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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在新文化运动中跟胡适、陈独秀、蔡元培一干人“打拚”一回而以失败告终之后，林纾就基本上以一个“拚此残年以卫道”的挡车螳螂的滑稽形象存在于后人的叙述中。1919年2、3月，林纾的学生张厚载将林写的《荆生》、《妖梦》拿到上海《新申报》上发表，张是林纾在五城中学堂的学生，当时正在北大读书。这两篇作品将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陈独秀）、教授（胡适、钱玄同）挨个丑化一通。当时北大已经成为新文化大本营，白话文学主张由教授倡导发展到学生普遍参与，学生们主编的《新潮》杂志也于当年初出版。 林纾novelxiaoshuo一出，北大舆论大哗，一时群情激愤。张厚载距毕业仅有数月，但众怒难犯，被北大以“在沪通讯，损坏校誉”之名开除了学籍。 林纾惹了祸，既愧于连累学生，也觉得辱骂和恐吓不是君子之道，于是写信给各报馆，公开承认自己骂人的错误。陈独秀对林纾的道歉给予积极回应：“林琴南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处，像这样勇于改过，到很可佩服。”（《林纾研究资料》193页）林纾当时68岁，如此敢作敢当，非真性情者不能也。 我在这里无意为林纾翻案，他写的《荆生》、《妖梦》，那借novelxiaoshuo的荒唐情节一泄心头之忿的恶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确也颟顸可笑。但是，凭心而论，新文化阵营说古文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不也近乎谩骂么？林纾嘲笑白话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不值一哂”，可胡适等说“文言是死文字”、“古文是死文学”，在深爱着左（左思明）马（司马迁）班（班固）韩（韩愈）、将古文奉若圭臬的林纾看来，这种评价无异于野蛮。 历史真是个无情物，在晚清知识分子中一直属于激进者的林纾，转眼间成了历史的绊脚石。其实，林纾并不反对白话，他自己还写过一些白话诗。他与新文化派的分歧，具体说就是是否提倡白话就一定要废除古文。林纾最想不通的是新文化对古文传统的斩尽shaa绝的姿态，“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有其不宜废者”（林纾《论古文之不当废》），欧洲文艺复兴也没有将他们的“古文”拉丁文废除，zhongguo的这批追随欧洲文艺复兴的年轻人何以比他们的精神导师更极端呢？ 林纾自然不能体察，新文化的激进其实更多是一种姿态，或一种策略，目的是使白话迅速获得“言文合一”的合法地位。林纾与新文化的论战，颇像一位器量狭窄的老者与一群明知故犯的顽童的对骂——在论战中双方都因对方的存在而常常“被迫”有些非理性，但后者带着游戏发动者的自信，而前者却当真了，这是林纾可笑复可怜的地方。然而，后来的文学史家们在叙述这段纷争时往往将它过分理性化，并加入了过多的道德评价，历史事件原本具有的偶然性和非理性被梳理成正反力量阵线分明、真理永远胜利的正剧——历史的叙述者往往是势利的，他们纷纷站在胜利者的一边，败者就只合是“寇”了。历史对林纾有些不公，在史家的笔下，他成了小丑。与新文化的交锋不仅令林纾自讨其辱，而且他不识时务的历史姿态竟成为他作为文学家历史终结点的“永恒姿态”。 其实，林纾自己大概也没有想到，zhongguo新文化的诞生，他是其中的一位先驱。他的翻译novelxiaoshuo无异于一扇洞开的窗户，晚清zhongguo人首先从这里瞥见西方的文化与人生。林译novelxiaoshuo滋养了新文学的整整一代人，很多现代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就是从读林译novelxiaoshuo开始的；zhongguonovelxiaoshuo现代叙事话语的形成，林译novelxiaoshuo有开拓之功。我们知道，zhongguonovelxiaoshuo作为“文学之上乘”地位的确立，是在晚清的最后一个时期才实现的。 梁启超的力倡自然功莫大焉，但林译novelxiaoshuo恰恰成为对梁氏言论最有力的支持——如果没有大量的林译novelxiaoshuo向人们展现novelxiaoshuo本身的丰富美感，仅仅靠梁启超等数量有限而美感不足的政论文式的“zhengzhinovelxiaoshuo”、“科学novelxiaoshuo”，很难想象现代novelxiaoshuo真的会在很短时间内征服传统文人，由“小道”、“下流”跃升为“上乘”，导致传统novelxiaoshuo观念根本改变。 林纾用文言翻译西方的novelxiaoshuo，以zhongguo文人认可的“雅语”讲述琐碎而包容万千的世俗人情，为填平zhongguo千年文学雅与俗的鸿沟作了最初的可贵的尝试。1924年林纾逝世后，新文学作家渐渐对林纾有了“恕词”。 郑振铎在林纾逝世一月之后，便在《novelxiaoshuo月报》15卷11号上发表长文《林琴南先生》，他不仅从人格上称赞林纾是“热烈的爱国者”、“一个很清介的人”，而且对林纾的白话诗《闽中新乐府》、林的novelxiaoshuo创作和翻译均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郑振铎此举明显地是想矫正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对林纾的“不很公允”的批评。胡适1926年在《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中说，“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胡适这里提到的林琴南的白话诗，即1897年印行的《闽中新乐府》。在晚清士林中，林纾常常扮演着带“新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彩的激进人物角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1884（甲申）年，停泊在福州马尾港的法国军舰突然向zhongguo军舰开炮，击沉zhongguo军舰十多艘，zhongguo官兵死伤700多人。林纾闻讯，与友人相抱大哭，并于三月后在福州街头拦马向钦差大臣左宗棠请愿，请求查办当初谎报军情、掩盖损失的军务官员，友人形容林纾当时是“目光如炬”。1897年德国占胶州湾，就在康有为等“公车上书”之时，林纾与高凤歧等也三次上书御史台，强烈抗议德国强占土地，并陈述筹饷、练兵、外交、内治四项建议。当然这些建议都被驳回。林纾不赞同废除帝制，晚年甚至以清遗民自居。他对清朝的留恋，当然满含着腐朽和昏聩的思想意识（这又与他人到老年有关）；但也流露出一种人格力量——一种道德的坚持。 林纾狷介的性情中，还有一点游侠作派，这大约跟他善拳剑、薄功名的经历有关。少年时代他曾拜乡间拳师学过武艺，一度以佩剑任侠、被酒行吟而得狂悖之名。他在历史novelxiaoshuo《剑腥录》中塑造的主人公邴仲光，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游侠气质的志士形象。他那篇臭名昭著的《荆生》，很好笑的是“伟丈夫”荆生不同于一般负笈游学之士，他所带的行李，除“书一簏”外，还有操武功的“铜简一具”。林纾性格狷鲠，年轻时多次考进士不第，索性抛开应试学问，终身不问仕途。无论是zhengzhi上还是文学上，他都有些君子不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的倾向，所以尽管他一直鼓吹维新，却不是维新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他曾与吴汝纶、马其昶在古文上相互切磋，吴、马二人对他的古文一度推崇，他却并不愿意跻身桐城派（文学史上将他归为桐城派古文家，是不对的），他甚至反对文学划分流派。“诗之有性情境地，犹山水之各善其胜。沧海旷渺，不能疚其不为武彝匡庐也。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六子成就，各雄于一代之间，不相沿袭以成家。即就一代人言之，其境界各别。凡奢言宗派，收合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徒，流极未有不衰者也。”（《畏庐文集·序郭兰石增默庵遗文集》）。林纾对文学的见解一点也不迂腐，说“诗之道，以自然为工，以感人为能”，“诗者，不得已之言也。忧国思家，叹逝怨别，吊古纪行，以人情之所本有，播之音律……”（林纾《梅花诗境记》）这种倡导文学是情感的自然表现的观念，不正是人类一切艺术家永恒追求和捍卫的基本准则么？ 1919年，大约是林纾在报上就自己的《荆生》、《妖梦》向蔡元培等道歉之后，4月5日的《公言报》上发表了林纾的《腐解》。这篇文章使我们读到了林纾作为一个历史悲剧人物的孤独和无奈：“……予乞食长安，蛰伏二十年，而忍其饥寒，无孟韩之道力，而甘为其难。 名曰卫道，若蚊蚋之负泰山，固知其事之不我干也，憾吾者将争起而吾弹也。然万户皆鼾，而吾独作晨鸡焉；万夫皆屏，吾独悠悠当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蹊焉！七十之年，去死已近。为牛则羸，胡角之砺？为马则弩，胡蹄之铁？然而哀哀父母，吾不尝为之子耶？巍巍圣言，吾不尝为之徒耶？ 苟能俯而听之，存此一线伦纪于宇宙之间，吾甘断吾头，而付诸樊于期之函。裂吾胸，为安金藏之，剖其心肝。黄天后土，是临是监！子之掖我，岂我之惭？”这是一个殉道者的悲叹，尽管林纾的殉道是背时的。 普洛米修斯式的殉道固然因蕴涵着“永恒正义”而崇高、悲壮，但是，面对堂吉诃德式的殉道，是否仅仅轻蔑一笑便可卸下我们对历史的沉甸甸的感觉？ 《中华读书报》2001年2月2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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