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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上海/香港：女作家眼中的“双城记”——从王安忆到张爱玲 /倪文尖
上海/香港：女作家眼中的“双城记” 　　——从王安忆到张爱玲【作者】倪文尖【内容提要】上海/香港“双城记”、张爱玲与“张派传人”是近年的热门话题。如果不将“zhongguo”作为“双城”问题的“底子”来考量，如果不进入微观的文本层面讨论张爱玲的“影响与焦虑”，一时的热闹势必难以沉积下学术实绩。结合二位作家与香港的关系史，本文推断，在王安忆形成“城市认同”的过程中，张爱玲的启示性是相当关键的环节；在具体比较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和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同与不同”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创作于1993年的《香港的情与爱》借助对“良心”、“情与爱”的无限信赖与倚靠，合理化了当时的上海对“香港”的无限憧憬，以“香港梦”的形式表达了内在的“上海梦”，显得轻灵有余而厚重不足。【正文】　　一　　近年来，城市比较研究方兴未艾，像“北京/上海”，有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城市季风》广为流传；“香港/上海”，有李欧梵“互为镜像”的“双城记”这样的收获①。在那些城市比较研究里，有关文学的论述占了相当比重，而且确乎是形成、支撑论点的关键部分。同样地，传统的作家比较研究也增添了新的路数，越来越看重空间性因素，最典型的像所谓“张派传人”②，分居于香港、台北、上海等地，要有进一步深入的考量，不同城市所赋有的性格必然成为不可或缺的环节，而城市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定位自然又是重中之重。这意味着，久盛不衰的“作家比较”自觉地置身于城市文化比较的视野里，新兴的“城市比较”更好地利用文学性资源，以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应该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在“张派传人”的谱系里，王安忆是颇为特别的一位。王德威一方面认为她“也许尚未参透张爱玲就是‘不要彻底’的名言”，一方面又肯定她“能突破限制，另谱张派新腔”③。而以我所见，王安忆既是“张派传人”(如果算的话)中最愿谈论张爱玲(连带的，还有苏青)者之一，同时，又是对张爱玲批评最多的一位。拿王安忆在2000年香港“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为例，这篇题为《世俗的张爱玲》的最新版本，其基本内涵是一以贯之的：世俗的张爱玲“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而这“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张爱玲“只看着鼻于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同时，“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所以，“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对此，王安忆大不以为然：“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④。　　没有对张爱玲的潜心研读，不可能有这样别有洞天的透彻之论；另一方面，中了理论的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的人，还是很容易从中联想到布卢姆“影响的焦虑”⑤一说。记得王安忆的一位同仁讲过一段话，大意是：都在说王安忆已经直逼张爱玲，这很让人想起上海某房产的广告词，“直逼徐家汇”，其实，那房产离徐家汇，打车还要好多分钟呢!这固然风趣得有刻薄之嫌，但还是不能不承认有真义存焉：一个时隔半个世纪的后来人，就是直逼了当年二十出头的张爱玲，又有多大的意思呢。　　想必王安忆是很清楚这层意思的。不过，本文并不急于展开这个意思，也不急于就此作出比较。毋宁说，我们之所以要拿张爱玲、王安忆来对举讨论，是因为我们关心的另一组关键词“上海/香港”起了作用：张爱玲、王安忆都是上海人、上海作家，她们又或多或少和香港有过关联，特别是，一个在20世纪40年代，一个在90年代，都曾用笔涉猎香港；这样，应该有可能透过她们的想象，比较其中的异同，来考察上海、香港这两座城市在五十年里的位移及其“镜像关系”。当然，有了“香港/上海”的背景语境，也才可能比较好这二位作家。　　空间的位置注定了香港、上海“大器晚成”的宿命。之所以“晚”，是因为在以中原为中心的zhongguo版图上，二者都属于边缘。纵使江南成了鱼米之乡，多少年里，上海还是人称“小苏州”；纵使岭南发展出了独特的区域文化，香港还基本上是块“化外之地”，以至于“香港”一词的指涉范围，是指“香港岛”，还是岛上的一个具体地方，历史学家迄今仍有分歧⑥。而之所以终于能“成”“大器”，则是因为时间长河上的那个“1840”，改变了固有的中心/边缘关系，对于不得不以西方为中心的新世界版图言，香港的命运、地位开了头，上海也是。这个“头”对于zhongguo来说，当然是“断头”般的万劫不复，可对于香港与上海，倒很有些“祸兮，福之所倚”的意思。　　香港、上海所以有所谓“双城记”可做，照我的理解，这是前提性质的第一点，即，“香港/上海”能够成“双”，首先是因为它们同“一”，在同广大的zhongguo内地的关系上，香港、上海具有惊人的同一性：“被现代化”的“zhongguo”建设“民族gguuoojiia”的过程，也是香港“割让”成准殖民地、上海开埠有了“租界”的历史。这就是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香港+上海”，共同地与内地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关系。比如，太平天国从广西起事，一路席卷长江以南大半个zhongguo，这对于清朝zhoongyaangzheengffuu来说，当然是“大祸临头”；可对于上海，却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廉价劳动力，租界也被迫打破了“华洋分居”的格局，所有这些无疑成了上海日后进一步繁华的重要契机；而香港，人口的第一次巨增，也发生在这一时期。事实上，香港人口的每一次大幅增长，都无一例外地是在内地出了大事之后。　　在对“双城记”有了如此理解的“底子”(张爱玲的习惯用语)以后，我们还应该看到：香港/上海所谓“双城”，与其说是一“双”(胞胎)，不如说是一“对”(冤家)，即，这两座互为“镜像”的城市，在过去，确乎经常地“此起彼伏”，并非“双进双出同进退”，而是“你上我下分前后”。　　鸦片战争后，香港割让了，有研究表明，在很长的时间里，“大英帝国”对此“战果”并不心满意足，他们更加觊觎的，确乎还是上海⑦。与此相关，上海作为开埠通商的“五口”之一，借助其紧邻zhongguo最富庶区域、腹地广大等一系列机缘，能够迅速地脱颖而出，形成了从器物到制度、从日常生活到精神价值一整套独立运转的“上海”，从1843年开始的一个世纪时间里，其发展势头一直不弱于香港，准确而言，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而香港，是到50年代以后，终于突现了“下山”猛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的本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依凭其独特的中介地位和多元文化优势，厚积薄发，“显山露水”，成为亚洲一流、举世瞩目的世界大都会，这才使得当年的一个“蕞尔绝岛”成了今天意义上的“香港”，易言之，香港的“花样年华”是在20世纪后半页，尤其是50至70年代。　　二　　张爱玲与香港的关系史是大家所熟知的。　　1939年，因为“欧战”爆发，她以伦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改到香港大学注册入学，在港大的两年零三个月期间，“发奋用功了，连得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⑧；未曾想，1941年12月8日“港战”又起，打翻了所有的计划和努力，张爱玲不得不回上海，开始了她的“卖文”生涯。　　1952年7月，张爱玲第二次赴港，香港对她也不暇款待，重新报读港大竟然未果，以至不欢而别，终于在1955年8月赴美，走上了她远离故土的“逃难”岁月；1961年11月张爱玲再到香港，1962年3月又回美国。算起来，整个五六十年代，张爱玲前后居留在香港有三年半时间⑨。　　不难发现，香港这座城市对于张爱玲来说，并不是一块生活的“福地”。但是，香港对于作家张爱玲而言却至关重要，特别是那个两次战争夹缝中的“香港”，不仅仅提供了她成为一个作家的机缘(或许还是被迫的)，而且还形成了张爱玲稳定的世界观、文学观的基础。　　张爱玲在港读书期间，二十来岁，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年龄，以张爱玲自小养成的嗜书习性，真不知该读了多少好书。虽然她本人对此鲜有记述，但一些蛛丝马迹仍然很给人以想头。比如，《烬余录》里那个历史教授佛朗士，大约是张爱玲平生受其影响最深、也最得张爱玲敬重的一位老师：“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字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非常滑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可以在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无名目的死”。这是张爱玲笔下难得的情感文字，这样有敬意地谈论一个人，在张爱玲也实属难得，——可作一比的是那个激赏张爱玲的中学语文老师汪宏声，张爱玲便从来未赞一词。为什么?联系《烬余录》开篇所写，“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不妨说，张爱玲很明白，从英国人佛朗士那里接受的那一套“不相干”论，以及讨厌所谓“清坚决绝的宇宙观”的经验zhuyi、自由zhuyi思考方式，应该是香港给她最多、她也最为看重的东西。　　知识与思想之外，更要命的是，仿佛香港不把这一切灌输到底、张爱玲不把这一切贯彻到底，就不肯罢休似的，“香港”还要在实际生活中，给张爱玲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港战”的突如其来，的确是应验了“人生无常”的老话，当然更让张爱玲不相信“计划”式思维，“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还妄谈什么未来?“战时香港的所见所闻，……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战争的十八天里，目睹了“我们的自私与空虚”，让张爱玲认定“去掉了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而“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⑩。　　所以，战争所“照亮”的那个张爱玲的“香港”，给了她写作的诸多题材及灵感，很快地，张爱玲就对香港有所回馈，“写了一本香港传奇”。正像已经有人注意到的，非常有意思，张爱玲在创作中近乎自觉地涉及到了香港/上海“双城”问题：“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11)。不过我以为，对此不能高估，因为《到底是上海人》的广告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彩颇为明显，有讨好读者(自然主要是上海人)之嫌，其中的话并不可全信，比如她所列的七篇novelxiaoshuo，就不是全部发生在香港的；当然也不可不信，因为当中确有香港/上海“参差的对照”的诸篇。倘使细心地读起来，着实是颇有兴味。如有研究者通过《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分析，指出张爱玲的“上海人观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道德口味，异国情调，都市意象(12)，就很有启发性，让人禁不住有接着往下说的念头。　　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应该看看设定好了的参照系：王安忆及其同香港的关系。　　王安忆的文学写作是从“雯雯系列”的“自我言说”起步的，这自与张爱玲大不同。1983年，王安忆赴美后转道香港回国，“知道了世界的面积与各民族的危难，初步为自己的生存与认识建设了一个国际背景。回国之后，经历了一个苦闷的停笔时期”(13)，而结果人所共知，王安忆终于拿出了“二庄”、“三恋”等自我更新的著名作品。可以肯定，此行对王安忆意义重大，称之为个人写作史上的界石都不为过。但很显然，这第一次的香港见闻，在王安忆的感触里，是被更为阔大的东西包容掉了的，或许，在那时的王安忆眼里，香港只是一个和美国可以等量齐观的异域和“他者”。“香港”，作为一个zhongguo人的城市，她特别的风情与文化等独有的启示性，还引而未发，香港和上海的关系之类问题，就更不可能进入王安忆的视野了。　　甚至很大程度上，对于王安忆这一代作家来说，“都市感”的获得、“城市意识”的确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86年，王安忆写有《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文字与思路里似乎很有些苗头了，可到了1990年的《城市无故事》一文，那一番“城市无故事，……我们再没有一桩完整的事情可供饶舌讲述，我们看不到完整的故事在我们平淡的时候中戏剧性演出”(14)，就又重复了传统zhongguo作家惯以农业文明的视野来观察城市、理解“故事性”的老调子。　　如此说来，1995年，王安忆推出了备受瞩目的《长恨歌》，能以一个“上海小姐”一生的情爱故事，写尽“上海”在20世纪后半叶的沧桑传奇，似乎很有些不可思议。其实，如果考虑到有一位40年代的上海作家张爱玲在80年代中“浮出历史地表”，并且越来越热得不可收拾，我们就不难找出一个理解的角度：“张爱玲热”逐步深入地唤醒了王安忆的都市感觉与“城市认同”。因而，看到王安忆的口中终于说出了“我生活在上海，我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语言、上海人的世界观等一直都是潜心关注的“这样一席话时，我既感到庆幸，又会心一笑：是张爱玲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了，是张爱玲给了王安忆对话、批评、反省的机会以至写作的诸多灵感，包括王安忆与香港的关系，在我主观地看来，主要地，就不在于王安忆后来又去了香港多少次，获得了怎样的观感，而是“艺术高于生活”，是张爱玲的“香港”让王安忆感觉更真切，使王安忆觉得香港更相关、更贴己。　　三　　关于这一点，我最有力的证据便是，王安忆1993年创作的novelxiaoshuo《香港的情与爱》。　　请看作家的“创作谈”：　　香港的繁荣坐落在海之涯天之角。一百年的情节以地老天荒为背景。……香港的人带着过客的表情，他们办完自己的事情随时准备拔腿而走。香港……似乎永远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没有日常的生活。　　香港是一个特殊，是一个戏剧性的舞台。历史在每一个阶段都要选择这样的舞台，好供它集中、典型地展开剧情。在这舞台上的人生将是怎么样的人生呢?这是非同寻常的人生，布满奇迹，出奇制胜，它叫人充满悬想，它是提炼过的人生，将平淡人生中均分在朝朝暮暮里的细节凝结起来，它将人和人的相逢提炼为邂逅，它将细水长流的男女之情提炼为一夜欢爱，它将一日三餐提炼为盛宴。什么都是浓缩的，紧凑的，多快好省的。…… 　　“香港”的人生虽是奇情异事的人生，却也是合乎逻辑的人生，并非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它也是按部就班，合情合理，容不得半点胡来，半点胡来就要中途作废的。但它却是更加凝炼，恰因为这凝炼，人生的要旨便更为突出，简约而易见，几乎是裸露着的了。香港的情节是不需要伏笔的，它是直入主题，开门见山。它不是虚与委蛇，它见风就是雨。这是香港人生“奇”中的“真”。　　…… 　　香港使我们弄不明白的事情都弄明白了。它对于我来说，其实并非是香港，而是一个象征，这名字也有一种象征含义，一百年的历史像个传奇，地处所在也像个传奇。“港”这地方是将我们送出去又迎回来的地方，更是个传奇。我是要写一个用香港命名的传奇，这传奇不是那传奇，它提炼于我们最普通的人生，将我们普通人生中的细节凝聚成一个传奇。(15) 　　第一，王安忆说得很清楚，香港“对于我来说，其实并非是香港，而是一个象征”，对此，已有研究甚至从话语风格上试图给出解释：这种“香港是……，香港是……”的“界定式”句子在《香港的情与爱》novelxiaoshuo本文里俯拾即是、贯穿始终，看起来是给“香港”下定义，而且“语气确切”，毋庸置疑，但仔细读来“却没有对香港具体的城市景观作出描写”，这样，既避免了外来叙述者要对城市具象写实的难题，又“通过定义之间的不断相悖”，显示了在王安忆看来，“‘香港’是观念和诠释的结果”(16)。可以作为补充的是，这种界定句式在“是”的两端有一种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它似乎是为了定义的，但是，当这一个能指“香港”在同一本文里会同时有太多不同的定义时，确立定义也就变成了消解定义。比起香港人来，王安忆诠释、想象的“香港”，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第二点更重要，这里的语言是王安忆的，思想也是王安忆的；而我相信，倘使谁读张爱玲读得很熟，还是不难从里面看出张爱玲的许多影子：也许，那“一番滋味”还是“张派”一路传下来的吧，特别是关于“传奇”的一套曲里拐弯的说法——评论家孟悦曾经花了很大气力才解析出，张爱玲对于“传奇”一词有非常个人化的理解，在道破其中不同凡响的“吃紧处”时，更是煞费苦心(17)。真是不由得我们不惊叹，在此，身为作家的王安忆已经独立地消化了、接受了，很彻底，甚至比张爱玲本人还要彻底。　　何以见得?我们已经说过，上海作为一个大都会，在20世纪上半叶，整体上是优胜于香港的。因此那年月，上海人有那么些俯视香港，这就包括了道德上，上海人以文明人自居，以有道德者自居，所以张爱玲会让《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一旦自觉有堕落下去的危险，便立刻想还是回上海的好。自然，是否真的能回，是否一定要回，张爱玲好像犹疑得狠。对张爱玲来说，香港全盘“东方zhuyi”式地成为一个荒诞、精巧、滑稽的殖民地，诚然太令人失望，但通商口岸的上海，是否因为既带有西方气息、又依然很传统，而得到首肯呢?也未必(18)。上海，新旧杂陈，坏的一方面的结果就是，“上海”比起“香港”来还更可能有传统的压抑，像《倾城之恋》里，上海的白公馆显见得是“老zhongguo”的象征，而novelxiaoshuo主人公白流苏只有逃离上海、特别是“老zhongguo”，才可能展开她自己的故事，也才可能经历奇遇，有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当然了，改变了先前的生命轨迹，决不等于就告别了“不幸”的宿命，王安忆概括得好，“人生终是一场不幸”，这才是张爱玲的根柢。同时，在novelxiaoshuo中，范柳原对流苏还说：“在上海第一次遇见你，我想着，离开了你家里那些人，你也许会自然一点。好容易盼着你到了香港，……现在，我又想把你带到马来亚，到原始人的森林里去”，似乎又意味着，原始森林最自然，而香港的工商业不如上海，现代化程度不如上海，这样，来自“现代”一方面的束缚也会比上海少许多，比较起来，还更加有可能让人“自然”一些、“原始”一些。总而言之，张爱玲关于“香港/上海”究竟怎么看，难以说尽，多说也无益，因为张爱玲本人并不急于给出简单的结论。在香港与上海之间，张爱玲是不会放弃她一贯不肯“清坚决绝”的态度的，即便“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慢”，“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19)，如此这般的比较，出现在张爱玲的散文中还不止一次。　　确实，正像张爱玲对上海人说“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时，是半开玩笑半当真的一样，张爱玲所津津乐道的，是“我们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20)，张爱玲不会为了道德的缘故就让葛薇龙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回上海，也不会因为不道德就不让白流苏在《倾城之恋》里第二次去香港，毋宁说，是张爱玲的“传奇”观让葛薇龙、白流苏等“参差的对照”的人物在其文本里来来去去。易言之，正如孟悦指出的那样，正是在流苏和薇龙的上海/香港间的行为的、心理的穿梭之中，张爱玲不断地调试着“奇”与“不奇”的界限，“流苏和薇龙都过于熟悉沉闷的传统生活方式，都把香港这个摩登、芜杂而‘洋气’的世界视为一个‘奇’域”，“但与此同时，这个只有在传统上海的普通人眼中才成为‘奇’的世界自己也同样需要‘传奇’，需要另一种‘奇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流苏和薇龙来到香港并不是张爱玲传奇故事的结束，而是其开始”，事实上，“为了挣脱压抑和束缚，改变生活现状而走入‘奇幻’世界，又在大奇幻和大劫难后‘走向平实的生活’，在非非之想后变成‘平凡的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中最完满的传奇情节”。——当然，即便传奇“完满”如《倾城之恋》，张爱玲巨大的整体性反讽依然存焉，谁也不会忘了《倾城之恋》novelxiaoshuo里首尾呼应的“胡琴咿咿哑哑”的苍凉调门，“到处都是传奇，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是多么沉重的声音!大约就在这一特定意义上，我们说，王安忆对“传奇”的理解，甚至比张爱玲本人还彻底。这里所谓的“彻底”很可能是个太容易引起误会的表述，它只是针对张爱玲一贯的“不甚彻底”和不愿意彻底而言；假如你以为张爱玲本人有关“传奇”的全部见解才是“彻底”的话，那么，只是在“这传奇不是那传奇，它提炼于我们最普通的人生，将我们普通人生中的细节凝聚成一个传奇”、“传奇”是“奇情异事”与“合乎逻辑”的圆满结合等想法上，王安忆是要比张爱玲更喜欢来个彻底的。　　四　　《香港的情与爱》，如题所示，是一个发生在香港的爱情故事，似乎也可以解为：关于“香港”的爱情故事——此中分别不小，容后再述。如果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葛薇龙在香港越“赌”越输、最后落得替别人“忙人”又“忙财”而自己“人财两空”的故事，那么，《香港的情和爱》写的是一个“作为上海人是不够典型的”少妇逢佳在香港“赌”而未输、甚至与对手“双赢”的故事。　　新移民逢佳到香港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还是不甘心在香港安家落户。庆幸的是“香港是一个大邂逅，是一个奇迹性的大相遇”，能够使她有机会与五十多岁的美国华侨老魏相遇。逢佳希望老魏帮忙担保到美国去，老魏则从逢佳这里发现了自己人生“最后一道风景”的可能，因此，二人开始了一段相互利用、交易性质明显的生活。老魏“晓得逢佳正在用圈套套他，他也将计就计，还省去了他去套她”，“一切都是干净利索，是一笔交易。老魏并不是不接受交易，他很清楚，倘若不为了交易，他们俩是不会走到一起来的，但是他要这买卖谈得长久一些，拖泥带水一些，讨价还价的回合多一些，稍稍波澜迭起那么一些”——仅此而已；可是未曾想，经过两年的相处，二人“化腐朽为神奇”，无中生有地发展出了一种相濡以沫、刻骨铭心的情与爱，“虽然是萍水相逢，虽然是各有所图，可总也是人生际遇的一种吧，到底是值得珍惜的”，“即便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也经不住朝夕相处，就是磨也磨出点真心了。他们彼此都有真心善待之意，这善待之意在效果上甚至超出了爱情”。最终，在各自给对方留下了挥之难去的生命印痕之后，双双充满善意地依依惜别、离开香港。在王安忆笔下，仿佛来自张爱玲novelxiaoshuo的一身“俗骨”的逢佳，因为“凭良心”、“用情真”，是世俗的；却更是脱俗的，大俗大雅、大智若愚，大德无形。好人好报，逢佳，就像她的名字那样，“逢凶”足以“化吉”，“逢佳”则锦上添花、气运愈佳。尤其是那个老魏，深谙人生，通情达理，善解人意，连“用”逢佳时都小心翼翼，根本就不是什么花钱养“小蜜”、仗势来压人的“施暴者”，而简直成了女性从物质到精神的全方位的“救世主”。　　《香港的情与爱》受《倾城之恋》的影响就更明显：人物设置上，《倾城之恋》，一“白”(流苏)一“黑”(萨黑荑妮)，“黑白”分明，“白”是传统内秀，“黑”是风流张扬；《香港的情与爱》，逢佳与凯弟，逢佳是充实饱满、变假为真，凯弟则虚幻迷离、化实为虚。再比如，华侨范柳原游走于海内外，老魏也是旧金山唐人街出身。情节安排上，男女主人公从互相利用到实心相待、从情感游戏到几乎相依为命……格外有意味的是，二者之间的差别：在《倾城之恋》里，“情”是可能的，容易的，君不见流苏、柳原互有好感，情感一不留神，几次要呼之欲出；难得的是婚姻，是平实、安稳的生活。《香港的情与爱》中，“夫妻”不过是那么一回事，想想逢佳自己的婚姻，再想想逢佳父母的婚姻；而“情义”难得、真爱无价。在《倾城之恋》里，“大变”(“港战”)突如其来，在《香港的情与爱》中，“1997”也是给定的、预知的。所以，虽然“交易”在“香港”“城”里是一样的，但结果并不一样，《倾城之恋》看起来是让两性结合在一起，却离心离德；《香港的情与爱》中两性“劳燕分飞”，反倒可能是情爱永驻。特别是叙述者的态度大不一样，如前所述，在张爱玲那儿，还有一些反讽，特别是那个背景上的“大悲”(21)衬底，而王安忆对novelxiaoshuo人物，就不仅仅是同情，而几乎是要彻底认同了。　　《香港的情与爱》和《倾城之恋》，“同与不同”，意味深长，一言难尽，更难一锤定音。正如王安忆对张爱玲的批评别有洞见，王安忆在《香港的情与爱》里对“良心”(22)和“情义”的极度信赖和推崇，同样可能自有盲区。　　当然，从“文学反映论”来说，这个世界上(或者就在香港吧)是可能存在着以“逢佳”、“老魏”为抽象典型的那一类好男好女的；在逻辑上，他和她相遇的概率也还是有的，虽然那些将《香港的情与爱》读得眼泪汪汪的的“善男信女”们，如果要在现实生活里也将novelxiaoshuo信以为真的话，那么，他们基本上免不了“望穿秋水”的宿命。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既然王安忆作《长恨歌》是借一个女性的一生书写一个城市的沧桑；那么，《香港的情与爱》是不会满足于一部精彩的言情novelxiaoshuo的，“香港的情与爱”便不能够仅仅解读为发生在香港的“情与爱”，而倒主要是，“香港”的情与爱，这也就是王安忆一再强调的，香港“是一个象征”；尤其是紧接着的香港“这名字也有一种象征含义，一百年的历史像个传奇，地处所在也像个传奇”这种确乎很微言大义的话，是不能不令人多想起一些什么来的。概括地讲，王安忆在novelxiaoshuo里近乎无限地倚靠“良心”以及“情与爱”，是要使她对“香港”的无限憧憬合理化、合法化。而我们知道，在张爱玲看来，良心常常是“不甚可靠的”，把事情寄托在人的良心上，往往会使表面的喜剧在实质上成为“更深一层的悲剧”。所以，如果张爱玲的认知不无道理的话，那么，《香港的情与爱》的支柱是脆弱的；一般说来，张爱玲对于良心的看法，王安忆不可能不心明如镜；这意味着，要么王安忆不认同张爱玲，要么，是王安忆太急于表达她自己了。　　novelxiaoshuo最后写道，老魏送走了逢佳，自己坐在离开香港的飞机上，“老魏的脸一直对着窗外，好像不在听，但当他(同行的一个乘客，引者注)讲到没有人热爱香港的时候，老魏却回过头来，说：有一个爱香港的，那就是我，我爱香港。说罢，他竟然难以自禁，热泪盈眶了”。这里，作家自己的声音几乎已经呼之欲出，使我们不妨断定：王安忆——原谅我放弃了“叙述者”这个中介——在《香港的情与爱》里，对香港，是深爱着的。　　我注意到，《香港的情与爱》的写作时间是1993年。这固然很可能是偶然，但1992年，邓小平“南巡”，使得1990年作为继续“改革开放”象征性举动的“开发开放浦东”进一步落到了实处，上海，像大梦初醒的巨人，又像脱缰的骏马，动起来了，活起来了。那时节，“上海”辉煌的过去及其与香港的历史关联，像是顿时被意识到的“时代精神”，成了在上海的很多表达的一时之选。就此而论，将《香港的情与爱》视如当时“上海”的基本情绪的一种表达，倒也十分贴切。而且，既然在王安忆看来“香港总是提供机缘，它自己就是个大机缘”，那么是否可以说，在《香港的情与爱》里，“香港 ”为王安忆提供了一大机缘，“香港”也是王安忆的机缘甚至工具——为的是表达“上海”的焦虑、渴望和想象性的满足? 　　话既然已经说到这里，那所剩无几的，就不吐不快了：我之所以更愿意理解、接受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就是因为倾心于novelxiaoshuo首尾那萦绕不去的苍凉感，那“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正话?反语?反讽?……)，就是因为张爱玲在关注上海/香港的“双城”“镜像”关系时，有意无意地拎出了本文强调在先的那样一个“底子”，一个有关“zhongguo”的底子——很可能，张爱玲也只是被迫的、无意识的。而我读罢《香港的情与爱》，虽也有惘然若失的情感波动，但总还是嫌它过于轻灵而美妙了，嫌它以“香港梦”的形式表达了内在的“上海梦”。在“做梦”的时候，作为“底子”需要考量的“zhongguo”，还能够在哪里呢?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 注释：　　①参见李欧梵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zhongguo》(毛尖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内地即将有北京大学版面世。　　②参见王德威著《想象zhongguo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③见王德威著《想象zhongguo的方法》第255页。　　④2000年11月7日《文汇报》。　　⑤所谓“影响的焦虑”的要义之一是，后起的作家受前代的作家影响越大，摆脱这种影响的欲望、创新的欲望就越强。详见布卢姆著《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⑥⑦分别见王宏志著《历史的沉重》第134页、第103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⑧⑩《我看苏青》，收入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⑨罗卡著《张爱玲电影香港》，收入黄德伟编著《阅读张爱玲》，香港：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出版，1998年版。《到底是上海人》，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11)《到底是上海人》，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12)见许子东著《一个故事的三种讲法》，收入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zhongguo文学史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13)见《本命年述》，收入王安忆著《独语》，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4)见王安忆著《漂泊的语言》第43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15)见《“香港”是一个象征》，见王安忆著《独语》。　　(16)见黄念欣著《王安忆笔下的香港与黄碧云笔下的上海》，“世纪zhongguo”网站查阅，该网站的网址是http://www.csdn618.com.cn/century/index.htm 　　(17)见孟悦著《zhongguo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在我看来，这是一篇张爱玲研究的重要论文，可惜受重视程度不够。张爱玲研究的低层次重复，令人堪忧。该文已收入王晓明主编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8)参见李欧梵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zhongguo》，有心的读者可以注意到，本文对相关论述有所引用，也有所商榷。　　(19)见《烬余录》，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20)见《公寓生活记趣》，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21)参见《大悲》，收入韩毓海著《从“红玫瑰”到“红旗”》，也可参见笔者的《张爱玲的背后》，收入倪文尖著《欲望的辩证法》，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22)关于“良心”，张爱玲曾有如下表述，“悲剧变为喜剧，关键全在一个阔小姐的不甚可靠的良心——《渔家女》因而成为更深一层的悲剧了”，正可以与王安忆形成“互文”关系。见《银宫就学记》，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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