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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精神病院送奖
伊沙

   第一次飞行的感觉不错,第一次飞行是身怀使命的,我的使命是到北京精神病院去代表《文友》杂志为诗人食指送奖。8月13日下午,从飘着零星小雨的咸阳机场起飞,一个半小时后抵达毒阳高照的首都机场,在云层里我甚至没有来得及把作家版《诗探索金库,食指卷》中所附诗人生平年表再细读一遍……
  我的老友诗人中岛在出口处等我。诗人张小波的司机把我们拉入张小波的热情轨道,与这位早年的“城市诗人”、《中国可以说不》的策划人和主要作者、享誉京都文化圈的豪侠之士的结识是我此次北京之行的又一收获。在小波名曰“宁海潮”的店里,酒桌之上见到我早已引为“诗兄”的莽汉首领李亚伟、同样来自四川的著名的,‘二宋”之一宋炜以及我的老友、北京新锐诗人侯马……
  在新老朋友酒一样热情的笼罩下,我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得暇与食指的父亲郭云轩先生联系,由于我在离开西安的前夜曾打过一个电话给他,所以对方并未感到突兀。我们在电话中商量着为这天送奖的事做了具体安排。我的考虑是必须有食指的亲人在场,后来证实这样的考虑是对的。午饭以前,我代表《文友》邀请的两位客人(也是《文友》的朋友)——北京独立撰稿人徐林正和天津青年诗人徐江相继到了,大伙儿在位于北太平庄中央新影的中岛的小不点文化发展公司集中,在新影门口的东北莱馆吃午饭,午饭时候马和他的车也到了。
  食指的家在百万庄,那天我们找它费了很多事。我们不断用手机给郭先生打电话,在他指挥下我们接近了一座青灰色的旧楼,是50年代修建的苏联式的建筑。郭老先生和食指的继母站在楼前等我们。下了车我们马上迎上去,一一握手寒暄之后,郭老先生招呼我们进屋。满头银发的郭老先生堪称精神矍烁,他操一口浓重的山东腔(我从食指年表上得知,郭家是山东鱼台人)。
  他们的家在一层,落座之后我注意到屋内的朴素与零乱。郭老先生开了一个西瓜,不断劝我们多吃。接着我接受了两位老人的提议:不要把我随身带来的1万元现金带到精神病院去,由他们先存起来,然后把存革带给食指过目。我觉得他们的考虑比我周全。是徐江陪伯母到隔壁的银行存钱去的。他们走后,我和侯马不约而同地和郭老先生提出了同一问题:食指是在这儿长大的吗?郭老先生回答说:他们搬过家。
  在从马甸桥往东去沙河的路上,我与同车的郭老先生谈起了食指的病,郭老先生说到病因与食指年表上相近:一、文革的极“左”思潮影响到部队,他内心的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极大的冲突。二、入党外调,学校档案里文革初期他因写诗而被审查的材料,后被说成“5·16”嫌疑;三、诗人恋爱受挫。我谈到疾病使食指失去了很多,像荷兰著名的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和英国某所大学的邀请,他都因身体原因而未能成行。郭老先生说以后再有这样的邀请就让他去了,让人陪着他去。说起食指作为“一代先驱”近些年来所获得越来越多的公正,郭老先生列出了一串“好人”的名字:谢冕、唐晓渡……他更多地提到了林莽多年来无私地为食指所做的一切以及黑大春。公正已然建立,但忽略仍在继续,同车的朋友说起各种文坛评奖为什么都没有食指的份儿,有人举出“刘丽安诗歌奖”,是由一海外富婆出资,每年拿出10万元人民币奖励10位中国诗人(据说是国内奖金额最高的诗歌奖),目前已颁发了三届,获奖者已达30人,但就是没有食指。照其首届颁奖时公布的评选标准看是带有“扶贫”成分的:参评者得是自由职业或个人生活有困难者。依照这样一个特殊的标准,长年居住在精神病院的食指不是更有理由获奖吗?从“刘丽安诗歌奖”前后30人的获奖名单看,多少没情况的阿猫阿狗都上去了,说起来还不是诸评委给自己的小哥们儿送人情的奖项。我说《文友》为食指颁奖就是为了制止这种有意无意间所造成的忽略,制止忽略是为了寻求更大的公正。我说1998年度“文友文学奖”是在该年已编发的70余首诗、10余篇小说、20余篇散文中评出的,这1万元奖金既是奖给食指名作《相信未来》(刊于《文友》1998 年1月1号),也是奖给他的总体成就。我也谈及杂志社领导对此次颁奖所给予的关怀,王维钧社长在延安的工作会议上亲手批示,周德东主编为创设此奖付出了很多心力。郭老先生让我转达他和食指对王社长、周主编的谢忱与敬意。后来郭老先生还谈到了食指的“个人问题”,食指与李立三之女李雅兰有过七年婚史,郭老先生希望儿子能够再婚,找一位志同道合的伴侣,回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中来,这对他的病会有好处,精神病院毕竟不该成为他最终的归宿。郭老先生还讲起一位女大款因目的不纯而遭食指拒绝的事,希望大家都来关心食指的“个人问题”。
  去沙河的路并不显得远,也许是我们一直在说话的缘故,过了一座桥似乎就到了,北京第三精神病福利院座落在一片新建小区的后面,汽车从正在施工的工地旁开出,在一处幽闭的小院中停下来。回想起来,食指一定是在某扇窗玻璃的后面等我们,他的父亲通知他下午我们要来。他很快地从一座小楼侧面的门走出来,和我们一一握手。诗人刚理过的光头已长了浅浅的黑发,穿一件老头衫,满面笑容。徐江后来对我说,他在与食指握手的瞬间有些激动,毕竟这是在与一位真大师握手啊!徐江的话让我长久地感动。当时食指把我们领进那座小楼,领进了由他协助管理的“职工之家”,屋子很大,有一个乒乓球台和几张桌子,我们把两张桌子并在一起,避开从窗子照进来的阳光,然后坐下来。点上烟,我正式向他说明来意,并把获奖证书交给他,郭老先生和伯母也把1万元奖金的存单拿给他看,我注意到他的目光只匆匆扫了一下存单,便更长久地落在打开的获奖证书上,里面有《文友》的授奖辞:
  他在他的时代里,独力承担了一位大诗人所应承担的。
  --谨以1998年度文友文学奖授予《相信未来》的作者、中国现代诗的一代先驱食指先生。
  女友杂志社《文友》编辑部
后来,诗人猛然站起,急匆匆去了他的房间。他取来了自己上半年所完成的三首新作,用充满激情的声音字正腔圆地为我们朗读起来:

    冬日的太阳已缓缓西沉
    但温暖如旧,更加宜人
    有生涯午后成就的辉煌
    谁去想半生的勤奋和郁闷
    冬日的斜阳还那么斯斯文文
    天边已渐渐涌上厚厚的阴云
    注定又有一场冷酷的暴风雪
    在我命运不远的前方降临
    别了,洒满阳光的童年
    别了,阴暗的暴风雨的青春
    如今已到了在灯红酒绿中
    死死地坚守住清贫的年份
    自甘淡泊,耐得住寂寞
    苦苦不懈地纸笔耕耘
    收获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后
    荒野上留下个诗人的孤坟
    但现在这颗心还没有死
    也不是我的最后的呻吟
    这不就是生涯的午后吗?
    还远远不到日落的时辰!

  在场的人以片刻的沉寂和长久的掌声回报了诗人的这首《生涯的午后》。我为诗人点烟,说起1989年我在北京读书时曾在北医听过他朗诵的事,后来我把它写成了一篇文章《遭遇食指》,发表1992年1月号的《当代青年》杂志上,我没有跟他说起这篇文章。诗人抽完烟,再吃上一块西瓜,又为我们朗诵了另外两首:《在精神病福利院的八年》和《世纪末的中国诗人》。
  侯马提议,大家每人朗诵一首食指名作,于是便有了一场自发在精神病院的下午的朗诵会——此次送奖,我不想有任何仪式,为此我甚至没有惊动食指在北京的任何一位诗友,如果为了显得庄重一定要有仪式的话,我把这场自然降临的诗歌朗诵视为仪式一一侯马在朗诵《鱼儿三部曲》时突然哽咽泪流满面的情景,说明在这个平常的下午,在食指诗歌的导引下,每一位在场者的心灵已涉过千山万水。
  两轮朗诵过后,我们开始聊诗。食指说起拙作《饿死诗人》,如果不是他在5月29日写给我的信中已经谈起过,我一定会非常惊讶,他说我的诗和他们儿个(指朦胧诗诸将)在有一点上是相通的,那就是先想明白方才写出,而不是滥写感觉,他说滥写感觉的诗人应该饿死。他在三个月前的信中是这么跟我说的:“你的诗文均在《诗探索》上早先见到,我觉得要‘脏’的话,索性‘脏’到底,像马雅可夫斯基《穿裤子的云》,因为中国几千年帝王才子佳人的脏脂粉水深深地浸透了我们脚下的黄土地,不翻它几丈几尺,见不到民族的真气魄,真精神,所以我觉得‘饿死狗日的诗人’骂得还应该更狠一些,骂得那些少爷小姐们不再敢轻易地动笔伤感,让土生土长的娃子们敢直面人生,大悲大喜,这样文界诗坛就‘大彻大悟’了。”
  对中岛说他“历史地位不可替代”,徐江称他“大师”。“老师傅”,食指当即表现出了极度夸张看起来近乎神经质的反感。我以为这绝不是在作态,对于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他来说,“谦虚谨慎”是一种真诚的自律,属于个人道德情操的范畴,他说不能说他是北岛他们的老师,只是北岛、芒克们读了他的诗后,感到自己也可以这样写,而且可以写得更好。
  “秋天慢慢地来到我的脸上/我成熟了!”“我所有的感情和思想/都在太阳下翻晒过。”食指非常喜爱芒克的这两节诗,在谈话中多次引用。同时他也指出,芒克的散句写得好,但若是他会把它们捏合成一个整体后再拿出来。他也十分欣赏多多,他说多多的诗比西方人还写得洋,他反复品赏着《春之舞》的开头“雪锹铲平了冬天的额头”这样典型的多多式句子。他说黑大春也有好诗,他提到大春的一句诗,大意是:当原野上吹来一声嘹亮的口哨,所有低头吃草的牛唰地抬起了它们的头。关于牛的诗,我说吕贵品的一句诗也写得极好,大意是:公牛们,跟我走,到西班牙去!说到芒克的时候,我说我最喜欢芒克的一句诗是:“生活多么美好/睡觉!”——事后侯马跟我说起他不喜欢这种聊诗的方式,好像诗人们在比拼句子似的。我倒是比较习惯,我以为这只是聊诗形式中的一种而已。
  谈到北岛,与众人的看法迥异,食指最喜欢他的《日子》,说此诗最能体现北岛“老木头疙瘩”的个性。
  说起严力,他说严力和他们几个不一样。
  食指主动表示他不喜欢海子和戈麦,认为他们二人属于“滥写感觉”的那种。
  中岛提起西川,他说西川非常讲究语言的声韵,他们见面时还一起探讨过。
  徐江提起阿坚,食指说他没有读过。
  我提起于坚和韩东——那已是在去福利院门外的小餐馆吃饭的路上——他说他赞成用口语写诗,但口语诗自身也面临着进一步提纯的问题。
  来北京之前,《女友》主编周德东叮嘱过我送完奖不要忘了请诗人吃顿饭,他一定想不到这顿饭是在一个怎样简陋的散发着农家气息的小餐馆里进行的。菜尽量点得丰富些,菜的味道不错,很有家常感。我在事先读到的一篇文字中得知食指先生最喜欢的一道菜是古老肉,问他为什么不点,伯母说他怕胖正在减肥已经不吃肥肉了。食指主动要求喝酒,他说他可以喝一瓶啤酒,最终喝了一瓶半。
  吃饭时仍是聊诗。在聊诗时食指完全像个正常人,比谁都正常,甚至是超常的。谈起普希金和波德莱尔,我对他1968年就读过波德莱尔感到惊讶和羡慕。他说闻一多的诗在丑中取美的原则上比波德莱尔还做得好——我和徐江表示不同意,但没有当即表示。食指在对诗的看法上也接近于闻一多的“镣铐学说”,只是表述有所不同,他说诗要讲形式,诗要是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那个窗子是必要的,取景得要一个镜头.他称何其芳为“我的老师”,早年他通过结识何其芳的女儿何京颉拜访过何其芳并请教和讨论过有关诗歌的问题。他说到贺敬之时也使用了赞叹的语气,说贺敬之的诗有气势,还脱口而出地吟诵了《雷锋之歌》中的几句——这多少让人诧异,本来我们以为既然是他结束了贺敬之、郭小川的诗歌时代就必然会有某种针对性,看来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正如某位西方汉学家发问的:“为什么食指的诗中有新的尖锐的声音,也有郭沫若、何其芳的声音?”也许正是时代的烙印才为我们铸造了一个更加丰富也更加复杂的食指,要接受他就必须接受他的局限性,我想这应该是我们面对一位前辈诗人时的成熟态度。
  据说有好事者在当年曾把到处传抄的《相信未来》呈给江青。江青的评价是:相信未来就是否定现在--一个灰诗人。我感觉江青的评语像是一句挺好的授奖辞,把这种感觉说给众人听时,大伙儿全乐了。
  席间,也包括整个下午,食指最让我感动的时刻是当我问及他年轻时曾走过的许多地方,北至新疆,南至广东,他嘿嘿一乐说:“不就是为了多写几首诗呗!”是啊!他在那时就是自觉的。为什么社会损坏了他的精神,上帝站出来保全了他写诗的那根筋?我深知其中的答案。
  饭后,在夕阳的余辉中我们把食指送回去。离开饭桌时,他坚持要把剩菜打包,说要带回去给病友吃。在夕光中他手里拎着那些“包”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他最后的话还是说创作,他说:“不比你们,在外边感受多,所以我得悠着写。”他真是太清醒了!在写诗这档事里。后来他笑微微地望着我说:“伊沙不像个写《饿死诗人》的人,不像!”
  他高举双手向我们告别,他的脸是红的,不知是因为酒后还是因为夕阳的光……
  汽车向着北京城急驰,食指和精神病院留在了身后。使命已经完成,我轻舒了一口气,可并未感到轻松。我想起我向郭老先生证实过的一个猜想:如果他和伯母都不在场,我把奖金直接给了食指会怎样?他说会分给病友。我听了此话有疼痛感,因为我猜着了。
  回去的车上,中岛说明年《文友》的奖该颁给一位小说家了吧?徐江说连发三年诗人再发给一位小说家。明年?我无法预知明年的事。但我敢说,1万元,28行诗,“文友文学奖”哪怕只颁发过这么一届,它就足以被人长久地记忆,因为它不是为奖而发,而是因人而发。

  [作者简介]
  伊沙,男。汉人,有哈萨克血统1966年5月19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在西安度过中小学时期。198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9年毕业后一直在西安工作,现任西安外国语学院社科部讲师,兼任《文友》杂志策划。在海内外报刊发表合作近千首,出版诗集《饿死诗人》、《一行乘三》(合著)及诗与相关评论集《伊沙这个鬼》。部分诗作被译为英、德、日、世界语。90 年代初崛起于诗坛,从此备受关注也饱遭争议,被视为中国后现代主义诗歌的杰出代表,海内外舆论称其为“中国的金斯堡”。创作兼及随笔和小说,其文化批判性的随笔创作在当代文坛和广大青年读者中曾引起强烈反响与争议。其小说创作亦别具一格,引人注目,是目前小说界十分稀有的血性激情与幽默好读兼有之作。伊沙是世纪末的中国文坛最具反叛色彩的新锐作家,是提前跨人21世纪的先锋作字,他的作品代表着新人类的声音。

宇慧编后按:本文摘自伊沙杂文集《一个也不放过》(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一版),这是一些指天骂地的文字,涉及到的人物包括文坛、影坛和体坛名家,说实话,我并不喜欢,正如书前部所引某人的一句评价:“见谁骂谁,走了极端……露出了功利的尾巴。”但其中这一篇写到食指的却很诚恳,也许是因为食指并非一个红人,无可骂的价值,反而正面烘托更显与众不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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