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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的名字像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明，被永久地写进了文学的神话。但是，时至今日，各种各样的怀疑与不屑，也恰似博尔赫斯的诗文，“幽灵般”（玛利亚·儿玉语）地围绕着他的墓碑。刚刚由阿根廷出版社出版的《反博尔赫斯》便是这样一个或一些不倦的“幽灵”。 此书由马丁·埃内斯托·拉法格选编，辑录了博尔赫斯出道以来，各个时期有关博尔赫斯的“不和谐音符”。全书共六章，包括１６篇代表性评论，凡３８３页。第一篇评论写于１９２６年，当时博尔赫斯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极端zhuyi诗人”。作家奥尔蒂斯在这篇文章中开宗明义，说不知道博尔赫斯“是怎样将彼此对立的运动扼shaa或者协调在其精神之中的”。但除此之外，他对博尔赫斯可以说是褒扬有加。 著名学者兼作家恩里克·安德森·因贝特的批评就犀利得多，他在题为《〈传声筒〉杂志的读者调查》一文中指责《传声筒》杂志虚张声势，认为“博尔赫斯只不过是个年轻诗人”，“他的诗作并不杰出”；“他的散文怪诞且缺乏人文品质，甚至连起码的力度和新意都不具备”。认为博尔赫斯“只有形而上学的狡猾，却无形而上学的血性”。他还批评博尔赫斯把民族文学传统当作“空心核桃 ”并规劝他好好地思考一下阿根廷人的真正不足。这篇言辞率直的文章为后来（尤其是６０年代）左翼作家抨击博尔赫斯奠定了基调。 紧接着因贝特，拉蒙·多尔的言辞更趋激烈。他批评《传声筒》杂志的所谓调查乃是对博尔赫斯的吹捧，“足见当下阿根廷知识精英正处在一个堕落的、短命的、死气沉沉的时期”，“所有的人似乎都在用吃奶的劲儿，汗流浃背地诉说关于死亡的死亡，关于臭气熏天的臭气熏天。”多尔还逐一批驳了博尔赫斯在《探讨集》中关于阿根廷和阿根廷文学的“歪理邪说”。 ４０年代到５０年代，拉美作家对博尔赫斯的批评总体上趋于和缓与深广。以阿道夫·普里埃托为代表的新一代文人开始比较公允地正视博尔赫斯。诚如普里埃托所说的那样，博尔赫斯的价值“与其说是因为他的作品，不如说是因为他的存在”。他称博尔赫斯是“没有文学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就像是一件价格昂贵的礼服，尽管穿着的机会只有一次”。 与此同时，也还有作家不依不饶，批评博尔赫斯是“知识界的败类”，“满足于空洞的自我欣赏”。 到了６０年代，随着左派运动和校园文化的高涨，博尔赫斯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人们批评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外国作家”，既不珍惜民族文化，也不关心人民的疾苦：“虽拥有写作技巧，但却毫无生命气息”。有的作家，如阿贝拉尔多 ·拉莫斯、埃尔南德斯·阿雷吉、利波里奥·胡斯托等，用马克思zhuyi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评析博尔赫斯，称他患有严重的“大众恐怖症”，以至于钻进文学小巷、陷入生活沟壑而不能自拔。他们视博尔赫斯为“资产阶级没落作家” ，一心要阻碍一切进步思潮。 ７０年代的新左派虽然继续视博尔赫斯为“贵族作家”，但批判话语明显改变，最典型的例子是布拉斯·马塔莫罗的《迷雾背后是英国》。这是一篇很有深度的文章，它不但挑明了博尔赫斯与西方文化特别是英国文化的亲缘关系，而且从“拒绝数理性”、“拒绝历史性”、“拒绝心理学”、“对话语的否定和破坏 ”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博尔赫斯的虚无观和保守zhuyi、个人zhuyi等等。 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早已被西方舆论定于一尊的博尔赫斯成了阿根廷乃至拉美文学的一种象征。嘹亮的赞扬声淹没了“不和谐音符”，但多少给人以“出国转内销”的感觉。于是，仍有一些执著的人冒不敬之大不韪。 当然，它们已经丝毫影响不了博尔赫斯。 《南方周末》 2000年06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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