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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龙应台的杂文创作

作者 方小壮

 

    台湾的杂文创作伴随着新文学的诞生而出现。五十年代笔耕不辍的何凡,六十、七十年代风靡海内外的柏杨、李敖,八十年代刮起“旋风”的龙应台,都曾数次震颤着文坛,杂文创作成为台湾文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大陆诸多读者的印象中,以文学批评步入文坛的龙应台是以其热烈似火、犀利如锋的杂文,同她生活的那个丑陋世界短兵相接的。她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中,用一连串的“你为什么不生气?”点燃了社会批评的野火,这一连串的怒吼和指责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反响与共鸣。

    杂文以广泛的社会批评为己任。龙应台独特的生活经历使她拥有宽阔的视野,获得开放、自由、丰富的资讯和观点,赋予她比本地知识分子更敏锐的眼光、更鲜明的感受,也使她比本地知识分子较少言论约束和更大胆的畅所欲言。《野火集》就是以一种社会现象、一个具体问题、一件事、一个人组成的指摘社会弊端、剖析社会病态的整体“阵势”,面对中国台湾社会、文化、生活、观念、制度、法律、习俗提出种种有力的挑战。其中尤以环境、教育、政治制度为关注的焦点:看到淡水河的污泥和垃圾,她指出:既不愿遗弃她,就必须正视她的病毒,站起来清洗她发烂发臭的皮肤(《生了梅毒的母亲》);谈到受教育者的课业“像媒婆赶喜酒一样”被安排得满满,她呼吁“给学生时间和空间去思考”(《幼稚园大学》);面对一位“不用脑的美术馆长”,她极力反对专制政治对艺术的控制(《啊!红色!》)。龙应台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她指责人们道德勇气的沦丧,她对教育制度使学生思想贫乏痛心疾首,她要求政治开放和宽容……她的批评“不戴面具,不裹糖衣”,“习惯甜食的入觉得《野火集》难以下咽;对糖衣厌烦的人却觉得它重重的苦味清新振奋”。

    旅居瑞士之后,龙应台并没有放弃对台湾的关注。《人在欧洲》中,她依然想念那个“一身病痛但生命力强韧的地方”。雾气浮动的湖边,那悠闲自在的天鹅使她叹息台北那些“缺少爱生观念的孩子和那个不爱生的社会”(《烧死一只大螃蟹D。她站在“地球村”公民的高度来观察社会、分析社会问题,将台湾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纳入国际社会的大背景中,敏锐的捕捉到她对现实的关注点:“就地球村整体文化而言,白种文化的绝对强势所造成的世界同质化倾向,对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无宁是一种危机,一种威胁”,“有些基本信念,譬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但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或许应该结合力量,发出声音,让沉浸在自我膨胀中的白人社会产生些不安”,“谈四海一家,必须先站在平等的立足点上”。《何必日台湾》一文就是站在这种大背景下来透视、考察台湾的社会、政治、文学。进入九十年代,龙应台开始株汾防冬批评的对象放在历史和现实的纵擒结合上加以剖析,从古今中外的联系上加以类比、对照、概括,从而保证了作者议论和批评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

    龙应台杂文的魅力在于剖析问题的独特视角。她往往能在看似平常的生活现象中找出本质联系,挖掘现象背后的心态和观念,达到批评的目的。这不能不归功于她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敏锐的现实触感。传统的思维定式往往使我们对隐含事物本质的现象视而不见)使我们常常误以为我们头顶上的天空就是宇宙的正上方。龙应台却摆脱了这种思维定式,没有被文明社会的表面所迷惑。看到虫茧,她知道这里能飞出美丽的蝴蝶;她从地底下往上看世界,她找到了豪华大厦下的阴沟,并用她犀利的笔将阴沟挖得更大,好让人看得一清二楚。如《给我一个中国娃娃》,中国人的孩子玩洋娃娃被认为司空见惯,可是黑孩子玩黑娃娃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却吃了一惊”。当黑孩子渐渐远去“我开始领悟到自己这种吃惊包含了多少愚昧: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孩子,为什么要玩金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娃娃?”在两个现象的对照中作者的结论显得深刻而又凝重:“对于现行价值观的重新检阅、反省,应该是建立民族自尊的第一步。《一瞑大一寸》中作者更是以感触现实的明利、雄辩的说理,通过“速隆美”和“婴儿奶粉”两个广告,表现出不寻常的智慧,语出惊人:“现代的中国女人不缠足,进步了,解放了,可是如果她们去丰乳,有了孩子之后却不哺乳……这和缠足没有两样,后果却缠足更严重。”龙应台正是借助其敏锐的现实观察能力和独特的思维方式,以独特的视角挖掘深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联系)使得她的杂文向文明批评的深层嬗进。

    杂文的功能在于针砭时弊、引起疗救、指点向导一世。龙应台的杂文在对现实无情透视和直接批评的背后是将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摆在首位,在肯定人的价值的同时,倡导建立一个现代、合理、富有价值和尊严的人生价值观,《野火集》中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正面指责的是国人懦弱怕事、姑息邪恶以致坏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实质上作者所要肯定的是社会中人的因素,一个由具备健康人生价值观的人所组成的社会是不会出现病态的。《难局》则直接抨击极其庞大的社会权威规范和制度对活生生的“人”的忽视和框限,要求保护人的基本权益。《“对立”又如何》在阐述西方的民主和观念时,对新的人格、新的观念毫不掩饰地加以张扬。可以说,抨击造成人格缺陷的种种弊端,肯定健康人格是《野火集》的主要内容。就是在《美丽的权利》中,作者极力维护的“女权”,实质上也是事取“人权”,即同男人一样的女人的自尊自主的“人”权。《人在欧洲》中,做为地球村公民的“人”的概念又得到了放大和扩展。《给我一个中国娃娃》将人的尊严放大为民族的自尊;《烧死一只大螃蟹》将人的概念扩展到其他生物。创作于九十年代的《啊! 1996》《清理过去的黑暗》等篇目中,作者更将人的价值置于历史和现实的纵横结合中去考察、认识,充分显示了作者开阔的视野和宽广的爱心。龙应台的杂文中所倡导的健康人生价值观,绝非依照人的感情生发的,她说:“判断与行动需要坚强的理性”,她认为健康的人生价值观必须有冷静的理性支持,以理性来“立人”,通过人的改造来促进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龙应台的杂文引起的反响和共鸣是巨大的。客观上说,八十年代处于“转型期”的台湾正经历着从“一元化、权威分明的社会”向“多元化社会”转变,人的观念也发生着变化。“焦灼的时代需要批判的声音”,龙应台的杂文反对权威、批判现状的立场正为给人们“痛快地供给了情绪的发泄”。主观上,这和作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密不可分,她适时抓住现实生活中同人们息息相关的事件,一改以往社会批评四平八稳、不伤和气的陋习,传达了时代的新声。

    纵观龙应台的杂文创作,她前期的杂文以丰富的事实、澎湃的激情、咄咄逼人的道德勇气、论辩式的说理表现不寻常的智慧见长。但百密总有一疏,如同一位急于说服对方的辩手,虽然不乏掷地有声的谈论铮言,却得于犀利而夫于单薄。龙应台后期的杂文虽然能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度来剖析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保持几分的矜持,并表现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双重渗透下作者生起的种种执著和迷惆,显示着丰厚的容量,但这无疑又削弱了杂文应有的批判力度而趋向“人生杂谈”。然而,我们不可否认龙应台的杂文客观上继承了鲁迅、赖和的批判精神,为台湾的杂文园地增添了一朵奇葩。

 

原载于1998年6期《海峡》
宇慧 扫描、校对
1998年12月17日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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