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zhongguo近三百年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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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钱穆与《zhongguo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与《zhongguo近三百年学术史》书评　陈勇在zhongguo近代学术史上，有两部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名著，那就是梁启超、钱穆两先生的同名著作《zhongguo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认为，从明末到清季这三百年学术史的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因此，梁著以清代汉学是宋学的全面反动为基础来疏理清代学术史，并将汉宋对立的观点贯穿全书。钱穆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宋明学术传统在清代并没有中断，不仅没有中断，而且对清代学术还有甚深的影响。所以他提出了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不识宋学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从评汉宋之是非的主张。梁启超从反宋学的角度来谈清代学术，把汉学、宋学对为两极，旨在强调清代学术在历史上的创新意义。钱穆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的主张，重在强调宋明学术在清代的延续性和清代学风对宋明的继承性。从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一般过程而言，钱穆此说较近合理。首先，梁著把清代学术史仅归结为一经学考证史，并非全面。清代学术的主流固然为经学考证，但这却不足以概括整个清代近三百年间的学术发展史。有清一代，不仅有盛极一时的汉学，与汉学相伴的一直存在追求义理的宋学。即使是在汉学如日中天的乾嘉时代，这种学风依然存在并始终与考据学相颉颃。其次，大凡一种学术思潮的兴起，在前一个时代中可以找到他先存之迹象，同时也不可能在后一个时代突然消失。清代学术也不例外。这近三百年来的学术大流，论其精神，仍自延续宋明理学一派而来。　　钱著《zhongguo近三百年学术史》共分14章，除第一章《引论》考论清代学术源起和宋明学术关系外，其余13章皆以各个时期学术发展史的代表人物为题，各章所选择的代表人主要为明末清初、乾嘉及晚清三个时期。在清代百年学术史中，钱穆特别推崇清初诸儒之学。所以，钱著2-5章对清初诸儒中最有建树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四大家的思想进行专门论述。黄宗羲从学于刘蕺山(宗周)，以发挥刘氏慎独遗教为主，把读书与求心，博学与良知统一起来，对于矫正王学末流空谈心性的流弊，极有意义。顾炎武主张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治学明流变求佐证，不言心性，为乾嘉考据开一新途辙。但顾氏以考据为手段，而非目的，其治学宗旨在于经世明道。王夫之学宗横渠(张载)，精于佛老，“能辟佛老以返诸儒”，其学博大精深。颜元论学深斥纸墨诵读之精干，对于宋明六百年之理学，高论排击，一壁推倒，在清初学术思想上独树一帜。　　清代学术发展到乾嘉时代，抛顾炎武等清初诸儒通经致用的治学宗旨，演变成为考据而考据、为学问而学问的学风。所以，清初学风至乾嘉考据学兴起而大变，其学术精神在考据而不在义理。钱著6-10章考论乾嘉经学考据。近代学人章太炎、梁启超把乾嘉考据学分为吴、皖两派，力主两派分帜对立。钱著不仅看到了吴、皖两派的学术区别，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两派的学术联系，并对之作了穷源竟委的追踪考察，这显示了钱氏汉学眼光锐利，识见精深。钱穆早年以考据名家，其治学深受乾嘉考据方法的影响，但他却并不赞许乾嘉史学，因为他认为“考据之终极，仍当以义理为归宿”。绝不能沉溺于烦琐考据而忘记了史学经世的宗旨。所以他对乾嘉诸老埋首考据，不问世事的学风大加抨击，称“学问之事不尽于训诂考释，则所谓汉学方法看亦惟治学之一端，不足以竟学问之全体”。“治学而专务琐屑之考据，无当于身心世故”；“乾嘉盛斥宋明，而宋明未必非。”像这样的批评之语，在钱著中屡有道及。　　常州今文经学是晚清最重要的学术思潮。西汉以后渐为湮没的今文经学，到清代由常州庄存与开其端，刘逢禄、宋翔凤奠其基，至龚自珍、魏源而大盛，到廖平、康有为时集其大成。钱著11章、14章专论常州今文学派。钱穆认为，常州公羊学派舍名派训诂而专求微言大义，已失去汉学征实求信的精神。特别是康有为弃真求用，所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现实zhengzhi的需要随意解经，强史就我，其弊以至颠倒史实而不顾，晚清今文经学至此已走到尽头。　　《zhongguo近三百年学术史》是钱穆先生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力作，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学术代表作。书chinazhonggong叙51个学术人物的思想，指出汉学者对天下治乱之用心所在。该书引证广博，考证精详，与梁启超的同名著作各领风骚，并行于世，为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格局，在zhongguo现代学术史上影响深远，今人研究清代学术，不能不注意钱先生的研究成果。　　在钱穆先生宏富的著述中，《国史大纲》无疑是他最重要的学术代表作。该书分上、下二册，194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卷首《引论》中，他把zhongguo近世史学分为传统记诵派、科学考订派、宣传革新派三派，批评科学派治史支离破碎，忽其大节；批评革新派史学空言理论，游谈无根，提出了“以记诵考订派之功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新史学路向。强调历史应依随时代变迁而不断翻新改写，推崇贯通古今的通史研究，论述了编纂为时代所需要的新通史的理论与方法。全书共分8编46章，各章又分若干节。正文以纲目行文，每节立一标题，先为提纲，提示大要，说明则另写一段，以提供证据。全书用简洁的笔法写出了zhongguo历史的“世运兴衰”、“人物贤奸”，叙述了从虞夏到民国几千年来的中华全史动态。书中创辟之见甚多，如论述先秦民间自由讲学兴起和宋明社会自由讲学兴起的演变，论春秋战国大势所提出的文化同化论，秦汉相制与汉代文治zheengffuu，魏晋屯田、占田、课田到唐代均田、租庸调的演变，从唐到明南北经济文化的转移等，皆具新意，道人所未道。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称20世纪40年代编写的通史著作甚多，“钱穆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大。”当代著名学者严耕望、余英时也盛赞钱著，严耕望称“目前所有各种zhongguo通史中，仍以钱宾四(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余英时称钱著“至今还是最有见解的一部书。”该书出版发行后，即被当时国民zheengffuu教育部指定为全国大学用书，风行全国，在20世纪zhongguo史学界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zhongguo近三百年学术史》是钱穆先生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力作，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学术代表作。书chinazhonggong叙51个学术人物的思想，指出汉学者对天下治乱之用心所在。该书引证广博，考证精详，与梁启超的同名著作各领风骚，并行于世，为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格局，在zhongguo现代学术史上影响深远，今人研究清代学术，不能不注意钱先生的研究成果。　　钱穆学识广博，著作等身。按现代学科门类划分，他的治学范围广及史学与史学史、哲学及思想史、文化学及文化史、zhengzhi学与制度史、文学、教育学、历史地理学等，在人文学科中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按zhongguo传统的分类法，其学问兼及经、史、子、集四部，为传统国学中的“通儒之学”。所以，有人把他称为“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最后一位读书人”，他的离去“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传统国学的终结，此后国学大师四字成为绝响”。　　本书为青年学者陈勇研究钱穆先生的一部力作，全书对钱穆一生的治学历程和生活经历以一个现代学者的眼光作了一个细致的观照，并对钱穆每个时期的代表著作作了一个历史性的回顾与评价。　　《国史大纲》出版于1940年，是1949年以前zhongguo史学界中有重大影响的通史著作，该书既是我国传统史学通史家风的承继和发展，同时又是钱穆新通史编纂理论与方法在史学实践中的运用。单就史体而论，《国史大纲》是一部章节体兼采纲目体的通史著作。“大书以提，分注以备言”；而就其内容和结构安排言，它又突破了传统的纲目体写法。　　在《国史大纲》中，钱穆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所以创辟之论，随书可见。如论述先秦民间自由讲学兴起和宋明社会自由讲学再兴起的演变，论春秋战国大势所提出的文化同化论，秦汉相制与汉代文治zheengffuu，魏晋屯田、占田、保田至唐代租庸调的演变，自唐至明南北经济文化的转移，对zhongguo传统zhengzhi的理解等等，皆多创见。　　《国史大纲》是钱穆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它是20世纪zhongguo文坛中“最成功的史学名著”(台北zhongguo文化大学教授程光裕语)，“至今还是最有见解的一部书”(余英时语)。该书一经出版发行，便被当时的国民zheengffuu教育部指定为全国大学用书，风行全国，在20世纪zhongguo史学界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多具创见，只观其章节标题，已见才思横溢，迥非一般刻板僵化，死气沉沉者可比。尤极难能者，往往能以数语，笼括一代大局。如论春秋战国大势云：‘文化先进诸国逐次结合，而为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此数语切中事机，精悍绝伦。伸而论之，前世如商之灭夏，周之灭商；后世如北魏牧，辽金侵宋，清之灭明，其结果影响皆可作如此观。在此进展中，华夏文化疆域逐次扩大，终形成疆土一统、文化一统之广土众民大国局面。其他胜义纷陈，不能尽列。” 　　“目前所有各种zhongguo通史中，仍以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内容既见识力，也有深度，迥非其他几部通史所能企及。”——严耕望　　“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周谷城《zhongguo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zhongguo史》、缪凤林《zhongguo通史纲要》、张荫麟《zhongguo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其中除吕思勉、周谷城、钱穆三四先生的书外，其余均属未定之作，钱穆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大。”——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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