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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張愛玲與文學史/楊佳嫻
張愛玲與文學史/楊佳嫻夜晚 [个人专辑] 邮件　留言　消息　短讯你对本文的看法: 赞成反对【小說家與我……】張愛玲與文學史(一) 一、重讀˙召喚˙顯影在倉促的時代中透視「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以為「蒼涼」才是文明的真貌，而這「惘惘的威脅」又不斷地通過荒毀情境和細瑣美學而顯現－－張愛玲於大時代預告世紀末，和五四以來的啟蒙之光大唱黑暗的反調，真在世紀末掀起熱潮，成為時代的註腳。事實上，張愛玲在香港與台灣流行已久，大陸在八十年代後也開始討論張，隨著開放改革，出版，閱讀和評論並進，「重新發現張愛玲」自然滲透到了創作，影響所及，中生代一批作家早被點名為張派，或有排拒，或表榮幸，而論評者指證歷歷，彷彿張愛玲的魂魄處處留下蹤跡，小說家們不論學步還是抵抗，都還是在「重寫張愛玲」，儘管招式各異﹔張派系譜遍及兩岸三地，在zhengzhi上仍曖昧難判的此刻，文學史的想像版圖竟早一步成形。　　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去世，隔年和二○○○年分別在台北和香港兩地舉辦了國際學術研討，台北方面由媒體籌辦，香港則是大學籌辦，正顯示了張愛玲在文化與教育上的影響力。而兩方研討會所著重的面向有同有異，相較之下，香港的會議更突出「張愛玲與香港性」，張愛玲所經歷的香港和香港所認識的張愛玲，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下，成為彼此創發與回顧的契機。彼時回歸已有數年，香港像是終於「回返」成為巨大中國的一部份，但殖民歷史所帶來的歧異，又使其格格不入，在歸途上顛躓前行，如一句時代的齲齬。而這種處境，不正和周蕾談張愛玲時所說，「……我們所遇到的整個世界，其實也只是一件細節，是從一個假設的『整體』脫落下來的一部份」（周蕾219），遙相呼應？　　在香港會議的論文集《再讀張愛玲》序言中，編者劉紹銘表示七八十年代之交，台灣文學獎的作品「非張即土」，張腔和鄉土寫實成為兩大潮流，時至今日，鄉土熱延燒不輟，還帶著些許懷舊氣味，而張愛玲則成為頹廢美學的表徵，兩者曾在七十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交手」（註1）（楊澤編470），「鄉土」的意義迭經變化，張愛玲也從最早以反共文學作家之名被介紹進來，到現下變成蒼涼、參差、末世紀美學的祖師奶奶。而在香港，張愛玲則似乎發揮了另外的作用，她曾見證了香港的孤島時期，她的小說是香港－上海的「雙城記」，今日我們在香港乘坐電車感覺那古老氛圍，「懷舊之物」，記憶的活生生的廢墟，難道不會想起張愛玲〈封鎖〉中那切斷了的時空？目前香港充溢著懷舊風，「舊香港」和「老上海」是否更接近，更使人思念張愛玲的傾城傳奇？張愛玲不只是文學史上某種風格的標誌，同時也是懷舊的象徵﹔港台同披張派遺澤，但歷史各有淵源，所懷之舊大殊其趣。作為時代的隱喻，「張愛玲」這一文化符碼如何被應用在這兩處「孤島」而成就了不同的景觀，可見一斑。更富意味的，是香港電影界改編拍攝《傾城之戀》、《半生緣》、《紅玫瑰與白玫瑰》等，此次會議中，尤以許鞍華導演的前兩者為討論焦點。許鞍華本為香港八十年代「新浪潮」電影主將，論者稱其「藉著對香港處境的探討建立起香港電影的本土意識」（劉紹銘編95）。論者或詳細比較張愛玲自己對作品的改寫，以及電影對文學的改寫，或以香港的社會變遷與「回歸」日程為參照。從五十年代的《十八春》到六十年代的《半生緣》，「光明的尾巴」被剪掉了，熱血奔赴社會主義理想的場景轉為出國留學逃避現實，小說的歷史感遂消褪不少﹔從文學的《半生緣》到電影的《半生緣》，則是「歷史的再消褪」，強化了張原本就和歷史大敘事脫節的傾向。而《傾城之戀》以香港為主要背景，戰爭中的「封鎖」成就一段情緣，許鞍華改編此篇小說，被列為「懷舊電影」，因為「可能將會失去，因而特別珍視香港的『香港回憶』」（焦雄屏編33），看電影內竭力重現香港四十年代風貌，可為佐證。張愛玲與歷史的詮釋相扣，更有如浮動zhengzhi的一則借喻，昔日「寫給上海人看的香港傳奇」，經過電影挪用，竟成為今日香港人追索記憶的中介，論者謂此為從「她者凝視」轉向「自我探尋」的過程﹔香港回歸五年，「認祖歸宗」仍有些力不從心（或心不從力？），張愛玲筆下的殖民都會與文化奇觀，畢竟提供了喘息、緬懷和賦義的根據。召喚張愛玲，顯影香港今昔，改編電影中歷史感的後退，或許正應驗了「香港，本是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歷史，不屬於我們」（註2）的知識份子憂懷？會議安排「張愛玲與我……」的「表白時間」，算是落實了學界塵囂甚上的「張派」說。後來的書寫者通過召喚張愛玲，「重複，迴旋與衍生」（王德威語），使自己所處的時代顯影，更可能是在歷史上找到一個刻骨銘心的鏡像，將作為「女作家」的張愛玲戲劇化，乃於論述中有「她刻意排除她生命中的男人，除了她自己，母親、祖母、姑姑、炎櫻都是她的愛戀所繫，她在這生命的回溯中，顯示生命猶如天體循環，是圓形的、滋長的、回歸自己，也回歸自己的血緣」（周芬伶148）的激情出演。早有論者分析「張愛玲傳奇」與「魯迅神話」的不同處，正是在張的讀者更多是出於個人的「迷戀」（obsession）意緒，進而形成一種難以化脫的情結（陳麗芬157），愛深而責切者如唐文標、王拓，斥其勢利沉墮者如黃碧雲，「為張愛玲叫屈」者如蔣芸甚至痛斥胡蘭成，或如朱天文談及見文學獎上自己名字與其並列而哽咽失語。後輩的兩極反應，正顯示張愛玲魂魄纏人，如孽如戀。（註1）請參見楊照：〈透過張愛玲看人間：七十、八十年代之交台灣小說的浪漫轉向〉，收入楊澤編：《閱讀張愛玲》，台北：麥田，1999，頁467-484。楊照認為，由於唐文標的關係，將張愛玲這樣一個與台灣無甚淵源的作家捲入七十年代「文學與社會的關係」論爭，扮演一個「對照組」。亦可見《再讀張愛玲》中鄭樹森文。（註2）請參見陳國球：〈感傷的教育－－香港，現代文學，和我〉，《聯合文學》第13卷第9期，頁43-46。這一期雜誌中製作了「回歸？回憶？－－香港的昨日與明天」專輯，另外還刊有王宏志〈歷史˙國籍˙回歸〉和陳清僑〈過渡情荒〉二文。 ------ 【參考書目】劉紹銘、梁秉鈞、許子東編：《再讀張愛玲》。香港：牛津，2002。周蕾。《婦女與中國現代性》。台北：麥田，1995。楊澤編。《閱讀張愛玲》。台北：麥田，1999。焦雄屏編。《新亞洲電影面面觀》。台北：遠流，1991。周芬伶。《艷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台北：元尊文化，1999。陳麗芬。《現代文學與文化想像》。台北：書林，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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