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四库全书道教指南茗香文斋茗香文斋-补遗轩怡文苑
>
四书五经四库全书道教指南茗香文斋茗香文斋-补遗轩怡文苑
> 战争挤压下的“人的真实” 战争挤压下的“人的真实”
  作者:周政保

  在热衷于所谓“改革题材”之前,周梅森的小说对象,大致徘徊在这样两类可以被称为“历史”的生活领域之中:一是煤矿工人生活,一是抗日战争生活。这里所涉及的主要是后一类生活描写的小说。出于某种历史的巧合与小说家自身的直接生活体验的缘故,他的那些以抗日救亡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也时时与百米地层下的黑色生灵的生生死死相关。譬如他的中篇小说《庄严的毁灭》、《军歌》等。
  在中国小说界,周梅森是一位具有自己独特品格的作家。众所周知,当今的中国文学领域,正处在一个开拓的、但又纷乱的非常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被错误的政治思潮粗暴地摧残与歪曲之后,已给年轻一代小说家的心灵上留下了逆反的或困惑的后遗症: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他们对现实主义产生了怀疑。特别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并不成熟,甚至还没有恢复现实主义本来面目的历史发展情状之下,一部分作家的盲目性,又把现实主义推人了一种并不体现实主义精神真谛的继续被误解被歪曲的境地。小说的现实主义是否已被僵化或过时?周梅森自有周梅森的回答——那就是他的那种可以被称为“新写实主义”的小说方式。这种小说方式既 具备历史的写实性特点,又充满了传达的表现主义色彩,富有一种整体的象征性或隐喻的审美探索品格。当然,他的那些以抗日救亡战争为题材对象的小说,还不仅仅是对于小说方式的选择与创新,而且还融进了他那具有个性光泽的战争观,以及那种与战争观相关的人性理解,即战争中的“人的真实存在”——实际上,也就是历史的或现实的“人的真实存在”的一种特别写照。
  战争是什么?这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就像“人是什么”一样难以找到一律的答案。但周梅森的战争题材小说所描写的,是一场中华民族史上空前的抵御外敌的战争——作为一场以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民族救亡战争,被卷人的还不仅仅是军人,而是一个民族与民族的全部精神——所有的文化传统、所有的社会因素、所有的现实力量、所有的构成“人”这一概念的表层的与深层的内容。战争的序幕一旦拉开,战争的机器一旦开始转动,包括“人”自身在内的一切的一切都将受到炮火的严峻考验——战争中的“人的存在”是真实而清晰的,那种人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的洗礼,将把人在非战争状态下的种种虚伪的掩饰无情地撕去。
  令人感到特别的是,周梅森战争小说的描写对象几乎全部是国民党战区的军人的或非军人的生活内容——特别是他的中篇小说《国殇》、《军歌》、《冷血》。诚然,周梅森小说的特别性不仅仅在于他以自己的良知恢复了历史的真实面目,而且在于以作品开始改变抗战题材的某种不平衡状态。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以来,中国的小说界也出现过一批以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救亡战争(或斗争)为题材对象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如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冯德英的《苦菜花》。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孙犁的《风云初记》、冯志的《敌后武工队》,等等,但这些小说大都只能进人“大众文学”的行列,它们在艺术上还缺乏一种更深的真正可以归属于文学审美的追求。即使如何其芳这样的正统评论家,在谈到《苦菜花》的“母亲形象”时也说:“作者写到了她的觉悟的提高,写到了她在敌人面前的英勇不屈,但要把一个人物的性格写得突出,只是这些描写还是不够的。”(见《文学艺术的春天》)其实,这是同时代的一批同类题材小说的通病:视野狭窄,思情单调,人物性格呈平面状态,艺术目标大都局限于某种定向的诅歌。毫无疑问,新的时代使小说家获得了题材选择的自由,获得了新的眼光与新的审美可能,而周梅森之所以选择这方面的描写内容,最具体的原因大约也在于他的个人经历:他在徐州地区当过五年矿工,而这一段生活不仅使他对人自身的存在景况产生了经验性的理解,而且也对徐州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惊心动魄的抗日战争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这块土地上的人都是国民党官兵,但他们是代表整个民族与日军作战的,而战争的失败,也只能是中华民族史的一页,无论这一页是悲壮还是耻辱。但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在周梅森之前的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的确没有出现过像《沉沦的土地》、《国殇》。辉歌》、《冷血》、《孤旅》这样的以国统区抗日战争为描写对象的小说。
  可以相信,周梅森的小说创作之于当今及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中国现代历史方面的战争题材小说的发展,一定会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开创性作用——当然,其作用还不仅仅限于题材的拓展与多元化方面,更重要的,也是从根本上体现文学特质的方面,则在于那种对于战争这一人类现象的理解与把握的深化,那种当战争生活进人小说审美世界时所可能实现的艺术目标的转移。或者说,中国的严肃而富有艺术追求的小说家,将克服历史的政治惯性或传统的艺术思维方式,并在重新审视战争本身的诸多奥秘的同时,以更为多样的目光致力于战争中的人的存在景况及各种社会人性内容的具体形态的重新发现——他们不再为写战争而写战争:战争的描写不再是目的,描写的目的仅仅在于:经由战争的洞观而重新认识人、重新认识人类的处境,因为战争仅仅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特别方式。而这种关于战争文学的审美理解,则在周梅森的小说创作中获得了萌芽的机会。
  在周梅森的小说描写中,最早与民族战争结下不解之缘的作品是《庄严的毁灭》:它描写了中国民族资本家在残酷的民族战争中的处境与命运。但正是这部仅仅把战争当作描写背景的小说中,我们领略了周梅森之于战争的理解:他把战争看做是“被炮火驱动的大碾盘”——作为战争观念的体现,这一意象始终笼罩着周梅森的战争题材小说的描写与表现。在周梅森的幻想与感觉中,无论是军人,还是民族资本家,或者是煤矿,都不可避免地会在这“大碾盘”中走向毁灭。为了民族间的尊严,这毁灭固然是庄严的,但它毕竟被毁灭了,而且是一种绝境中的肉体与精神的“同归于尽”:与其生,不如死,一个民族的希望也就从这战争的毁灭中冉冉升起。
  宏观地审视周梅森的战争题材小说,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思路模式,即从他的战争观念出发,他总是无情地把战争中的人推向绝境。当然,周梅森并不是一个战争的悲观论者,因而他所“设置”的“绝境”不可能是战争的最后归宿,而只是描写与表现的开始——周梅森虽然把战争幻想为“被炮火驱动的大碾盘”,但这并不排斥人在“大碾盘”中制止“大碾盘”转动的抗争,而“庄严的毁灭”就是这样一种体现了民族精神的抗争——尽管作品中的主人公是在绝境的犹豫徘徊中完成这一历程的,但它的真实性与寓意性,却使作品的全部描写产生出一种民族的或人类的意义,一种真正感知战争内涵的可能性。
  周梅森的其他几部中篇小说的描写,也大都是从“绝境”开始的——《国殇》中的杨梦征们的身陷重围,《军歌》中的孟新泽们的毫无指望的越狱暴动,《冷血》中的曲萍、尚武强们的艰险征途,等等,都以独特的人物与情节展现了战争的残酷无情。特别是《国殇》这部小说,它所描写的仅仅是国民党的一个军的处境,但其中所包孕的思情寓意,却属于一个民族的彼时彼刻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全部可能性,不仅仅在于战争本身,而在于战争中的民族性或文化传统的揭示:那种无情的内部纷争的消耗,那种思前顾后的犹豫,那种治军的封建色彩,那种民族精英“内亡”的传统格式,都可以使人感受到一种可以归属于整个民族的悲枪与可叹,一种对中国的现实依然具有撞击力量的沉思。周梅森的战争题材小说,虽然藉描写对象的特殊之便而获得了相应的自由,但他的作品毕竟不同于某些同样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诸如海勒之类的美国小说(如《第二十二条军规》),或者说,周梅森的战争题材小说依然是中国的小说。他的关于战争的描写(尽管是关于抗日战争的描写),不能不留下社会政治的或伦理道德色彩方面的深深烙印:他首先要肯定的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正义性,然后才是关于战争本身的思考。实际上,这两者并不冲突,因为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小说家,在探索战争奥秘的过程中舍弃战争的具体性,以及那种战争之于人性的复杂而活泼的社会内容。就周梅森而言,他正是经由战争中的人的存在或人性的存在的具体描写,才逐步走向关于战争本身的探索领域的——他之所以要以“大碾盘”的意象来概括战争的残酷性与毁灭性,其原因也是基于战争中的人的或人性的存在景况的具体性。
  尽管如此,周梅森的战争描写仍然试图挣脱内容方面的羁绊,其标志则在于:他竭尽全力地试图写出战争状态——即:“大碾盘”中的处于“绝境”状态下的人的存在或人性存在的真实:他的力量几乎都集聚在这里,并于此而揭示战争真谛:那就是,战争究竟是什么?人在战争中到底处于怎样的景况?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周梅森的战争小说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那些同类题材小说的重大区别。显然,这决不止于题材选择的不同或描写倾向的不同,而是审美历程的“质”的不
  同,或思情容量与寓意覆盖面的不同。
  战争生活之于人或人性的存在,在周梅森小说中至少有两种传达形态:一是人或人性的“显影”,二是人或人性的被扭曲。为了实现这种艺术企图,周梅森总是把他的人物推到战争所制造的深渊之中,而且是那种走投无路而必须抉择的生死边缘(也就是上面所说的“绝境”)。在周梅森的观念中,也许人只有到了这种濒归灭顶之灾的最后时刻,人性的真实内容及全部奥秘才可能获得自然而然的揭示。《庄严的毁灭》与《国殇》的主人公,虽然具有军人与民族资本家的差别,但他们的处境却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处在不得不抉择的重要关头。而作家正是抓住了这一“人性显影”与“人性扭曲”的契机,从而淋漓尽致地传达了他对于人与人性的存在状态的理解。这两个人物——章达人与杨梦征都以自杀而告终,但这里的“告终”却是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过程,其中包孕了无限的生命经验与复杂的人性内容:正义的、自私的、坚强的、懦弱的、光明正大的。不可告人的、理性的、本能的,当然也囊括了那种民族自尊与生存欲望的冲突,等等,而“自杀”所标示的精神崩溃,其本身就是一种战争挤压下的人性的扭曲,但自杀又不能不是一种表达“血气”的特殊方式。也许在西方人的目光中,章达人与杨梦征都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地方,但只要把他们视作东方文化传统与东方历史生活的精神体现,那他们在战争这一“大碾盘”中的存在状态,则是一种充满了人类意味的真实。
  《军歌》所描写的国民党军人生活,是中国小说中鲜见的战俘生活。战俘们作为人而又以非人的方式存活着。他们中有败类、也有唱着“军歌”的人——尽管他们被战争的“大碾盘”抛人了地狱。这部小说通过一种特殊的生活内容,充分地描写与表现了人性的善与恶,以及那种生存欲望驱使下的勇敢与懦怯,那种变态的扭曲与绝望的冲动。毫无疑问,这部作品所描写的那场地层下的骚乱,实际上是一种人性的自我肯定与自我批判——就像那首残缺的军歌。人们从这面涂上了特定文化色彩的、蠕动着生命的镜子中,可以窥见人的灵魂世界的真实模样——这种模样,不仅被体现于战争之中或历史的地层之中,同样被重复在现时的人类生存形态之中。这就是《军歌》的意义。
  周梅森的战争题材小说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那就是在作为抗日救亡战争的敌我双方之间,他更倾向于细腻生动地描写“抗日”的一方,而整个战争的态势只作为一种挤压的力量而时隐时现地存在着,即使是直接写到双方血战的《国殇》,其中的场面也只不过是整个过程的某种环节,即描写的重点也不在“敌方”,而在“我方”。周梅森的小说虽然没有以最直接的方式描写战争,但我们依然感觉到战争的活生生的存在,感觉到“被炮火驱动的大碾盘”的无情转动——于此,我们也可以清晰地发现,周梅森试图要表现的,并不是或不仅仅是战争本身,而是一种更深刻的描写。虽然这种描写依然归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但它的确具有“新写实主义”的艺术气息:它既不局限于战争过程的无休无止的交代,也不局限于一般的人物性格的刻画——它具有明显的表现主义色彩。当然,还值得一提的是,周梅森的这些抗日救亡题材的小说,已开始冲破以往的思维模式的束缚而走向广阔自由的精神空间。

(全文完)

 

【此文章由“新国学网”(http://www.sinology.cn)扫描校对,独家推出,如欲网上转载,请保留此行说明网易中文排行榜

回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