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意到，尽管不再有八十年代几度的文学轰动，也尽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出现了美丽的和不美丽的文学混乱，九十年代的zhongguo文学，仍然形成了一道引人瞩目的风景线。
　　一系列的“新ｘｘ”、“后ｘｘ”的构词法，只能表明对“时段进化”的膜拜，未必是对文学的价值规范的依恃。真正的文学发展并非线性的“向前”，而是“向上”的提升。我们自然不可忽略时间的刻度，同时更看重精神的高度。
　　若是略加梳理，那么，九十年代zhongguo文学的风景线上有如下十大景点。这些景点的意义不在于结论的推演而在于问题的提出，从而使文学运行于对生存／生命、思维／写作的永恒追问过程中。
　　这十大景点也成了十个热门话题：
　　（一）共享空间的形成。在九十年代的zhongguo汉语（文化、文学和语言）语境中，冲突和矛盾依然存在于传统和现（后现）代观念之间、本土和外来文化之间、精英和大众之间、先锋和保守之间。文学实践促使人们以新的文化认同避免和处理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而转换为对官方的、精英的和大众的文学所构成的“共享空间”的确认。以“五个一工程”为标志的官方文学，高奏主旋律，出现了一批反映重大题材、传达时代精神的作品；精英文学作为严肃作者长期积累、由血到墨的成果，有《白鹿原》（陈忠实）、《长恨歌》（王安忆）、《曾国藩》（唐浩明）、《雍正皇帝》（二月河）、《命运之书》（昌耀）等novelxiaoshuo和诗歌；大众文学以通俗的形式写世俗的凡事，但其过速增长的数量与循序渐进的质量尚不成比例。港台地区的通俗作品风行zhongguo大陆。权威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香港作家梁凤仪的商界novelxiaoshuo二十三种，总印数高达二百万册；知名的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taiwan青年作家席绢的“豆寇novelxiaoshuo”十六部，发行量也在一百万册以上。大众文学满足着休闲消遣的时尚，其走俏走红的背后有较多非文学因素。不过，官方的、精英的和大众的话语在文学中已多元并置，有序与无序杂陈，以互补的方式充填着人们精神生活多种需求的空间。
　　（二）都市文学的兴起。zhongguo的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而现代化建设则是“城市领导农村”。文学的发展，最深刻的根源是在zhongguo人民的历史创造活动之中。九十年代城市经济持续发展和深化改革中的艰难，为都市文学的勃兴提供了契机。深圳的《特区文学》和上海的《上海文学》开辟了以“新都市（市民）文学”为标榜的专栏、专辑，zhongguo作家协会管辖的作家出版社，近年推出了《城市战车》、《晚安，北京》、《拒绝浪漫》、《找不着北》、《在男人背上舞蹈》、《西厢纪事》等“都市系列”。其实，并不冠以“都市”的一批作品，如《大厂》（谈歌）、《掘金时代》（张欣）、《手上的星光》（邱华栋），也都触及了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作家们以城市人的身分感受城市、理解城市、表现城市，分享着改革和现代化的困惑。一方面描绘城市人的精明、智慧和力量，一方面凸显人们在商品、金钱、欲望、丑恶裹挟下的妥协和挣扎，寻找在文明被撕成碎片时人的价值与操守。但当今的都市文学尚处于“青春期”，对“城市与人”这一深长的主题还有待于开掘。
　　（三）女性文学的潮流。文学中的女性话题和女性策略以其无可忽略的态势，对九十年代zhongguo文学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徐小斌的《双鱼星座》等作品引发了不少争议，但女作家自认是“化血泪为歌吟”的写作，是各自找到了女性和世界对话的方式。全国性的zhongguo当代文学研究会对女性文学思潮相当关注，专门设立了女性文学委员会，在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间，分别以一女性文学的性质及其在zhongguo当代文坛的地位”、“当代女性文学的本体特征”和“九十年代女性文学思潮特征与流向”为主题，举行了三届热烈的学术研讨会。女性文学专家、学者和女作家从不同的角度，就“女性意识和超性别意识”、“性别／位置／角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属性”、“女人语言”、“女性文学的价值目标”、“女性文学与人类精神命运”等问题进行了观点相异又互补的争鸣。而《红罂粟丛书》、《红辣椒丛书》、《金蜘蛛丛书》、《莱曼女性文化书系》的出版，对九十年代zhongguo女性文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个人化写作”的挑战。也许经历了太多分外苍白的“大我演说”，也许经历了太多的“个性服从共性”、“少数服从多数”，一批作家作品破镜而出，专注于个人体验，或由“个我”的遭遇折射荒唐的历史阶段，如《在细雨中呼唤》（余华）、《１９６６－一我的红卫兵时代》（吴文光）等；或在人脉网络上凸现独来独往的不羁之“我”，如《白夜》（贾平凹）等；或纯粹从个体角度书写私人生活、私人情感，如一些被称作“私novelxiaoshuo”、“私散文”的作品。拒绝精神上的流俗，拒绝不自知间的遗忘，“个人化写作”体现了新的时代新的情绪对文学内在品质、个性溶剂与隐秘经验的正视和宽容。但如若一味“自言自语”，并陷人“自我设计”之障，未必不是破镜之后的又一次碎镜，达不到黑格尔老人所言“真正的自由的个性”。
　　（五）反省与调整“先锋文学”。进人九十年代，当人们回望八十年代曾几度“喧哗与躁动”的先锋文学，反思其何以越来越缩进少数作家和批评家的“圈子”，实验者热衷而接受者冷淡，对过于超前的“先锋文学”进行新的一轮的艺术反拨已属必然。省视“先锋文学”生动和萎缩的过去，其间曾经追求过的合理的艺术理想及异质元素仍得以延伸，在新的创作中被吸纳进来。对“先锋文学”的调整呈现了三种取向：一是坚持走“精神圣地”之路，如张承志的《心灵史》、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仿”与“无仿”的问题暂且搁置）等，既有对传统文化新的叩问、追索或怀疑，也有对novelxiaoshuo形态的借鉴与探寻；二是在现实zhuyi基础上“融合”现代zhuyi的诸多因素，以“人文”特质的强化寻找现阶段文学与现时代精神的关联，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等；三是由“先锋”向“世俗”靠拢，一些曾在艺术实验上颇为“新潮”的作家，推出了直面世俗、明白晓畅的新作，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格非的《半夜鸡叫》、苏童的《天使的粮食》、洪峰的《起义者》。蒋子丹的《左手》等等。zhongguo当代作家已越发聪明起来，不再为“先锋”而“先锋”，而是在真正的文学意义上把视点投在当代，继续探索新的文学的可能性，继续以敢为天下先的良知和责任把握先锋精神——这就和那种太过沉迷于“边缘性”的创作区别了开来。
　　（六）现实zhuyi的新变。现实zhuyi近年来在zhongguo大陆出现了新浪潮。写反腐倡廉的《苍天在上》（陆天明），写乡镇改革的《分享艰难》（刘醒龙），写军人命运的《我是太<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太<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阳》（邓一光），写农村悲情的《穷人》（何申），写女工际遇的《学习微笑》（李佩甫）等等直接关注民疾国是、表现社会生活主潮的作品，引起读者的共鸣。但如今的现实zhuyi已不粘滞于实写时事，而走向了发展、开放、多元，出现了“生存现实zhuyi”。“体验现实zhuyi”、“心理现实zhuyi”、“现代现实zhuyi”等说法。切人点也日见多样：有以文化为视角的，如王蒙的《恋爱的季节》、刘心武的《栖凤楼》；有以家族为视角的，如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李锐的《旧址》、张炜的《家族》；有以个体融入“土地、家园、人民”为视角的，如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等等。传统的现实zhuyi在揭露社会、历史、现实生活的矛盾时，擅长以论证法做出明确的是非判断；如今的写实作家的志趣并不在论证完美或不完美，而把问题作为背景，目光投注到人生百态、世间悲喜。传统的现实zhuyi（如五六十年代）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是“高大完美的好人”和“五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俱全的坏人”两两对峙；如今的现实zhuyi写“人”时已不再脸谱化。单一化，而更切合各种各样的人“原生态”丰富复杂的精神风貌。
　　（七）三代同堂的“散文热”。悠久的散文传统在九十年代有大幅度的兴盛。尽管有“快餐散文”在诸多“副刊”、“小报”上泛滥，严肃的散文家们以品味纯正的创作坚守一方净土，每年约有二百多种散文集出版。散文成了老、中、新三代作者生命的律动，心灵的裸呈，魂魄的栖所，精神的家园。内化的主体人格由里向外自然“倾吐”，使之既贴近现实也贴近心灵。几位老人竟成了散文界的“崛起者”。张中行的《奇人奇迹》、金克木的《文化猎疑》、季羡林的《怀念西府海棠》。萧乾的《天体》等，人生和学识的蕴积化为笔底波澜，那老一代知识者拒绝媚俗的情志，那愈老而思维愈为不拘的洒脱，足以令后辈作者心折。中生代散文家为追求散文的品位而挣扎苦斗，如周涛的《守望狭谷》、《岁月的墙》，张承志的《杭盖怀李陵》，史铁生的《我和地坛》，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楼肇明的《第十三位使徒》，赵园的《独语》，斯好的《心灵形式》等等，均以灵动的悟性和智慧自成一格。六十年代出生的散文作者通常被称作“晚生代”。他们力图进一步打破古典的和近代的散文把握世界与自我的方式，在新一轮中西文化的融合中催动散文文体的发展衍化。在他们那些自由自在、任意发挥的篇什里，救赎的道路似乎遥不可及，却也留有飘然而过的梦游者的长长倒影，从某个侧面写出这个时代的种种文化困境。而由想象和梦幻构成的可能性存在，也穿过生活的裂缝构筑了一座青春气息的“呼啸山庄”。
　　（八）狭谷守望的诗神。诗歌被评论界视为“滑入低谷”，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九十年代以来每年平均出版诗集达五百余种，一年七八万首的诗作超过“全唐诗”的总量。众多诗人规避八十年代的浮躁和对“轰动效应”的热衷，转向相对深沉和冷静的发展阶段，以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的姿态、更加个人化的写作方式走向诗美。《后朦胧诗全集》（四川版）、《坚守现在诗系》（北京版）、《zhongguo诗歌年鉴》是并不完整的检阅。令人注目的是诗歌史研究和诗学理论建设取得公认的实绩，诗学明显走在novelxiaoshuo学、散文学的前面，并给予后者影响性的启迪。
　　（九）母语思维与写作。１９９２年以来在zhongguo文化界开展的又一次重大文化反思中，对汉语的优越性和汉字的特性问题进行了重新评价和研讨。要不要以“现代”、“科技”、“简化”。“电脑”、“接轨”等理由，灭去数千年沿用的母语，另找一种新的语言，或将汉字过继到西方拼音语系的大家庭？许多学者提出，这是比换国旗更涉及民族文化命脉的大事，是换文化。换心灵、换民族性的大问题。zhongguo唯一的诗歌理论辑刊《诗探索》特意开辟了“‘字思维’与zhongguo现代诗学”专栏，连续发表争鸣文章。关于母语思维所涉及的问题有：汉字的结构与语言特质的关系；汉语言文字和文思诗意本源的关系；“亚文字图示”的构成法则；zhongguo人的字信仰和诗性思维；汉语的模糊学和整体观对文学创作的意义，等等。由此也引发了文艺理论研究中对于古典文论的转化的争鸣，引发了创作思维对于“中华性”、“现代汉诗空间”的实践。有论者认为，关于母语思维与写作的讨论，“将是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槛前一次可能扭转今后中华文化乾坤的大讨论。”（郑敏教授语）
　　（十）姗姗来迟的文学批评。zhongguo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往往落后于创作，也曾一度以“他者言说”淹没了“己者言说”，批评家用别人的、甚至西洋人的头脑去思考眼皮底下的问题。所幸在九十年代对学术自由的重新强调并提供了多抒己见的文化环境，文化的和学术的批评再次在zhongguo文坛上活跃起来。本着各说各的、言之成理的原则，近几年来产生影响的文学争鸣有：关于人文精神；关于市场经济下的文学发展；关于精神文明与文艺的消闲性；关于理想zhuyi和理性zhuyi；关于二十世纪的文学回顾；关于当代zhongguo作家的精神资源；关于知识分子和新文化传统和当代立场；关于文学的后现代zhuyi和后殖民zhuyi……上述争鸣和文学评论，逐渐地跳脱中／西、古／今、自我／他者的对立模式，在世纪之交的文化视界中，以理性精神为立足点，寻找自己的“话语”，寻求沟通的“对话”，寻觅文化关切和多元互补的批评境界，在“重建精神家园”的方向、方式上显露了积极可行的态势。
　　上述的十个景点非属列柱式的并立，而是交叉、重叠、互渗着展现。zhongguo九十年代文学也因之而依然充溢着创造的激情。尽管有种种颠倒善恶、混淆美丑、欲望冒险、庸俗无聊。空虚苍白的文学垃圾俯拾皆是，但文学主潮保持着不断向前方追求的动态性。文学可供人消费消闲，但更与责任、与承诺相关联。萧乾在评论至今健在的冰心老人时说：“知识分子不只是埋头搞自己业务的人，还应该是一个gguuoojiia、一个民族的良心。”散文家余秋雨如此描绘zhongguo作家的当下心态：“我们是一场漫长交战的遗留物，我们一生下来就不是孩子，真的。我们要推车，双手经络不畅。我们要爬山，两腿踉跄蹒跚。我们有权利在古战场的废墟上寻找和选择，却不能冒充一个天外来客般的无邪赤子，伪造出一种什么都不必承担的轻松和活泼。”（《文明的碎片·题叙》）可以这样确认：迎向新世纪的zhongguo作家，将继续无愧无悔的文学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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