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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窗口的战争小说 作为窗口的战争小说
  作者:周政保

  从古到今,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不是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就是被战争的太阳所照耀。战争既是灾难,又是新的时代的辉煌创造者。从古罗马时期到二十世纪的全球战争,从春秋战国时期到创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大战役,战争作为人类生活的一种特别的存在状态,它对于整个世界的社会文化发展,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战争的功能与人类的其他社会行为一样,总是表现为正面与负面。起码可以说,战争不仅造就了社会发展的灾祸与人类生存景况的动荡不安,而且往往带来包括人口、疆域、政治、经济、科技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人文环境的急剧变化,甚至成为决定人类生存命运的重大转折。因此,战争小说在世界文学格局占有重要位置的历史现象,也就显得正常而符合审美情理了。
  这是战争小说理论对于已经发生过的战争(即历史上的战争),所可能操持的一种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一种客观的富有相对主义色彩的分析方式。毫无疑问,这种态度或这种分析方式,没有离开(也不可能离开)战争中的人或人类的命运问题,也不会离开人的思想、感情、精神、心理的问题,更不会离开特定的社会文化意蕴,乃至人类生存前景之类的微妙而又重大的问题:战争包含了一切。战争是人类存在景况的最鲜明、最全面、最精细也是最权威的“百科全书”。战争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显影器皿,人类的优点与弱点,人类的智慧与愚昧,人类的理性与疯狂,人类的正义与邪恶,人类的高级品性与低级欲望……都可能在这个显影器皿中获得前所未有的甚至是终极性的暴露……所以,战争之于小说创造的诱惑,往往处于一种永恒的状态。
  当然,这仅仅是小说创造的题材问题。
  但小说题材的选择,既是被动的又是主动的。尽管题材的选择,往往与作家的亲历、经验、兴趣、气质、特定的素养相关,因而不可能享有完全的自由,但一旦选择了某一生活内容并确定为自己的描写对象,那也就从某些方面意识到了某一具体题材的意义或价值。这就是题材选择的主动性。所以我们可以认定,题材选择虽无那种“题材决定论”意义上的价值指向,但题材选择的主动性却体现了这种选择的价值或意义。同样可以认定的是,这种主动性是以意识到对象的审美可能性为前提的。倘若意识不到对象的审美可能性,那任何题材都与卓越的小说创造无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某一题材(如某一战争题材)所可能发现的价值或意义,主要是由题材选择的主动性决定的。或就作家的主体而言,某一题材的价值或意义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对于小说或小说审美的理解及领会,因为任何题材的价值或意义,只有当它成为真正的小说思维或小说方式的审美观照的时候,才可能转化为小说的价值或意义——才可能拉开小说创造的序幕,并最终以艺术品的形态谢幕。
  这样,我们便涉及到了小说的观念问题。
  首先应该承认,战争小说也是小说,或者说,战争小说是小说的一种,是小说家族中的一种形态。它在把握世界及传达人类生存意蕴的艺术方式上,与非战争小说(如以农村乡土风情为描写背景的小说,又如以城市市井生活作为主要传达对象的小说)并无特别的不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理解这个问题,却对当代战争小说的创造,拥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意义。特别是对于题材的价值,即对于战争生活的内在意义的领悟与传达,或对于作品的艺术质量及思情品位的把握与实现,将可能起到重大的作用。假如我们不能深刻地理解小说这一艺术方式的特别性,不能对“小说是什么”的问题拥有某种感情,或对小说的审美方式的领略长期处在一种肤浅粗俗的状态之中,那小说创作(或战争小说创作)就可能成为一种盲目的或半盲目的操作行为,或一种仅仅依仗感情冲动而最终缺乏艺术自觉性的“写作过程”——这就很难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审美创造。
  不难理解,所谓“战争小说的观念”,必须把“小说的观念”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来考虑。战争小说之所以是战争小说,乃是因为它首先是小说的缘故;或者说,如果“战争小说”缺乏一种艺术的“质”,也缺乏小说所必须具备的审美构成因素,那任何“战争小说”的说法都将是一句空话。在文学社会学的领域里,我们时常把思想性、政治性或社会性视为艺术创造的第一准则,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些“意义”的兑现程度及显示在“接受场”中的实际效果——其实,小说功能的实现,都是从对于小说的理解开始的;而对于一部具体作品来说,它的全部审美价值的实现,也与作家的小说观念息息相关。我们难以设想,一个作家所操持的小说观念是那样单一肤浅,那样保守陈!日,那样不得当或不可靠,甚至根本不去思考“小说是什么”的审美问题,怎么可能创造出第一流的艺术作品。在过去的岁月里,小说界(或战争小说领域)因了“工具论”、“根本任务论”、“写中心”之类的庸俗小说观念的影响,已经走过了曲折坎坷的道路,而这方面的失误曾使很多作家浪费了光阴与才华。那在九十年代的今天,难道我们还乐意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吗?
  就“战争小说观念”而言,自然还应该包含对于战争本身的理解问题:怎样理解战争这种源远流长的残酷历史现象?伎就是战争观念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上 ,对于战争的理解真可谓五花八门、名目繁多,譬如。生物进化战争论”、“心理决定战争论”、“种族主义战争论”、“地缘政治战争论”、“新马尔萨斯主义战争论”、“技术--工业决定战争论”等等。但在宏观方面,对于战争的理解大致离不开过样几种视角,即战争的起源、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战争与人的精神因素的关系。诚然,这种宏观视角基本上属于军事学的理论判断。那么,对于战争小说的创造者来说,是否还可能有更新鲜、更微妙、更富于社会文化色彩或思情意蕴,同时也更合乎审美规律的开掘与发现呢?结论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战争小说虽然以战争作为自己的传达对象,但它终究不是战争学,而是一种更倾向“人学”的艺术创造——它更关注更迷恋的内容,则是人或人类在战争中的处境,并于此而发现其中所蕴藏的有益于文明与进步的思情寓意,甚至是那种难以言传但可以领略陶冶的精神境界。但在这里,因为我们涉及了战争小说观念中的对于战争的理解,所以还是应该把作家的“战争观”,当作一个重要问题来看待。就是说,战争小说作家无可回避地应该思考“战争是什么”的问题,并在这种宏阔而细微的思考中树立起一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战争观”,一种既可能容纳民族传统的文化精华,又可能走向世界的对于战争的判断体系。当然,就具体作家的“战争观”而言,它不能不是历史与时代互相碰撞的思想果实:它必然地会留下特定的文化精神或政治导向的烙印,也必然地会受到社会环境及意识形态的制约;它具有稳定的一面,但又不断地产生着被修正与充实的可能性。这是一种谁也无法避免的状态。所以,重要的问题便是作家的思考了。这些年来,我们的战争小说(特别是一些描写中越边境战争的小说)之所以出现某些“失度”或“失衡”的现象,譬如流露在作品中的那种廉价的人道主义描写,那种不着边际的温情主义色彩,那种脱离了战场实际的抽象而空洞的人性张扬,其原因大都在于小说创造者之于战争理解的单一、片面或肤浅。他们往往以一种幻想的或一厢情愿的眼光来审视战争(或战场生活)的存在景况,以至于忘却了战争是一架残酷而充满了噪音及惯性的机器……
  倘若我们把战争题材的小说创作比喻为一片无限广阔的土地,那耕耘于这片土地之上的作家们,其“战争小说观念”无疑应该拥有两种密切相关的理解:即对于战争的理解与对于小说本身的理解——而理解的可靠性或深刻程度,便是战争小说创作的审美前提了。
  1.作为历史题材的战争小说
  在中国当代小说领域,大部分战争小说都可以划人历史题材的范围,或者说,这些小说所描写的战争及战争的背景,大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了。无论是这些小说的叙事,还是叙事的情调或氛围,往往富有浓厚的“回忆”的气息。譬如我们已经谈到的诸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党费》之类的小说,又如近年来问世的《皖南事变》(黎汝清)。《最后一个冬天》(马云鹏)、《南京的陷落》(周而复)、《国殇》(周梅森)、《红高粱》(莫言)、《国难》(江建文)、《灵旗》(乔良)等等。特别例外的,则是那些以中越边境战争为题材的小说,我们可以称之谓“现实战争题材小说”,因为作家们创造这些“战争小说”的时候,战争还没有结束。但从整体上说,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题材选择,大部分是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战争生活的“回忆”,即那种回顾性的艺术概括与审美观照。其中也包含了古代战争题材小说的创造,如《李自成》(姚雪垠)、《金瓯缺》(徐兴业)等。但在数量与质量上,“现代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创作,却占据着领先与主导的地位。
  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景况,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当代战争小说的创作,实际上是一个如何处理历史题材的问题,是一个怎样“重现”战争生活与怎样实现小说审美旨意的问题。这里既有历史观的牵引,又有小说观的制约,因而对于当代战争小说来说,“历史题材”的概念,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思考对象。
  在以现代革命战争(包括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领域里,大致可分两种艺术传达类型:一是小说的故事、人物、背景,大都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作为描写的线索,如《皖南事变》,另一是除了小说的背景之外,其中的故事、人物,基本上是“艺术虚构”的产物,如《红高粱》、《灵旗》。但从审美的角度考察,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小说,其本质上都体现了一种以探索历史的姿势,或一种尽可能可靠地传达往昔战争生活的愿望——在这里,呈现了两个方面的“接近”,即“接近”历史的原生面貌与“接近”小说的本身意义。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也是互相制约与互相驱动的两个方面。我们不能设想,仅仅实现其中一个方面的“接近”而可能成为战争小说的卓越创造的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回忆录一类的文学样式,同样可以实现历史生活的原生面貌的“接近”,但这样的作品毕竟不是小说;而仅仅“接近”小说本身,那就可能忽略战争小说的审美特色与艺术真实性(即使是那种运用了夸张或变形的艺术方式的战争小说,也不能无视源自战争现实之中的意蕴的真实性,更不能脱离了战争生活的真实而杜撰某种荒诞或某种抽象或某种不得要领的思情引申)。这就是说,无论我们怎样“接近”小说本身,也无论我们操持怎样的小说观念,归根结蒂还是要落到战争生活的实处,还是要从真实的战争中去寻找旋律及发现叙事或描写的可能性,并最终实现自己的小说创造,即从实践上“接近”小说本身。这两种“接近”本是融合而不可分离的,分别谈论的目的则仅仅是为了阐释的方便,因为——如“接近”小说本身的过程,也往往是“接近”战争原生面貌或战争生活真实的过程。
  但特别值得说明的是,这里之所以要如此谨慎地使用“接近”这样一个充满弹性的说法,那是因为考虑到:无论是小说本身的实现,还是战争原生面貌的“重现”,都是一种遥远而不断变化着的审美历程——谁也无法宣告自己已经抵达了;真正的抵达,大约只能是世界末日的审判。其中的逻辑规律,就如人类追求真理而永远不可能穷尽一样。对于通常以历史题材面目出现的战争小说的描写来说,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以鲜血与生命斗智的“故事”,那些用刀剑枪炮耕耘社会文化及文明进程的各式各样的事件,以及那些事件中的叱咤风云的胜利者或失败者,是很难达到“全方位”的“重现”的。历史不可能“复制”;而小说创造之于战争过程的那种真实景况的揭示,也只可能是一种“接近”状态的操作。所谓“真实的历史”,仅仅是历史学家或小说家们在有限的史实把握过程中所宣称的一种真实。真实是有范围的,也拥有自身的某种角度。真实是一种判断,一种逃脱不了主观色彩的指定或认同。在小说世界中,真实是一个稳定而摇晃的概念。黎汝清的《皖南事变》问世后,褒者谓之“真实”,认为作品“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而贬者却说,小说创造的目的不能拘泥于做“翻案文章”,因为过于讲求历史真实的结果,反而可能失却艺术真实的光彩——小说不是历史学,小说就是小说。这自然是不同角度的不同判断或不同说法。也许可以这样说,历史题材小说的职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它仅仅是凭借过去而回答今天或明天的生存处境问题,而战争小说的艺术目的,也不可能仅仅在于战争过程本身的军事的或政治的探讨——战争小说既不是历史研究(但它可以包含历史研究),也不是战争学的阐述(但它可以渗透战争学的某种思考成果)。这应该成为战争小说创造的普通常识。
  不言而喻,这里的论述并不与那种尽可能地掌握丰富的战争史料,并以此创造出色的艺术形象或史诗性作品的审美观点相悖——这里仅仅强调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接近”战争生活及其背景的原生面貌的可能;一是“全方位”地“重现”(或复制或恢复)过程及内容的不可能。而这种“可能”与“不可能”,也就导致了战争小说对于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战争生活的思考及处理,即历史题材的审美问题。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尽可能丰富地掌握战争生活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的史实材料(作为创作素材),固然是历史战争题材小说创造的基本前提,但更为重要的,却是作家把握与处理这些基本素材的眼光,以及实际过程中所能体现的悟性与艺术感受力。在这里,现实性或时代性的渗透,将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无论是作家的眼光,还是作家的悟性与艺术感受力,这些溶解着理性与感性的判断因素,总是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我们经常强调作家的“艺术感觉”,但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人的感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艺术感觉”也不可能例外。不过,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作家的眼光受制于历史发展中的现实性或时代性,但对于具体作家来说,依然存在着一个视野及思路的深浅宽窄问题,或一个是否拥有自觉意识或自觉程度如何的问题——可以印证这种观点的,那便是同时代的作家面对同一战争题材(如同样是抗战题材,甚至是同一地区的同一战争历程),而所创造的作品却明明白白地显示着思情艺术质量的高低或优劣。譬如,有的作家可以从纷繁的历史现象中领悟到某种诗情,或某种不易被人察觉的民族文化精神,或某种呈示人类生存象征的恢宏寓意,而有的作家却只能简单地依据阶级斗争或一般社会发展规律的模式,来判断与分析自己的描写对象。又譬如,有的作家可以从复杂的战争生活中感受到某种深沉的历史力量的涌动,或某种人类旅程及社会人性内容的侧面,而有的作家却只能传达出有限范围内的敌懦我勇或敌败我胜,甚至是一部小说的全部描写,仅仅表达为某一战役或战斗过程的现象性交待:这样,不仅消解了“历史”,而且也丢弃了应该追求的那种更为纵深的小说涵义。
  但作为战争小说理论,首当其冲应该阐释的,当然是历史 过程中的那种无可避讳的现实性或时代性,以及它们所可能造成的强大冲击与难以阻挡的深远影响——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可能寻找到作为个体审美的小说创造的位置,才可能完整而充分地发挥一个作家的独特眼光之于战争生活(或历史战争生活)的审察与洞观的自主作用。
  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序幕,是战时文化的照耀下拉开的,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总结所倡引的文艺精神,则是这种特点的战时文化的思想结晶及审美体现。战时文化对于共和国创建以来的战争小说的创作,曾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也留下了深刻而久远的审美精神烙印:它渗透于一批又一批作家的观照眼光之中,也沉积于一批又一批战争小说的思情构造之中。直到今天,战时文化的强大惯力依然发生着它的作用。当代战争小说之所以会留下如此一致的审美构造模式,而作家之所以会造成观照眼光的某种雷同化或公式化倾向,那是与这种特定的体现了当时社会政治(如抗战)需要的战时文化氛围分不开的。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一个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作为了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作为文化事业的文学领域,也就必然地产生某种变化,以适应新的历史的需要。同时也必然地造就一种新的审视战争生活的眼光,并对历史做出新的更接近真实与更接近艺术的理解。这种可以归结到审美眼光的艺术发展论观点,无疑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与艺术、历史与人的感觉等一系列论述中寻找到有力的根据。至于在新的社会发展潮流中,今天的战争小说创作应该操持一种怎样的新眼光,那便是作家们学习与思考的课题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历史还是原来的历史,战争还是往昔发生过的这些战争,至于战争中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也早已凝定在数不清的史册史料或人的记忆之中了,但观照历史的视角与审察往昔战争的眼光,却随着时代大潮的或慢或快的起伏跌宕而不断变化着、更新着,这就注定了在今天或将来的岁月中,会有一批又一批的新的战争小说的诞生——题材不可能穷尽,作为描写对象的历史也不可能穷尽——不难想象,战争小说必然会提供更多更丰富的寓意发现与精神启示。实际上,这种过程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2.战争小说与现实主义审美精神
  在人类历史的滔滔长河中,战争虽则连绵不断、屡见不鲜,但战争竟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人类生活的“存在状态”。而且就趋势来说,战争总是与文明程度的反衬结伴而行,并总是随着军事经验、军事智慧、军事谋略、军事技术的发展,而日益强化着自身的各种因素(如它的残酷性、变幻性、时空范围等等),这样也就使战争这一非常态生活的特别性,也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得越来越显著。当然,小说是可以虚构的,但战争生活的特别性往往能使虚构的技巧变得相形见细——无论是世界战争小说还是中国战争小说(甚至是中国古代的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之类的小说),大都不是纯粹的“奇思异想”的结果,作家们的心目中总是燃烧着历史上的某一战役或某一战斗的火焰,至少是战争的历史背景或社会文化参照拥有着有据可查的确切性。战争小说的写实性特点,在总体上要显著于其他题材类型的小说(当代中国尤其是如此)。这一概括尽管具有理论界定上的模糊性或偏颇的嫌疑,但它还是可以用来解释现实主义创作模式为什么在源远流长的战争小说领域中显得特别稳固与流行的原因——诚然,这一原因中还包含着:战争不仅与现实中的人相关,而且明显地与历史进程具有直接性的联系。不过,在西方战争小说世界也出现过非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例外,如被称为“黑色幽默”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之类的“战争寓意小说”。但这些作品并没有改变现实主义之于西方战争小说创作的主导性,尽管“现实主义”的含义也随文学史的发展而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在中国当代战争小说领域,占统辖地位的自然是“现实主义”。这样,“现实主义”的问题,也就构成了我们的战争小说创造的重要话题。什么是“现实主义”?至今也没有严格而明确的界定——但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倡导与解释“现实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开始的时候没有阐释清楚,那在它发展之后便更为模糊了。我们也曾经有过不少描述与理解“现实主义”的论作,但最终还是停留在逻辑演绎或抽象的概念游戏的狭谷中。其实,如果我们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文学史 范畴来理解,或当作一种文艺思潮来看待,那问题就会变得具体清晰一些。但我们谈论“现实主义”,往往视之为一种“创作方法”,或当作一种稳固而散漫的文学范畴,并无限地运思于各种理论的或创作的场合。这就极大地增加了这一概念的复 杂性,以至使它越来越摇晃而终于飘荡在文学世界的天空中。特别是加上某些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概念化或简单化倾向,乃至形形色色的极左思潮的影响,“现实主义”理论曾被折磨得面目全非,最后是欲求“现实主义”而不得真正意义的“现实主义”。
  按照现今的理解水准,那“现实主义”是什么呢?它的基本特点不是别的,就是创作的整体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写实性、批判性、典型性格与典型环境,以及那种虽然难以测定但能够在审美接受中获得相应验证的“真实性”。或者就如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莎士比亚化”,以及围绕“莎士比亚化”所做出的一系列涉及到文艺现象或文艺创作的论述。毫无疑问,战争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也不可能例外。但“现实主义”在当代战争小说中的遭遇,与“现实主义”在其他题材内容的小说领域内的遭遇相比较,其“大幸中的不幸”是一样的——“现实主义”不仅被规范划一了,被单一的公式化的理解损害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仅仅被视为一种“创作方法”(譬如“两结合”创作方法中的“现实主义”),这就极大地缩小了“现实主义”所可能驰骋的宽阔审美天地,甚至如《红日》这样的作品也遭到了无情的批判——而原因仅仅是小说描写了敌军指挥员的尽职精神(抵抗或顽抗),以及以特别的方式展现了我方军人的一种胜者状态下的个性……其实,这里所体现的正是充分的现实主义描写,但它被歪曲了的“现实主义”否定了。然而,今天我们再来阅读《红日》,那还会感受到它的这方面的形象描写是一种“罪过”吗?这是不可能的。阅读是如此,创作也是如此。新时期的变化是明明白白的。
  新时期战争小说的变化,是令人瞩目的,而且是呈多样化状态的,但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这样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按照原来的理解,强化或深化了创作过程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所谓“突破禁区”,大约也可算是一种最初的标志),二是从整体上来说,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向“现实主义审美精神”的潜移——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再不当作一种被规范化或被模式化了的“创作方法”来理解了,而是当作一种“审美精神”来领悟与贯穿了。这样,也就解开了创作的束缚,拓开了艺术构造的思路,宽阔了战争小说审美的天地。这种态势在那些以长征、抗战、中越边境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中被体现得更为明显一些,譬如黎汝清的《湘江之役》、乔良的《灵旗》、江奇涛的《马蹄声碎》、赵琪的《苍茫组歌》(以上为“长征题材”)、莫言的《红高粱》、邓友梅的《据点》、高光的《挣扎》(以上为“抗战题材”)、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朱苏进的《欲飞》、《引而不发》、王中才的《最后的壕堑》、雷锋的短篇小说集《死吻》(以上为“中越边境战争题材”)等等。如果与五十、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相比,这些作品的“异样感”是很容易察觉与领受到的。这些作品的艺术传达方式自然是各有千秋,试图更新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但在审美精神方面却拥有一种共通性,即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理解。或者说,这些作品尽管写法不同,有的还具有某种与以往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格格不入的倾向,但它们在战争生活的审视态度方面,却不约而同地体现着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光芒。这些作品似乎都在艺术地利用战争生活的审美可能性,并以此达到“回答今天”或“回答明天”的目的——其中显现出一种与历史、与现实息息相通的创造品格。倘若归结到作为创造主体的小说作家里,“现实主义审美精神”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正视现实的文学态度,一种艺术途径宽阔多样的把握生存世界的观照眼光。
  这些年来的这种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到“现实主义审美精神”的潜移,对于当代战争小说理论的完善与深化,具有重大的意义,至少是给这一独特的领域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就其理论可能性而言,它为阐释战争小说中长期处于混乱状态的某些关系,如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展示了一种开放性的但又不违背艺术创造规律的前景。所谓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本是不可能分割或无法分割的整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譬如从文本的角度或从阅读及接受的角度来判断,彼此的相融性是不言而喻的,即内容就是形式(或形式就是内容)、思想性就是艺术性(或艺术性就是思想性)。就内容与形式而言,形式往往体现为对于某种思情寓意传达的顺应。纯粹的形式是不存在的。而“现实主义审美精神”之于战争小说创作的倡导,恰恰合规律性地理顺了其间的关系——“现实主义审美精神”所强调的,不仅仅是洞察历史的深刻性与观照战争生活的独到性,而且是这种洞察与观照过程中的审美理解或富有艺术目光的把握,这就必然导致传达的顺应问题,并最终涉及作品构造中的诸如氛围、情调、故事、人物,以及时空关系、细节选择之类的形式因素。同时,也因为它是一种“审美精神”,所以也就避免了片面强调“思想性”的弊病——“现实主义审美精神”所倡导的,正是使“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相辅相成或相融相合的一种可靠途径。特别是,“现实主义审美精神”之于战争小说的贯彻,它只是从根本上摆正了生活(战争或与战争相关的生活)与创作的关系,而在传达方式及艺术手段的运用上,却使具体的小说创作获得了选择的自由。这就是变化中的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前景(或前景的一种构成)。
  3.战争小说的寓意构造问题
  我们从莫言的《红高粱》开始——即使是从“现实主义审美精神”的角度来考察,这部小说也远不止于讲了一个与日本鬼子战斗的故事——《红高粱》在一种特别视角的牵引下,它那充满激情的描写还漫溢与延伸到了一些更富有意味或诗思的领域,譬如对于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剖析(张扬或批判),对于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社会人性力量的洞观与揭示,等等。这就涉及到了战争小说的寓意构造问题——理论批评界常说,战争是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其实,战争仅仅是文学的基本描写对象之一,它的“主题”是无比丰富的。我们在前面说到了,战争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显影器皿,人类生存的一切,社会人性内容的一切,历史发展因素的一切,都可能在这个显影器皿中获得暴露,并升腾起种种令人深思的精彩而微妙的启示。因此,这种既包孕邪恶又诞生正义、既释放疯狂又哺育理智的人类厮杀,这种以剑耕耘历史、以血灌溉文明的特别生存状态,在其进人小说时,究竟可能隐含一些什么?可能传达一些什么?它与人类的前景,或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关系如何?这就成为战争小说的极其重要的审美环节了。
  倘若我们以一种宽泛的理解来阐释“故事”的含义,譬如说,“故事就是对一些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叙述”(英国文学评论家爱·摩·福斯特对于“故事”所下的“定义”),那小说就是“故事”或“故事”的变异与深化。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历史上的每一场战争、每一个战役、每一次战斗,都是一些完整而富有逻辑性的“故事”——就中国现代史上的战争事实而言,长征被索尔兹伯里称为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四渡赤水”是长征途中的一个惊险而神奇的“故事”,西路军蒙难是一个残酷而壮烈的“故事”,保卫延安是一个勇敢而充满谋略的“故事”,辽沈战役是一个壮阔而富有“智斗”精神的“故事”,当然,战役之中的锦州攻坚战、塔山阻击战,也是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从中国当代小说(乃至世界小说之林中的众多佳作)的创作状况来看,小说界之所以特别青睐战争题材,除了战争本身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显影器皿”的原因之外,战争的本身过程就是“故事”,也可以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审美原因。诚然,这是一种不无偏颇的叙事美学分析,但其中也可以感悟到,假如我们把小说理解为特定意义上的“故事”,那也就显出了战争生活与小说创造之间所存在着的某种天然的、叙事情节结构上的亲近性。也就是说,战争生活所拥有的那种强烈故事特点,造就了战争小说于叙事意义上的优越性。甚至是,只要作家富有秩序地“记录”了某一战争过程的真实面貌(即“接近”战争生活的原生面貌),也就具备了小说的初级状态(即小说的“故事”),以至于可能对一般读者发生某种吸引力了。不过,在这里必须郑重地说明,小说可以是“故事”,但“故事”不尽然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一切有关战争生活的“故事”,只为战争小说的创造提供了一种审美的前提:对于小说作品来说,它只为文本提供了一种框架,或一种寓意构造的可能性。但无论怎样说,战争的“故事”或战争生活过程中各式各样的“故事”,其审美价值的潜在性是博大的,甚至是无限的——每一个关于战争的“故事”,都可能成为一种人类生活的缩影,或一种人的存在景况的象征,或一种人类前途的隐喻……显而易见,“故事”的寓意必然是丰富多彩的,也必然是拥有各式各样的传达侧面与思情层面,而这些可以被称为小说表现蕴藉的审美内涵交织在一起,也就造就了作品的价值及意义。当然,这需要战争小说创造者的开掘与发现,需要一种俯视历史与现实的博大胸怀,一种充满激情的悟性,一种冷静的由此及彼的把握与发挥——战争小说的寓意构造之于作家的审美创造性,无疑是一种最严峻的挑战,或一种最直接的考验。
  现代战争小说的寓意构造是难以“假设”的:谁也无法确定它的复杂性及可能性,更难以推断它应该是这样或应该是那样。但一般说来,寓意的构造大致由两个基本层面合成:即表面的直接寓意(或描写的表层意义)与深层的非直接寓意(或表现为延伸意义与超越性意义)。很明显,后者的寓意层面决定着一部战争小说的价值走向——凡卓越的战争小说,都把这种深层的非直接性寓意,视作小说创造的终极性审美目标。当然,对于以叙事为主要艺术特征的小说来说,寓意构造中的深展目标绝不是悬在空中的“海市蜃楼”:它是被包含或被体现在小说的表层描写及其直接寓意之中的。小说之所以是小说,而不是玄奥的哲学诉说,那是因为小说是“故事”,是浸润着作家的生命体验的形象建筑,是生动而引人人胜的艺术描写的缘故。
  所谓“表层的直接寓意”,那是造就作品基础价值的一个构造层面。譬如《保卫延安》的全部“故事”或整体描写,相当生动地展示了“延安保卫战”的过程,并以形象的方式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与人民军队的不可战胜。这就是作品的直接寓意,也可以称之为“中心思想”或教科书意义上的所谓“主调”。显然,这一层面的“寓意”或“意义”,具有直接的“寓教”色彩。那么,如《保卫延安》这样的战争小说,是否还拥有深层的寓意呢?或许有,或许没有,或许有但很淡,这不是眼下可以阐释清楚的,但类似于《保卫延安》这样的战争小说,无疑在当代战争小说之林中占据着相当可观的比例。我们再来考察另一寓意构造类型的小说,譬如《高山下的花环》,这部小说同样拥有自己的“表层的直接寓意”,那就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及与此相关的爱国主义品格与英雄主义精神,而小说于特定时代环境中的“轰动一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了这种“寓意”或“意义”的强烈存在——就此而言,《高山下的花环》与《保卫延安》一类的小说,存在着某种不约而同的相近性。但明显的是,《高山下的花环》的寓意构造要更为复杂丰富一些,它还不至于仅仅停留在直接的寓意层面上,因为其中还携带着某些比英雄主义或爱国主义更为深刻的思考(譬如人情人性与人的内心世界的复杂性等)。
  我们已经充分肯定了“表层的直接寓意”的审美价值,但这种肯定自然不能代替与此相关的某些重要课题的思考——其中之一,就是战争小说创造中的功利主义问题(民族功利主义或革命功利主义)。这是一个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问题——我们不难发现,与“功利主义”的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小说的思情构造中所体现的那种“直接寓意”层面。大凡历史上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基本上都体现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阶级与阶级(如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冲突或对抗,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也没有完全过时——这种战争的“现实”一旦进人小说创造的程序,也就产生了作家对于战争的最直接的理解与判断,而这种理解与判断的倾向性,总是拥有某种功利主义的色彩:且不说那些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的战争小说,就是那些现代主义气息浓厚的、以战争作为传达背景的小说之中,同样也存在着一种宽泛意义上的功利主义意识,因为这一类小说也暗示着一种与战争或与人类存在景况相关的寓意指向,譬如在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冯尼古特的《五号屠场》的“荒诞”叙事中,表层寓意的功利主义倾向虽然被淡化了,但在非直接性的深层寓意中,依然透露着一种与生存现实密切相关的目的性(倘若小说的寓意处在“不为什么”的无功利状态,那小说也就不必存在了)。所以我们不必忌讳战争小说中的功利主义问题,这里的关键仅仅在于:我们应该操持怎样的功利主义?应该从何种意义上理解功利主义?而功利主义之于表层寓意与深层寓意的差别是什么?战争的过程,总是逃脱不了人性与阶级性、世界性与国家性、人类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或规范,而小说中的战争描写及描写所导致的表现,也只能置于这样的统一或规范之中——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战争小说不能仅仅滞留在阶级性、国家性或民族性这样的寓意层面上,也不能仅仅满足于这一层面的直接功利主义描写。作为一部卓越的战争小说,艺术地传达被阶级性、国家性或民族性所掩盖下的那种更深层的思情寓意,那种更富有普遍意义的审美价值,那种更可能被不同的阅读群体所接受的、关系到整个人类存在景况的精神启示,便是现代战争小说的美学目标了,也是这一小说家族于深层寓意构造方面的博大功利主义了。
  战争是一座大舞台。作家面对或深人这座舞台时,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感触与体验,其中有近距离的,有远距离的,也有置身其内而亲历战争滋味的。但无论怎样说,战争不仅仅是炮火纷飞、硝烟弥漫,也不仅仅是尸陈遍野、血流成河……战争是一出真正意义上的“杂剧”,台前是厮杀、搏斗、流血与死亡,台后则是政治、经济、“国家利益”、“民族责任”以及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意识形态的对抗。但小说作家所看到或体验到的,还不仅仅是这些,而是那些渗透或潜隐在台前或台后诸种奇异形态中的人的精神行为、人的心理状态、人的思情趋势,以及与此相关的更深层的历史动因和社会文化缘由。战争中虽则充满了种种变幻莫测的偶然因素,但归根结蒂,战争中的一切都可以找到解释的深层原因。譬如,人类为什么要进行不息的战争?战争为什么是政治的继续?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战争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怎样?人道主义在战争中的地位如何?为什么征服战争的发动者最终总是把自己的民族推向毁灭的深渊?……当然,战争小说作家的职责主要不在于哲学地回答问题,而在于艺术形象的建筑,在于机智地审美怀疑及不遗余力地人性追踪。其实,战争不仅仅是战争,或战争小说不仅仅是关于战争的小说的观念,已经被相当数量的小说作家所接受——这对于那种为战争而战争的创作倾向,那种把小说当作图解工具的做法,或者视创作为历史复述手段的非审美理解,自然是一种深刻的反省。
  譬如在周梅森的战争小说中,时有战争是“被炮火驱动的大碾盘”的说法,其实,这是作家对于战争生活的一种理解。周梅森与莫言一类的作家一样,写战争并不仅仅在于战争过程本身的描写,而是更多地注视与沉思着人在战争中的“存在状态”。这种标志着艺术反省趋向的创作景况,不仅在描写抗战或内战的小说中有所体现,同样也渗透在某些以中越边境战争为背景或直接对象的小说中。但我们必须做出这样的区别:具体战争的性质与作家对于战争所体现的深层意蕴的探究,以及战争的功利主义(民族的或革命的)与战争小说在寓意构造方面所贯穿的艺术精神,绝不是可以混为一谈的概念。不过,就现阶段的整体状况而言,中国当代战争小说还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力量及“现成思路”的制约,但大踏步的审美更新或自觉程度的提高,却是一种容易感受到的文学事实。作为战争小说的描写与表现,相应地——同时也生动地体现了生存于特定社会环境及文化精神氛围之中的作家个性的——对于寓意构造意识的觉醒,已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文学现象了。在这里,我们还是应该领悟到,为某种单一的短期目标而描写战争的观点,固然是盲目守旧的文学意识,但“为文学而文学”的“纯文学主义”,也必将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战争小说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中存活与发展着。所以,“实验”的概念,应该获得一种合文学规律的重要位置。我们可以进一步谈论几部已经涉及或尚未提到的作品,如《据点》、《冬天与夏天的区别》(苗长水)、《挣扎》、《灵旗》——《据点》的描写背景是抗日战争,而《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所传达的则是解放战争中的“军民感情”,这两部小说都着力于战争生活的真实面貌的“接近”,但在社会人性的复杂性与微妙性的开掘方面,结合着战争生活的特定环境而做出了颇有成效的实验,从实践上出新了同类题材小说的寓意构造。另两部小说——《挣扎》的描写背景也是抗日战争,而《灵旗》所涉足的则是长征中的“故事”:《挣扎》写到了战争所造就的灾难(双方的死亡),那是一种警喻式的共同毁灭的场面,一种人在战场中的命运凸现;《灵旗》的整体音乐则是杀戮与死亡,即那种流血的旋律的残酷弥漫。《挣扎》的艺术传达,富有明晰而写实的象征性,而《灵旗》则在迷宫般的小心谨慎中。显现了一种描写与表现的含蓄隐晦的特点,其中有表层的意在把历史的原生面貌展示给人看的控诉,也有深层的对于历史、对于社会文化、对于战争这个疯狂怪物的思索。毫无疑问,这些小说并不排斥表层寓意中的功利主义,并坚守了客观可靠的审美倾向性,但在深层寓意的揭示或形成方面,又采取了一种富有人类意识或人类文明责任感的超越姿势,并触及到了一些以往的战争小说并没有或根本没有抚摸过的思情意蕴与人文精神内涵。可以肯定,尽管这些小说还很难成为战争文学的传世之作,但它们的寓意构造,却体现了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一种趋势——还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日益自觉的寓意构造意识,一旦与“现实主义审美精神”,即与深刻地卷人战争现实与人类生存现实的文学观照态度结合在一起,便坚实地构成了中国当代战争小说创作理论的“中流砥柱”。
  4.英雄主义描写与“反战”……
  在战争小说的审美理论与创作实践领域中,英雄主义描写与所谓的“反战”问题,是两个互相牵连的问题,也是两个敏感的难于阐释清楚的问题。其中的原因,除了意识形态的差别之外,理解层面的不同,判断角度的不同,都可能使概念及概念的延伸陷人混乱的境地。对于战争文学来说,这无疑是两个“小题目”,但鉴于中国的“国情”,也因了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具体发展状态的缘故,“小题大作”也就显得很必要了。
  从战争的精神角度理解,世界上的任何军队都将倡导“英雄主义精神”。甚至可以说,“英雄主义精神”与军队具有一种血亲般的天然联系,否则、军队将不成其为军队。譬如,美军1986年版的《作战纲要》强调,领导艺术以及部队的凝聚力、士气、技能与勇敢精神,是赢得战争的主要条件。原联邦德国的作战条令指出,“人是战争的重要因素,在技术进步方面,人也具有决定性意义。”日军认为,“有了新式武器而精神力量薄弱,等于把火箭交给稻草人”,“只有使现代化的武器与士气高昂的人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战斗力。”这些不同的说法,其实都在强调军队的精神因素之于战争的决定性作用,而“英雄主义精神”则是军队的精神因素的重要构成:军队与军队的性质虽则不一样,但在强调英雄主义的精神因素方面则是一样的(倘若存在一些不同,那也仅仅是措辞上的不同)。而真正的不同,则在于因为军队性质的巨大差别所导致的对于人的精神因素(士气)的理解与把握上的不同。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这里的关键是:应该提倡怎样的英雄主义,以及把英雄主义置于怎样的基础之上,直至真正领略英雄主义的出发点与归宿点。英雄主义不是一种抽象空洞的概括,它的价值决定于它的具体性及实践操作过程。若要阐释战争文学(或战争小说)中的英雄主义描写问题,这大约是一种最基本的理解前提。
  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一贯注重英雄主义的描写,并在寓意构造方面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特别在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十七年中,我们的战争小说(譬如前面涉及的那些长篇小说)没有一部不是描写英雄主义与歌颂英雄主义的——这种情状是好还是不好,我们暂且不论(暂且不论不等于是贬义)。但发展到以“三突出”方式“沤歌”英雄主义的地步,也就是对于文学创造规律的反动了,或者说是亵读了本是神圣的英雄主义描写了。所以,我们在倡导英雄主义时,还应该使英雄主义的描写获得一种可靠的切合生活实际的审美理解。在以往的战争个说中,英雄主义的描写曾被涂上了一种神化的彩晕,也曾被单一片面的艺术观点所笼罩所歪曲,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排斥英雄主义的描写。从某种意义上说,英雄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是一个哲学的范畴;英雄主义的丰富性,同样决定了它可以成为一个被借用的文学范畴。更何况,无论历史还是现实,英雄主义一直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旋律(即使是在某些“反英雄主义”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同样可以倾听到另一种意义上的英雄主义的声音)。
  可以这样说,倡导英雄主义的描写是一回事,怎样艺术地进入英雄主义的表现(即审美的传达),则是另一回事。两者既有联系,又存在着审美质地上的差别。这是寓意构造上的两个不同层面。按照我们的看法,在战争小说的审美程序中,英雄主义只是作为直接对象进人作品的;或者说,英雄主义的描写可以是一种途径,一种来自战争生活的原生传达内容,但它还不可能是小说审美的终极目标:英雄主义的描写最终是由艺术的表现完成的。事实上,在具体的战争过程中,英雄主义也不构成战争的目的。更不用说是审美的小说创造领域了。所以说,任何唯英雄主义的观点,以及那种为英雄主义而英雄主义的思路,都是偏狭的,不完整的,是一种忘却了审美目标的“顾此失彼”。作为一种战时激情,或一种战场行为,或一种义无反顾的品格,或一种顽强搏斗的献身精神,或一种敢于胜利的信念与旋律,英雄主义之中自然沉积着丰富深厚的思情意蕴。英雄主义决不是纯粹的生理行为,而是一种扎根于无比幽深厚实的历史土壤中的人的伟大精神侧面的飞扬;英雄主义可以包含“冲动”,但又不仅仅是一时的或偶然的“冲动”——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涵中,跃动着种种社会文化内容的涟漪及折光,以至于中国军人的英雄主义精神之中,还包含着某种富有传统光芒的特色(如《高山下的花环》中的“忧国”)。在英雄主义的描写与表现方面,并无既定的格局或划一的模式;因了英雄主义是一种思情或一种人的精神行为的缘故,所以它可能是高亢的,也可能是苍凉的;它可能是壮烈的,也可能是默默无闻的;它可能是杰出的,也可能是平凡的;它可能是辉煌的,也可能是因为灵魂的卑微而遮掩了它的闪光。英雄主义可以是一种叙述的情调,或一种描写的氛围,或一种结构的节奏,或一种弥漫着的韵律。它可能经由顽强坚韧而获得体现,它也可能从畏缩或恐惧中产生而终于实现升华。英雄主义可以是复杂的个性,也可以是鲜亮的人物——当我们对战争小说中的英雄主义产生了足够的认识或深刻的理解之后,那诸如“非神化”、“英雄也是人”以及“如何塑造英雄人物”之类的问题,也就显得很肤浅了。
  现在来探讨所谓的“反战”问题。
  这个问题的现实性及理论作用在于:一是它客观而又模糊地存在于战争文学(如小说、诗、电影文学)的创作与理论的某种观念之中,二是与英雄主义描写的理解相关——既然是全面地厌恶战争、反对战争,那对英雄主义的精神价值,也就必然地滋生出某种动摇与怀疑。但在实际上,不仅是不可避免的战争需要英雄主义,就是在如此现实的人类生存环境中,也同样需要英雄主义。这是我们探讨任何问题的重要依据——我们不能天真地浸泡在与现实隔绝的逻辑演绎之中;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无视历史发展过程的真实性,当然也不能无视今天或明天的“存在”:不管是英雄主义问题。还是“反战”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上,自有其“反战”的一面,但更有其对具体战争作具体分析(或历史分析)的一面。因为“反战”的说法,作为具体的社会行为或政治行为,当然有它的实效性或真理性(如美国曾经发生过的“反对越战”之类的游行示威)。但“反战”作为一种理论,便显得幼稚简单了。特别是那种笼统的“反战”理论:不是虚假的乌托邦,也是不顾历史事实及现实进程的杜撰,因为在历史与现实中,还无法也不可能印证,战争是因为一种理论或一种说法或一种口号而突然停止或不再发生的。战争的必然性与战争的自身规律,总是表现为战争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可以认为是政治的一种继续。战争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历史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进步力量所作的种种努力,只不过是延长战争与战争之间的空隙。历史的事实就是如此。
  历史的事实还告诉我们,人类既有反对发动战争的一面,也有拥护进行战争的一面:因为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而指出这种区别,并不与我们所理解的战争本体探索相冲突。何况凡战争小说的艺术质量的高低优劣,也并不取决于小说创造者是否操持“反战”的观点。“反战”的观点因了它的虚幻性及具体分析的贫乏,很难成为战争小说的一种观点,或一种覆盖战争生活的理解方式。我们在前面说过了,我们的战争小说的描写,基本上是一种“回忆性”的艺术传达(世界战争小说基本上亦如此)——不管你是否“反战”,战争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已经成为审美的对象。这里的关键,依然是我们可能发现一些什么,或可能提供一些怎样的启迪情智的精神意蕴。纵然是我们最后谴责了战争,并揭示了战争的残酷以及战争对人性的扭曲,或提醒了人们战争所可能产生的恶果,但我们依然不可能谴责或诅咒一切,因为艺术创造的良心总是驱使我们肯定正义善良,而否定邪恶残暴,于是,笼统的“反战”观点依然无法宠罩小说艺术对于战争生活的描写与表现。厌恶战争无疑是体现了人类理智的美好愿望,但当战争降临到人类生活的上空时,那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以战争抵抗战争、以战争制止战争。这是极其浅显的逻辑,而我们的战争小说(或世界的战争小说)所展现的,也大都是这样一种图景。诚然,现代西方小说中不乏对于战争生活的厌倦性描写,甚至是嘲弄战争、讽喻战争、视战争为罪恶的象征,并把战争中的人性、人道主义当作一种愿望或理想而加以传达与表现……毫无疑问,这与西方世界的人文精神及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也与他们的审美理想密切相关,但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这仅仅是作家们对于已经发生过的战争的一种理解与发现,而不是纯粹的所谓“反战”观点操纵的结果,以至于可以说,这些作品大都与所谓的“反战”主题无关,而这些作品的创造者也无意于以简单的“反战”观点来统辖自己的审美可能性。所以,那种笼统地以为“反战”观点就是“现代意识”,并在战争小说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的看法,不能不是一种对于战争生活的简单理解,或一种对于西方战争小说的片面肤浅的感受与判断,或干脆是一种误解。
  说到底,这里的全部看法便是:“反战”不能成为战争小说创造的一种倡导,因为这种观点不利于当代战争小说的繁荣及深化,特别是不利于全方位地理解战争生活的丰富性与审美方面的可能性。它只能狭隘我们的目光,混乱我们的思路,从而使我们步人一个难于深刻地卷人战争现实与人类生存现实的小胡同。
  中国的当代战争小说应该走向成熟了。这当然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但在今天,我们还是要说,中国的战争小说正在走向成熟——仅仅是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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