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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佬在巴西(1)

      
                 
  有一次我载了一个要搭便车的人。路上他告诉我南美洲是多么的有趣,我应该去看看。我说语言是一大障碍,但他说去学就成了,这不会是什么大问题。于是我想,这主意不错,以后我要去南美洲一趟。
  当时康奈尔开设外语班,采用战时发展出来的一种教学模式,每班约只收10个学生,由外国人来教学,而且上课时只准用外语。虽然我已经在康奈尔教书,但由于我看起来很年轻,因此我决定以研究生的身份去上课。而且我还不晓得将来会跑到南美洲的哪个gguuoojiia,于是我决定学西班牙语,因为大部分南美gguuoojiia都是说西班牙语的。
  注册那天,我们全站在教室门口,等着进去,突然有个很漂亮的金发女孩走过。大概每个人都会有我当时的感觉:“哗!”她真的美极了。我跟自己说:“也许她也要学西班牙语——那就好极了!”但不,她跑进去葡萄牙语那一班。我衡量了一会儿,不管了,我也跑去学葡萄牙语吧!
  我跟了她几步,但突然觉得“不,那并不是决定要学哪种语言的好理由。”因此还是跑回去,很不情愿、极为遗憾地登记了西班牙语课。
  不久之后,我到纽约参加物理学会的会议,坐在我旁边的是巴西物理学家泰阿隆(Jaime Tiomno)。他问我:“下个暑假你打算做什么?”
  “我想去南美洲看看。”
  “噢!为什么不来巴西?我可以替你在物理研究中心找个研究工作。”
  于是我现在必须把学到的西班牙语再转为葡语了!
  我找了一个在康奈尔念书的葡萄牙学生,每星期给我上课两次,好让我把我学到的改变过来。
  在前往巴西的飞机上,起先我坐在一个哥伦比亚人旁边,而他只会说西班牙语,我不敢跟他说话,害怕一不小心又把两种语言搞混了,不过,坐在我前面一排的两人就在用葡语交谈。我从来没有听过别人说“真正”的葡语,我的葡语老师总是说得慢而清楚。眼前这两个人呢,说话却像连珠炮般,我甚至想从他们话中认附我学过的一些单字,像“我”、“那些”等都没法认出。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听明白!
  最后,当飞机在千里达加油时,我走到这两位仁兄面前,用很慢很慢的葡萄牙语——或者是我觉得是葡萄牙文的葡萄牙语——跟他们说:“对不起……你们听不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Pues nāo,porque nāo?”——“当然听得懂,为什么听不懂?”他们回答。
  我努力解释,我学葡语已经几个月了,但从来没有听过真正的葡语对话;而刚刚在飞机上听他们谈话,却一个字也听不懂。
  “噢,”他们笑起来了,说:“我们说的不全是葡语啦!”原来他们说的葡语就像犹太人自行发展出的德语——称为“意第绪”(Yiddish)———样,因此你可以想象有个人很认真地学了德语,然后坐在两个犹太人身边,却一直搞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听起来明明是德语,却一点也听不懂。他一定以为自己的德语没学好。
  回到飞机上,他们告诉我另一个真正说葡萄牙语的人,于是我跑去跟他坐。他原来在马里兰州学神经外科的,因此跟他谈话不困难——但我必须跟他谈“神经循环、神经中枢”等复杂万分的东西。其实很多长英文单字要翻成葡文并不困难,因为分别只在它们的结尾:英文的“tio”
  就是葡文的“-cao”,“ly”就是“mente”等等。但当他往窗外看,喃喃的说了些很简单的话时,我却呆住了:我根本不知道“天是蓝的”葡语应该怎么说。
                 
                 
  会说“因此之故”
                 
  我在勒希非(Recife)下机,巴西zheengffuu负责把我从勒希非送到里约(Rio)。在机场迎接我的是里约物理研究中心所长勒替斯(Cesar Lattes)的岳父母以及另一位男士。当两个男生去帮我取回行李时,勒替斯大太用葡语跟我说:“你会说葡语吗?那真好!你怎么会学起葡语来的?”
  我慢吞吞地吃力回答:“开始时我在学西班牙语……
  后来发现要到巴西……“接下来我原本想说”因此,我就学葡萄牙语,“但我想不起来”因此“葡语怎么说。但我很会拼一些很”伟大“的字,因此我接着说:”因此之故(consequentemente,从英文consequently改变而来),我就学葡语啦!“
  当他们把行李提回来后,她说,“噢,他会说葡语!
  而且他还会用‘因此之故’这样的字眼!“
  这时扩音器传来广播,说到里约的飞机班次取消了,要到下星期二才有另一班客机,但我最迟却要在星期一抵达。
  我很生气,“说不定他们有货运班机,我坐货运飞机好了。”我说。
  “教授!”他们说:“其实勒希菲也挺不错的。我们会带你到处走走。你放轻松点吧——你在巴西呢!”
  那天晚上,我在市内闲逛,看到有一群人围站在路zhoongyaang一个长方形大洞旁边,在洞里头是一辆汽车。这看来神奇极了:车子刚好嵌在洞里,它的车顶跟路面连成一气。很显然挖洞是为了修理下水道或什么的,但工人连一个告示牌也懒得放,那个人就连人带车地开进洞中!于是我注意到这个分别:在美国,当我们挖一个洞时,会在周围放改道的告示牌、一大堆灯闪来闪去以保护大家。而在巴西,他们把洞挖了,到了下班时间,他们就那样离开。
  但勒希非还是个很不错的城市,我也一直等到星期二才飞去里约。
  我在里约跟勒替斯会面。巴西的gguuoojiia电视台来拍摄我们会面的情形。他们开始拍摄,但没有声音,摄影师说,“假装你们在谈话。讲话吧!随便说便行。”
  于是勒替斯问我:“你找到‘睡觉字典’了没有?”
  那天晚上,全巴西的电视观众都看到他们的物理研究中心所长迎接这位美国教授;但他们全不知道,这两人之间的对话内容,居然是有没有找到女孩子过夜!
  到了研究中心之后,我们讨论我的授课时间——早上,还是下午?
  勒替斯说:“学生希望在下午上课。”
  “那就在下午上课吧。”
  “但是下午是去海滩的最好时候,你还是早上上课吧,那样你下午可以去海滩享受享受。”
  “但你说学生比较喜欢在下午上课。”
  “不要管他们。你喜欢怎么安排,便怎样安排!下午去海滩玩好了。”
                 
                 
  用葡语演讲
                 
  我就这样学会了另一种跟美国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
  首先,他们不像我那样匆匆忙忙的;第二,如果你觉得这样比较好,不要管他们!于是我在早上讲课,享受午后的海滩。早知道会这样子,我一开始就学葡萄牙语而不学西班牙语了。
  起初我打算用英语授课,让学生用葡语发问;但我发现,当学生用葡语跟我说一些东西时,我不大听得懂,尽管我懂得的葡文也不算少。我不大分得出他们说的是“增加或不增加”、“减少”或“不减少”或者是“减少得很慢”。但当他们很辛苦地用英语说话时,就算他们发音不准、文法又错乱,我还是可以分辨他们要说些什么。因此我明白到,如果我要教他们东西,比较好的方法是我说葡语,虽然我说不好,但这样他们还是比较听得懂。
  第一次到巴西时,我一共待了6星期。期间巴西科学院请我去演讲。报告我在量子电动力学的最新研究。我觉得我需要用葡语来演讲,研究中心有两个学生答应助我一臂之力。我首先用我那绝对破烂不堪的葡萄牙文写下演讲稿。我要自己写,因为如果由他们代笔的话,稿子里一定会有太多我看不懂或念不准的字。等我写好之后,他们替我改正所有的文法错误以及错字,使得讲稿看来不错,但还是在我的程度之内,让我读起来不会很困难,也大略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们陪我练习,直到我的发音正确无讹。
  到了巴西科学院的会场,首先由一位化学家报告——用英语报告。难道他是为了客气,还是另有原因?他的英语发音很差,我无法听懂他在说些什么;不过也许其他人全是那个样子,所以他们都听得懂——我不晓得。然后下一个讲者站起来报告,他也用英语演讲!
  轮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说:“对不起,我没想到巴西科学院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因此我没准备用英语做演讲。
  请原谅我,但我将会用葡萄牙语来报告。“
  接着我就读了我的报告,大家都很满意的样子。
  下一个做报告的人站起来说:“就像我们的美国同行一样,我也用葡萄牙语来演讲。”据我所知,我居然一举改变了巴西科学院做演讲的语言传统。
  几年后,我碰到一个巴西人,他还引用了我当时演讲之前所说的话。看来他们对我那几句话印象还真的蛮深刻的!
  但无论怎样,葡文对我来说总是很困难的,我不断下苦功,读报纸、用葡语授课。我称我的葡语为“费曼葡语”,我有自知之明,我说的话不能跟真的葡语相比;虽然我明白自己说些什么,但我可听不懂街上的巴西人在说些什么。
                 
                 
  感觉寂寞
                 
  我很喜欢这趟巴西之旅,一年之后我又再度往访,逗留10个月。这次我在里约大学任教,薪水由他们付;可是他们最后连一毛钱都没有付,研究中心只好一直掏钱付给我。
  我住的地方,就在可巴卡班那(Copacabana)的海滨上的美丽华(Miramar)饭店。有一段时间,我住在13楼的一个房间,从那里可以看到海,也可以看到沙滩上的女孩。
  这家旅馆刚巧是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an Air- lines)的驾驶员以及空中小姐休息下榻的地方,他们全都住在4楼。而每到深夜,就会有人偷偷地从电梯溜进溜出。
  有一次我出外旅行,数星期后回来,旅馆经理告诉我由于房间不够,而我的房间又空着,因此他把我的房间租出去了。他们已把我的行李全搬到另一个房间。
  新房间就在厨房旁边,许多人都在这里住不久。也许那个经理已料定:我是唯一看到住在这个房间有好处的人,因此愿意忍受各种味道而不会抱怨。我不会抱怨:这房间就在4楼,离空中小姐不远,这省了很多麻烦。奇怪的是,这些空服人员都有点厌倦自己的生活,晚上经常跑到酒吧里喝酒。我很喜欢他们,而为了表示我也是个合群随和的人,我也会跟她们一起去喝几杯,一星期总有好几次。
  有一天,大约是下午3点半吧,我在沙滩对面的人行道上走着,路经一家酒吧,突然有一种很强烈很强烈想喝酒的感觉。正要走进酒吧之际,突然想:“等一下!现在是下午呢,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没有什么社交上的理由要喝酒。为什么我会有这种非喝酒不可的强烈感觉?”我很害怕。
  从那一刻开始,我再也不喝酒了。也许那时候我还没有到达危险的地步,因为我很容易就把酒戒掉;可是那种莫名的强烈感觉让我吃惊万分。要知道,我一向从思考过程中获得许多的乐趣,以致很不愿意破坏这部生命中最好玩的机器——换句话说,自己的身体。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我对幻觉现象充满了好奇,我还是不愿意尝试迷幻药。
  快到年终时,有一次我约了其中一位很可爱的空中小姐到博物馆。经过埃及馆时,我意识到自己在跟她说些像“石棺上的翅膀代表什么什么,瓶子里藏的是内脏,在那角落又应该有个什么……”这样的话。我跟自己说:“你这些全都是跟玛丽露学的”——我发现她不在身边时、会觉得寂寞。
  我是在康奈尔认识玛丽露的,后来我跑去帕沙迪纳(Pasadena),她也刚好搬到邻近的威斯伍德(Westwood)。
  有一度我很喜欢她,但我们经常争吵;最后双方都觉得这样下去没什么希望,便分手了。但过了一年这种与空中小姐往来、却没有建立起什么感情的生活之后,我觉得很不耐烦。因此当我告诉这个女孩有关埃及的事情时,我就想,其实玛丽露还是蛮可爱的,我们以前不应该吵得那么厉害。
  我写了封信向她求婚。任何够聪明的人大概都会告诉我,那是多么危险的作法:当你身处千里之外,单凭书信往来;而你感到寂寞,想起一切的美好时光,却忘记了所有争吵的原因!因此最后一切还是不成功,争吵立刻重演,我们的婚姻只维持了短暂的两年。
                 
                 
  加入桑巴乐团
                 
  在巴西的美国领事馆有个职员,知道我很喜欢桑巴音乐。我想我告诉过他,当我第一次到巴西时,曾经在街上听过有乐队在演奏,也很想多学点巴西音乐。他告诉我有队叫“乡土”的小型乐队,每星期都在他家练习,我可以过去听他们演奏。
  乐队有三四个人,其中一个是他家的清洁工,他们没有其他地方可供练习。他们的音乐属于颇为安静的一型,其中一人玩的是当地称为“潘得鲁”(pandeiro)的小铃鼓,另一人拿的是小吉他。我一直听到有打鼓的声音,但他们没有人在打鼓啊!终于我发现声音来自小铃鼓:那人一边摇鼓,一边扭动手腕,用一种很复杂的方式,以拇指敲打铃鼓的牛皮面。那很是有趣,我后来也学会了——算是学会了——怎样玩潘得鲁。
  这时巴西的嘉年华会快到了,习惯上他们都把新的音乐创作在会期中“秀”出来。他们并不常推出新曲或新唱片,但在嘉年华会期间,新创作纷纷出笼——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时刻。
  原来我们的清洁工是当地某个桑巴乐团的作曲家,这个乐团名为“可巴卡班那的骗子”——那听起来很合我的风格,而他还邀我加入。乐团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城中比较贫穷的地区,他们通常在一个建筑工地后方的空地会合,一起练习新曲,准备在嘉年华会上表演。
  我选择的乐器叫做“弗利吉得拉”(frigideira),那是个金属的玩具炒菜锅,直径约6英寸,用一根小金属棒来敲打。它是一种伴奏用的乐器,声音清脆急促,伴着桑巴乐曲的主乐器以及主节奏,有一种辅助作用。我试着玩这乐器,效果很不错。我们就那样练习,乐声震天价响。
  大家正兴高采烈之际,突然担任首席打击乐手的一个大块头黑人大喝一声:“停!停下来,停下来——等一下!”
  大家都停下来了。“弗利吉得拉的部分有点不对劲!”他咆哮:“又是这美国佬!”
  这令我觉得很不自在。于是我不停地练习,一边在沙滩上散步,我会随手捡起两根棍子,练习扭动手腕的动作,不停地练习、练习、再练习。我花了很多工夫练习,但我还是会觉得矮人一截,觉得自己水准不够,老是给其他人添麻烦。
  嘉年华会会期愈来愈接近了。有天晚上,乐团团长跟另一个人讨论了一会儿,然后团长走过来,开始点名:“你!”他指着一名喇叭手。“你!”这次是一名歌手。“你!”——他指向我。我心想,我们一定全被淘汰出局了。
  他说:“走到前面去。”
  我们走到工地的前面——一共五六个人吧——那里有一辆旧凯迪拉克敞篷车,“上车!”团长说。
  车子根本不够坐,我们有些人要坐到椅背上。我问旁边的人,“他要干嘛——把我们踢出局?”
  “我不知道。”
  车子沿着路一直往上开,直到一处临海的悬崖边缘上停下来。团长说:“下车!”然后我们就被带到悬崖旁边!
  而后,他说:“现在排成单行,你带头,然后你,然后你!开始奏乐:开步,走!”
  如果不是那里有一条很陡的小径的话,我们这一开步走可能就“走”到悬崖下面了!我们这一小乐团——喇叭手、歌手、吉他手、玩潘得鲁的以及敲弗利吉得拉的我——一直走到森林中的一个露天聚会!原来我们并不是要被踢走,而是团长要我们来为这个私人聚会演奏桑巴音乐!表演完了,他还收一些钱作为乐团的置装费之用。
                 
                 
  他挑上了我
                 
  在这之后我觉得好多了,因为当他要挑弗利吉得拉手时,他挑了我!
  另外还发生了一件让我信心大增的事。有一次,从黎布朗(Leblon)的一个桑巴乐团跑来一个家伙,想加入我们的团。
  我们老大说:“你从哪里来?”
  “黎布朗。”
  “你玩什么乐器?”
  “弗利吉得拉。”
  “好,让我听听你敲的怎么样。”
  于是这家伙拿起他的弗利吉得拉和金属棒,然后……
  “吧啦啦哗——都——都;漆——卡——漆。”天哪!真好听!
  但老大跟他说:“你去那边站在美国佬旁边,学学怎么玩弗利吉得拉!”
  我有一套理论。我觉得这很像一个说法语的人来到美国,一开始时他们会犯各种错误,你也无法明白他在说些什么。他们不断练习,直到英语说得不错,你突然发现他们说话的方式,也有一种很讨人喜欢的调调——他们的外国口音很悦耳,你也很喜欢听。也许我玩的弗利吉得拉,大概也有某种“外国腔调”,因为事实上,我没法比得上这些从小就玩这乐器的人。我的大概是种笨腔调,但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弗利吉得拉手了。
                 
                 
  作了国民外交?
                 
  就在嘉年华会之前的某天,团长说:“好,我们到街上去练习。”
  我们从工地走到街上,那时路上的交通拥挤不堪。可巴卡班那街上永远都那样乱七八糟。信不信由你,街上还有电缆,电车往一头走,其他车子朝另一头开。加上此时正是当地高峰时段,情况更是惊人,而我们呢,却要沿着大西洋大街的正zhoongyaang走下去!
  我心想:“耶稣基督!老大没预先申请牌照、没有照会警方,什么也没有做,他只心血来潮地决定要上路!”
  我们就那样走到街上,而路上的每个人都很兴奋。有些围观者找来一条绳子,在我们周围围成一个大正方形,以免我们的队伍被冲散,很多人从窗户探出头来,大家都很想听听新的桑巴乐曲。这是令人兴奋的一刻!
  我们一开始游行演奏时,我看到一个警察在街上远远的另一端。他看了看,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开始指挥车辆改道!一切都是随意而为的,没有人预作安排,但全都水到渠成。那些人替我们拿着绳子把我们围住,警察疏散交通。路人是那么拥挤,交通是那么拥塞,但我们一路前往,畅通无阻!我们走到街尾,拐弯,在可巴卡班那周围乱走!
  最后我们走到一个小广场,就在老大妈妈住的房子前面。我们站在那里演奏,而他的母亲、姨母等等,全都走下楼来,身上围着围裙,显示他们都在厨房里忙着,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兴奋之情——他们激动得差点要哭了,这真是温馨的一幕。所有的人都从窗户内伸出头来看,真有意思!想起以前来巴西时看到这些桑巴乐团时,早已深爱这些音乐,简直是迷疯了——而现在,自己居然是其中一分子了!
  顺便一提,那天我们在市中心游行演奏时,我注意到人行道上人堆内,有两个美国大使馆的年轻女馆员。隔了一星期,我收到大使馆的一封信,说:“你做的是很有意义的事……”好像我的目的是为了改进美国和巴西之间的关系!
                 
                 
  深藏不露装穷人
                 
  参加预演时,我不想穿平日上课时穿的衣服。因为乐团的人都很穷,穿的都很破旧。我穿上一件旧内衣、旧长裤等,以免看来太突兀。但打扮成这副模样之后,我又不便穿过楼下的大厅,从这么豪华的旅馆走到外面的大西洋大街上。我只好每次都坐电梯到最底下一层,从地下室走到街上。
  就在嘉年华会举行前不久,各乐团间有一场比赛。来自可巴卡班那、伊潘利马(Ipanema)及黎布朗等海滩的三四个乐团将会参赛,我们是其中之一。这次我们要穿上表演服装在大西洋大街上游行表演。由于我不是巴西人,要我全副武装地穿上嘉年华会服装去表演,还真有点不习惯。但我们要扮的是希腊人,因此我觉得好多了:我扮希腊人不会比他们差!
  比赛当天,我在旅馆内进餐。旅馆的服务生领班早已注意到每有桑巴音乐时,我总是会随音乐在桌上敲;这时他走过来对我说:“费曼先生,今晚有个你一定会很喜欢的节目!这是很巴西风味的,就在旅馆门外,有各个桑巴乐团的游行表演!那音乐之美妙——你一定要听听!”
  我说:“唉,我今晚很忙呢,我不知道有没有空。”
  “噢!你一定会很喜欢今晚的表演!千万别错过啊!
  这是纯巴西风味的!“
  他一再坚持,而我也一再告诉他我大概没空看这表演,他觉得很失望。
  那天晚上,我穿上我的旧衣服,从地下室走到街上。
  我们在工地穿上表演服装,然后开始走到大西洋大街上。
  在上百个装扮成希腊人的巴西乐团中,我混杂在队伍的后方,拼命地敲弗利吉得拉。
  街道两旁都挤满了人群,大家都从窗户探出头来;我们也快要走到我下榻的美丽华旅馆了。旅馆内,有人站在桌子和椅子上,同样是人山人海。我们奏得淋漓尽致,浑然忘我,同时乐团慢慢绕过旅馆大门了。突然我看到有个服务生跳到半空中,手伸出往前指,而在这么吵翻天的声响中,我还能听到他的尖叫:“那是教授!”于是那领班发现为什么没法留我在旅馆里看比赛了——我要参加表演比赛呢!
  第二天,我碰到一个在海滩上认识的女士,她住的公寓正好可俯瞰大西洋大街。而前天晚上,她请了一群朋友到她家欣赏桑巴乐团的游行。她告诉我当我们经过时,她的一个朋友说:“听听那个敲弗利吉得拉的人——他奏的很好!”我成功了!能够在这些没人预期我会成功的事情上获得成功,实在是一大快事!
  到了嘉年华会真要举行时,很多团员却没有出现。我们专门为这盛会做了很多表演服装,现在却缺人!也许他们觉得,真正对上大城市的桑巴乐团时,我们便没机会赢。
  我不大清楚这些,我只知道,我们日复一日地下苦功、练习和操练都是为了嘉年华会,但等到那一天来临,很多团员却不来了。我们比赛的情形也很糟糕,我们的人还在街上游行表演途中,有些团员居然走着走着便脱队了!我永远无法理解这些事情,也许对他们而言,最大的刺激和乐趣只在赢取海滩乐团的比赛——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就只有那样的水准。
  顺带一提,我们的乐团确实赢了那项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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