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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忆往            

    ——谈《诗》杂志

    五四到现在,恰好四十年。那时我才二十岁,还是个小孩子,对于这伟大、具有深长意
义的青年运动,虽然也碰着一点点的边缘,当时的认识却非常幼稚,且几乎没有认识,不过
模糊地憧憬着光明,向往着民主而已。在现今看来,反帝反封建原是十分明确的,在那时却
有“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觉。

    伴着它兴起的有新文学运动,在五四稍前;主流的活动,应当说更在以后。我初次学做
一些新诗和白话文。记得第一篇白话文,自己远不会标点,请了朋友来帮忙。第一首新诗,
描写学校所在地的北河沿,现在小河已填平,改为马路了。仿佛有这样的句子:双鹅拍拍水
中游,众人缓缓桥上走,都道春来了,真是好气候。”以后更胡诌了许多,结成一集曰《冬
夜》。这第一首诗当然不好,却也不是顶坏,不知怎的,被我删掉了。北大毕业后到南方,
更认识了一些做诗的朋友,如朱佩弦、叶圣陶、郑振铎等,兴致也就高起来。曾出过八个人
的诗选集,叫《雪朝》(一九二二年商务版),这里有振铎作品在内。日前我看到谈郑先生
遗著的文章,似乎把它漏却,大约这诗集近来也很少见了。

    在一九二一年(五四后二年)有《诗》杂志的编辑,中华书局出版。这杂志原定每半年
一卷,每卷五期,却只出了一卷五期(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五月)。前三期编辑者为《chinazhongguo新
诗社》,其实并没有真正组织起来,不过这么写着罢了。后面两期,改为文学研究会的定期
刊物,还贴着会中的版权印花。实际上负编辑责任的是叶圣陶和刘延陵。这杂志办得很有生
气,不知怎么,后来就停刊了。

    在这杂志发表诗篇的朋友们,有些已下世了,如半农、汉华、佩弦、统照、振铎诸君;
有些虽还健在,写诗也很少,我自己正是其中的一个。这里的诗篇,好的不少,自无须、也
不能在本文一一引录。其时小诗很流行,我的《忆游杂诗》,全袭旧体诗的格调,不值得提
起;佩弦的小诗,有如:风沙卷了,先驱者远了。”语简意长,以少许胜多许。郑振铎在第
二号上,有一首《赠圣陶》的诗:“我们不过是穷乏的小孩子。偶然想假装富有,脸便先红
了。”只短短的两句,就把他的天真的性格和神情都给活画出了。大约他的老朋友会有同感
罢,他自然有激烈悲壮的另一面,如《死者》一诗,载第五号,末句道:“多着呢,我们的
血——”这已经近似革命者的宣言了。

    在第四号上登着叶圣陶《诗的泉源》一文。这短文的论点和风格,就圣陶来说,也可以
说是有代表性的。例如:充实的生活就是诗。……我常这么妄想:一个耕田的农妇或是一个
悲苦的矿工的生活,比较一个绅士先生的或者充实得多,因而诗的泉也比较的丰盈;我又
想,这或者不是妄想吧?

    他积年的梦想,目前早已成为现实了。

    说到我自己,当时很热心于诗,也发表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作品,现在却怕去翻检它。这
刊物原意重在创作,论文比较少。第一期上却登载了我的一篇长文,叫做《诗底进化的还原
论》。以现在看来,论点当然不妥当,但老实说,在我的关于诗歌的各种论文随笔里,它要
算比较进步的。如在第一段里说:“好的诗底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多数人向善的”,可惜这里
所谓“善”,没有具体的、正确的含义,但文学面向着人民大众,总该说是对的。又如第二
段主张“艺术本来是平民的”,而且应当回到平民。还有一段揣测未来的话:在实际上虽不
见得人人能做诗,但人人至少都有做诗人底可能性。故依我底揣测,将来专家的诗人必渐渐
地少了,且渐渐不为社会所推崇;民间底非专业的诗人,必应着需要而兴起。……他们相信
文艺始终应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是迷误于现在底特殊状况,却忘了将来底正当趋势。

    现在劳动人民都在热烈地创作诗歌,我的梦想的实现,正和上引圣陶《诗的源泉》,差
不多有类似的情形。当然这里也可能有不一定恰当的话。

    在这篇下文我又说到怎样去破坏特殊阶级(当时指贵族阶级)的艺术,需要制度的改造
和文学本身的改造:制度底改造,使社会安稳建设在民众底基础上面。有了什么社会,才有
什么文学。……到社会改造以后,一般人底生活可以改善,有暇去接近艺术了,教育充分普
及了,扫去思想和文字底障碍;文学家自己也是个劳动者,当然能充分表现出平民的生
活。……我们要做平民的诗,最要紧的是实现平民的生活。

    这些话,以现在来看,大体上还好。但这篇文章,却被我丢开了,一直没有收到文集里
面去,似乎曾被佩弦注意过,或者在《新文学大系》里面有罢。我一直不能够在行动中去实
践,也没有在文学理论上去进修,反而有时镌到象牙塔里去,或者牛角尖里去。走错的路,
在自己已无由挽回,这个教训,如能为今日的青年引作前车之鉴,也就是我的厚望了。

    当全国热烈地纪念五四的时候,我提起这些往事,不由得感到十分的惭愧。在那文中,
也未尝没有消极说错的话,例如:

    古人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我们也正有这种感想。

    却想不到“河清”真被咱们等着了。在当时自然万万想不到,也无怪我失言了。因之,
我虽有很多的惭愧,却怀着多得多的兴奋。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在北京,于今四十年,我还住
在这个城里,有如同昨日之感。想到这里,仿佛自己还是个青年。再说,能够参加在青年的
队伍里,劳动人民的队伍里,那就更加觉得年轻了。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四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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