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海拾贝-[張愛玲與反張愛玲/楊佳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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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張愛玲與反張愛玲/楊佳嫻
【小說家與我……】張愛玲與反張愛玲　楊佳嫻　　研究所課堂上談「張愛玲熱」，每個人都有許多意見。一位頗有文學夙慧的學姊說，她是國中時代看的﹔另一位好談台灣國族問題的學長表示，有誰是像他這樣，三十幾歲才開始讀張愛玲呢？還有人從根本質疑，說這「張愛玲熱」，到底是哪些人染了熱病？會不會是學院內的迴聲，把它誇大了呢？對我來說，張愛玲，或者紅樓夢，因為讀得熟了，現在都是吃便當時候拿來佐餐用的，讀幾乎要成為反射的熟悉之物，才不影響消化。記得我跟楊牧提過這樣的「用餐習慣」，他說，這豈不是跟白先勇一樣了？白對於紅樓夢第幾回有什麼可是清清楚楚，隨問隨答，我從前雖然跟戀人玩過紅樓回目接龍的無聊遊戲，也還沒有這個自信。　　據說，喜愛都市、習慣都市生活的人，會比較喜歡張愛玲小說。張愛玲從七十年代到現在，熱了三十年，彼時的上海、香港，和此刻的台北，或許真因為都會的氛圍而更接近。京派在台灣不曾生根風行，而海派顯得比較吃香，好比王安憶吧，即使她個人否定了「張派」「海派」之類的稱號，但她筆下的上海（她也寫香港），在台灣讀者（台北讀者？）這裡似乎還頗吃得開﹔新的文學出版社各起爐灶之際，王安憶這家也有，那家也出，除了使人揣度她和台灣出版人交好的廣度外，沒有市場，很難這樣「傾銷」。作為「上海書寫」的淵源之一，不知道張愛玲會不會也面臨著，如朱天心寫「古都」台北，而有人反應「我從小生長的台北和她的怎麼像是兩個城市」－－畢竟，每個台北人有自己的台北，每個上海人，或許也有自己的上海﹔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城市的獨立性格，其實仍未被抹滅﹔奇妙的是，透過文學，不同城市的人也可能有類似的感通。　　張愛玲的名號在學院內塵囂甚上，各種傳記，論述和改寫，在她死後七年仍然不斷出版，一時之間，彷彿人人都讀張愛玲﹔「張派」說一出，活躍的中生代女作家除了李昂、平路，幾乎被網羅殆盡，又似乎文壇處處張愛玲了。然而，魯迅當年有「離騷與反離騷」之辨，騷體成了一種書寫傳統，包括體裁和精神，憂患的文人們盡可以發牢騷，西漢就已經有揚雄跑出來說人應當聽天由命，發太多牢騷是會擾亂社會的－－焦點雖在離騷，實際上卻是為了自己的不得志講話，或者為zhengzhi鞏固起見背書﹔當前也有「張愛玲與反張愛玲」，張愛玲早成了「祖師奶奶」，有作家為她激情站台，也有避張如避火者，甚至有為之寫了厚厚書冊卻要特意表明「我不是張派作家」等等。這名行蹤神秘的女作家所帶來的焦慮，不只出現在作家身上，也出現在評論家身上﹔張愛玲與台灣文學史的書寫是一種緊張的關係，如何解釋台灣「張愛玲熱」也成為燙手的議題，甚有主張這是因為她可以滿足「想像中國」之慾望，也就是一種「失落了中國」之後，對中國的「意淫」－－這其中或明或隱地牽涉到國族認同，且張委實也太忙碌了點，同時要滿足對香港 / 上海 / 中國的想像。比較起來，張愛玲在香港的文學文化表現 / 論述中沒有太大阻礙地，就成為闡釋 / 隱喻現實的媒介，在台灣，從七十年代將這樣一個與台灣無甚淵源的作家捲入「文學與社會的關係」論爭，扮演一個「對照組」，到上個月某個（激情的）學術場合中，仍有人質問陳芳明將以何種方式把她寫入台灣文學史－－兩岸三地，張愛玲原是和台灣最沒有關聯的，反變成摩擦最多的組合﹔爭論的焦點是張愛玲，實際上，卻是發言者在為自己的文化zhengzhi位置作表述，「張愛玲」到「反張愛玲」，恰恰是一個把張愛玲架空的過程。　　對於一個（非台灣的）作家的迎與拒之間，牽扯著對「台灣」的想像，以及對「台灣文學」邊界的拓寬或修剪的問題，甚至是文學史觀和建國論述之間的拉鋸。五四以來，大抵也只有這樣一個女作家有如此大的能耐﹔就這點來看，就連魯迅都得讓位。　　被王德威歸為「張派」的男作家林俊穎曾說，張派台灣系譜值得注目的不是陰盛陽衰現象，而是，作者年齡層最晚到一九六○年代中期便中止了，「一九七○年代以後出生的作者，還有張派傳人嗎」，他認為，台灣年輕一輩的作者和村上春樹的關係搞不好更接近。村上和張的命運相近（或許還包括卡爾維諾），都被符號化了，廣告文案，或者最通俗的閱讀與寫作中，都可以見到他們的蹤影﹔但是，村上或卡爾維諾都未曾如張那樣，引起強烈的學術摩擦，以及充分持久地滿足讀者對於某一處地域、某一段時光的想像，甚至開創「教派」。有人稱張為「超經典」（hypercanon），實非過譽，她已然是一種文學文化的奇觀－－即使這奇觀的一大部分，籠罩在意識型態和文化資源的角力場中。　　我身邊的人多半「張愛玲」，「反張愛玲」者寥寥。閱讀品味相近，大概也反映部分情性相投。據說當年楊牧與李渝時常爭辯的話題之一就是張愛玲，楊牧不喜張，而李渝甚喜，陳世驤先生與聞，或為之仲裁。在此我願意再抄錄一段劉大任《紐約眼》中所述，因緣際會，他得與張同在陳世驤先生之下共事：我那時雖非張迷，也讀了她幾本書，而且，來往知交中，不乏張迷。水晶應該排名第一，……唐文標則比較複雜，他的最愛張愛玲和希區考克，皆非我所喜，尤其唐到保釣後赴台前那段時期，思想見地不免受時代風潮所染，對張愛玲的態度只能以愛恨交加形容。楊牧那時改名不久，我們仍習慣叫他葉珊，意見稍有距離，談論時每以「那婆娘」代稱。最激烈的莫過於郭松棻，他的名句是「姨太太文學」。　　有趣的是，過了十餘年後，郭松棻在海外發表了小說〈雪盲〉，當中除了對魯迅再三致意，竟也引用了張愛玲〈中國的日夜〉，將那下沉的中國與曲肱爬行的孔乙己並列。當然，〈中國的日夜〉和人們愛讀的「姨太太文學」很不同，雖出自同一作者。這大概還能說明，「張愛玲」與「反張愛玲」，也不是什麼太絕對的事情。 2002/6/4 作 2002/12/16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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