时,大量言情小说的主要读者,是年轻的女学生。阅读言情小说,同看电影上西菜馆一样,成为五四前后上海女学生的一大生活内容。张爱玲的母亲、姑姑当年都是言情小说的忠实读者,为此对《紫罗兰》杂志的主编周瘦鹃颇为敬重。这种尊敬还影响到了下一代的张爱玲,使得她二十年后,“鸳鸯蝴蝶”派已经过时多年的时候,仍然把自己的第一篇小说交到不认识的周瘦鹃手里,请他查看,当然也请他提携。1926年,《良友》画报创刊不久,就有女读者来信希望增加小说的内容。编辑部从善如流,当即约请卢梦殊执笔长篇连载小说。从作者的名字,你可以知道,这小说一定有着同苏曼殊当年一样的哀婉凄切。深港读者心理的编辑部,不久又补登一文,谓“梦殊和曼殊的区别”。
  女学生们喜欢读“哀情小说”,“哀情”小说的悲观态度也多多少少影响了她们对待爱情的态度。几乎所有的“鸳鸯蝴蝶”小说的主人公,最后都难脱寻死的命运。于是当生活中遭遇爱情难题时,女学生们也往往以死来了结。“唉,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唯有一死了之罢了。”——二十年代就读于崇德女中的院阮玲玉在遗书里这样写道。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谓“鸳鸯蝴蝶”小说的产生和广受欢迎,同当时上海女学生群体的形成壮大有着密切的联系。阅读小说,是只有识字的人才会生发的要求。而爱情的题材,总是更容易吸引女性读者。于是,言情小说在女学生成倍增长的上海应运而生。当时,许多专登言情小说的报刊杂志,在上海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红杂志》(以后是《红玫瑰》)、《礼拜六》、《情杂志》《紫罗兰》…不胜枚举。女性不仅是言情小说的消费者,还是言情小说的制造者,1914年创刊的《眉语》杂志,就是由女性自已主编的,其撰稿人也多为女性。
  不管日后人们如何评价“鸳鸯蝴蝶”派,当初,女学生的生活里,悲剧的“哀情”是她们最重大的现实题材了。海上说梦人在缩影了晚清上海社会百态的章回小说《歇浦潮》中,以妓女为主角;等到写《新歇浦潮》的时候,非但女主角中加进了一系列的女学生,而且,其中还用许多篇幅描写了一对表兄妹的爱情悲剧。如果把这几个章回独立出来,就是一部典型的“哀情”小说。于此既可见当时爱情悲剧在女学生中的普遍;也可见“哀情小说”在当时的流行。
  晚清以后,虽然传统观念、封建习俗受到了巨大冲击,女子逐渐争取到了种种人格权利,诸如可以走出家门上学读书,可以游园集会跳舞演说,甚至可以伴着男青年一起坐汽车看电影去西菜馆开房间。但是,自由恋爱私订终身,依然是大逆不道不被容许的。问题是,从前尚且有“陌上谁家少年足风流”的春心荡漾,现在既然已经走出了家门,又受了女权思想的启蒙,面对志趣相同的男子,怎样避免得了日久生情?
  冲突就是这样尖锐而不可避免,而这应该就是早年的言情小说,清一色是悲剧题材的原因。并不是无病呻吟,多愁善感,只因为此情无计可消除。
  有一日,当自由恋爱成为天经地义,当即使遭遇反对也会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爱情,言情小说就不必再通篇哭哭啼啼。而这明,“鸳鸯蝴蝶”就该羽化仙去了。
  早期的“鸳鸯蝴蝶”,沿用的是传统章回小说的结构形式,采用的是四六骈体的语言风格。五四以后,白话同样一步步占领了言情小说的领域。
  一切都成平常。
  “用白话写就《啼笑姻缘》在《申报》连载完毕后,许多读者和出版商,建议作者接下去开写续集。张恨水在随即出版的单行本序言中,清楚地说:“我是不能续,不必续,也不敢续。”
  此时,已是1931年。《新歇浦潮》也已问世好几年,女学生的时代过去了。

选自素素散文集《前世今生》(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12月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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