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海拾贝-[金塔玉碑──敬悼張愛玲先生 /朱西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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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金塔玉碑──敬悼張愛玲先生 /朱西甯
金塔玉碑──敬悼張愛玲先生　　　　　　　　　　　　　　　文／朱西甯　　張愛玲先生，一代絕世才人，中國現代小說大家，猶似謫仙歸位，悄悄然物化而逝。　　愛玲先生出身前清權貴世家，自生及長皆寓居津滬兩地外國租界及香港英殖民地。遺老族戚之輩本皆化外於民國──至少也都是事不關己的無情以視界外天下。如此乃流傳和成就愛玲先生文學風格的超然觀世，冷然處世；外間幾世幾劫，時事多少盛衰興替，時潮多少飛伏湧退，似皆與她無涉，不為所動。這種「鵲橋俯視，人世微波」天上人間的境界，在中國現代小說家中，幾無第二人有她這般邀天之幸而得之者。　　愛玲先生外曾祖李鴻章，祖父張佩綸，俱是中國早期始辦洋務的第一、二代讀書人。累世以傳，愛玲先生秉其不世出之才，承此而為中國現代文學幾乎獨一無二精通中西人文的傑出作家。其後期作品每以英文完成，再以中文重寫，外文可以創作小說，足見素養之高，也足證她比諸所有中國現代文學家都最有優厚條件西化。然而她是中國嫡傳的一位現代小說家，誰也沒有她那麼地道又地道的中國。這可以說是「繼承傳統的主體文化，吸取舶來的異體文明，創造當代的新體人文」（文學藝術自是新體人文的先鋒與重鎮），一種人文生態機制所陳現的自然律動與軌跡。依今觀昔，乃祖世代的中體西用，五四其後的全盤西化，以及與此前後兩者併行且相斥的國粹派，便都來得極為工於心計的勉強造作了。而惟其有違人文生態機制的反向歧行，則必皆一事無成。　　如此看來，愛玲先生確然深得天之獨厚；也正因這樣殊異，突出於五四以來所謂「新文學」的作家，乃每為預設尺碼的文評家，指其作品脫落於時代和社會，甚而為之貼上鴛鴦蝴蝶派的言情小說標籤，排斥於純文學作家行列之外。誠然，其先期作品《傳奇》小說集、《流言》散文集，皆成於日本佔領下的滬港兩地，卻全然不涉當時遍地烽火，山河變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國家苦難和民族瀕臨生死關頭的時代脈動，豈不招致世人以冷血目之？　　但凡身受對日抗戰一場浩劫而尚存留深刻記憶的一代，不知覺中已鑄就以時代主流自況的一種執念。然而入寇強敵的剋星，還在廣大眾民所潛化的無限主力。若論勝敗，苦難傷亡固已輸敵，即使以弱戰強，所獲也不過是「以十眾創一寡」的慘勝，則仍屬輸局。譬如楚強（號稱百萬雄兵）漢弱（號稱二十萬）本非對手，而所以劉終滅項，決非仗恃形似主流的兵將交鋒。廣武之戰，兩軍對陣，劉邦歷數項羽十惡不赦之罪，項羽搦戰與劉邦單挑不成，急令伏兵萬弩齊發，劉邦當胸中箭，卻捫足大呼：「虜中吾指！」萬箭僅傷腳趾，使敵戰果不立，為之沮喪，是心戰大勝；漢軍唯聞主上輕微之傷，士氣安然，是心防立於不敗之地。這可正是抗戰八年的濃縮寫照。其時無論敵前敵後，特以淪陷區為甚，戰火一過，千家萬戶重歸清平世界，蕩蕩乾坤，農工商學，婚喪嫁娶，依舊家常日子。日本就是這樣的以其有限，力戰中國的無限，征服與被征服都不曾發生不是？愛玲先生筆下正就是這樣的清平世界，蕩蕩乾坤，真正戰勝強敵的主力──千家萬戶。孫子兵法有云：「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是連dao光劍影也都不必現形的。　　今之文學論家多以西洋寫實主義的框架來套量中國現代文學，動輒以反映時代與社會為放諸四海皆準的要求。不知文學自身即就是發光體，是其照亮時代與社會，豈僅是一面「象喜亦喜，象憂亦憂」，婢學夫人而無主體生命的鏡子？而愛玲先生後期的重要作品《秧歌》、《赤地之戀》，那可是緊緊契合著那個時代和社會的脈息，但一般論者則又要就是避而不提；要就是以其為「反共文學」而不值一顧。　　對此須從多方面來看：一是只因不認同或鄙夷反共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或專制政體，連帶也減低或否定自主性反共的歷史意義與時代價值，委實不當。二是單以「反共文學」定位《秧歌》與《赤地之戀》，未免太窄化矮化這兩部傑作；鑒於愛玲先生的作品在海峽兩岸愈來愈為廣受重視，可以斷言有朝一日不問是不需反共，抑或共已不存，這兩部長篇巨構必仍富有其文學價值，當可知其內涵至豐至廣。三是國民黨政權視之為反共小說而肯定之，共產黨政權以同樣的理而封殺之。兩者皆局限於各自現實利害的褒貶，實則只是自作多情或多恨而已；其作品近年風行兩岸，咸與反共與否無干，即是一證。四是大陸開放後，如雨後春筍的所謂傷痕文學、抗議文學，其暴露和批判種種運動負面乃至反面的暗敗悲慘，激烈和憤恨實強過愛玲先生的「反共文學」千百倍，卻也都並未被目為反共文學。五是這兩部小說形似「反映時代與社會」的寫實主義之作，然而單從她對整治人民的chinazhonggong幹部如王霖、張勵、崔平之輩的悲情、委屈、不得不生死之交也互鬥得那麼慘烈的種種所付予的相知與疼惜，即就不止於寫實主義的有聞必錄的「反映」，她是不自覺便輻射出愛的生命之光，「照亮時代與社會」。「上帝教日頭照好人，也照壞人；降雨給善者，也給惡者。」若僅愛其所愛，雖禽獸也亦然。惟能愛其所不愛，才是文明的大光。如愛玲先生的愛之無類而無限，則何來其反、何來其恨、何來敵對的預設立場；而惟其先期的不受時代與社會的牽絆局限，後期的愛之可大可久，也所以尊重、崇敬、和傾心愛玲先生的眾多作家、學人與讀者，無論是在台港大陸和海外各地，所有反日反共意識漸趨淡化──尤以抗戰或文革之後的世代，皆已不復以之摻入文學淨土引為對題旨的勒索要求；不屬任何流派而超越時空的她的人與作品，自是日益增高評價、增廣影響；文學的所謂永恆不朽，由此也使具體而實際的得解和得證。　　愛玲先生之驟逝，台港大陸及海外，多少作家學人讀者記者編者等莫不惶惶然奔相訃告，抱悲舉哀──北京上海甚至有大學學生為之放聲慟泣。單是見於此間的報刊廣播電視與傳播媒體者，即一連數日俱是頭版、全版、大篇幅、大時段的以重大新聞報導，至於特刊、專輯、特別節目的訪談及悼文種種，至今連續月餘而不輟。中國古今文學家有此身後哀榮者，應是空前的了。愛玲先生若走在四五十年前，定必沒沒無聞，即便二十年前，怕也不為多人所知所關切。實則其重要巨構大抵已於四十年前一一完成，這就意味她的小說不僅僅足堪傳世，而且罕有可與倫比者，還是其作完成之日，方是在人世間起始初生之時，此後即與日俱長，併隨歲月之無涯而遞增其高、其廣、其大、其強，以至於無限，其影響也自是無量。因之這不獨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無比輝煌，且為今世及至後世的中國人都必引以為傲，引以為榮的金塔玉碑。（朱西甯－作家） ※按：本文錄自皇冠《華麗與蒼涼──張愛玲紀念文集》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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