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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板戏的\"禁欲\"与样板戏的伪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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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的\"禁欲\"与样板戏的伪激进
余岱宗
 

        在样板戏中,英雄人物李玉和虽有家庭,但未娶妻。洪常青与吴清华只能维持同志关系,柯湘的丈夫在柯湘未出场前就已经牺牲了。至于《海港》与《龙江颂》,两戏的主角方海珍与江水英这两位大龄女子的情感生活皆被省略。只有阿庆嫂有丈夫,但阿庆已经到上海"跑单帮"去了。如果说某一部的样板戏不关涉情爱生活或家庭生活并不值得奇怪,而每一部样板戏皆与情爱生活以及家庭生活绝缘,这就不能不让接受者感到蹊跷。在样板戏中,不仅仅英雄人物清心寡欲,就是反面人物,其私人情感生活也是处于隐匿状态,本来《沙家浜》中有胡司令结婚"闹喜堂"一节,在改编中被删去。小说《林海雪原》革命军人之间有爱情的火花,女土匪的形象也活灵活现,而到了改编后的《智取威虎山》,女土匪不见了,革命军人也变得更"严肃"了。至于《海港》中的阶级敌人钱守维,《龙江颂》中的坏分子黄国忠,也都是独来独往的单身汉。在样板戏中,两性关系,不是处于被正面批判的地位,而是被放逐,被隐匿和漠视。性爱成为样板戏最不愿意正视也不屑于正视的一个盲区。其实,革命与性爱并不是天生互相排斥的,革命+恋爱的文艺作品曾经风靡中国的二三十年代,革命的激进和恋爱的热烈曾经互为因果,革命的热情为现代性爱带来的鲜活感觉,而解放了的性爱又为火热的革命生活输送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用性爱的浪漫去催生革命的激情、去克服伴随着革命而来的恐惧,是革命小说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性爱的解放常常是社会革命的催化剂。当主流社会道德的存在价值受到怀疑,需要重新评估的时候,性爱价值观的"革命"常常首当其冲的。所以,性爱与革命并不天然地相互排斥。进步的文艺作品中男女主人公既革命又恋爱的图景,曾经激励无数的进步青年投身于中国革命的热潮。那么,为什么在高举革命大旗的样板戏中,却无一例外地回避了性爱,主要的英雄人物更是经过"净化"处理,成为绝尘脱俗、顶天立地的神圣人物?为什么样板戏要选择了带有浓厚清教色彩的禁欲式的英雄人物?在中国的现代红色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新儿女英雄传》《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红岩》《红旗谱》等许多文艺作品中并没有将英雄人物神化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那么,样板戏为什么选择了禁欲式英雄,而不是灵与肉相统一,或者灵与肉发生冲突的俗世英雄呢?从英雄的类型来说,中国古典文艺作品中,既有诸葛亮式足智多谋的英雄,也有关羽式的忠信仁义彻底禁欲的英雄,以及《水浒》中的逼上梁山奋起反抗并且时不时地放纵私欲的草莽英雄。而在古希腊的英雄史诗中,英雄总是与命运的苦难联系在一起,英雄的伟大更多地表现为与恶劣环境以及自身弱点的抗争,而英雄的悲剧也常常是因为自身的生理或性格上的缺陷所导致的,所以阿额琉斯之踵便是泛指英雄的致命弱点。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受到启蒙思想英雄的英雄形象其仁爱宽容特点开始占据更多的成分,英雄的忏悔更能震撼人心。不同的历史语境对英雄这个概念有着完全相异的理解。在样板戏中,英雄人物的"高大完美"显然不是以足智多谋为最突出的特点,更不可能以忠信仁义或博爱宽容作为其道德的支撑点,同时,以个人恩怨为出发点的复仇也被认为是狭隘的革命观念(吴清华、雷刚就有一个复仇观念的改变过程)。由于样板戏中的英雄是阶级的代言人,他们的仇恨意识都是以阶级名义释放。整个样板戏的叙事进程就是一个仇恨的能量不断聚集、上升的过程。可以说样板戏中英雄之所以能成为英雄,关键在于他的阶级身份和他的阶级觉悟。样板戏之所以模糊人物的性别身份,乃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即人的阶级身份是人的最主要的特征,而性别身份与阶级身份比较,性别身份居于十分次要的地位,甚至可以忽略。另外,样板戏对性的回避可能还带有强化革命者的道德品格的意图,因为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性的严格自律常常是英雄人物的一个重要的道德指标,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以性为耻辱的思想并未因为五四运动启蒙思潮的冲击而退场。样板戏十分倚重英雄人物的道德感召力,禁欲是中国人容易接受的一种锐利的道德武器,可以成为英雄人物战无不胜的法宝之一。再从1949年文艺发展轨迹来看,建国之初,能不能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人公的讨论就已经沸沸扬扬,50年代初发生了对胡风的现实主义观念的批判,1957年关于"文学是人学"的讨论再次触及到文学如何写人性的问题,60年代初期关于能否写"中间人物"的讨论也是试图从"中间人物"作为突破口,找到摆脱"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模式的突破口。可以说从建国伊始,如何写人,允许写什么的人,人又该怎么写,并非一锤定音,所谓"黑线"就是指那种试图从更富有人性意味的角度去理解阶级斗争和工农兵人物的英雄潜在的文艺力量。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样板戏这样的文艺作品的出现以及样板戏禁欲主义式的英雄人物的大行其道,意味着从极其狭窄的阶级身份出发演绎文艺的观念占了绝对的上峰。
    在革命成功之前,不平等的社会现实需要改造,阶级仇恨作为突出的的情感特征,在《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红灯记》这类戏剧中尚有其合理之处。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中,利用阶级仇恨情感的传染,可以获得最快速最广泛的社会动员。但在阶级革命胜利之后,革命政党已经掌握了政权,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全社会最突出的矛盾之时,阶级复仇的情感依然成为戏剧的主题,其用意就值得推敲。比如《海港》,发生的背景是工业时代的大码头。改编之前,这出戏叫《海港的早晨》,主要内容是围绕着"落后青年"余宝昌要求调动工作展开戏剧冲突。余宝昌这个人物,在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自由选择的意愿开始觉醒,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发展机会,这是带有封建人身依附色彩的体制造成的弊病。但是,改编后,改名为韩小强的余宝昌成了一个次要人物,他想改换工作的愿望被设置为暗藏的阶级敌人钱守维(原戏中是个思想"落后"的"中间人物",为突出敌我矛盾,将其改为暗藏的阶级敌人)的撺掇。于是,《海港的早晨》中所隐蔽着的关于强大的国家控制体制与个人自由发展之间的矛盾被强行扭曲为两个对立阶级间的矛盾。韩小强之所以要求调换工作被解释为阶级意识的淡漠。本来,工业化时代的动力来自于对利润的追逐和个人理想的实现,但我们发现《海港》要批判的恰恰就是工业化社会需要追求的合理目标。在《海港》的这出戏里,已经隐约地透露出创作者对工业化时代的追求利润的恐惧,对人的多向度发展的意愿也表现出霸道的钳制。方海珍口口声声要发扬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而另外一个次要人物赵震山则重视"生产指标""利润指标",这二者间在《海港》中又构成了一对互相冲突的话语面貌。《海港》判定韩小强调动工作的"无意义""思想落后"的理由是码头工作是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阵地。这样,韩小强自由选择职业的合理愿望便被转变成是否忠于阶级阵营、是否还有阶级斗争意识的问题。可见,《海港》中的阶级仇恨的情感,已经不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动力,而是成为以阶级名义发布的,对每一个阶级成员进行绝对控制的符号系统。在《海港》《龙江颂》这两出戏里,阶级仇恨作为一个概念其所指越来越空洞,而能指意义则趋向无限。这种背景下的阶级仇恨情感的调动与其说是为了警惕潜在的敌人的威胁,不如说是利用这种仇恨情感的"合法化"达到国家控制系统的巩固和强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港》《龙江颂》这样的样板戏,其阶级革命、阶级仇恨在政治层面上已经没有丝毫激进意义可言,而越来越呈示出维护现存政治系统的保守性。
    在激烈的战争年代,上演一出《白毛女》,可以将士气推进到一个极端高潮,而在人民追求国家现代化的意愿的有了抬头之时,《海港》《龙江颂》中的英雄人物的"品质""美德""勇气"已经失去了大敌当前的大智大勇或慷慨赴死的献身精神,英雄的高人一等只是因为她具备了从一个散包一封请调信挖掘敌情的特殊嗅觉。方海珍这样的"女英雄"没有了阿庆嫂的八面玲珑之灵气和铁梅姑娘敢爱敢恨的泼辣。就是与柯湘比较,也呆板了许多。方海珍不但是位彻头彻尾的阶级女人,而且多有低级官僚的霸气和三流特工的自以为是。这位已显笨拙的装卸队女书记的形象的出现只能说明样板戏的英雄系列创新已显疲态。这也正是样板戏极其"保守"的病态表征。
    当然,不可否认,样板戏在一度狂热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语境中确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在摧毁一切旧偶像的时代氛围中,过于精致、细腻、感伤的人物形象与"革命"的氛围格格不入,"革命"的热情在"革命"的初期更需要压倒一切的气势和振臂一呼的呐喊,粗糙、简单但充满血与火的激情的革命英雄在那种时代氛围中能够迅速地为大众所接受并掌握大众的想象方式。逻辑的严谨、思考的深入、刻划的细腻则成了怯弱的代名词。所以,貌似"激进"样板戏的复仇情感能够在一段时间内迅速获得响应,依靠的就是这种非常特殊的历史语境,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超级宣传机器的配合。一旦这些外部条件开始发生变化,样板戏的英雄偶像系列失去了狂热的"革命时代"特殊氛围,其肤浅、粗糙、虚假的一面便在"革命"退潮之时显露"原形"。
    样板戏从登台到终结是中国当代文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个案,英雄人物的"禁欲"与仇恨视角只是样板戏叙事和表演中的重要表征。样板戏的叙事模式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深层关系,样板戏表演程式以及样板戏电影的拍摄技巧与样板戏英雄观之间的联系,样板戏的改编推广与样板戏创作者、改编者、宣传者、推广者对大众想象力的把握等等问题都有可能让当代的解读者从更新颖的角度来考察样板戏。样板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利用样板戏掀起"革命"狂热的历史语境也已经不存在了,但文艺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犬牙交错的关系,国家任何利用文艺掌握大众的想象方式,则始终未丧失其研究价值,而是值得我们的不断地审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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