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说不尽的童年——在绍兴（1885.1——1901.8）

　　光绪甲申年十二月初一，即1885年1月16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又一个婴儿呱呱坠地。

　　“我的诞生是极平凡的”——1961年，76岁老翁周知堂写他的《回想录》时，反复强调：“没有什么事先的奇瑞，也没见恶的朕兆。”

　　一位堂房的阿叔，那天出去夜游，夜半归来，走进内堂大门，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转瞬却不见了。——这可能是他”醉眼朦胧”中，把什么看花，也许根本就是一个幻觉，但他却相信了。因为，后半夜，周家门内，真的出生了一个婴儿，而且是男的。

　　于是，一个流言悄悄传开：这男孩是老和尚投胎转世的。——至于什么时候“白须老人”变成了“老和尚”，那就谁也弄不清楚，谁也不想去弄清楚了。

　　于是，这婴儿刚刚出世，手脚都还没有来得及伸展，就叽叽喳喳有了吉、凶、臧、否两种议论——

　　“老和尚转世，不是‘头世人’。这孩子命中注定，比那些头次做人什么也不懂的，要深谙人情世故，有出息！”

　　“不过，老和尚转世，总有点‘特别’，特别就不免顽梗，这……”又有人发出担忧。

　　不管人们怎么说，这“老和尚”的形象深深地印在周家兴房老二——櫆寿①的心上了。以至于50年后，他在写“自寿诗”时，首联就写下了”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两句，由此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自然，这都是后话。

①这是周作人外祖父给取的名字，据周作人说，这”櫆”字，“原来乃是一位在旗的京官的姓，碰巧去访问我的祖父。那天他得到家信，报告我的诞生，于是就拿来做了我的小名。其后捡一个木旁的同音的字，加上了‘寿’字，那么连我的‘书名’就有了。但是不凑巧，木部找不着好看的一个字，只有木旁的一个櫆字，既不好写，也没有什么意思，就被派给我做了名字。”（《知堂回想录·五三，我的笔名》）

　　……遥远的、最初的记忆似乎是模糊的，又仿佛格外地清晰。

　　周作人只记得两件事：他和他的妹妹睡在一起，有一回看见她脚上大拇趾，圆圆的，短短的，太可爱了，便情不自禁地咬了一口。妹妹大声哭起来，大人急忙赶来，才知道是二brothergege的“恶作剧”。但他有没有因此而挨打呢？周作人怎么也记不得了②。

②妹妹叫端姑，1887年生，1888年因天花夭逝，年未满周岁。

　　另一个忘不掉的记忆是，从小总是生病，长得十分瘦小，老是吃不够，也许患的就是“馋痨病”。稍大一些才知道，这是因为没有奶吃，雇了一个奶妈，而这奶妈原来也没有什么奶水，为骗得小孩不闹，便在门口买种种东西给他吃，结果自然是消化不良，瘦弱得要死，看见什么东西又都要吃。为了对症服药，大人便什么都不给吃，只准吃饭和腌鸭蛋。处于这恶性循环中的小孩一定是很痛苦的。但周作人说：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儿童的最初记忆，人的最初记忆，大抵都离不开本能的欲求。但谁会料到，对“人的本能”的重视，竟会成为周作人以后人生选择的基础呢？

　　答案似乎是现成的：只要翻开历史教科书，就不难看到，这“小和尚”出世的1885年初，正是光绪甲申季冬之立春以前。周作人后来回忆说：“甲申这一年在zhongguo史上不是一个好的年头儿，整300年前流寇进北京、崇祯皇帝缢死于煤山。60年前有马江之役，事情虽然没有怎么闹大，但是前有咸丰庚申之火烧圆明园，后有光绪庚子之联军入京，40年间四五次的外患，差不多甲申居于中间”①。在甲申本年，中法战争以zhongguo签订屈辱条约为结束。这确实是一个内外交困的时代。整个国家、民族正无可避免地走着历史的下坡路，统治zhongguo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处于整体崩溃的前夕。

①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

　　不能，现实生活的逻辑绝没有纯粹思辨的推理这么简单：不仅历史发展趋势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在zhongguo这样的大国，外患造成的影响波及浙东山区，也还要一段时间。这就是说，尽管时代的“大气候”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周作人故乡的“小气候”，却暂时风平浪静，维持着封建末世的“太平”景象。

　　于是，在历史的辩证发展中，出现了周作人短暂的“(se-dangjin)的童年”。

　　“zhongguo最后一代传统的知识分子”这一命题就具有了双重含义：这一代人既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没落与腐朽，又最后一次直接领悟着（以后缺乏系统的传统教育的几代人所无法感受的）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尽管已“近黄昏”，“夕阳”的最后一瞥，仍然是撩人情思的。

　　……周作人稍稍懂事以后，就注意到，居住在大台门内的每一个家族成员，晚上外出都要点上大灯笼，摇晃的烛光把淡yellowhuangse灯壳上三个黑(se-dangjin)的大字映照得分外醒目：“汝南周”，它所唤起的，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充满温馨、而又略带凄凉的回忆……

　　据周作人祖父周福清会试履历上所说，始祖“元公，宋封汝南伯，元封道国公，学者称濂溪先生，从祀文庙”。灯笼上的“汝南”指的就是宋代理学大师，以“出淤泥而不染”的《爱莲说》而名垂史册的周敦颐的爵位。周作人后来写有“数典诗”，其三即是歌咏这位祖父所说的“始祖”的。诗云：“清逸先生百世师，通书读过愧无知。年来翻遍濂溪集，只记篷窗夜雨诗”，并有如下小注：“……著有《濂溪集》七卷，内有通书、太极图说，后者在说明天地之根源，研究万物之始终，这是他对于宇宙的看法。通书是发挥太极图说的原理，从他的宇宙观推到人类社会之lunli”①。以周敦颐为始祖，周氏家族将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①诗载1969年7月《明报》43期，收《知堂杂诗抄》。

　　但周作人的三弟周建人对“汝南周”另有自己的理解：“我相信我们原籍是河南省汝南县人”；宋朝“徽、钦二帝被金兵挟持而去，康王赵构在爱国将领宗泽等人的保卫下，在今天的河南商丘（那时称南京）即位，史称南宋。可是，赵构仍不想抗战，反而仓皇南逃，不久，金兵长驱直入，赵构只得逃到越州（绍兴）；后来，又逃到明州（宁波）”，“周家的祖先也有可能为了躲避金兵，从汝南来到绍兴落户，……那么，我们家族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②。

②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

　　但按家谱记载，又有另一种说法：始祖周逸斋于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定居会稽竹园桥，距今已有400年的历史。周作人在《数典诗》中咏道：“清道桥头百姓家，逸斋遗教是桑麻。关门不管周朝事，数典何因学画蛇”，并自注云：“吾家始迁祖居越城清道桥（俗称青黛桥），名已逸，家谱中追称之曰逸斋公，时在明正德年间，以前悉不可考。周氏例称出于周公，吾家则存疑，虽郡望亦称汝南，但以逸斋公为第一世，至不佞才十四世也”。如此，周作人是相信家谱的说法的。

　　祖父福清公在1899年（时鲁迅19岁，周作人15岁）曾在给他的两个孙子的“恒训”中，关于“家史”说了如下一段话：“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述先公祭日，俱万历年里），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子七房，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逮嘉道时，族中多奢侈，遂失其产”①。福清公这里所讲的周氏家族由兴至衰的历史大抵是真实的，待到鲁迅、周作人这一代出世时，周氏家族已经像《红楼梦》里王熙凤所说的那样，外表上“轰轰烈烈”，内里“不过也是个空架子”了。但刘姥姥说得也对，“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有余裕的消闲生活——这种“小康”局面正是养育周作人的最适宜的土壤。

①周介孚：《恒训》，载《鲁迅研究资料》9辑，现存鲁迅手抄本。

　　周作人后来回忆说：“我觉得很是运气的是，在故乡过了我的儿童时代。……本来已是破落大家，本家的景况都不大好，不过故旧的乡风还是存在，逢时逢节的行事仍旧不少，这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②。

②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而zhongguo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节日却分外的频繁，并且别有情趣。周作人的家乡绍兴过“四时八节”都有一套礼仪。所谓“四时”，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所谓“八节”，即元宵，清明，立夏，端午，中秋，重阳，立冬，年节。四时八节的礼仪，据绍兴地方志记载，大约可以追溯到春秋末的吴越风俗。因此，过“四时八节”，对终岁劳累的人们来说，自然是一次精神的放松与休息，地方与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就悄悄地溶解在各种半是祭祀、半是娱乐的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滋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传统节日在周作人的童年，存留下如许斑斓、眩目的(se-dangjin)彩，直到晚年，周作人还为之心荡神移，写下了一首又一首“儿童杂事诗”。尽管这已是“落日”对于“晨曦”的追忆，但依然可以让人们感受到那没有随着时光流逝，而永远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特具的魅力。

　　于是，在烟雾缭绕、鞭炮繁响之中，在忙碌而欢乐的人群之间，我们仿佛看见了：周作人和他的小伙伴们在跳着，唱着，叫着，笑着……

　　买得鸡灯无用处，厨房去看煮元宵。①

①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四，上元》

　　“元宵”，土话叫“汤圆”；绍兴有“上灯汤圆落灯糕”的俗语，绍兴的元宵香甜可口，邻近的宁波汤圆更驰名中外，逗人馋诞。

　　明日虽扔今日点，满街望去碧澄澄。②

②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二三，中元》

　　虽说是“鬼节”，却无幢幢鬼影；莲花幻化，街衢一片碧澄，是颇有些诗意的了。

　　元宵节一过，“龙灯蟹鹞去迢迢，关进书房耐寂寥”③。一动一静，一热一冷，一放一收之间，又升腾起了新的企盼：“盼到清明三月节，上坟船里看姣姣”④。

③④　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六，上学》

　　可不是么，绍兴儿童歌云：“正月灯，二月鹞，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清明时节，桃红柳绿，万木更苏，正是“踏青”的好时节。不料，在元代异族统治下，这里的人民被视为南宋遗民，贬为最下等的“南人”，妇女竟被剥夺了“踏青”的权利。人民遂借扫墓之名，进行变相踏青，清明节就成了扫墓节。范啸风《越谚》卷中风俗部下记曰：“清明前后，大备船筵鼓乐，男女儿孙尽室赴墓，近宗晚眷助祭罗拜，称谓上坟市”。绍兴人一向认为“礼多人不怪”，清明扫墓礼仪十分隆重①，那繁缛的规矩排场自然是儿童不感兴趣的。孩子们所念念不忘的是扫墓郊游中的“野食”与“野趣”。周作人有如下的记忆：“扫墓归来日未迟，南门门外雨如丝。烧鹅吃罢闲无事，绕遍坟头数百狮”。据说，“百狮坟头在南门外，扫墓时多就地泊舟会饮。不知是谁家茔墓，石工壮丽，相传云共凿有百狮，但细数之亦才有五六十耳”②。扫墓中的会餐亦有特别的规定，范啸风《越谚》卷中饮食类，下列有六荤四素五荤五素名目，注云：“此荤素两全之席，总以十碗头为一席，吉事用全荤，忏事用全素，此席用之祭扫为多，以妇女多持斋也”。据周作人回忆：“此等家常酒席的菜与宴会颇不相同，如白切肉，扣鸡，醋溜鱼，小炒，细炒，素鸡，香菇鳝，金钩之类，皆质朴有味，虽出厨司之手，却尚少市气，故为可取。在‘上坟酒’中还有一种食味，似特别不可少者，乃是熏鹅……以醋和酱油蘸食，别有风味。其制法虽与烧鸭相似，唯鸭稍华贵，宜于红灯绿酒，鹅则更具野趣，在野外舟中啖之，正相称耳”③。假如到跳山去扫墓，那就更有趣味。那里是汉大吉摩崖石刻所在地，有好长一段山路。往年都是骑在佣人肩上，一路招摇而过。如今独自坐“山兜轿”（此“为山行乘物，两竹杠间悬片板作座位，绳系木棍为踏镫，二人舁之，甚轻便”），那才更神气呢。“跳山扫墓比春游，岁岁乘肩不自由。喜得居然称长大，今年独自坐山兜”④。扫墓的悲凉之气早已被春游的自由欢乐一扫而空了。

①参看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八，扫墓·八二，祝父》、《药味集·上坟船》。

②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七，春扫墓及自注》

③周作人：《药味集·上坟船》

④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九，扫墓三》

　　“清明”之后是“立夏”。绍兴有立夏日“称人”的习俗，大概原来于立秋日当重称一回，以资比较，但民间似忘其意义。此外还要吃“健脚笋”，即以淡笋纳柴火中烧熟，去壳食尽一株。诗云：“新装杠秤好称人，却喜今年重几斤。吃过一株健脚笋，更加蹦跳有精神”。 ①

①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十二，立夏》

　　接着就是“端午”，这是“八节”中的大节。每逢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人们一大早就用葛蒲剪出的宝剑和用“纹艾”制成的旌旗插在门框上，中间还有一张姜太公神位，说是“姜太公神位在此，百无禁忌，诸邪回避”。中午，用香蒲、柏子、青艾作香料，熏烟消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有的还用杂有雄黄的烧酒渍酒，于是有吃“五黄”（黄鳝、黄鱼、黄瓜、黄梅、雄黄）的习惯，给小孩额上用雄黄写“虎”字，分香袋、香球的习俗。这一切，在周作人的记忆里，都升华为迷人的“诗”：“蒲剑艾旗忙半日，分来香袋与香球，雄黄额上书王字，喜得人称老虎头”①，“端午须当吃五黄，枇杷石首待新尝。黄瓜好配黄梅子，更有雄黄烧酒香”②。

①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编之十四》

②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编之十三》

　　“中秋”又是一大节日。中秋赏月，绍兴家家在宴请“月亮婆婆”时，除习常的水果、月饼外，还特地摆上老南瓜，给“宴会”增添别一种乡土气息。绍兴的月饼有“荤油大月”，重达10斤、20斤，素月饼中则有干菜月饼和用豆沙作料的。大者径尺许，与木盘等大，都深为素食的老年人所喜爱。而周作人念念不忘的恰恰也是素月饼，诗云：“红烛高香供月华，如盘月饼配南瓜。虽然惯吃红绫饼，却爱神前素夹沙”①。

①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二四，中秋》

　　“重阳”登高，亦是一年中的盛事。但登高饮菊花酒赋咏菊花诗，这似乎都是大人们的娱乐，与小孩无涉；因此，在周作人这里也没有留下记忆。四时八节中的立冬，和立夏一样，只是个时令节气，仅有一个整理加固祖坟的习俗，儿童更不关心，周作人也就无诗了。

　　最令人神往的，自然是年节。绍兴有一句俗话：“大人忙种田，小孩忙过年”，这是千真万确的。绍兴还有一首歌谣：“二十夜，连连夜，点起红灯做绣鞋，绣鞋做好拜爷爷”。到了农历十二月二十日以后，做母亲的即接连开夜车，为孩子们赶做新衣新鞋，节日气氛就已经很浓了。“年节”的礼仪自然是十分繁杂的，有“送灶”、“祝福”、“分岁”、“辞岁”、“拜岁”等等。只有后两项是孩子感兴趣的，周作人都写有诗：“昨夜新收压岁钱，板方一百枕头边。大街玩具商量买，先要金鱼三脚蟾”①。“下乡作客拜新年，半日猴儿着小冠。待得归舟双桨动，打开帽盒吃桃缠”。②

①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二，新年二》。自注：“大钱方整者名曰板方，金鱼等皆用火漆所制，一枚值钱三四文”。

②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三，新年三》自注：“新年客去，例送茶食一盒置舟中，纸盒圆扁，形如旧日帽盒，俗即以纸帽盒称之。合锦点心中，以核桃缠松仁缠为上品，余亦只是云片糕炒米糕之类而已。”

　　每一个节日，都在周作人幼稚的心灵里，埋下一串串具有声、(se-dangjin)、香、味之美的回忆。周作人在又过了一个“甲子”之后，回想这一段充满节日之乐的童年生活时说：“对于鬼神与人的接待，节候之变换，风物之欣赏，人事与自然各方面之了解，都由此得到启示。我想假如那十年间关在教室里正式的上课，学问大概可以比现在多一点吧，然而这些了解恐怕要减少不少了。这一部分知识，在乡间花了很大的工夫学习来的，至今还是于我很有用处”①。正是在童年生活中这些多彩的节日的忘不掉的记忆里，我们发现了许多尔后构成周作人思想要素的最初萌芽。在传统的“四时八节”里，每一个节日都与气候的变换联系在一起。“人事”的变迁与“自然”的变化之间形成了神秘的对应关系：周作人的“lunli之自然化”的思想显然于此得到启发。每一个节日，不单纯是娱乐，都含有某种祭祀与祭神、祭祖、祭民族英雄的意义。一次次子孙与祖先、人与鬼的精神对话，创造出人鬼相融、古今共存的世界，自然产生“超时空”感；童年时代留下的祖先鬼魂的阴影尔后就变成了“故鬼重来”的历史命题。然而，每一个节日又确确实实是终岁劳累以后的精神松弛与情绪发泄。周作人表示很欣赏“四时八节”中“节”的称谓：它表示了“以节为至善”的观念②。的确，zhongguo的传统节日，不同于西方（乃至日本）的狂欢，是“调节”而非“放纵”，追求灵肉和谐的中和之美。周作人在形成他的“生活之艺术”的人生哲学时，童年时代艺术化的节日生活，无疑是起了某种潜在的“暗示”作用的。——但，这都是几十年后的事；眼前，对于这位周家兴房的櫆寿二少爷来说，一切都还没有发生，他只是觉得，生活就象“过节”一般。“好玩”而已③。

①②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

③“好玩”，以后也由生活的直感变成了”周作人思想”的要素，这更是小櫆寿所绝没有想到的。

　　而且，在周家新台门内，“好玩”的不只是过节，还有对于大自然的最初发现。

　　鲁迅在《故乡》里，曾经以童年时代自己在深宅大院里的生活与少年闰土在海边的生活作对比，并且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四角的天空”。其实，这只有部分的“真理”：即使是四面高墙的院子里，仍然有一个人力所不及的自然的世界——不仅因为大自然的勃勃生机是扼shaa不了的，只要有大地，有空气，就有大自然；而且，儿童对大自然有着成年人所不及的特殊的敏感。没有乐感的耳朵是没有音乐的；而对于对大自然有着天生的感应的儿童，则到处都可以“发现”自然。——一点不错，是“发现”。儿童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便处处都有新鲜的“发现”，这种“发现”构成了诗的最初因素。“发现”首先是“自然”的发现，“自然诗”的发现。没有比儿童从天性上更接近自然的了；而周作人，这种“接近自然”的天性是发展得更为充分的。

　　鲁迅对于“自然”的敏感也并不亚于乃弟。这是他在周家新台门后园里“发现”的大自然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何首乌根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是有象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有过一块根象人样。……

　　——通过直感与想象，在自然中注目于菜畦的“碧绿”，桑椹的“紫红”，蜂与菜花的“金黄”，感觉到鸣蝉的“长吟”，蟋蟀的“弹琴”与“油蛉”的“低唱”：这都是“诗人”对大自然声、(se-dangjin)之美的感受、体验与记忆。而周作人呢，面对同一个“百草园”，却有另一种眼光——

　　木莲藤缠绕上树，长得很高，结的莲房似的果实，可以用井水揉搓，做成凉粉一类的东西，叫做木莲豆腐，不过容易坏肚，所以不大有人敢吃。何首乌和复盆子都生在‘泥墙根’，特别是大小园交界这一带……据医书上说，有一个姓何的老人因为常吃这一种块根，头发不白而黑，因此就称为何首乌，当初不一定要像人形的，《野菜博录》中说它可以救荒，以竹dao切作片，米泔浸经宿，换水煮去苦味，大抵也只当土豆吃罢了①。

①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四，园里的植物》

　　蟋蟀是蛐蛐的官名，它单独时名为叫，在雌雄相对，低声吟唱的时候则云弹琴……普通的蛐蛐之外，还有一种头如梅花瓣的，俗名棺材头蛐蛐，看见就打shaa，不知道它们会叫不会叫。又有一种油唧蛉，北方叫作油壶芦，似蟋蟀而肥大，虽然不厌恶它，却也永不饲养，它们只会嘘嘘的直声叫，弹琴的本领我可以保证它们是没有的……②

②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六，园里的动物》

　　——注目于动植物的实用价值，热心于动植物体态、功能与名称的考证，（例如蟋蟀的各种类型）：这都是一个爱智者而非诗人的发现与记忆。

　　“瓜皮满地绿沉沉，桂树中庭有午荫。蹑足低头忙奔走，捉来几许活苍蝇”③，即使是局仄的门前小院，几乎容不下大自然的生存，童年时代的周作人也能从垃圾堆上的苍蝇里，获取丰富的乐趣与知识，直到成年以后，还写下了一段动情的回忆——

③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二十，苍蝇》

　　苍蝇不是一种很可爱的东西，但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都有点喜欢他。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们午睡，在院子里弃着香瓜皮瓤的地方捉苍蝇，——苍蝇共有三种，饭苍蝇太小，麻苍蝇有蛆太脏，只有金苍蝇可用。金苍蝇即青蝇，小儿谜中所谓‘头戴红缨帽，身穿紫罗袍’者是也。我们把他捉来，摘一片月季花的叶，用月季的刺钉在背上，便见绿叶在桌上蠕蠕而动，……我们又把他的背竖穿在细竹丝上，取灯心草一小段，放在脚的中间，他便上下颠倒的舞弄，名曰‘戏棍’；又或用白纸条缠在肠上，纵使飞去，但见空中一片片的白纸乱飞，很是好看。倘若捉到一个年当力强的苍蝇，用快剪将头切下，他的身子便仍旧飞去。希腊路吉亚诺恩的《苍蝇颂》中说，‘苍蝇在被切去了头之后，也能生活好些时光’，大约二千年前的小孩已经是这样的玩耍的了①。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苍蝇》

　　这最后一句关于希腊哲人的联想自然是成年以后追忆时加上的，幼年时的周作人没有这样的知识，也没有这样的历史感。但是，那精细的观察与描写，那“领解万物感受一切”的“安详的容止”②，以及“戏弄”苍蝇中所表现出来的近乎冷漠的冷静态度，是小櫆寿的，却也可以从中看到成年周作人的某些特征。

②周作人：《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

　　幼年的周作人是与他的祖母住在一起的；给他以不可磨灭的印象的，正是祖母的“受苦”形象——

　　她的瘦长的虔敬的脸上丝丝刻着苦痛的痕迹，从祖父怒ma的话里又令我想见她前半生的不幸①。我心目中的女人一生的运命便是这祖母悲痛而平常的影象②。

　　我的祖母……在有妾的专制家庭中，自有其别的苦境……那种苦忍守礼，如不坐石条、不饮龙眼汤的事，正是常有。至于生平不见笑容，更是不佞所亲知灼见者也③。

①据周作人介绍，“她母家姓蒋，住在陆放翁故居所在地的鲁墟，是介孚公（周作人祖父）的后妻，也是伯宜公（周作人父亲）的继母”。她原先是“翰林太太”，“后来遗弃在家。介孚公做着京官，前后蓄妾好些人，末后带了回去，终年的咒ma欺凌她，真是不可忍受的”（《鲁迅novelxiaoshuo里的人物〈彷徨〉衍义·祖母》）。这里所讲“她前半生的不幸”即指“被遗弃”之事。据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百草园·祖母二》中所说，鲁迅《孤独者》里主人公魏连殳为祖母奔丧，即是以鲁迅自己的祖母为根据的。足见这位蒋姓祖母给鲁迅、周作人兄弟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又，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风暴的余波》中回忆：“至于对于祖母，（祖父）则更是毫不客气的破口大ma了，有一回听他说出了长毛姣姣，还含糊的说了一句房闱隐语，那时见祖母哭了起来，说‘你这成什么话呢’，就走进她的卧房去了。我当初不懂，后来知道蒋老太太的家曾经一度陷入太平军中，祖父所说的即是此事。”

②周作人：《谈虎集·抱犊谷通信》

③周作人：《秉烛谈·双节堂庸训》

　　周作人从祖母”苦忍守礼”里，第一次领悟到封建礼教压抑人的本性的残酷，第一次唤起了对于妇女命运的关注与同情。

　　留在幼年周作人记忆里的另一个阴惨印象，是关于“蓝门里的故事”。

　　百草园的后园门口，一进门，西边是工具间，东边是灶头，经过一条小夹弄，西边有两间屋，一间是鲁迅小时候读过书的地方，别号橘子屋（因为朝西的窗外有一个小天井，长着一棵橘子树），南间的另一间，因为两扇门是蓝(se-dangjin)的，通称蓝门。在孩子的记忆里，“蓝门”永远是“离奇而阴惨”的；直到晚年，周作人还仿佛看见：“蓝门紧闭，主人不知何去，夜(se-dangjin)昏黄，楼窗空处不晓得是鸟是蝙蝠飞进飞出，或者有猫头鹰似的狐狸似的嘴脸在窗沿上出现……”④。

④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一四，蓝门》

　　“蓝门”的主人是周作人的堂房爷爷①，平常称他明爷爷，本名叫子京，却是鲁迅的第一位老师。多年应试不中，开办私塾，也因为学问太差，混不下去②，终于疯了。开始是演出鲁迅《白光》里的悲剧。以后常在半夜里发作，每次都是大批巴掌，用前额磕墙，大声说不孝子孙，反复不已。次早出来，脑壳肿破，神情凄惨，望望然出门径去，没有人敢同他问话。到最后那一天，他先来一套自责自打，随后拿剪dao戮破喉咙，在胸前刺上五六个小孔，用纸浸煤油点火，伏在上边烧了一会，再从桥边投入水里，高叫曰：“老牛落水哉”。当初街坊都不敢近去，落水后才把他捞起，送回蓝门里去，过了一日才死③。——这是周作人亲眼目睹的第一个“死”，一个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凄惨而无价值的“死”。子京自称“不孝子孙”，自责自打以至自shaa，对于同样是封建大家族子孙的周作人，虽是一时不能理解，却仿佛“恐怖”的恶魔一般沉重地压在心头，久久不能移开。

①周作人祖父是兴房第二代，“蓝门的主人”是立房第二代。

②据周作人回忆，一次他教鲁迅读《孟子》，“讲到《孟子》引《公刘》诗云：‘乃裹糇粮’，他说这是表示公刘有那么穷困，他把活狲袋的粮食也咕的一下挤了出来，装在囊橐里带走”。“公刘抢活狲的果子”的故事传开，使子京极为狼狈。（《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一六，橘子屋读书二》）

③参看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一九，子京的末路》

　　周家新台门内另一位在周作人的幼小心灵里留下了阴暗印象的人物是四七叔，他是“礼房”的第三代。直到晚年，周作人都不能忘怀他那一眼看去便“可以知道他是鸦片大瘾”的“脸相”，每在傍晚常看见他从外边回来，一手捏着尺许长的潮烟管，一手拿了一大“猫砦碗”的酒①，身穿破旧龌龊的竹布长衫，头上歪戴了一顶瘪进的瓜皮秋帽，十足是一副瘪三气，嘴里还唱着小调，孩子们只听懂几句：“我有一把苗叶dao，能水战，能火战，也能夜战……”②。但是据老辈说来，他并不是向来如此的，有一个时候相当的漂亮，也有点能干。周作人就记得，曾与伯升叔一起请他写过字。虽因多年不动笔，手是抖的，但看得出他的底子还在，比起义房的伯文叔自夸的颜欧体要好得多。但是，染上鸦片瘾以后，他终于成为“人不人，鬼不鬼”了。在把自己的一份房屋也典了出去之后，搬进百草园东北角堆柴草的“三间头”住去了。百草园里传说有一条大火练蛇，是要扑灯光的，夏天野草长得三四尺高，他于晚间在这当中来去自如，却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在周作人这样的孩子们看来，倒也是很可佩服的。不知什么时候，他又从“三间头”搬到全族公用的大书房里，此时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到冬天，赎出棉被，当进破竹布衫，到夏天赎出竹布长衫，又当进破棉被。有时到了冬天，手里没钱，棉被赎不出，到夜里，冻得没有办法睡觉，他就曲膝坐在床上，破棉被披在身上，把手脚都包进，就这样坐到天亮。天将明时，冷入骨髓，实在受不住，就扯着喉咙大喊起来：“冻shaa哉，冻shaa哉”。邻人好心送给他棉花褥，他不多几天又送进了当铺。一个冬天，四七叔没有出来，别人进他屋里去看，发现他已死在床上。踡居着，人已经僵了，皮包骨头，就象一具骷髅。大人们都发出感叹，说四七不是冻死的，而是死于鸦片烟。绍兴正有这样的俗语：“穿，威风；吃，受用；赌，对冲；嫖，脱空；烟（指鸦片），送终”。

①据周作人自注：“砦当是槽字的转变，指喂养动物的食器”。（《鲁迅的故家·百草园·六五，四七》

②参看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

　　年幼的周作人，对于zhongguo封建传统的理解，正是与这一个个惨烈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的心目中，科举，鸦片，养妾，还有缠足，构成了zhongguo传统文化中最残酷、非人性的部分。这对周作人是一条“线”：以后，他无论怎样向现实妥协，但对这些摧残人（特别是妇女）的天性的“丑物”，他是绝不妥协的；对于这一类的“丑物”的复辟，他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对于幼年时代的周作人，台门之内，是一个世界——一个充满“现世之美”，却又处处散发着死尸气息的世界；台门外面，又是一个世界——一个也许更具吸引力、更有活力的、熙熙攘攘的世界。

　　周作人说：“我从小就是十字街头的人。……吸尽了街头的空气，所差者只没有在相公殿里宿过夜。因此我虽不能称为道地的'街之子'，但总是与街有缘，并不是非戴上耳朵套不能出门的人物。我之所以喜欢多事，缺少绅士态度，大抵即由于此，从前祖父也ma我这是下贱之相”①。这里所说的“街头的空气”，即是指与市民阶层的市民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精神联系，这是培育周作人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土壤与文化背景。这是一条不长的街道，不过十几户人家。但，一家一个世界，在日常生活的谈笑哭ma间，蕴含着市民社会特有的悲欢。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十字街头的塔》

　　十字街头的东南角是一家老铺：德兴酒店①。只有一间门面，门口有一个曲尺形柜台。靠墙放着玫瑰烧、五加皮等酒瓶，直柜台下面放酒坛，横柜台临街，台上有半截栅栏，栅栏里放着过酒胚。进柜台就是雅座，几个长板凳条凳，可以坐十来个人。周作人记得，“有一回，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独自一人走进德兴去，在后边雅座里找着先君正和一位远房堂伯在喝老酒。他们称赞我能干，分下酒的鸡肫豆给我吃。那时的长方板桌与长凳，高脚的浅酒碗，装下酒盐豆等的黄沙粗碟，我都记得很清楚，……连带的使我不能忘记的是酒店所有的各种过酒胚、下酒的小吃……”②。于是，周作人又有了这样亲切的回忆——

　　小时候在故乡酒店常以一文钱买一包鸡肫豆，用细草纸包作纤足状，内有豆可二十粒，乃是黄豆盐煮漉干，软硬得中，自有风味③。

①另一家酒店就是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设在周家新台门对面，是周作人远房本家一个秀才开设的，但没有多久就关了门。

②周作人：《过去的工作·东昌坊故事》

③周作人：《书房一角·看书余记·二九，记盐豆》

　　此外现成的炒洋花生、豆腐干①、咸豆豉等大略具备。但是说也奇怪，这里没有荤腥味，连皮蛋也没有，不要说鱼干鸟肉了。本来这是卖酒附带喝酒，与饭馆不同，是平民的所在，并不准备阔客的降临，所以只有简单的食品，和朴陋的设备正相称②。

　　此外还有一两种则是小菜类的东西，人家买去可以作临时的下饭，也是很便利的事。……时萝卜，以萝卜带皮切长条，用盐略腌，再以红霉豆腐卤渍之，随时取食。此皆是极平常的食物，然在素朴之中自有真味，而皆出自酒店店头，或亦可见酒人之真能知味也③。

①关于小酒店里的豆腐干，周作人还有这样的有趣的回忆：“小时候听念佛老太婆说，阴间里豆腐干每块二百文”，这透露出阴间物价极高的意思，并说明”阴间的人尚在吃豆腐干，则他物准是，其情状当与阳世也无甚殊异·（《苦口甘口·读〈鬼神论〉》）

②③周作人：《过去的工作·东昌坊故事》。

　　在十字路的东北角，有一个水果摊，主人名莲生，所以大家并其人与摊称之曰水果莲生。东昌坊距离大街很远，临时想买点东西只好上水果莲生那里去，其价钱较贵，也可以说是无怪的；但也就因此有人说水果莲生所卖的水果是仙丹，所以那么贵，又一转水果莲生也被称作华陀了，因为仙丹当然只有华陀那里发售。其实，所谓华陀“仙丹”都是最普通的水果，销路最好的自然是甘蔗、荸荠，其中更以甘蔗为大宗。此外还有初夏时节的樱桃，体格瘦小，面(se-dangjin)苍白，引不起诗人的兴趣来的，却大为孩子们所赏识，一堆一堆的也要销去不少。直到晚年，至于特别提出豆腐干而不云火腿皮蛋者，乃是念佛老太婆的本(se-dangjin)。周作人还深情地回忆说：“我至今不希罕苹果与梨，但对于小时候吃的粗水果，还觉得有点留恋。顶上不了台盘的黄菱肉，大抵只有起码的水果店里才有，我却是最感觉有味，因为那是代表土产品的……所谓土膏露气尚未全失，比起远路来的异果自有另外一种好处”①。

①周作人：《亦报随笔·556，甘蔗荸荠》

　　和水果摊在一起的，还有麻花摊。这也是周作人幼时爱光顾的地方。他介绍说：“乡间制麻花不曰店而曰摊，盖大抵简陋，只两高凳架木板，于其上和面搓条，傍一炉可烙烧饼，一油锅炸麻花”，“做麻花的手执一小木棍，用以摊赶湿面，却时时空敲木板，的答有声调，此为麻花摊的一种特(se-dangjin)，可以代呼声，告诉人家正在开淘有火热麻花吃也”。“麻花摊所制各物殆多系寒具之遗，在今日亦是最平民化的食物，因为到处皆有的缘故，不见得会引起乡思”。但勾起周作人回忆的，却是“小时候曾听老妪们说过”，这类油炸条面食，或呼为“油炸鬼”，据说“当日秦桧既死，百姓怒不能释，因以面肖形炸而食之，日久其形渐脱，其言渐转，所以名为油炸鬼，语亦近似”。——但周作人对这类传统是不以为然的，他以为，“这ma秦桧的风气是从《说岳》及其戏文里出来的”。②

②周作人：《苦竹杂记·谈油炸鬼》

　　谢德兴酒店往东依次是高全货油炸店，箍桶店，十字路口西南角泰山堂药店店人兼给人看风水的申屠泉的住宅，高文锦家住宅，荣生轿行。再往东就是小船埠头，依次向东又是傅澄记米店，咸亨酒店与屠家小店。这“屠家小店”在东昌坊街上是颇有些名气的；它的“名气”来自多方面，最吸引小孩子们的，自然是它的出售品：夜糖。正象周作人自己所说：“绍兴如无夜糖，不知小人们当更如何寂寞，盖此与炙糕二者实是儿童的恩物，无论野孩子与大家子弟都是不可缺少者也。夜糖的名义不可解，其实只是圆形的硬糖，平常亦称圆眼糖，……亦有尖角者，则称粽子糖，共有红白黄三(se-dangjin)，每粒价一钱……梨膏糖每块须四文，寻常小孩多不敢问津。此外还有一钱可买者有茄脯与梅饼。以沙糖煮茄子，略晾干……切为适当的长条，而不能无大小，小儿多较量择取之，是为茄脯。梅饼者，黄梅与甘草同煮，连核捣烂，范为饼如新铸一分铜大，吮食之别有风味，可与青盐梅竞爽也。卖糖者大率用担，但非是肩挑，实只一筐，俗名桥篮，上列木匣，分格货糖，盖以玻璃，有木架交叉如交椅，置篮其上，以待顾客，行则叠架夹胁下，左臂操筐，俗语曰桥。虚左手持一小锣，右手执木片如笏状，击之声镗镗然，此即卖糖之信号也，小儿闻之惊心动魄，殆不下于货郎之惊闺与唤娇娘焉”①。几十年后回想起来，既有“想见当年立门口，茄脯梅饼遍亲尝”的甜蜜②，亦有“儿童围作圈，探囊竞买啖。亦有贫家儿，衔指倚门看。所缺一文钱，无奈英雄汉”的感慨③。

①周作人：《药味集·卖糖》

②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丙之二十二，果饼四》

③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往昔三十首·五之四，炙糕担》

　　东昌坊街头引人注目的铺面还有两家，一是前面已经提到的荣生轿行。这一家并不卖“货”却卖“力”，店里的一乘轿是出租用的。主人名叫荣生，可能姓樊，但大家都叫他：“做不shaa的荣生”。这是因为他终日终年地卖苦力，不知歇息。有人来租轿，他马上和他弟兄两人抬轿。抬完轿，马上贩水果，挑了担沿街叫卖。谁家死了人，他赶去入殓，抬棺材。一到秋天，他又赶到大教场去当一名操练兵。有火灾的时候，他又忙着救火。从天不亮起床，到天黑睡觉，一刻不停，样样活路都做，而且都是重活。人称“做不shaa”（即“做不死”）；既含着同情，又有几分称羡之意。这位“做不shaa”的荣生是有资格充当市民“英雄”的。

　　在辛劳程度上，能够与“做不shaa的荣生”比美的，大概只有屠家小店的东邻，也是这条街的最后一户人家王咬脐锡箔店的店伙。绍兴素有“锡半城”之称，说的是大多数绍兴人都以锡箔业为生。所谓“锡箔”即是“冥”。据说，元顺帝时，在大江大海航行的商人，每遇风浪，就将长方形的锡砖抛入水中，用以镇压“江神”、“海神”；到明太祖时才出现锡箔。锡箔制作中最辛苦的是打箔。用一头小一头大的铁鎯头将小而厚的锡块打成薄而大的锡箔纸（一块锡铸件，一般能打三千二百张锡箔纸），以便“砑”上一种yellowhuangse的当地土纸上。从事这重活的大半是当地农民，他们种田和打短工不够维持一家生活，不得不到城里来打箔。除吃饭以外，他们不停地挥锤，于是，从黑暗、潮湿、低矮的木板房里，整天传出来沉重而凝滞的打箔声：“噹，噹，噹……”

　　东昌坊这条街并不阔，周作人幼年时走出台门就看见这些做锡箔的，担轿的，摇船的，做木作的，做泥水作的，箍桶的，以及小商小贩……清早起来，就都在忙碌。如果有一天闲着，他们反而要发愁了。一到黄昏，他们在暮(se-dangjin)苍茫中吃晚饭——绍兴的风俗是一日三餐煮饭吃的。老百姓往往托了一碗饭站着吃，饭碗上放着一长条乌黑的干菜——整棵的白菜晒干，吃饭时和米一起“熓”（焖）熟，一叶叶撕下来，就那么咬着吃。如是茄子茭白之类，还浇上麻油酱油，吃起来味道就特别好，与用dao切的迥然不同。此外的吃食就是腌菜，霉苋菜梗，红霉豆腐，臭霉豆腐之类。人们常常是吃完饭以后，油灯也舍不得点，摸黑把碗筷收拾好，就休息了。据周作人回忆说，风尚所致，连周家台门内“曾祖母不必说，祖母房里在辛丑年①总还是点着香油灯的”，“大抵小时候睡得很早，后来的习惯也不在灯下作什么事情，无论用功还是游玩，所以对于灯缺少亲近的感觉。古人云，'青灯有味似儿时'，那是很幸福的经验，我却是没有”②。有时夜里提着灯笼回来，只见这些破败的陋屋沉浸在夜幕里，只有十字路口向西的地方，高高悬挂着一盏长方形玻璃灯，玻璃上写着四个大字：“清火洋烟”，这是一鸦片烟馆，这盏灯是通宵不灭的，灯下依稀可辨的，是一条长长的石板路，年久光滑，并且已凿出一层，颇不便行走，如是盛夏，石板都热得象木板似的晒干，两头翘起，因此，绍兴有“知了喳喳叫，石板两头翘，懒惰女客困旰觉”的歌谣。稍远处，隐没在黑暗中的是石桥——城内的石桥差不多都只有两三级，有的还与马路相平，底下只可通小船而已；而阴影投射于石板路上的，是砖墙瓦屋，——瓦是一片片的放在屋上，夜深人静，时时发出格格的回响声，那是猫在屋瓦上走过。如下大雨，则雨落在瓦上，瀑布似的掉下来，人们常用竹水溜引进预备好的大缸里，即是上等的茶水。雨后石板铺成的大街上，常传出”橐橐”的声音，那是偶尔在深夜里仍在街上的行人，穿旧钉鞋行走在上面的声音……

①1901年，周作人17岁。

②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灯火、灯火二》

　　在此以后，周作人多次怀着深情回忆起绍兴（以及江南一带）的石板路，以为它在”民间生活中”十分普遍，“随处出现”，是令人感到亲切”有趣味的”①。实际上，周作人追怀不已的，还是通过这”石板路”所展示的”十字街头”的生活方式。

①参看周作人：《夜读抄·清嘉录》、《过去的工作·石板路》。

　　周作人这样说过：“读外乡人游越的文章，大抵众口一词地讥笑土人之臭食，其实这是不足怪的。绍兴中等以下的人家大都能安贫贱，敝衣恶食，终岁勤劳，其所食者除米而外，唯菜与盐，盖亦自然之势耳”。周作人又说：“《邵氏闻见录》云，汪信民常言，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咬得菜根，吾乡的平民足以当之，……咬了菜根是否百事可做，我不能确说，但是我觉得这是颇有意义的，第一可以食贫，第二可以习苦，而实在却也有清淡的滋味”②。

②周作人：《看云集·苋菜梗》

　　这里所说“安贫贱，敝衣恶食，终岁勤劳”，以及“食贫”与“习苦”都是周作人对故乡绍兴平民生活方式的一个概括。联系前述周作人幼年对“十字街头”生活的记忆，可以看出，绍兴平民生活方式包括“终岁劳苦”与“素朴简单中有真味”这两个侧面，用以后周作人关于“生活之艺术”的分析是属于“自然地简单地生活”一类①。这种平民化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一种平民化的文化传统与平民化的文化性格。它在绍兴自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根源。鲁迅在《〈越铎〉出世辞》里曾经热烈地赞颂了故乡人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而据史书记载，禹，墨又是一脉相传的：“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屩为服，白昼不休，以自苦为极”②。绍兴平民上述勤劳卓苦的生活方式，“十字街头”的市风，显然有禹、墨遗风。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

②《庄子杂篇·天下》

　　最流行的自然是地方戏曲。东昌场街头颇有名气的屠家小店，除了兜售夜糖迷住了一大群小孩之外，女店主人宝林大娘与她的女儿宝姑娘也招引了不少青年、壮年以至老年顾客。宝林大娘当年有“草舍美人”、“豆腐西施”的艳名，因此被写进了鲁迅的《故乡》；而今徐娘半老，却也不甘寂寞，每年都出面募款，在她小店对过搭起台来，请街上的“盲女”，也杂有个别瞽男，唱“花调”〔又称“话词（市）”〕①。这些“盲女”平时集居在马梧桥一带，招牌上写着“三品词调”四字，外出演唱时，头发梳得油光可鉴，脚著绣花鞋，穿着过时的服饰。她们唱的“花调”类似“弹词”，七字一句或五字一句，大抵是二女一男，弹琵琶洋琴。演唱的内容通常是演唱佛教通俗教义的“宝卷”，如“花明宝卷”、“刘香宝卷”之类。——宝林大娘现在已经收心念佛，颇热心于佛事。所谓“宣宝卷”即是在悲凉楚怆的演唱中，在人人闻之动容之间，宣扬“以刻苦修行，今生赎罪”为中心的“妇女佛教观”。却不想这一年一度的演唱，也会产生悲剧。悲剧主人公即是宝林大娘的女儿宝姑娘。她本终日坐在小店里砑纸，可是听熟了宝卷，竟然影响了她的人生观，并且毅然拒绝与她从小许配的山里的远亲成婚，最后闹到对方来抢婚。经过种种波折，还是解除了婚约，一时间成了街头的最大新闻。宝姑娘从此躲在小楼上，不与世人相见，最后郁病而死。这种事给幼年的周作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他在报上看到家乡再次发生“少女抢婚死亡”事件的消息，竟唤起了他潜在的记忆——

①参看周作人《谈龙集·关于“市本”》；“花调”历史相当悠久，南宋陆游：“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叫唱蔡中郎”，元代诗人瞿存斋也有“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

　　我记起四十年前的旧事来。在故乡邻家里就见过这样的少女，拒绝结婚，茹素诵经，抑郁早卒，而其所信受爱读的也即是《刘香宝卷》。小时候听宣卷，多在这屠家门外，她的老母是发起的会首。此外也见过些灰(se-dangjin)的女人，其悲剧的显晦大小虽不一样，但是一样的暗淡阴沉，都抱着一种小乘的佛教人生观，以宝卷为经史，以尼庵为归宿。此种灰(se-dangjin)的印象留得很深，虽然为时光所掩盖，不大显现出来了，这回忽然又复遇见，数十年时间恍如一瞬，不禁惨然，有别一意义的今昔之感①。

①周作人：《瓜豆集·刘香女》

　　正是从这“灰(se-dangjin)的印象”——“灰(se-dangjin)的女人”、灰(se-dangjin)的人生、灰(se-dangjin)的哲学——里，一种人生的苦味悄悄地浸入周作人的血液。

　　在老台门对面有一大片空地。这一片地面上原来是有房子的，属于和房。据说不知在哪一年发生过一次火灾，把所有毗连的房子统统烧光了，留下一堆瓦砾。在这一片白地上，有时有人来变大戏法，这块空地就成为附近居民娱乐场地。周作人幼年时代在这里经常看到的是绍兴地方戏有名的“大班”与“目连戏”。

　　按这里的风俗，每年七月半，都要由覆盆桥周家发起，请“绍兴大班”（又称“绍班”）来演戏。有文班与武班，文班叫高调班（又叫高腔）；武班叫乱弹班。据周作人介绍，绍兴大班演出的最大特点是：“虽然中间尽有悲欢离合，近似悲剧的片段，但结末总是欢喜会合，以大团圆收场”①。这类演出大都是为了祭神，演出形式的最大特点是在“正戏”前后都有着固定套式的开场戏与结尾戏。开场戏要演“五场头”，“庆寿”（祝贺延年益寿），“跳加官”（祝愿官运亨通），“跳魁星”（祝颂登科及第），“小赐福”（赐与福音），“掘藏”（即“调财神”，恭喜发财），当地叫“讨彩戏”，歌祝人们“福、禄、寿、财”。按周作人的说法，就是“极尽人生的大望”。在正戏结束以后，接着就出来了一生一旦，匆匆向外边纳头便拜，表示“拜堂”之意，也即是说这一天的戏算是完了。观众也都了解这个意思，在喜乐声中，看见两人交拜，便说“拜堂”了，纷纷准备走散。周作人说，“这种习惯不晓得别处有没有，小时候看绍兴戏文，记得如此，这说来已经是50年前事了”②。更难忘的，自然是这种戏剧演出形式中所蕴含的喜剧趣味。与鲁迅、胡适对zhongguo传统戏剧中“大团圆”结局的批判态度相反，周作人显然十分赞赏这类“大团圆”，以为是表现了一种“喜剧价值”的。周作人的这一评价与上述幼年时代的记忆应该是一脉相承的。绍兴大班的“正戏”别有特(se-dangjin)，多是扮演锄强扶弱、表忠除奸、抗敌御外的历史故事。唱腔豪放、高亢、激昂，表演则简洁明快，鲜明强烈，这也是表现了绍兴民性刚烈坚毅之一面的。

①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喜剧的价值》

②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喜剧的价值》

　　另一类演出是“目连戏”。传说七月份酆都城鬼门关打开，阎罗大王让小鬼到人间玩玩，所以这戏是演给鬼看的。周作人把目连戏叫作“纯民众”的戏剧，因为“所用言语系道地土语，所着服装皆极简陋陈旧，故俗称衣冠不整为‘目连行头’；演戏的人皆非职业优伶，大抵是水村的农夫，也有木工瓦匠舟子轿夫之流混杂其中，临时组织成班，到了秋风起时，便即解散，各作自己的事去了”①。“目连戏”演的是“目连救母”的故事，这是一个佛教传说，宣扬人也是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封建迷信观念，自然引不起孩子们及观众的兴趣。观众们注目的是目连戏中的穿插戏。据老艺人说，目连戏是出劝善戏，所以戏班在外去演出时，常把耳闻目睹的“恶事”，记录下来，编进目连戏中去。全剧共有一百二三十折之多。穿插戏多是讽刺社会恶行现象的讽喻性喜剧。周作人回忆说，“占据目连全剧十分之九地位的插曲，差不多都是一个个剧化的笑话，社会家庭的讽刺画。……我还是五十年前在长庆寺前的路亭台上看过最后的一次，只演了半日一夜，所以插曲省去了不少，大部分也已忘记了。但是有些还约略记得，如‘泥水作打墙’，‘张蛮打爹’，还如什么人给地主当佣工，当初说定挑水是十六文一担，后来不知怎么一来，变成了一文十六担了。又如说富家中堂挂着条幅，上写‘太阳出起红淜淜’一首猥亵的诗，也满是讽刺的意思……”②。在另一处，周作人还有更真切的回忆——

①周作人：《谈龙集·谈“目连戏”》

②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关于目连戏》

　　这些场面中有名的，有“背疯妇”，一人扮面如女子，胸前别着一老人头，饰为老翁背其病媳妇而行。有‘泥水作打墙’，瓦匠终于把自己封进墙里去。……有“张蛮打爹”，张蛮的爹被打，对众说道：“从前我们打爹的时候，爹逃了就算了，现在呢，爹逃了还是追着要打！”这正是常见的“世道衰微人心不古”两句话的最妙的通俗解释。又有人走进富室厅堂里，见所挂堂幅高声念道：“太阳出来红淜淜，新妇滹浴公来张。公公唉，甮来张；婆婆也有哼”，唔，“唐伯虎题”，高雅，高雅！

　　周作人并且发表了如下议论——

　　这些滑稽当然不很‘高雅’，然而多是壮健的，与士流之扭捏的不同，这可以说是民众的滑稽趣味的特(se-dangjin)。在我们知道的范围以内，这是zhongguo现存的唯一的宗教剧。……全本的目的却显然是在表扬佛法，仔细想起来说是水陆道场或道士的‘炼度’的一种戏剧化也不为过。……（而）滑稽分子的喧宾夺主，原是自然的趋势①。

　　无论如何，通过目连戏的演出，“民众的滑稽趣味”深深渗入了周作人心灵深处。

①周作人：《谈龙集·谈“目连戏”》

　　除了目连戏外，还有迎神赛会。这是鲁迅在他《五猖会》里作过有(se-dangjin)有声的描写的；但在周作人的回忆里，却“已经很简单了”——

　　迎会之日，先挨家分神马，午后各铺户于门口设香烛以候。会伙最先为开道的锣与头牌，次为高照即大纛，高可二三丈，用绸缎刺绣，中贯大猫竹，一人持之以行，四周有多人拉纤或执叉随护，重量当有百余斤，而持者自若。时或游戏，放着肩际以至鼻上，称为嬉高照。有黄伞制亦极华丽，不必尽是yellowhuangse，……次有音乐队，名曰大敲棚，木棚雕镂如床，上有顶，四周有帘幔，棚内四角有人舁以行，乐人在内亦且走且奏乐，乐器均缚置棚中也。……有高跷，略与他处相同，所扮有滚凳、活捉张三，皆可笑；又有送夜头一场，一人持笼饰，上列烛台酒饭碗，无常鬼随之。无常鬼有二人，一即活无常，白衣高冠，草鞋，持破芭蕉扇，一即死有份，如《玉历钞传》所记，民间别称之曰死无常，……活无常这里乃有家属，其一曰活无常嫂，白衣敷脂粉，为一年轻女人，其二曰阿领，云是抱油瓶也。……而其衣服容貌乃与活无常一律，但年岁小耳。此一行即不在街心演作追逐，只迤逦走过，亦令观者不禁失笑，老百姓之诙谐亦正于此可见。台阁饰小儿女扮戏曲故事，或坐或立，抬之而行，又有骑马上者，儿时仿佛听说叫塘报，却也记忆不真……①

①周作人：《药堂杂文·关于祭神迎会》

　　给周作人留下记忆的似乎也是迎神赛会演出中的“老百姓的诙谐”。

　　以后，周作人对绍兴迎神赛会的历史及其中所反映的民性，还作过一番考察。南宋时陆游即有“到家更约西邻女，明日河桥看赛神”的诗句，足见绍兴迎神赛会历史之悠久。周作人在明未清初张岱《陶庵梦忆》里也发现了关于当时绍兴迎神赛会的盛况，其中一条曰：——

　　壬申七月，村村祷雨，日日扮潮神海鬼，争唾之。余里中扮《水浒》，……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邻府州县，用重价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人马称娖而行，观者兜截遮拦，直欲看shaa卫玠。

　　这引起了周作人的“今昔之感”。他说：“明朝人即使别无足取，他们的狂至少总是值得佩服的，这一种狂到现今就一点儿都不存留了”①。也许在绍兴民间的艺术中，还多少保留着这种毫无小家子气的生命“狂态”；这应该是周作人终生喜爱故乡民间艺术的一个重要原因。

①周作人：《泽泻集·陶庵梦忆·序》

　　除了民间戏曲之外，绍兴还流传着大量民间笑话。这些笑话，也充满了喜剧趣味。在绍兴，最流行的是“徐文长的故事”。周作人从小就听乡人讲徐文长的故事，觉得颇有趣味，久想记录下来，却不知怎地，终于不果。待到周作人真的写出“徐文长的故事”，却已经是中年以后的事了。但那故事的“气味”依然保留着。从小即以出众的记忆闻名的周作人，几乎记得一字不差——

　　徐文长买白菜，卖菜的说一文一斤，他说一文两斤，卖菜的粗鲁地答说，“那只好买粪吃”，徐文长便不再计较，说他要照讨价买下了。可是秤来秤去费了许多工夫，卖菜的觉得很饿了，等徐文长进去算账之后，他看桌上有两个烧饼，便拿来吃了。徐文长出来，向桌上张望。卖菜的便说，“这里两个烧饼是我借吃了”。徐文长顿足道：“了不得，这是砒霜烧饼，我拿来药老鼠的”。卖菜的十分惊慌道，“那怎么好呢？”徐文长道，“现在已经来不及叫医生，听说医砒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只有粪清最好，你还是到粪缸那里吃一点罢”。卖菜的性命要紧，只能去吃。徐文长遂对他说：“究竟是谁吃了粪呢”？

　　这故事不过是毫无理由地“捉弄人”而已，自然没有更深的意义。然而，周作人却从中看到了一种民间道德。他说：“老百姓的思想还有好些和野蛮人相像，他们相信力即是理，无论用了什么体力智力或魔力，只要能取得胜利，即是英雄，对于愚笨孱弱的失败者没有什么同情”，于是，在对愚弱者的失败的嘲弄里显示出“智力的优胜”，从而达到一种自我肯定；周作人认为，这对于那些经常处于失败地位的小市民，“或者可以作精神体操之一助”，这大概就是徐文长的故事使人喜乐的原因吧。

　　在周作人记录的，小时候听到的“徐文长的故事”还有这样一则——

　　有一个人去找徐文长，说他的女儿喜欢站在门口，屡戒不听，问他有什么好法子。徐文长说只要花三文钱，便可替他矫正女儿的坏脾气。那父亲很高兴，拿出三文钱交给徐文长，他便去买了一文钱的豆腐和两文钱的酱油，托在两只手上，赤着背，从那女儿的门外走过，正走到她的前面。徐文长把肚子一瘪，裤子掉了下来，他便嚷着说：“啊呀，裤子掉了，我的两只手不得空，大姑娘，请你替我系一系好罢？”那姑娘跑进屋里去，以后不再站门口了。

　　这故事就不只是恶作剧，而且粗俗得有几分“猥亵”了。而周作人正要为这“粗俗”与“猥亵”辩护。他说：“我的意思是在‘正经地’介绍老百姓的笑话，我不好替他们代为‘斧正’，他们的粗俗不雅至少还是壮健的，与早熟或老衰的那种病的佻荡不同”①。这无疑对那些病态的文化熏陶出来的病态的知识分子含有几分嘲弄的意思。周作人甚至怀着一种自豪的心情，宣布“天下只有天真的小儿与壮健的天才（如拉勃来、歌德、斯威夫德）才有欣赏粗话的资格”②。至于徐文长故事中的“猥亵趣味”，在周作人看来更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在野蛮民族，各国缺少教育的人民中间，猥亵的笑话非常通行”③，这是社会“男女关系很不圆满”的产物，“过着端庄的生活而总不能忘情于欢乐，于是唯一的方法是意淫”。猥亵的笑话、歌谣等等“即是他们的梦，他们的法悦”④。——自然，上述认识都是周作人接触了西方现代科学特别是性心理学以后所获得的理性认识，是幼年时代周作人不可能达到的；但这种民间的粗俗不雅但却又是健壮的”猥亵趣味”潜入了他幼小的心灵，却是事实。实际上，每一个在幼年时代（或者更长时间）有机会接触到民间文化的zhongguo人，何尝不曾多多少少感受过甚至津津乐道于这种”猥亵趣味”呢？但是，当人们一旦变”雅”，就不屑（或不敢、不愿）承认这一段审美历史了。而周作人不但老老实实承认，写入自己回忆中，而且仍然津津乐道，这就有点俗世惊骇了。

①③周作人：《苦茶庵笑话集·徐文长的故事》

②周作人：《”小五哥”的故事·附记》，1925.9.13.《语丝》53期。

④周作人：《谈龙集·猥亵的歌谣》

　　这种包孕于民间戏剧、笑话中的喜剧趣味、猥亵趣味，同时也是一种语言趣味；幼时所受的家乡戏剧、笑话的熏陶，更是语言的熏陶。周作人曾经特地说明：“故乡的山水风物，因为熟习亲近的缘故，的确可以令人流连记忆，不过这如隔绝了便愈久愈疏，即使或者会得形诸梦寐，事实上却总是没有什么关系了。在别一方面他给予我们一个极大的影响，就是想要摆脱也无从摆脱的，那即是言语。普通提起方言似乎多注重那特殊的声音，我所觉得有兴趣的乃在其词与句，即名物云谓以及表现方式。我尝猜想一个人的文章往往暗中受他方言的支配，假如他不去模拟而真是诚实地表现自己”。①周作人幼年时代受地方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地方方言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地方戏曲、笑话）对他的思想、情感、以至性格、文风的潜移默化。鲁迅曾谈到，他从小对迎神赛①周作人：《风雨谈·绍兴儿歌述略·序》会中的无常“口头的硬语与谐说”的欣赏与陶醉①。周作人也说：“乡间的人常喜讲什么‘舛辞’及‘冷语’，可以说是‘目连趣味’的余流”②。所谓“硬语”、“舛辞”与“俗说”、“冷语”，都是对绍兴方言特(se-dangjin)的一种概括。所谓“硬语”“舛辞”就是绍兴话入声多，有一股“硬”气；但绍兴话也并非全部硬音，也有软的。绍兴话可谓“软硬兼施”，“快慢相间”，形成一种特殊的腔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表现了绍兴地方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民性特征的。与此相联系的，是绍兴话中ma人的话特别多，开口“贼胚”，闭口“娘shaa”，用一句绍兴话，就是“ma人当饭吃”。鲁迅作品中七斤嫂与杨二嫂如果合演一台戏，将会是ma语连篇，别有兴味的。周作人记下的则是绍兴“女人ma街”的趣文。据说这是一位自称无名人的文人“暂居绍兴一古寺中”所见——

①鲁迅：《朝花夕拾·无常》

②周作人：《谈龙集·谈“目连戏”》

　　戊申，与寺僧负暄楼头。适邻有农人妇曝菜篱落间，遗失数把，疑人窃取之，坐门外鸡楼上ma移时，听其抑扬顿挫，备极行文之妙。初开口如饿鹰叫雪，嘴尖吭长，而言重语狠，直欲一句ma倒。久之意懒神疲，念艺圃辛勤，顾物伤惜，啧啧呶呶，且詈且诉；若惊犬之吠风，忽断复续。旋有小儿唤娘吃饭，妇推门而起，将入却立，蓦地忿上心来，顿足大ma，声暴如雷，气急如火，如金鼓之末音。促节加厉，欲奋袂而起舞。余骇然回视，嘎然已止，筋响碗呜，门掩户闭。僧曰：此妇当堕落。余曰：适读白乐天琵琶行与苏东坡赤壁赋终篇也①。

　　周作人由此而发表了一番议论：“本来在生物中母兽是特别厉害的，不过这只解释得泼字，ma街的本领却别有由来，我想这里总可以见她们zhengzhi天才之百一吧。希腊市民从哲人研求辩学，市场公会乃能滔滔陈说，参与政事，亦不能如村妇之口占急就，而井井有条，自成节奏也。zhongguo士大夫十载寒窗，专做赋得文章，讨武驱鳄诸文胸中烂熟，故要写劾奏讪谤之文，摇笔可成，若仓卒相ma，便易失措，大抵只能大ma混帐王八旦，不是叫拿名片送县，只好亲自动手相打矣。两相比较，去之天壤”②。如此，吸引周作人的，就不仅是家乡方言中的滔滔不绝、自成节奏的ma人的“硬语”，而且是透过“硬语”所表现的民间性格与智慧的魅力。

①②周作人：《秉烛后谈·女人ma街》

　　绍兴方言中的“诙谐感”也是引人注目的，鲁迅曾经说：“警句或炼话，讥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话”①；鲁迅又说：“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②。“炼语”即指俗语，包括谚语、歇后语等；而其中是最多诙谐、幽默的。周作人回忆说：“《越谚。ma詈讥讽之谚第十六》中有东瓜雕猪砦一语，注云诡随，幼时常闻祖母说此语，文稍繁而意义明显，设为二人应对的词云：东瓜好雕猪砦么？好雕的，好雕的，猪要吃的罢？要吃的，要吃的。盖讽刺随口附和，不负责任者也。砦即槽，家畜的食器”③。这即是绍兴“炼话”里的幽默趣味。

①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

②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③周作人：《书房一角·越谚》

　　贯串于绍兴地方戏剧、笑话以至地方方言里的“硬气”与“诙谐”构成了绍兴地方平民文化最基本的特(se-dangjin)。这对于周作人的思想、性格以至文风的形成，显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对这“十字街头”的影响也不可作过高的估价。周作人在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十字街头”影响的同时，又竭力地排斥着这种影响，以保持自己的“独立”。他曾在《十字街头的塔》里特地声明——

　　我在十字街头久混，到底还没有入他们的帮，挤在市民中间，有点不舒服，也有点危险（怕被他们挤坏我的眼镜），所以最好还是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看马路吆喝几声，以出心中闷声，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且写意①。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

　　他既曾混迹于“十字街头”，又不愿“跟着街头人群去瞎撞胡混”，径直地说，对“街头群众”怀着疑惧，他就只能躲在“十字街头的塔”里，过着半是绅士、半是流氓的生活，与民间的市民文化既有联系，又存在隔阂——这就构成了周作人内在矛盾的这一面。

　　1893年，灾难终于降临到这个古老的行将崩溃的大家族。

　　十月寒秋季节，九岁的周作人正躲在厅房里与凤升叔一起读书——教师是义房广蕃公公的儿子伯文叔，他没有考上秀才，只是个文童，对学生并不严厉，早晚到厅房来一次，其余时间都听任两个孩子在厅堂里读书或玩耍。突然台门外传来一阵异乎寻常的喧闹声。周作人与伯文叔闻声赶出去，只见两个衙门差役高嚷着“捉拿犯官周福清……”，径直闯进来。

　　这真如晴天霹雳，把全家人都震呆了。年幼的周作人怎么也弄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只是从大人的惊慌的脸(se-dangjin)中隐约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但不等他弄清缘由，当天晚上，就和大哥一起被送到皇甫庄外婆家，年底，又随大舅父怡堂一家迁居小皋埠的娱园。直到很久以后，周作人才被告知，祖父犯的是科场代人行贿罪，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但一经败露，便需严究。把他们兄弟俩送到舅舅家，也是为了“避难”。

　　尽管这些年一直有“狼来了”的呼声，这回真的“狼来了”——这是周氏家族无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的转折点。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①——对于这时已经13岁，并且是周家长孙的鲁迅来说，祖父的被捕，以及随后的避难生活，是他睁开了眼，清醒认识社会与人生本来面目的开端。但年仅9岁的周作人却没有因此醒来，还继续做着他“蔷薇(se-dangjin)的梦”——童年时代的美梦。于是，逃难对他来说，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是一连串新鲜的印象、感觉，一连串美好的记忆。

①鲁迅：《呐喊·自序》

　　在周作人的记忆里，外婆在皇甫庄只有半所房屋，房屋主是有名的《越谚》的作者范啸风。现在挤着外婆及大舅一家，小舅一家，因为没有地方歇宿，只好让周作人与小舅父的老仆妇塘妈妈挤在一处，这是在一间宽而空的阁楼上，一张大眠床里，此外有一个朱红漆的皮制方枕头，最特别的是上边镂空有一个窟窿，可以安放一只耳朵进去，当时觉得很有趣味，这事所以至今还是记得，其他的一切，“浑浑噩噩的”，什么都记不清了①。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六·逃难》

　　最难忘的自然是“娱园”。娱园的主人皋社诗人秦秋渔是周作人大舅鲁悦堂的岳父，周作人正是随着大舅一家借住娱园的。娱园建筑于咸丰丁巳（1857）年，在历史上是一个名园。据王眉叔《娱园记》说，是“在水石庄，枕碧湖，带平林，广约顷许。曲构云缭，疏筑花幕。竹高出墙，树古当户，离离蔚蔚，号为胜区”。周作人与鲁迅一起避难于此时，娱园已经荒芜，遍地都长了荒草，不能想见当年“秋夜连吟”的风趣了。曾名极一时的“微云楼”，看去只是普通的楼房罢了。另外在院子里挖了一个一丈左右见方的水池，池边一间单面开着门窗的房子，匾额题曰：“潭水山房”，实在看了很是阴郁。但在年幼的周作人的印象里，“我们所见只是废墟，但又觉得非常有趣，儿童的感觉自然要比大人新鲜，而且在故乡少有这样游乐之地，也是一个原因”①。当然，更使周作人兴奋的是，在这里，他有了一大群游玩的伙伴：大舅家的佩绅表哥，珠表姐，以及小舅家的琴表姐，意表姐，林表妹和昭表妹，琴表姐年龄与鲁迅相仿，意表姐比周作人稍大。表兄妹们平时很难有相聚机会，如今聚集在一起，自有一番乐趣。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娱园》

　　据周作人自己回忆：“我自己是哪一年起头读书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从过的先生都是本家，最早的一位外号叫花塍，是老秀才，他是吸鸦片烟的，……第二个号子京，做的怪文章，……第三个是以shaa尽革命党为职志的言行暴厉的人，……但是从这三位先生我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到了11岁（即1895年）时，往三味书屋去附读，那才是正式读书的起头”。读书，自然是读经开始，由此，周作人开始接触到了zhongguo的正统文化。周作人读的第一本经书是“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而zhongguo正统文化中对周作人影响最深的正是中庸之道，这是很有意思的。据周作人说，到13岁那年（即1898年底），他就读完了《论语》、《孟子》、《诗经》、《易经》及《书经》的一部分，但“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①。鲁迅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很不相干”②。这些对于我们了解周氏兄弟思想的发展自然有很大的意义（下文还会有详细分析），但对此也不能作过分机械的理解。事实上，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正统文化的影响，是这一代人无论怎样也无法摆脱的。周作人自己就有过十分真切的回忆——

①周作人：《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

②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不佞小时候读《诗经》，苦不能多背诵了解，但读到这几篇如《王风·彼黍离离》、《中谷有薙》、《有兔爰爰》、《唐风·山有枢》、《桧风·隰有苌楚》，辄不禁愀然不乐……顿起身世之感③。

③周作人：《秉烛谈·读风臆补》

　　小时候读贾谊《鵩鸟赋》，前面有两句云，庚子日斜兮鵩集余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心里觉得希罕，这怪鸟的态度真怪。后来过了多少年，才明白过来，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④。

④周作人：《立春以前·风雨后谈·序》

　　少年周作人从《诗经》以来的传统诗文里，感受到“愀然不乐”的“忧郁”，这是对zhongguo传统文化精微处的一种敏锐的直观把握。尽管此时他还不可能对之作出理性上的明确解释，但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已于不知不觉之中渗入他的血肉之中。如果说周作人在他的童年时代从传统节日中已经领悟到zhongguo传统“乐感文化”那一面，现在，他又从典籍中感受到了传统的“忧患意识”，后者对于前者恰恰是一个必要的补充：这两方面对于周作人个人气质的形成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对此时的周作人来说，“忧郁”的因子还是潜藏着的；他的生活的主调仍然是欢乐的，充满了儿童的情趣。于是，在他的记忆的画册里，又印下了一页页喧闹的、彩(se-dangjin)的印象——

　　从家里到塾中不过隔着几十家门面，其中有一家的主人头大身矮，家中又养着一只不经见的山羊（后来才知道这是养着压禳火灾的），便觉得很有一种超自然的气味。同学里面有一个身子很长，虽然头也同平常人一样的大，但在全身比例上就似乎很小了。又有一个长辈，因为吸鸦片烟的缘故，耸着两肩，仿佛在大衫下横着一根棒似的。这几个现实的人，在那时看了都有点异样，于是拿来戏剧化了。在有两株桂花树的院子里，扮演这日常的童话剧。大头不幸的被想象为凶恶的巨人，带领着山羊，占据了岩穴，扰害别人，小头和耸肩的两个朋友便各信了法术去征服他，小头从石窝缝里伸进头去窥探他的动静，耸肩等他出来，只用肩一夹，就把他装在肩窝里捉了来了。这些思想尽管荒唐，而且很有唐突那几位本人的地方，但在那时觉得非常愉快，用现代的话来说明，演着这剧的时候实在是得到充实的生活的少数瞬时之一①。

①周作人：《儿童剧·序一》

　　在乙末年鲁迅是十五岁了，对于童话分子（虽然那时还没有这名目）还很是爱好……，有一时期鲁迅早就寝而不即睡，招人共话，最普通的是说仙山。这时大抵看些《十洲》、《洞冥》等书，有‘赤蚁如象’的话，便想象居住山中，有天然楼阁，巨蚁供使令，名阿赤阿黑，能神变，又炼玉可以补骨肉，起死回生，似以神仙家为本，而废除道教的封建气，完全童话化为以利用厚生为主的理想乡，每晚继续的讲，颇为细微，可惜除上记几点之外，全都已记不得了②。

②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四二，童话》

　　这几乎是永远难忘的；直到晚年所写的《儿童杂事诗》里，周作人仍然表示了不胜怀念的心情——

（注：空想神异境界，互相告语，每至忘寝。儿童迟睡，大人辄警告之曰，拙鸟飞过了。谓过此不睡，将转成笨拙也。拙鸟是一种想象的怪鸟，或只是鸟之拙者，故飞迟归晚，亦未可知。但体味当时语气，则似以前说为近耳。）③

③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丙之六，故事三》

（注：为儿童说故事，多奇诡荒唐，称四大头天话，即今所谓童话也。十兄弟均奇人，有长脚阔嘴大眼等名，长脚入海捕鱼，嘴一尝而尽，大眼汔下，遂成洪水，乃悉被冲去云云）①。

①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丙之四，故事一》

（注：老虎外婆为最普通的童话，云老虎行为外婆，潜入人家，子女为所啖。大女伪言如厕，登树逃匿。虎不能上，乃往召猴来。猴以绳索套着颈间，径上树去。女惶迫遗溺着猴头上。猴大呼热热，虎误听为拽，即拽索急走，及后停步审视，则猴已被勒而死矣。俗称猴子曰阿三）②。

②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丙之五，故事二》

　　周作人的这种“念念不忘”是有充分理由的。正象他自己所说，唯独有了演神话戏、编童话故事这类活动，儿童时代生活才是正常的；而通过这些活动进行的“空想”、“幻想”训练，对周氏兄弟思维的发展，文学的发展、更是有深远的影响。人们不难注意到，上述演戏活动与深夜编神话故事，都是以鲁迅为主的，周作人只扮演追随者的角(se-dangjin)。这不仅因为他们年龄的差异，而且也表现出他们不同的秉赋：在周氏兄弟之间，鲁迅的想象力是更为丰富的。周作人后来一再说自己不是诗人，“我的头脑是散文的、唯物的”③。这奇异的童话世界的创造者主要是鲁迅，欣赏者、解释者、研究者却是周作人：他们兄弟秉赋、天资的不同，遂有了这样自然的分工。

③周作人：《永日集·桃园跋》

　　小兄弟周建人有时也参加brothergege们的游戏。他对两个brothergege的观察更是有趣的——

　　（大约是1894年新年），我们三兄弟商量好，把压岁钱凑在一起，合买了一本《海仙画谱》。……买来以后，我就把这件事讲给我父亲听了。……（父亲）便叫拿来给他看看，大哥便拿给父亲看了。他翻看了一会，似乎也颇有兴趣的样子，不作一声地还给大哥了。以后，我大哥便叫我谗人，……他叫了我几次，见我没有什么表示，以为我还不懂“谗人”的意思，就不再叫了，……又叫我“十足犯贱”……（这意思）有通俗的，当然懂，但我不睬他，他也不叫了。①

①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十，艰难的日子》

　　二哥却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②。

②周建人：《鲁迅与周作人》，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4期。

　　母亲自然是首当其冲；鲁迅作为长子，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重负。在鲁迅的记忆里，这是又一次惨痛的刺激，又一个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以后，他在《父亲的病》里，沉痛地写下了在出入当铺间，默默地为父亲买药、觅药中痛苦的内心体验；在《五猖会》里，又写出了父亲的严厉、不近情理，任意扼shaa儿童的天性：“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面对着父子之间可怕的隔膜，鲁迅只感到莫名的悲哀。

　　周作人也曾和鲁迅一起四处奔波，搜寻那些奇怪的药引。但这对他来说，不过是另一种“游戏”。在他的记忆里，父亲总是慈爱的——

　　他看去似乎很是严正，实际却并不厉害，他没有打过小孩。……①

①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三○，伯宜公》

　　鲁迅（曾）画了不少的漫画，……随后便塞在小床的垫被底下，……有一天，不晓得怎么的被伯宜公找到了，翻开看时，好些画中有一幅画着一个人倒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枝箭，上有题字曰“射死八斤”①。他叫了鲁迅去问，可是并不严厉，还有些笑嘻嘻的，他大概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所以并不责罚，结果只是把这页撕去了。此外还有些怪画②，只是没有题字，所以他也不曾问③。

①八斤系周家隔壁邻居沈四太太家的小孩，比鲁迅大三四岁，夏天时常赤身露体，手里拿着自己做的竹gunqiang跳上跳下的乱戳，口里不断地说：“戳shaa伊，戳shaa伊”，鲁迅因而画此漫画，以示反抗。

②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九一，拾遗（2）》中回忆，这幅怪画“画着一个小人儿手里提了一串东西，象是乡下卖麻花、油条的用竹丝穿着，……这实在乃是怪画，是卖淫的一种童话化的画，乡下这种不雅驯的话很是普通，所谓倚门卖笑俗语便称曰“卖必”，但是怎么卖法在小儿心中便是疑问，意谓必是象桃子杏子似的一个个的卖给人，于是便加以童话化，从水果摊里铡甘蔗得到暗示，随割随长，所以可以卖去好几个一串。这种初看似猥亵而实是天真烂漫的思想，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想起来也有点不可思议，可是却是实在的事情”。

③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二五，漫画与画谱》

　　（伯宜公）平常吃酒起头的时候总是兴致很好，有时给小孩们讲故事，又把他下酒的水果分给一点吃，……他所讲的故事以《聊斋》为多……①。

①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二六，烟与酒》

　　先父在日，住故乡老屋中，隔窗望邻家竹园，常为言其志愿，故欲得一小楼，清闲幽寂，可以读书，但先父侘傺不得意，如卜者所云，“性高于天命薄于纸”，才过本寿，以痼疾卒。……所云理想的书室仅留其影像于我的脑中而已②。

②周作人：《夜读钞·小引》

　　在周作人记忆中的这个“没有打过小孩”、“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的和蔼、宽容的父亲，时有退隐之意的伯宜公，自然是经过周作人主观心灵折射后的形象；他是属于周作人的：既不如鲁迅笔下那样“严厉而不通人情”，与周建人的回忆也不尽相同——

　　（父亲）他并不打ma我们，也不和母亲吵架拌嘴，只是独自生闷气，有时候无缘无故地发起脾气来，把瓷器、饭碗、茶碗、酒杯都掷出窗外，脸(se-dangjin)是这样的阴沉，忧郁，压抑，悲伤，好象已看透了人生，憎恶这世间，但他不责备任何人，似乎只怨恨自己，临终前，他按在自己身上的那只手，轻轻地抬起来，又轻轻地落下，这样重复几次，一边嘴里喃喃地说：“呆子孙，呆子孙！”……①。

　　有意思的是，尽管周作人再三申明伯宜公“没有打过小孩”，但周建人却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周作人与凤升叔吵架，“祖父听到后生起气来，对父亲说：‘伯宜嗬，我和你约法三章，凤升不好归我教训，櫆寿不好归你教训’，说着拖了凤升叔进屋去了，父亲……便扯了二哥到大堂前，……要二哥朝着牌位跪下，一边打一边ma：‘打死你这不孝子孙！周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子孙？’这是父亲第一次打孩子，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二哥不久就好象完全忘记了这件事……”②。

①②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

　　不久，周作人的生活又发生了重大变化。1896年——这一年周作人刚好13岁，祖父从监狱里发出命令：由于原来同潘姨太太一起随侍的凤升叔已经去南京读书，决定周作人去杭州伴读。周作人与潘姨太一起寄寓在花牌楼，每隔两三天去监狱看望一次祖父，平日自己用功。这一段生活，留下的是一个极为阴暗的回忆——

　　那时环境总是太暗淡了，后来想起时常是从花牌楼到杭州府的一条路，发见自己在这中间，一个身服父亲的重丧的小孩隔日去探望在监的祖父。我每想到杭州，常不免感到些忧郁……①。

①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

　　这可能是周作人第一次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自身经验中，体味到人生的“忧郁”。因此，它是终生难忘的；直到晚年所写的杂事诗里，仍然笼罩着这抹不掉的阴影——

　　……

　　暗淡灯光里，遂与一岁辞①。

①周作人：《知堂杂诗抄·丙戌丁亥杂诗·花牌楼其二》

　　但阴暗的日子里也时有阳光注入；这使得周作人这一段生活仍然保持着金(se-dangjin)童年所特有的“蔷薇(se-dangjin)”，尽管颜(se-dangjin)已经消褪了不少。

　　周作人在三牌楼的生活，使他意外地获得了生活在一群妇女包围中的人生经验。如果说幼年时代周作人对于祖母不幸命运的记忆，是凭着儿童的敏感而留下的粗略印象，那么，现在，实地的近距离的观察，就有了更为深切的体验，这使他对妇女的了解与同情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妇女问题最终成为周作人的基本人生命题，他在花牌楼的生活经验至少是打下了基础的。因此，周作人晚年回首往事时，这样写道——

　　生作活切头①，无人知此苦。

　　中年终下堂，漂泊不知处②。

①绍兴民间称妇人再蘸者为“二婚头”，其有夫尚存在者则为“活切头”。

②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祖父于1904年去世，潘姨太遂觉得难于家居，渐渐”不安于室”，乃于宣统己酉（1909）年冬天得到主母的谅解，辞别而去。最初据说是跟了一个自称姜太公后人的本地小流氓走的，可是后来那人眼瞎了，所以她的下落也就不得而知了。

　　周作人对于花牌楼众妇女的同情中，显然还含着一种兴奋，一丝喜悦，因为正是在这里，他有了初恋的人生经验。初恋的对象就是诗中所说“盈盈十四五”的“婉娈杨三姑”。据说，虽然潘姨太太与杨三姑的养母姚宅老妇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仍旧推进门来游戏。她大抵先到楼上去，和潘姨太搭讪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周作人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看周作人影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但这就已经足以引起一个从未与异性接近、却又是异常敏感的少年，种种感觉、种种想象，种种情绪的微妙变化了——

　　在初恋中，女方总是被男方置于至高无尚的地位，采“仰视”态度，这与以后妇女在家庭中的服从地位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这种对初恋对象的崇敬心理，大概就是母系社会意识的一种留传吧。

　　又是“此刻（即事后）回想”，又是“仿佛”，说明所注意、钦慕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女性，而是抽象的，在想象中被理想化的女性；而且，这时的“女性”已不再是童年时代平等嬉戏的伙伴，而是被明确地意识到的“异性”，是作为“爱慕”的对象、性意识的诱发者的存在：这都是初恋中对“女性”的观察视角、心理的微妙变化。

　　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然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朦的喜乐。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是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爱慕，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关系的问题。

　　这里有“喜悦”与“兴奋”，但它是“一种无所希求的迷朦的喜乐”，这种迷朦的，甚至带一点神秘(se-dangjin)彩的情感世界，自然不同于与朋友（包括女性朋友）之间的友谊的爱所引起的更为单纯，也更为明朗的喜悦；但它是“淡淡的一种爱慕”，又有别于热恋中的昏迷、狂热状态。正是这初恋中的“喜悦”与“兴奋”逐渐唤醒了男性的自我意识：一种连自己也把握不住的自我表现欲和取悦对方的欲求。

　　有一天晚上，宋姨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了。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了病，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一个月以后，阮升告假回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杨家三姑娘患霍乱死了”，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象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又却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这已足以证明：所发生的不过是一次“初恋”。但是，“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仿佛”而已。仍然留下了一点淡淡的惆怅，又夹杂着淡淡的喜悦。

　　很多年以后，周作人在回忆杭州时，仍然这么说：“我与杭州没有很深的情分，十四五岁曾经住过两个年头，虽然因了幼稚的心的感动，提起塔儿头与清波门都还感到一种亲近，本来很是嫌憎的杭州话也并不觉得怎么讨厌，……我总还是颇有乡曲之见的人，对于浙江的事物很有点好奇心，特别是杭州——我所不愿多想的杭州的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却很愿意听，有如听人家说失却的情人的行踪与近状，能够得到一种寂寞的悦乐”①。这里所说的“塔儿头”离“花牌楼”很近，而“清波门”就是杨三姑娘的居住地。显然，周作人对他少年时代的这一段感情生活是极为珍贵的。性的觉醒，本是一种正常生理、心理现象，自古有之，人人皆有；但对性的觉醒的珍视与自觉，却不能不是一种现代意识。对于周作人及其同代人来说，性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是互相联系的；对性的觉醒的敏感与自觉，构成了周作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①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

　　在这种心情下，周作人对于祖父的回忆，也是美好的。祖父介孚公本名致福，后改名福清，是翰林出身，曾外放江西金溪县任知县，因顶撞上司被参劾革职，又遵例捐升内阁中书，当了几年京官，终因科场案入狱，由于屡经官场沉浮，郁郁不得志，在周家新台门内是以脾气暴躁与乖戾著称的。但在周作人的眼里，这位祖父确实不同于其他长辈；在不同寻常之中，自有其可爱可敬之处——

　　祖父（在狱中）有时也坐下看书，可是总是在室外走动的时候居多。我亦不知道是否在狱神祠中闲坐，总之出去时间很久，大概是同禁卒们谈笑，或者还同强盗们谈谈。他平时很喜欢ma人，自呆皇帝昏太后（即是光绪和西太后）起头直ma到亲族中的后辈，但是我却不曾听见他ma过强盗或是牢头禁子。他常讲ma人的笑话，大半是他自己编造的，我还记得一则讲教书先生的苦况，云有人问西席，听说贵东家多有珍宝，先生谅必知其一二，答说我只知道有三件宝贝，是豆腐山一座，吐血鸡一只，能言牛一头。他并没有给富家坐过馆，所以不是自己的经验，这只是替别人不平而已①。

①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五十年前杭州府狱》

　　我的祖父是光绪初冬的翰林，……他不曾听到国语文学这些名称，但是他的教育法却很特别。他当然仍教子弟做时文，唯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特别是奖励读novelxiaoshuo，以为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之后，要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他所保举的novelxiaoshuo，是《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这几种，这也就是我最初所读的书（以前也曾念过《四子全书》，不过那只是“念”罢了①。

①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镜花缘》

　　介孚公“自由读书”的主张与实践，无异在传统教育的封闭体系内打开了一个缺口，对周氏兄弟成长的影响，恐怕是介孚公本人也未曾料及的。

　　尽管周作人很早就接触了《诗经》与唐诗①，但《诗经》完全是当作“经”来读的；对于周作人，他真正接触文学，是从novelxiaoshuo开始的，这个起点本身就大异于传统文人，而是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戊戌变法前后，novelxiaoshuo在文学中的地位的日益提高相适应的，或者说是反映了文学发展的一种潜在的趋势。据周作人回忆，他是在十一、二岁时，在三味书屋读书期间，开始读《镜花缘》②。在杭州侍读时，更读了不少novelxiaoshuo，好的坏的都有。由《儒林外史》、《西游记》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聊斋》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等等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novelxiaoshuo的两派都已入门。据周作人说，在《镜花缘》中，最吸引他的是多九公，“因为他能识得一切的奇事和异物”，“九头的鸟，一足的牛，实在是荒唐无稽的话，但又是怎样的愉快呵”③。不只是《镜花缘》，连《西游记》、《封神传》之类，周作人都是把它们当作”童话”来读的，使少年周作人入迷的正是这些作品中的荒唐的话，在这一点上自有特别的趣味。读《聊斋志异》，周作人最注意的，自然是其中的“文言的趣味”④，他同时也很欣赏作者”姑妄言之姑听之”的态度与主张，以为“是极妙的话”⑤。后来周作人自己对于少年时代的这种读书趣味作了这样的解释：“对于神异故事之原始的要求，长在我们的血脉里”，因此，这类荒唐、空想的作品，“在现代人的心里仍有一种新鲜的引力”。这就是说，在周作人看来，这种喜爱奇幻的空想的”读书兴趣”，不仅与年龄特征有关，而且表现了现代人的心理与审美要求：这里是隐隐地透露出时代变革的某种信息的。周作人还说，他在《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里看出，“作者有很多地方都很用些幽默，所以更显得有意思”，由于”zhongguo向来缺少讽刺滑稽的作品”，这类作品几乎是”唯一的好成绩”⑥，对传统文学中”特殊”因素的关注，这本身也是隐含着一种变革的要求。周作人回忆说，在读完了旧派文言novelxiaoshuo以后，就”自然而然地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⑦。《唐代丛书》是所谓”杂学”的入门课本，而周作人对”杂学”的兴趣是早日开始了的。早在1893年，9岁的周作人随鲁迅一起避难时，就在皇甫庄第一次接触《毛诗品物图考》这类”闲书”，并且第一次看到报纸——上海出版的《申报》。以后又在族人琴逸公那里初次见到《毛诗陆氏草鸟虫鱼疏》。11岁至13岁在三味书屋读书时，在鲁迅影响下，周作人开始抄书，所抄的就是《唐代丛书》中的《百药谱》和《黑心符》。鲁迅所抄录的则有陆羽《茶经》三卷、陆龟蒙《耒耜经》与《五木经》及花木录的谱录《说乳录要》。以后，周作人又得到了平常不见经传的西湖花隐翁的《秘存花镜》，这是关于花木的小论文，有对于自然与人事的巧妙的观察，有平明而新颖的文字表现，周作人爱不释手，甚至比喻说，“与初恋的心境有点相象”⑨。这些讲岁时风土物产、博物的”杂学”类的图书，“本是世俗陋书，……在那时却是发见了一个新天地”⑨。

①周作人回忆，1898年前后，介孚公曾把一部木板钦定《唐宋诗醇》寄回家中，其中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词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

②周作人：《书房一角·旧书回想录·novelxiaoshuo》

③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镜花缘》

④周作人曾说：“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是《古文析义》之流。”（《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

⑤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镜花缘》

⑥周作人：《甘口苦口·我的杂学》

⑦周作人：《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

⑧周作人：《夜读抄·花镜》

⑨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五三，抄书》

　　发现的“新天地”还有乡贤著作。据周作人自己说，他是在杭州侍读时，首先读到《砚云甲编》中的《陶庵梦忆》，心甚喜之，“为后来搜集乡人著作之始基”①。首先自然是读张岱的其他著作，如《于越三不朽图赞》、《琅嬛文集》、《西湖梦寻》之类。给周作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于越三不朽图赞》里“姚长子”的形象，这“是一个穷民，以身长得此诨名（真名因此不传），遇倭寇之难成为义民”②，这大概是周作人最初接触到吴越一带的反抗传统吧。从乡贤著作中，周作人直接受到了地方历史文化的熏陶。他曾把明清以来浙江思想文化界概括为“飘逸”与“深刻”两大潮流：“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se-dangjin)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前者如徐渭（文长），王思任（谑庵），张岱（宗子），袁枚（子才），李慈铭（莼客），俞樾（曲园），后者如毛西河、章实斋、赵益甫、章太炎等③。周作人本人，显然于这两大潮流都是有所吸取，但又似乎更偏向于“飘逸”一派。

①周作人：《过去的工作·关于竹枝词》

②周作人：《雨天的书·日本的海贼》

③周作人：《谈龙集·地方与文艺》

　　周作人所说的“深刻”派与所谓“绍兴师爷传统”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周作人曾对“师爷传统”的影响作过如下说明：“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14世，……这400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本来师爷与钱店官同是绍兴出产的坏东西，民国以来已逐渐减少，但是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即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ma人的脾气”①。所谓“师爷”，即幕友、幕僚，这是旧地方zheengffuu或军队里的参谋、书记或办理司法、钱粮等事务的专职人员。军政僚属对于他们尊如上宾，称为“老夫子”；对于一般胥吏来说，他们是自己长官的师宾，因此称之曰“师老爷”，简称“师爷”。明清时期绍兴人当师爷的遍布全国，有“无绍不成衙”之说，“绍兴师爷”之名因此大盛。衙门的师爷因其司职的不同分帐房师爷、刑名师爷、书启师爷、钱谷师爷等，而最突出的是刑名师爷（地方上的讼师也包括在内），素有dao笔吏之称。有时人们讲“绍兴师爷”也专指“刑名师爷”。作为一种社会分工，刑名师爷以司法为专职，在长期的职业性训练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特殊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以至文风，如周作人所说的“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的“师爷气”，嫉恶如仇、睚眦必报，易怒多疑、苛刻严峻的性格，冷静、周密的思维方式，谙熟人情世故、法律条文，多谋善断的才干，以及缜密、犀利的“师爷笔法”等等。而周作人把“绍兴师爷”的苛刻性格称之为“法家的苛刻”，则是点明了作为绍兴地方文化特(se-dangjin)之一的“师爷传统”与法家的内在联系。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

　　周作人一面从小从与祖父、乡人（据统计，周氏家族中有十来位“绍兴师爷”）的接触，以及乡贤著作的阅读中，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绍兴师爷”的传统，并因无以摆脱身上的“师爷气”而饮恨终生，另一面，他又从不回避自己对绍兴文化传统中“飘逸”派的倾心。他在评论张岱（宗子）《陶庵梦忆》时抱怨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的，绍兴的风水变了的缘故罢，本地所出的人才几乎限于师爷与钱店官这两种，专以苛细精干见长，那种豪放的气象已全然消失”①。“豪放”之气确实是绍兴人的传统气质。曾为“饮中八仙”之一的唐朝名诗人贺知章即是一例。胡适曾引述从旧唐书，说他“性放旷，善谈笑……，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遨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天宝三载，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流风所及，明清两代“吴越遗老”也“多放恣”，为桐城派正统文人所“甚恨”②。这种“放恣”之风，正是对传统经学的一种反叛，是经学统治地位的松动，也是道与佛对儒的渗入，从根本上说，周作人与鲁迅的“杂学”兴趣，也是统属于这“放恣”之风的。正象周作人自己反复说的，他（以及鲁迅）的治学道路，是一条“从旁门入”的“野路子”，他的读书趣味的选择，以至人生选择，遵行的是“非正宗的别择法”。这就是说，历史发展到了周作人这一代，封建正统文化对它自身土壤里所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中的最杰出者，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当然，现在所发生的“反叛”，仍然是在传统文化结构内部的一种调整，还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否定。这一代人，一直要到真正接触到了与zhongguo传统文化异质的西方文化体系，进入“世界文化”的新系统，他们的反叛性的文化性格才可能发展到十分自觉的程度，并产生建设性的新的文化性格。——而这一历史转折点，是一天天地逼近了。

①周作人：《泽泻集·陶庵梦忆·序》

②周作人：《药堂语录·九烟遗集》

　　1898年2月18日（戊戌正月28日），14岁的周作人开始记日记。

　　2月27日（即开始记日记的第十天）日记：“下午接越函，……函云诸暨武童刺死洋人4名”。

　　3月7日日记：“闻诸暨之事，惟拆教堂，余俱讹传”。

　　3月22日日记：“下午接绍29日函，……云有《新知报》内有瓜分zhongguo一图，言英、日、俄、法、德五国，谋由扬子江先取白门，瓜分其地，得浙英也”。

　　4月7日日记：“报云，俄欲占东三省，英欲占浙”。

　　鲁迅的来信，使周作人第一次面对帝国zhuyi瓜分zhongguo的严峻现实。这恰是周作人与西方世界的第一次接触。尽管在此以前，绍兴已经有了英美教会办的教堂，传教士、修女也曾到周家来劝说入教，但他（她）们的传教活动与周作人家族和个人都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而现在，他们的家乡——浙江也成为帝国zhuyi瓜分的对象，这就直接威胁到国家、民族、家族，以至个人的生死存亡。周作人在他刚刚接触人生、思考社会问题时，就与同时代人一起，感受到了如此强烈的民族危机感，这对他心灵世界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由于西方文化是伴随着帝国zhuyi军舰火炮强制输入的，这一代人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就难出摆脱那刻骨铭心的民族屈辱感，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陷入理性（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而趋于主动接受）与情感（面对“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事实而趋向于阻拒）的矛盾，徘徊于二者之间。而且只要人们仅仅从落后国家的本民族观念出发，这种矛盾的接受心态就不可改变。

　　在面临“外患”的同时，周作人及其同代人，必然面对“国内的动乱”。于是，周作人这一年的日记里，又不断出现了如下记载——

　　4月6日：“下午接金陵函……云二月后大雪五次，道殣相望，徐海尤甚，大小盗案共40余件”。

　　5月24日：“接玉泉公公初四日函，云测水牌、瓦窑头等聚众毁米店，昌安、五云二门尤甚，傅恒记亦毁”。

　　5月31日：“温州民毁官衙土局，拒兵劫米”。

　　6月5日：“山东沂州乱，广东刘毅募勇五千，鼓噪索粮”。

　　6月12日：“直隶大名府土匪起”。

　　6月13日：“闻宁波民变，殴鄞县、慈溪二令；又潮州乱，知府被戕云”。

　　正是在1898年，由于帝国zhuyi瓜分zhongguo的狂潮激起的民族危机，迅速地转化为社会危机。这一年，天时不正，造成了灾荒，更加剧了社会危机，终于爆发了以“捣毁教堂”与“饥民民变”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大动乱。这年冬天，绍兴四乡农民首先涌进城来，每人手里拿着一支香，跪在绍兴府衙门的两旁，请求减免租粮。据礼房的衡廷叔说，农民跪香，被知府程赞清派散兵游勇打散，农民们呼天抢地，号啕痛哭。白门里里外外议论纷纷，老年人都摇头叹气，说太平天国要重演了。

　　接着就是周作人日记里所记载的绍兴饥民抢米事件。据目击者说，饥民们聚集在米店前，米店老板一看形势不对，连忙上排门，这反而激怒了饥民，纷纷厉声大ma：“伢（我们）末（虚词）饿煞，倷（你们）末（虚词）把米放起来卖好价钿……”，ma了一阵以后，领头的说：“搡”，大家就冲进去，把店门、木栅、招牌搡掉，出一口气，但没有敢抢米。接着又去“搡”“大家”（大地主人家），饥民们把辫子盘起，挽起纠纠头，赤膊，光脚，穿一条破裤冲进去。厅堂里外乱搡一气，却没有进内房。知府程赞清当夜shaa掉了一个16岁的小理发匠，说他乘势拿了一个铜脚炉。

　　这时，周作人虽在杭州，但家乡发生的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他的关注与震动。外忧内乱的时代终于到来，无忧无虑的“金(se-dangjin)的童年”生活结束了。

　　1900年初，周作人回绍兴过年。因为接连下雨，河水涨得很高，携带行李不便，没有及时回杭州。约定日期来接，却一等再等，老不见人来。原来祖父在狱中是租着申报的，消息比较灵通，他最先预感到大风暴的到来，就决定让周作人暂避在绍兴。果然，到四月份，就传开了“闹义和拳”的消息，整个绍兴府城，立即人心惶惶，好像大祸就要临头似的。周作人日记里，又出现了如下记载——

　　1900年6月15日日记：“闻天津义和拳匪300人拆毁洋房、电杆、铁路，下松桩300里，顷刻变为面炭。为首姓郜，盖妖术也。又闻天津水师学堂亦已拆毁。此等教匪，虽有扶清灭洋之语，然总是国家之顽民也”。

　　6月20日日记：“接江南函，云拳匪滋事是实，并无妖术，想是谣传也”。

　　7月1日日记：“闻拳匪与夷人开仗，洋人三北，今决于16日上海大战。倘拳匪不胜，洋人必下杭州。因此绍人多有自杭逃归者。时势如此，深切杞忧”。

　　7月2日日记：“闻近处教堂与洋人皆逃去，想必有确信或拳匪得胜，闻之喜悦累日。又闻洋人愿帖zhongguo银600兆求和，义和有款14条，洋人已依12条云”。

　　7月4日日记：“晨大云桥忽有洋人独行，路人见之，哗为洋鬼子，俱已逐出，今此何为者？俱噪逐之，洋人趋蹶而逃，几为所执。后经人劝解，始获逃脱。追者五六十人，……夜，鸣山叔以义和告示及申电童谣见示，因录得一纸”。

　　周作人还在这几天日记的画眉上，用大字写着：“驱逐洋人在此时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足见其情绪之激昂。

　　不久，这座偏远的县城也发生了骚乱。周作人在7月19日的日记中这样写着：“七下钟余在双犀轩纳凉，忽闻总府点名守城，山会本府均同在稽山旱门防堵云。台州殷万登之子孙，报父仇兼拆教堂，正在邗村过宿，距城只七八十里矣。余闻之骇然。少顷渭叔亦来，因遣人去探，所云亦然。街上人声不绝，多有连夜逃避城外者。船价大贵，大者每只七八元，家中疑惧颇甚，不能成寐，12下钟始寝。闻城门船只进出纳洋一元，九城门合计总有千余元云，天气甚热”。同日又记：“讹言益伙，人心摇摇。谦婶拟逃避城外，后闻少平，因此不果然。对门傅澄记、间壁张永兴均已逃避矣”。第二天日记中又写着：“闻本府出示，禁止讹言，云并无其事，百姓安业不得惊慌云云。人心少定。昨日傅、张二姓逃出在外，下午逡巡自归，闻之不觉大噱。……渭叔云，有人自横溪上来者，俱云无事，未知昨宵从何而起”。

　　这小小的“风波”，毋宁说是一次社会动乱的演习。以后鲁迅以此为素材，写了novelxiaoshuo《怀旧》；面对于周作人，却是一次永远难忘的人生体验。由帝国zhuyi侵略引起的社会动乱，已经不是遥远的，与己无关的传闻，而是亲自耳闻目睹，并且直接影响着自己生活的现实。时代向周作人及其同代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对待帝国zhuyi的侵略，以及必然引起的人民的反抗，并由此造成的社会动乱？周作人后来在总结自己这一段的思想发展时说：“我……最早是尊王攘夷的思想”①，“它表示是赞成义和拳的‘灭洋’，就是主张排外，这坏的方面是‘沙文zhuyi’，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与反帝国zhuyi的，但它又怀疑乃是‘顽民’，恐他的‘扶清’不真实，则又是保皇思想了。这两重的思想实在胡涂得很”②。这确实是“两重的思想”：外对于西方世界，既坚持反抗帝国zhuyi侵略的民族zhuyi，又有盲目排外的沙文zhuyi；内对于人民，既视之为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力量而寄以希望，又视为威胁封建统治的“拳匪”“顽民”，破坏社会安定的力量而心怀疑惧。在此前后，周作人曾购得清代人李小池著《思痛记》一书。此书历述太平天国运动所造成的破坏，给周作人以极其强烈的印象。直至40年后，他仍这样回忆：“李小池著《思痛记》二卷，余于戊戌冬间买得一册，于今已40余年矣，时出披阅，有自己鞭尸之痛。……洪杨之事，今世艳称，不知其惨痛乃如此，……唯此记所书殆可与《扬州十日记》竞爽，思之尤可畏惧，此意正亦不忍言也”③。周作人将《思痛记》与《扬州十日记》并论，在他看来，异族侵略者的shaa戮与本国“暴民”的破坏是同样令人发指与不能忍受的。这里固然包含了对zhongguo国民性某些弱点（比如残忍性、狂热性、向弱者发泄愤火）的深刻观察与把握，同时也表示着对于人民自发反抗力量的本能的疑惧。这是来自“十字街头”的周作人却始终与“十字街头”若即若离、最终走到对立面的最根本的原因。这种“疑惧感”将终生追随着周作人。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元旦试笔》

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二三，义和拳》

③周作人：《书房一角·看书偶记·思痛记》

　　在社会发生动乱的同时，周作人的故家也一天天地显出败落相。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周作人的感情又受到一次巨大的冲击：全家最钟爱的四弟突然逝世。周作人在全家排行第二，上有长兄樟寿（树人），下有三弟松寿（建人）与四弟椿寿。周作人与鲁迅、建人相差均三、四岁，三人朝夕共处，可谓“兄弟怡怡”，而与鲁迅似更为相知。四弟椿寿出世时，周作人已九岁。据周作人后来为这位四弟所作“小传”，椿寿在兄弟四人中才华最为出众：“生而灵警，见生人不啼，甲午之春（时弟二岁），即能言语，性孝友奇杰。三四岁教之唐诗，上口成诵，能属对，皆出人意表。又能搦管作字，奇劲非常，人见之皆以为宿学者所书也。以是人咸以大器期之”①。这里所述也许含有若干夸大的成分，但包括周作人在内的全家对四弟分外宠爱并寄以厚望，则是事实。椿寿长得方头大耳，十分结实；却不想戊戌之冬，偶患风寒，即气喘不止，卧床三日而遽逝，年仅六岁。这突然而至的死亡，把全家人都惊呆了。不知所措之间，周作人在当天日记中，仅写了“四弟以患喘逝，时方辰时，抚膺大哭，悲感不胜”寥寥几字。第二天下葬时，周作人木立在寒风中，看着庆叔用砖砌好了四弟的坟，坟前立着碑，碑上写着“亡弟荫轩处士之墓　兄樟寿立”。不远处，是一岁即殇的三妹的小坟，碑上刻着父亲伯宜公亲笔写的“亡女端姑之墓”几个字。坟葬在南门外龟山，龟山临河那一边有一个废庙，里面安放着祖母孙氏和父亲的灵柩。这是周作人第一次面对“死亡”（在此之前，父亲的死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一个年轻的，充满希望的生命，就这样随随便便地被夺去了，这印象是惨痛，酷烈的。从四弟墓地归来，周作人长久地沉默不语。母亲思念四弟心切，叫周作人请人来画了四弟的遗相，挂在房间里——至今仍挂在北京西四条母亲卧室的墙上，周作人仍然沉默不语，以至于连日来日记上仅有“忘录”二字。近20天后，才勉力写出了几句悼诗——

①周作人辛丑日记抄录《逍遥处士小传》，载《鲁迅研究资料》10辑。

　　……世人纵有回天力，难使弟兄无离别。发冲冠，泪沾臆，欲问昊天天不语（《有感》）。

　　不愿来生再为人，免受人间离别苦。……形尚在目前，人竟归何处？……（《长短句》）。①

①录自周作人戊戌日记，载《鲁迅研究资料》8辑。

　　这可以说是周作人最早的创作。但却很难相信是出于周作人笔下：竟用了如许夸张的词句，而且不加节制地表现了一种过于急切、悲愤的情感。正象他自己在日记里的自我评价所说：“戊戌之冬，四棣患喘以逝，满腹劳骚，无处发泄，故冬以至春迄皆悲感，即所作俚词亦甚凄，甚哀飒，间有过激之语”，“句庸而感深”；诗的意境与词句都是陈陈相因，摆脱不了传统的框架，并无创造性，但感情却热烈、真挚，当然也是夸张了的。

　　幼弟的早夭，为什么竟引起周作人如此强烈的反应？实际上，周作人也是在“借酒浇愁”，这仅是他情感的一个喷发口。

　　请读1899年10月30日这段日记：“转瞬仲冬，学术无进，而马齿将增，不觉恧然。又因大哥在宁，四弟长别，则又不觉黯然。而不知回肠几折矣”②。这是时代的动荡，家庭的变迁，个人前途的渺茫，引起的一种惆怅。再加上进入青春期以后所特有的莫名的焦躁与感伤，使周作人的精神生活、感情世界，第一次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②周作人：己亥年日记，载《鲁迅研究资料》8辑。

　　周作人面临选择——艰难的人生选择。

　　首先的选择，也是最容易的：走传统为知识分子安排好的老路——应试仕途。

　　周作人对这条路曾寄以很大希望。他写过一首诗：“飘飘两腋觉风生，搔首看时识是君。满腹经纶皆在握，遍身锦绣尽成文。上天定有冲天翮，下世还为救世臣。自叹无能不如汝，羡君平步上青云”①。他还做过一个梦：“黎明梦一家匾上题‘花甲登科’四字”②。对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平步上青云”的仕途竟至如此神往，这表现了周作人与知识分子传统割不断的联系，也显示了他内心深处的平庸——这平庸将害他一生。

①周作人：《题〈灭官风筝〉》

②周作人：庚子正月22日日记，录己亥3月15日日记，载《鲁迅研究资料》8辑。

　　于是，周作人几乎是以一种虔诚的心情去应试——这是清王朝以八股取士的最后一次考试。

　　这是交织着胜利与失败、希望与绝望的令人哭笑不得的记录：戊戌（1898）年11月、12月，己亥（1899）年10月，庚子（1900）年10月11月连续三年，经过反复的考试，周作人终于落榜。周氏族人中仅义房仲翔考取了第40名即末名秀才。

　　也许因为是“最后”一次，“赴考”的情景在周作人心中一直留有十分鲜明的印象，到晚年也不曾忘记——

　　……正是大寒的时节，考试的前一天在半夜里起床，……将考篮托付给同去的工人，自己只提着一盏考灯，是四方的玻璃灯，中间点着一枝洋蜡烛；周身是一副“考相公”装束，棉袍棉马褂棉鞋，头上披着“风兜”……

　　（到了考场），叫人代去点名接了卷子回来，一面安排考具。……不久便封门了，是时天(se-dangjin)也已是鱼肚白，快要天亮了，题目也就发下，这是写了贴在一块板上，由人扶擎着走的。题目有了便要开始作文，于是场中一时便静了下来，但闻咿唔之声随之而起；不过这与前回的很有不同，以前的喧嚣是热闹，现在则有点凄凉之感罢了。……

　　冬天日短，快近冬至了，下午的太阳特别跑的快，一会儿看着就要下山去了。这时候就显得特别紧张，咿唔之声也格外凄楚。在暮(se-dangjin)苍然之中，点点灯火逐渐增加，望过去真如许多鬼火，连成一片；在这半明不灭的火光里，透出呻吟似的声音来，的确要疑非人境。……等到真正放班了，才算了结，自放头班以至溜四班，场内的人悉数出去了……①。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二一，县考的杂碎，二二，县考的杂碎（续）》

　　“读书求官”的仕途也就埋葬在这阴暗的记忆里了。那么，回到家里，固守家业，行不行呢？

　　周作人日记中又出现了如下记载——

　　戊戌（1898）年11月30日：“小雨。往城收租。午晴。六和庄午飧，收谷25袋，托荇舫叔收劳家封3户。谷8袋”。

　　己亥（1899）年11月21日：“阴。黎明早餐，同伸翔叔下舟，至诸家湾收租，吃点心，租水九分二。风甚冷而又甚大，衣服少穿，寒风砭骨，颇不能支。又至六禾庄，午餐尝新谷，共收20袋。下午放舟回家……”。

　　己亥11月22日：“晨大雨。往五雲门外收租，先至后丁，佃户甚劣，颇费气力，至上午始收迄。又至昌安，食鸟肉，……上午雨至，下午小雨，风。共收租25袋另。至家已晚……”。

　　己亥12月11日：“晴。下午往会稽县完粮。银3.462元，米1.038元，共洋4.5元”。

　　由于父亲早死，鲁迅这时正在南京求学，周作人不得不担负起全家的主要责任，收租与完粮，就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之一。周作人也全力以赴地去做了，但他显然于此毫无兴趣。不仅农民的困苦引不起他的同情，收租本身也使他感到“颇费气力”，以至成为沉重的精神负担。他当然不愿意一辈子充当靠收租吃饭的周家二少爷。

　　周家台门内的生活使周作人彻底失望，于是，他一度——仅仅是一度——走向“十字街头”。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几乎成了小流氓”。“小流氓”在绍兴的土语里叫“破脚骨”。周作人介绍说，“这个名词的本意不甚明瞭，望文生义地看去，大约因为时常要被打破脚骨，所以这样称的罢”①。据说，一个人要变成“破脚骨”，须有相当的训练，与古代武士的修行一样，不是很容易的事。“破脚骨”生活里最重要的事件是挨打，所以非有十足的忍苦忍辱的勇气，不能成为一个象样的“破脚骨”。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道德，崇尚义与勇，即使并非同帮，只要在酒楼茶馆会过一两面，他们便算是有交情，不再来暗算，而且有时还肯保护。周作人有一个堂叔，身上有100块钱，要派什么用场，结果全部输光，还写了一张”欠100块钱”的欠条；万般无奈，就托人去找了这一方“破脚骨”的总头目，把那班赌徒打了一顿，借据也销毁了，把100元现洋作为请酒席的钱花掉了。鲁迅曾评价说：“这绍兴的‘破脚骨’，倒很有古时候武士侠客的遗风。孟尝君、春申君门下有食客数千，其中有一些鸡鸣狗盗之徒，大概也是这些人吧”②。我们曾经说过，“十字街头”有“禹墨遗风”；zhongguo古代，“禹——墨——侠”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更确切地说，绍兴的“市风”是承继着“禹、墨、侠”的余绪的。鲁迅与周作人幼年时读过《绿野仙踪》，这时正迷恋于《七剑十三侠》③这一类侠盗传奇，鲁迅甚至自名为戛剑生，以示对“侠义”传统的响往。周作人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也结识了一位名叫姜渭河、人称阿九的小“破脚骨”。此人自称姜太公的后代，开始是跟着周作人读书，后来两人就一起在城内外闲逛，但不真正惹事。游荡到半夜，就在近地吃点夜宵。有一回正在张永兴寿材老板开设的荤粥摊上吃粥时，阿九忽然正(se-dangjin)问道：“这里边你们下了什么？”店主愕然不知所对，阿九才慢慢说道：“我想起你们的本行来，生怕这里弄点花样”，暗示店主在粥里下了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药，店主人听他这说明，不禁失笑。这就是小“破脚骨”的一点把戏，实在含有很不少诙谐。周作人说：“我从他的种种言行之中着实学了些流氓的手法”④。但如此游荡，也不是长久之事，必须另寻出路。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破脚骨》

②转引自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

③周作人己亥年9月28日日记：“上午至试前文奎堂，购《七剑十三侠》一部，凡六本，……阅一过，颇新奇可喜”。

④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二四，几乎成了小流氓》

　　周作人择路的苦闷有增无减，只有逃到大自然里去。早在1899年春，15岁的周作人与母亲、三弟同往小阜埠外祖母处叩岁，又随茗山叔至调马场扫墓，“一路鸟语花香，山环水绕，枫叶凌霜，杉枝带雨”，不禁“雅兴”大发，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倘得筑以茅屋三椽，环以箩墙一带，古书千卷，同志数人，以为隐居之意，而吾将终老乎！”这自然多少带有故作隐逸之态的成份①。但当他在现实中一再碰壁，情不自禁地嬉游于山水之间，就越来越带有“躲避”的性质了。

①周作人己亥正月15日日记，收《鲁迅研究资料》8辑。

　　于是，又有了庚子（1900年）九月与辛丑（1901年）五月两次出游安桥——

　　庚子四月初十日记：“上午至昌安门外趁船，下午到安桥。小雨。因近地里赵有戏，舅父辈均去，余亦去看，演《双玉镜》。晚同七斤公公至其熟识家吃点心，……又在里赵看戏，夜半冷甚……”。

　　庚子四月十五日：“晴。下午嬉大湖，又同七斤公公至坂抽（读绸）蚕豆。……在书房睡。人声既静，但闻犬吠如豹，四野蛙声相应答，如合节拍，声喤喤然。倏响倏轻，夜半闻之，令人胆怯，至三更始熟睡。及晨起，则已红日三竿矣。”

　　庚子四月十七日：“……夜同七斤公公说鬼。二更小雨”。

　　庚子四月廿四日：“晴。下午同七斤公公至镇塘殿一游。饮烧酒一盏，红彻于颊，酣醉欲睡。食枇杷，归家已晚。夜嬉马吊，夜半始寝”。

　　庚子四月廿六日：“……天气热甚，戴七公公凉帽，赤髆科头，箕踞舱下，同舟人见之，皆不能识，疑为舟子，可发一笑。石尤风甚，大舟底砰砰有声，撺播不定。行至龙天庙，日(se-dangjin)如火，小雨数点。……”

　　庚子四月廿八日：“……傍晚天(se-dangjin)如淡烟，小雨簌簌，余方指点云物，忽黄云一片，从东北隅飞起，至zhoongyaang散布四方。天(se-dangjin)淡黄，风声呼呼，隐约从东北起，急掩柴门，少顷则百窍怒号，江河震沸，窗屋皆摇。林木摩戛作声甚厉，又兼雨声，对面相语不能闻，雷电煜如，耸人毛发。屋上尘土簌簌落脊上，初尚不知，约炊斗黍时，风止，摸身上皆是，可发一笑。所谓惊定始知痛也。近处船舍，其半为风吹坠，至一更始止。雷亦渐轻，二更许则石上皆燥。此真可谓怪风也，天气顿凉”。

　　辛丑（1901年）五月初八：“晨同三弟往探花桥趁埠船……，辰刻抵安桥”。

　　辛丑五月初十：“大雨，水高尺余，明堂内亦满，桥皆低下，舟不能过，率皆从桥脚上行，岸上水没及髁，为二三年来未有之事也”。

　　辛丑五月十二日：“……夜同蕺翁至屋后田中摸鱼，得鲫二尾”。……

　　安桥是周作人母亲的家乡，距绍兴城昌安门外东北18公里外，靠近曹娥江，出口就是杭州湾。不仅村外是一片水，村里也是汊、港、湖、荡、溇密布，从城里去安桥，自然也要坐船：这是一个真正的水乡。

　　周作人回忆道——

　　水乡不必说了，便是城里也都是河道，差不多与大街小巷平行着，一叶渔舟，沿河高呼‘鱼荷虾荷’，在门口河埠头就可以买到，若是大一点的有如胖头鱼、鲢鱼、鲤鱼之类，自然在早市更为齐全便利……，古人称越人断发文身，与蛟龙斗，与蛙龟处，现在不是那样了，但其与水族的情分还是很不错的……①。

①周作人：《知堂集外集·〈亦报〉随笔·吃鱼》。

　　“水乡”对于周作人来说，自然不仅是“水”而已；令人追怀的，是水中的人与水相联系的生活方式。周作人说得好，“我们本是水乡的居民，……仿佛觉得生活的美与悦乐之背景里都有水在，由水而生的草木次之，禽虫又次之……”①。周作人只要提起水，眼前必然要浮现出上述日记里所记载的水上嬉戏生活：看戏，斗牌，摸鱼，观潮，喝酒，吃豆，说鬼，谈天……，还有平静如水、透明如水的七斤公公，六一公公，蕺翁……，这一切浑然融为一个整体，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它内在的纯净、自然、风趣、清澈、透明、柔和，以及它外在的“青”、“白”颜(se-dangjin)，汩汩水声，都滋润着周作人的心田，影响着他的气质与文风。吸引周作人的，还有水的哲学。周作人不只一次地说过，“鄙人是zhongguo东南水乡的人民，对水很有情分，可是也十分知道水的利害。《小河》的题材即由此而出。古人云，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复舟。法国路易十六说朕死之后有洪水来”②，周作人把这称之为“古老的忧虑”。谈到“过江”的危险时，周作人又说：“这在我们水乡的居民，这算得什么事呢，实在是，哪里顾得这许多呢？身边四面都是河港，出门一步都是用船，一层薄板底下，便是没有空气的水。我们暂时称强便只在水上的一刻，而一生中却是时时刻刻都可以落到水中去，若要怕它岂不是没有功夫做别的事情吗”③？这时时刻刻都可以“落到水中去”的忧虑，也可以说是“现代的忧虑”吧？而由这“忧虑”激发起来的奋斗力量，也是属于“水”的：周作人要我们“从积极方面去想”，去看看“那些渡船上的‘老大’”，他们不“都是饱经风险过来的”么④？“周作人的哲学、气质、文风与水的关系”，这是一篇“大文章”；周作人即将与少年时代告别时，所渡过的这一段“水乡生活”，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个开头。

①周作人：《风雨谈·北平的春天》

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三一，小河与新村（中）》

③④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二八，西兴渡江》

　　在走向大千世界之前，周作人对于故乡的最后“一瞥”中，永远铭刻在心上的，还有“禹陵”的形象。查周作人日记，庚子年（1900年）2月（阴历）与辛丑年（1901年）2月（阴历），周作人曾有几次禹陵之游——

　　庚子2月13日日记：“晴。上午余与咸孙、荷孙兄往稽山门乘船，每人五文，乘至禹王庙下。游禹穴，颇热闹。至窆石亭，风甚大，走石飞沙，凛然其不可留。亭上一碑折断，赑屃头亦为碑压断矣。时方修庙，砖石如雨，头颅几为敲破。又至天南第一镇，游人极少，啜茶一瓯而返回。至禹陵……，少顷，至宋小梅处测字（系一老妪，年七十余，颇准，字亦颇佳，亦一奇人也），下午又趁船回城，至稽山门上岸。……（禹陵外殿从右转入门，里许有一亭，中一碑上书‘大禹陵’三字，又有一亭一碑，书‘古斋台’三字，未知何义也。南镇有一碑，书‘秀带岩壑’四字，系乾隆御笔也）”①。

①周作人：《庚子日记》，载《鲁迅研究资料》9辑。

　　辛丑2月初五日记：“……晨同伟和出嵇山门，行至禹王庙，少憩，又至天南第一镇，即由径上山。山甚高，岭如螺旋，约四五千级。将至顶，有两石并立，下賸穴可容一人出入。至顶有庙，则炉峰之观音殿也。少顷下山，至南镇少坐，即至禹庙，观岣嵝碑。又至两庑，观各朝告祭碑。由小门入，上百步阶瞻禹象，高可一丈，宇甚高，蟔蛽鸣其上，吱吱不歇。即出，又由外殿之右门入，见有一亭，刻‘大禹陵’三字，左侧蓬蒿间有一碣，刻‘禹穴’二字，系康熙中会稽县昝蟔蛽林所书也。又有一院立碣，书‘斋台’二字，未知何义。又登窆石亭，石上犹有皇庆元年题字，名字则漫漶，不可考矣。亭畔有二碑，下有赑屃负之。又至外殿观纯庙御碑。……又至禹穴各处一游……下午回家”②。

②周作人：《辛丑日记》，载《鲁迅研究资料》10辑。

　　周作人说过，“古圣先王中我只佩服一个大禹，其次是越大夫范蠡”。他认为《论语》中“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庄子》“禹大圣也，……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屐屩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都足以“写出一个大zhengzhi家，儒而近墨的伟大人物”①。实际上，在周作人的心目中，禹是集中了吴越地方文化以至整个zhongguo传统文化的精粹的。因此，对于周作人，思乡的蛊惑中，除了故乡的水，故乡的吃食（例如“夜糖”之类）之外，故乡的名胜中首先就是与禹有关的遗迹。耐人寻味的是，周作人以后每忆及禹陵，总要想起“殿上多蝙蝠，昼夜鸣叫不息，或曰亦栖于禹像耳中，不知其审”②。也许周作人是象日本俳句所说，“带了什么败残之憾或历史的悲愁那种情调”，去看“蝙蝠在暮(se-dangjin)中飞翔”，自然浮起了“别种的意趣”罢③。

①周作人：《药味集·禹迹寺》

②周作人：《儿童杂事诗·丙之十一，玩具二·小注》，参看《看云集·关于蝙蝠》，《药味集·禹迹寺》。

③周作人：《看云集·关于蝙蝠》

　　尽管由于或多或少地有了某种“历史的悲愁”感，故乡的山水凭添了别一种(se-dangjin)彩，但是，对于年仅十六、七岁的周作人，尚未探寻过的未知世界毕竟是更有诱惑力的。周作人即使要回到“大自然”中来，也得要在他在现实生活中碰得头破血流以后。

　　而眼前的现实——日趋败落的大家庭生活，却越来越不堪忍受了。特别是当祖父异想天开，要让周作人每天早晨到菜场买菜，在全部着短衣的人群中，一人穿着白(se-dangjin)夏布长衫，带着几个装菜的“菜篮”，挤在鱼摊菜担之间，周作人更感到受着“无形的虐待”，再加上大家族中无休止的谗言与内争，又产生了无以摆脱的窒息之感。周作人终于在辛丑（1901年）4月19日的日记里写道：“连日郁郁不快，故日记亦多挂漏，未知何时得乘长风破万里浪作海外游也！毛锥误我行，当投笔执戈，从事域外，安得郁郁居此，与草木同朽哉”①？周作人显然直观地感觉到，整个封建社会（包括封建家族制度）已经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从而发出了绝不“与草木同朽”的觉醒的呼声。这标示着，封建大家族最优秀的子弟终于实现了由“浪子”向“逆子”的转变，从而在其内部出现了埋葬封建家族制度的新生力量。

①周作人：《辛丑日记》，载《鲁迅研究资料》10辑。

　　周作人“从事域外”“作海外游”的眼光也是全新的。zhongguo传统知识分子在对现实感到失望时，总是把目光转向“过去”：或三皇五帝时代或历史上的盛世，希望在封建体系内部的调整中找到出路；而上世纪末、本世纪以来，zhongguo被迫打开大门，面对与zhongguo传统异质的西方体系，zhongguo知识分子就有了新的选择。周作人是幸运的，有大哥在前面为他开路。1900、1901年间，兄弟俩曾有诗唱和，互相鼓励。1900年3月，周作人收到鲁迅自南京寄来“别诸弟三首”，其三曰：“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周作人读后大受鼓舞，不能成寐。次年正月，鲁迅寒假结束由绍兴返回南京，周作人“送大哥至舟，执手言别，中心黯然”，夜作《送戛剑生往白（步别诸弟三首原韵）》，其三曰：“家食于今又一年，羡人破浪泛楼船，自惭鱼鹿终无就，欲拟灵均问昊天”。鲁迅收到此诗，每欲“把笔，辄黯然而止”，最后终成“别诸弟”又三章，其三曰：“春风容易送韶年，一棹烟波夜驶船，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①。在诗信往来中，周氏兄弟互相理解，支持，一再表达共同的心愿与意志：是船，总要冲风破浪；是鹰，定会冲掠长天！1901年7月12日，周作人收到鲁迅的南京来信，“说已禀叔祖，②使予往宁充（水师学堂）额外生，并嘱予八月中同封燮臣出去。又叔祖致大文函，并说此事，并云己为予改名作人”③。周作人终于获得机会，将要冲出牢笼了！同月20日，离家前，周作人最后一次来到安桥，并由六一公公陪同至镇塘殿观潮。周作人在当天日记里写道——

　　“少顷，潮头自远而至，势如万马奔腾，澎湃之声骇人耳目；其浪高约壹贰丈，如万顷玻璃，独立不仆，真宇宙奇观也”。

①周作人：《辛丑2月24日日记》，载《鲁迅研究资料》10辑。

②叔祖，即周庆蕃，字椒生，时为江南水师学堂国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

③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五三，我的笔名》中解释：“我既然决定进水师学堂，监督公用了‘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给我更名”，故曰“作人”。

　　此时，周作人注目于钱塘江潮的是“万马奔腾”的气势，“独立不仆”的精神，视其为“宇宙”之奇境。这胸襟与眼光表明：周家新台门内兴房”二少爷”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这天日记的最后一句，却是——

　　“夜，同六一公公闲谈”①。

①周作人：《辛丑日记》，载《鲁迅研究资料》10辑。

第二章　发现新大陆——在南京（1901.8——1906.6）

一、“不过如此”

　　辛丑（1901年）7月28日（阴历），周作人怀着“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梦想，离开了家门。当他乘着“夜航船”①，在船夫“靠塘来”或“靠下去”的吆喝声中，渐渐入睡时，他充满了对外面的世界的新鲜感，既怀着期待，又有几分胆怯。

①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二七，夜航船》里说明：“绍兴和江浙一带都是水乡，交通以船为主，……这便是埠船。以白天开行者为限；若是夜里行船的则称为航船”。

　　在上海。当时十里洋场上所特有的东西，第一是洋房和红头巡捕，其次多的便是“野鸡”。她们散居在各处弄堂里，但聚集最多的地方乃是四马路一带，而以青莲阁茶楼为总汇。周作人一行人于辛丑8月初二晨到上海，上午即至青莲阁；周作人自己承认，“‘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乃是看女人”②。茶楼上内部售鸦片烟，青莲阁外却有一个特别的书摊，摆摊的绰号叫作“野鸡大王”，除普通书报以外，还带卖各种革命刊物——周作人因此而大开眼界。当晚，周作人等又到四马路春仙茶园看戏，演《天水关》、《蝴蝶杯》二剧，周作人说，“那京戏里老生的唱法，在一个字的母音上拉长了变把戏，这和中医的医理一样，我是至今不敢领教的”③。周作人一行人离开上海前，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同行人沈某被扒手摸去一个包裹。上海的流氓、扒手是有帮会的，他们对旅客或暗偷，或明敲竹杠。他们不全是本地人，以苏北一带为多。当年行路，提起这批结成帮会的“江北流氓”，是无人不感到头痛与畏惧的；即使到了晚年，80老翁周作人回忆及此，还似乎“心有余悸”④。总之，上海也不过如此。——比绍兴更腐朽，更黑暗，而且多了一些半殖民地的恶臭。用周作人自己的话来说，“所见到感到的只有那浑浊污黑的河水，烟雾昏沉的天空，和喧嚣杂乱的人声而已”⑤。

②③以上引文均来自《知堂回想录·三○，青莲阁》

④参看知堂：《帮会的片鳞》，原载香港《新晚报》。（1964．8．24．）

⑤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二九，拱辰桥》

　　周作人一行于阴历8月初二到南京下关经过惠民桥，沿马路进城，过了仪风门走不多远，就可以望见机器厂的大烟筒。仔细一看，烟筒却不冒烟——据说终年如此，这令人有些奇怪；但不管怎样，烟筒是矗立在那里，那即是“我们的水师学堂”了。不久就看见大门，两边两个大柱，写着“中流砥柱”“大雅扶轮”八个大字；周作人又不免感到一阵兴奋。江南水师学堂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发生之前，于1890年（光绪16年）由曾国荃创建的①，同时建办的还有设立在刘公岛的北洋水师学堂；这是zhongguo的洋务派准备迎战虎视耽耽的敌人，加强zhongguo海军实力所作的一次努力。应该说开办者是雄心勃勃的，学校内分三科，即驾驶、管轮和鱼雷（1901年时，鱼雷班已停办）；乍一看，学校建设也是颇具规模的，除一般学校必有的教员、学生宿舍、饭厅外，教室分“汉文讲堂”与“洋文讲堂”，有一所小洋房是专给英国教习住的，据说都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尉官。学校还设有洋gunqiang库、机器厂、鱼雷厂，据说学生可以在里面实习。风雨操场上竖立着一根桅竿，底下张着粗索的网，这也是供学生平时练习的。这些设施，周作人都是第一次接触，颇感到新鲜。但也有让人纳闷的地方：机器厂烟囱不冒烟不去说，鱼雷厂厂门里边两旁放着几个红(se-dangjin)油漆的水雷，看去似乎是有了年纪的东西，每天只见许多工匠在那里来回磨擦，不知干的是什么。更不解的是，这里名为“水师学堂”，却没有“海”——只有一根桅杆，也无“水”——听说在鱼雷堂旁边原先有一个游泳池，因为溺死过两个年龄小的学生，总办下令将它填平；填平倒也罢了，却又在上面改建一所关帝庙，让它来镇压不祥。庙旁还有一座焚化字纸的砖炉，炉口上横写着四个大字：“敬惜字纸”。而且每年夏历十月十五中元节（鬼节）学校总要请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场来放焰口，这大概也是为了保佑全校师生平安吧。不过，洋教习与关帝爷并驾齐驱，洋学生念洋文与老和尚放焰口混在一起，总给人以滑稽之感。也许这正是得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神韵”，“不伦不类”恰是这类学校必要的特征。

①《清史稿·兵七》：光绪16年（1890），“8月，北洋设水师学堂于刘公岛，南洋设水师学堂于南京。”

　　周作人初六到南京，初九即参加额外生的考试。考题是作论一篇，题云：“云从龙风从虎论”，与zhongguo传统旧学堂竟无异样。以后的复试更是十足的八股题：“虽百世而可知也论”。复试的结果不曾发表，传出来的内部消息，说是一位名叫胡鼎的同学荣列榜首，原因却颇古怪：他在胡乱抄了一通古书之后，文章结尾处，突然一转，说西洋有一种新的学问，叫作哲学，凭了这个，就可以推知百世以后的事。他这样生拉硬扯，大概唬住了不知“哲学”为何物的国文教员，以其“中西合璧”而给了最高分。待周作人终于“挂牌准补副额”，成为正式学生以后，才发现学校的课程也是“中西合璧”的：学科分洋文、汉文两大类。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课，一天上汉文课。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课程，以至驾驶、管轮各班专业知识，因为用的都是英文，所以总名如此。至于汉文课，仅看分班考试的题目即可见一斑：“问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又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平时用功，此心此气究如何分析？如何相通？试详言之”。周作人后来写《知堂回想录》忆及这一段时忍不住加了一句：“列位看了这些题目，有不对我们这班苦学生表示同情的么？”

　　还是鲁迅看得透彻，所谓“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的“折衷”，不过是要“学了外国本领，保存zhongguo旧习”①。在学校呆久了，就逐渐发现，这里名为“新学”，骨子里却处处是“旧”的。最使学生不能忍受的，是学校的“官场化”。首先，学生分班就是仿照官阶拟定的。全校分头、二、三班，录取的新生称为“额外生”，只能充当“后补”，即要等正式学生遇缺，才能“补”入高一级的班次。而低级班与高级班简直就是两个不可逾越的“等级”。当一个三班生，卧室是一桌一凳一床，床板只有两块；头、二班学生桌凳增加两倍，床板也多到三块。平时开早饭的号声一响，低班生就得立刻奔到饭厅里去，高班生则依然高卧不起，因为厨房里自会有人托着长方形的木盘，把稀饭和一碟腌菜萝卜或酱莴苣送上门来。午饭和晚饭本来是八人一桌的，而高班生每桌最多坐六人，并且座位都有一定，席间可以从容谈笑，不必互相抢夺，狼吞虎咽。低级班可就狼狈了，一到饭厅，急急地乱跑，好象是晚上寻不着窠的鸡，只要在桌间见到一个空位，便赶紧坐下去，有时好容易找到了位置，而一碗雪里蕻上面的几片肥肉早已不翼而飞了。高班生不仅上讲堂时挟着一堆大而且厚的洋书，昂昂然，使低班生不敢正视，就算空着手，也一定要将肘弯撑开，象螃蟹似的。这时，低班生只好忍住气，跟着屁股，慢慢位移，很少有敢于僭越的。学生中还分驾驶班与轮管班，前者毕业可以做到船长，后者最多当个大副，终是船长的下属，这就决定着驾驶生与轮管生之间的不平等，与无休止的矛盾与冲突。周氏兄弟好不容易冲出了等级森严的封建大家庭，现在又重新落入学校的等级制度中，这不仅令人难以忍受，而且产生一种深刻的失望。鲁迅以“乌烟瘴气”四字概括了学校的一切，终于愤而离开水师学堂，转入陆军矿路学堂。

①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八》

　　周作人则不同。他总能够从失望中寻找某些补偿，“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①。在水师学堂生活一片“乌烟瘴气”之中，他也寻出了其中的乐趣。就象他自己在几十年后所写的打油诗《夏日怀旧》里所说：“昔日南京住，匆匆过五年。炎威虽可畏，风趣却堪传。喜得空庭寂，难销永日闲”。在另一篇题为《怀旧》的文章里，他也这样说：“水师学堂是我在本国学过的唯一的学校，所以回想与怀恋很多”；怀恋什么呢？无非是“在校时的自由宽懈的日子”。——这“自由宽懈的日子”与幼时的“小康生活”，都是最适合于周作人个性发展的。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喝茶》

　　有趣的是，“自由宽懈”的学生生活中，周作人念念不忘的，首先是“吃食”之美。周作人是否称得上“美食家”，这可以另作讨论；但他对吃食的兴趣却是始终如一的。zhongguo传统士大夫文化本离不开“吃食”，周作人抓住了这一点，算是享受了一生；但某种程度上，对吃食之美无止境的追求也贻害了他一生。

　　事实上，周作人在离开家乡到学校的途中，就注意到、并且享受到了与家乡不同的“江南小吃风味”——

　　杭沪道上的糕团，实在顶不能忘记的了。这种糕团乃是一种湿点心，是用糯米或粳米粉蒸成，与用麦粉所做的馒头烧卖相对，似乎是南方特有的东西，我说南方还应修正，因为我在嘉兴和苏州看见过它，在南京便没有了。北京所谓饽饽，乃全是于点心而已。大概因为儿时吃惯了“炙糕担”上的东西，所以对于糕团觉得很有情分。

　　此外在沪宁路上，觉得特别记得的是，在镇江码头停泊的时节。……那时便有一种行贩，曼声地说，“晚米稀饭，阿要吃米稀饭”。说也奇怪，我没有一回吃过它，因此终于不知道这晚米稀饭是怎么一个味道，但想象它总不会得坏，而且也就永远的记住了它。怕得稀饭里会放进“迷子”这一类东西去，所以不敢去请教的么？这未必是为此，只是偶然失掉这机会罢了①。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三二，路上的吃食》

　　周作人写这段文字时，是1961年；以77岁的高龄，对50年前未能吃过的“晚米稀饭”仍记得这般清楚，并流露出如此多的遗憾，这都令人惊异。

　　在刻板的学生生活中，一日之间，周作人最盼望的是上午十点课间休息，出操回来、吃过晚饭之后这两段时间，因为这都与“小吃”有关：早晨吃了两碗稀饭，到十点下课往往肚里饿得咕噜噜地叫，这时正好叫听差到学校门口买一个铜元的山东烧饼（当时叫“侉饼”），一个铜元的辣酱和醋，拿烧饼蘸着吃，吃得又香又辣又酸又充饥，真比山珍海味还鲜。

　　不过，据周作人说，那十点钟时候所吃的点心当然不止这一种。有更阔气的人，吃12文一件的广东点心，一口气吃上4个，也抵不过一只侉饼；周作人却觉得殊无足取，还不如大饼油条的实惠。②至于出操回来，吃过晚饭之后这一段学生自己支配的时间，有点零钱的时候，买点白酒和花生米或是牛肉，吃喝一顿，也是一种快乐。所谓“举杯倾白酒，买肉费青钱”③，自是乐在其中。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三七，上饭厅》

③周作人：《知堂杂诗钞·老虎桥杂诗补遗·夏日怀旧》

　　吃食之美中，最注重的自然是喝茶。夫子庙的得月台，下关的镇江扬州茶馆，都是典型的江南茶馆。周作人曾专门作文谈论其中的“茶食”——

　　喝茶时所吃的东西应当是轻淡的“茶食”。……江南茶馆中有一种“干丝”，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炖热，上浇麻油，出以供客，其利益为“堂倌”所独有。豆腐干中本有一种“茶干”，今变而为丝，亦颇与茶相宜。在南京时常食此品，据云有某寺方丈所制为最，虽也曾尝试，却已忘记，所记得者乃是下关的江天阁而已。学生们的习惯，平常“干丝”既出，大抵不即食，等到麻油再加，开水重换之后，始行举箸，最为合式，因为一到即罄，次碗继至，不遑应酬，否则麻油三浇，旋即撤去，怒形于(se-dangjin)，未免使客不欢而散，茶意都消了①。

　　可见无论喝茶，还是吃茶食，都重在其“意”。如周作人说，茶食是要有资格的：干丝即因其朴素、清淡而为茶食中之上品。扩大了看，周作人念念不忘学堂生活中的食品，无论课间休息时的侉饼，或假日中的咸水鸭，素包子，乃至旅途中的糕团，无不是朴素而清淡的。这固然与穷学生的节省有关，实则是故意“往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之味”②。这与周作人幼年时代所熟悉并醉心的家乡“于素朴中有真味”的吃食趣味也是一致的。这是一种平民化的趣味，但却另有几分雅趣在。

①②周作人：《雨天的书·喝茶》

二、一把“火”烧起来

　　时逢击柝叟，隔牖问安眠。③

③周作人：《知堂杂诗钞·老虎桥杂诗补遗·夏日怀旧》

　　如果不是生活中突然出现了“一本书”，周作人的学堂生涯，也许就象这首《夏日怀旧》里所描写的那样，悠闲而自在地过了去了。

　　“转折”的消息是周作人辛丑12月24日（即1902年2月2日）日记里透露的：

　　晚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①一本，译笔甚好。夜同读《苏报》等，至12点钟始睡。

①在《天演论》之后，周作人又接触了日本加藤弘之的《物竞论》。他在壬寅正月30日日记中写道：“夜阅《物竞论》少许，虽不甚解，而尚微知其意理，以意揣之，解者三、四，颇增兴会。因恐污坏，即藏不观”。

　　第二天记：“……又看《天演论》二篇”，以后又陆续有“看赫胥黎《天演论》少许”（壬寅正月22日）、“下午看《天演论》”（壬寅二月初四，十一月初九）等记载。

　　谁也说不清周作人在阅读这“白纸石印的原本价五百文正”的小册子时，他的复杂心情与万般感触。但与周作人同时接触《天演论》的鲁迅，却留下了一个生动的记录——

　　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②。

②鲁迅：《朝花夕拾·琐记》

　　展开在面前的，是这样一个神奇的未知世界，怎能不令这些“莘莘学子”心向往之呢？

　　有趣的是，怀有这样心情的，不只是周氏兄弟。比他们稍晚，1906年，还在上海澄衷学堂求学的胡适，在第一次读到《天演论》时，也是“高兴得很”；据胡适说，“几年之中”，《天演论》的思想，“象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风气所及，原名胡洪騂的胡适，也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择取了“适”字作自己的表字（“适之”）与笔名①。

①胡适：《四十自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天演论》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影响了zhongguo几代知识分子，成为他们最初觉醒的“启蒙书”。

　　《天演论》风靡一时的“魔力”究竟在哪里？

　　差不多50年后，周作人在为悼念母亲而写的《先母事略》里，回忆了一段往事：甲午战争的失败，曾使周作人的父亲大为震惊，他“感念时艰”，为民族的危亡忧虑万分，唯有寄希望于自己的子女，“尝言，吾有子四人，当遣其出海外求学，一往西洋，一往东洋耳”。“向西方寻求民族自救之路”——周作人父亲所表达的这一愿望，反映了1895年甲午战争后时代的共同要求，表明zhongguo人对于西方的学习，由科学技术转向学术思想；《天演论》正是zhongguo知识分子从西方求来的第一个思想武器，它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强烈感受到的民族危机感，提供了自然科学的理论根据。正象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所说，“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zhengzhi上的意义。在zhongguo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个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日人稻叶君山在所著《清朝史》中断言，“若以近代之革新为起端于1895之候，则《天演论》者，正溯此思潮的源头，而注以活水也”，这是很有道理的。

　　对于周作人这一代，《天演论》还提供了一个与zhongguo传统的奴隶哲学截然相反的全新的人生哲学，即自强、自力、自立、自主的进取的奋斗的人生哲学。周作人这样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当读到“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时①，是不能不怦然心跳的。

①《天演论·导言十五，最旨·按语》

　　于是，周作人的日记里，出现了全新的语言、全新的思想：“吾国青年当自励”（壬寅7月14日日记）、“一切权我自主之，别人不得干涉”（《不柯之纪事日记前言》）：西方民主zhuyi、个人zhuyi现代思想终于在古老的东方大国知识青年心灵深处得到了历史的感应。

　　在周作人醉心于严复，如饥似渴地读他所翻译的《原富》、《名学》等西方学术名作②的同时，又为梁启超所吸引；周作人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对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的响往：“上午看《清议报》通论两卷，共200余帧，议论精当，奇辟，足以当头之棒喝，为之起舞者数日”。而且，梁启超的影响很快就超过了严复，尽管严复的思想深刻度远远超过了梁启超。那个时代，要求的是梁启超这样的思想启蒙家、宣传鼓动家的“热情”，而不是学者的“学理”。

②据周作人日记：壬寅正月30日：“大哥函，……外又书一缚，斯密亚丹《原富》甲、乙、丙三本，亦佳；”同年6月20日、7月25日日记均有读《原富》的记载。又，壬寅7月初四：“金票斋有严又陵《译名学部甲》出售。……是书系英伦穆勒约翰原著，豫兄来函云其书甚好，嘱购阅”。同年7月，初八，7月13日、14日、16日、22日，10月初一日记中均有阅读《名学》的记载。

　　于是，我们又读到了周作人的如下日记——

　　壬寅7月初三：“夜向同学黄君明第借得《新民丛报》11号，阅之，内好书甚多，率皆饮冰子所著。看至半夜，不忍就枕。善哉！善哉！令我有余慕矣！”

　　壬寅7月初四：“上午抄《饮冰室诗话》、《尺牍》及摘录《新罗马传奇》、《新民说》等，至午竟。下午发致韵仙，托买《饮冰自由书》、《zhongguo魂》二书。……”

　　壬寅7月初六：“上午……郑君则善亦来带报甚多，往借得《国民报》、《译书汇编》、《文言报》等。……夜借得《自由书》一册阅之，美不胜收，至四更始阅半本，即睡”。

　　壬寅7月初七：“上午《自由书》看竟，换得《新民报》二册，……下午看报。夜还，灯下看《波兰战史》……”。

　　壬寅七月初八：“晨，……坐车到夫子庙明达书庄买穆勒《名学部甲》二本，八角；日本《维新英雄儿女奇遇记》一本，二角；《露漱格兰小传》一本，三角；共小洋一元四。……夜阅《奇遇记》、《露漱传》，甚佳，夜半看讫，睡”。

　　初九日：“……下午看《新民报》，至晚竟四本。夜看《帝国zhuyi》一卷，四更睡”。

　　初十日：“上午看《露漱小传》，下午摘抄《新民报》，夜看《说部》”。

　　11日：“上午看《新民报》。下午看赫胥黎《天演论》一卷，夜阅竟；……夜半倦甚睡”。

　　12日：“上午看报。……下午看穆勒《名学》三篇，苦不可解。夜看七期《新民丛报》一册，原10册已看竟，欲觅他书看，醒睡遍寻无可阅者，不得已就寝。是日黄昏，闻促织鸣”。

　　13日：“上午看《名学》一卷。午大雨甚厉，下午雨犹不止。看《国民报》两册，词意危竦，一字一血，睡狮睡狮，曷其醒焉”！

　　14日：“上午阅《名学》乙卷，睡少顷。下午看新会梁任公启超所著《现世界大势论》一卷，四月出版，后附《灭国新法》，论词旨危，切吾国青年，当自励焉。又看那特《zhengzhi学》上编一卷”。

　　我们几乎是逐日摘抄了周作人的日记。对于周作人这一代人，这是一次“久违”了的激情喷发。zhongguo的传统旧学，早已失去了魅力，激发不起任何热情与想象力；经过一阵失落的痛苦与寻求的焦躁之后，这一代人终于在严复、梁启超所介绍的西方“新学”里，找到了智慧与激情的新的原动力。这“发现新大陆”的巨大喜悦，和民族危亡的沉重与民族自救的激昂融合一起，所产生的强烈而深沉的感情力量是震撼人心的。对于周作人个人，长期压抑的个性的一个侧面，终于得到了一次难得的表现机会。周作人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同学）胡韵仙……与何君……评予内蕴不露，接物谦和，予哑然笑其皮相也”①。他们哪里知道，就在周作人“谦和”的外表下，正包蕴着怎样的一团炙人的“火”！这种内在的激烈，是周作人思想、性格不可或缺的方面，与乃兄鲁迅是一脉相通的。

①周作人：壬寅二月初七日记

　　有周作人那个时代，以至整个zhongguo20世纪，现实zhengzhi斗争问题具有更大的迫切性。因此，当我们在周作人日记里很快就读到了下列急进的zhengzhi言论，是一点也用不着惊异的：“上午看《劝学篇》少许，即弃去。剽窃唾余，毫无足取；且其立意，甚主专制，斥民权自由平等之说，生成奴隶根性。此书一出，独夫之心，日益骄固，可恨也”②。在另一篇日记里，周作人更对满清专制政权的实际统治者、炙手可热的热那氏表示蔑视，怒斥其为“人妖”，“我支那之冤业”③。——洋务派苦心经营的水师学堂的年青学生就这样坚决地否定了师长们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zhuyi路线；昨日的“尊王攘夷”派，很短的时间内，就彻底否定了封建专制zhengzhi体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的盟友，坚定的东方民主zhuyi派；刚刚学会、掌握尚不熟练的民权、自由、平等之说，竟然轻而易举地击败了统治zhongguo几千年的封建专制zhuyi思想：这一切，都是近代思想发展史上的典型现象。

②周作人：壬寅7月28日日记

③周作人：癸卯元月11日日记

　　在周作人的日记里，又有了如下记录——

　　下午，接家信，促归考，即作复，历陈利害，坚却不赴①。

①周作人壬寅7月27日日记

　　“上午作论，文机钝塞，半日不成一字。饭后始乱写得百余字，草率了事。顾予甚喜，此予改良之发端，亦进步之实证也。今是昨非，我已深自忏悔；然欲心存所得，必当尽弃昔日章句之学方可，予之拼与八股尊神绝交者，其义如此②。

②周作人壬寅11月16日日记

　　抗拒应式，与八股尊神绝交，这都标示着周作人与zhongguo知识分子传统道路的决裂；而且，终其一生，周作人与八股尊神及其各类变种，从不曾妥协过，由此而形成周作人思想的一大特(se-dangjin)。处在思想急剧变动的时代，“今是而昨非”的自我否定与“忏悔”，更是这一代人的典型心态。

　　如果不加说明，就很难想象，下面这首诗竟出于周作人之手——

　　这简直是一篇“学界革命”也即思想革命的宣言书。而周作人所呼唤的“革命”的内容、外在表现形式都是“极端”与“偏激”的：无论是“文章自古无真理，典籍于今多丐词”的全盘否定，还是对秦始皇焚书的无条件肯定，都属于“过论”。周作人自己也意识到“当不见斥为丧心病狂”，但他接着表示：“即斥为丧心病狂，亦全所不辞者也”①。这与尔后周作人奉为圭臬的“中庸之道”是格格不入的。这里自然有时代气氛与梁启超的影响；但确也反映了周作人内在气质本有“极端”这一面。

①以上引诗与引文均见壬寅11月17日日记（收《鲁迅研究资料》11辑）。

　　而且，还不止于言词的激烈；这一代人最热衷的是，迅速地将思想转换为行动。周作人与他的同学胡韵仙、李昭文、江尚祜等人立即组织起来，共同订阅由当时最负盛名的革命学者章太炎主编的《苏报》，举行演讲、辩论②。周作人后来回忆说：“苏报上最热闹的是学堂里的风潮，几乎是天天都有的。风潮中最有名的是‘南洋公学’的学生退学。以后陆续的各地都发生了。仿佛是不闹风潮，不闹到退学，便不成其为学堂的样子，这是很有点可笑的，却也是实在的事情”③。有一天周作人在《苏报》上看见一则“浙江大学堂散学事”的报道，意外地发现参加风潮的学生中竟有自己的中表妹，大为振奋，在日记中写道：“吾乡学界之力潮澎胀也，自立之机或兆于此，为之大喜”。于是，提笔写下了“致浙江退学诸君”函一纸，“劝组织军队，与东京、上海响应”④。光鼓励别人“造反”自然不过瘾，周作人与同伴又商量着致函吴稚晖，要求参加上海组织的义勇军⑤，直接投身到“排满拒俄”的实际革命运动中去。据周作人说：“过了多少天之后接得吴公的一封回信，大意说诸位的意思甚好，俟组织就绪时当再奉闻云云。后来义勇军未曾成立，这问题自然也了结了”⑥。

②周作人癸卯四月初五日记中生动地记载了他们演讲、辩论的情形：“夜偕李昭文至胡君处所听江尚佑的演说时事及辩说孔子，甚有条理。虽予倔强，素不信孔，初不因此转移，然其说亦有见，亦不得不谓之是也。予恶儒之性已如磐石矣。姑妄听之，非真心折也”。（日记载《鲁迅研究资料》12辑）

③《知堂回想录·四四，风潮（二）》

④周作人癸卯4月15日日记

⑤1903年4月沙俄向清zheengffuu提出七项要求，妄图永远控制东三省，建立所谓“yellowhuangse俄罗斯”。4月27日，上海各界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通电反对沙俄改约。29日，zhongguo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大会，成立拒俄义勇军。上海也酝酿成立拒俄义勇军，为首者为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

⑥周作人：《风雨谈·旧日记钞》

　　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于是又寻找新的“喷发口”——

　　晨起方束装拟往城南，忽江尚佑君匆遽来白，云韵仙因昨作《颍考叔茅焦论》，痛ma那拉氏，驾驶学生监责之，事大决裂。予亟驰往，韵仙已退去，收拾衣装，有退学之势。予在彼处坐至午始回。下午因游有禀制台之言，予等四人至诵堂商量方略，约二下钟共出门往卢龙山僻处一游，日暮始返。灯下作函三通，其一报告《苏报》总撰述①。

①周作人：癸卯4月28日日记

　　这件事自然也是不了了之。但周作人等此时是不知气馁为何物的。任何最细小的行动，只要具有反抗的意义，都能使他们兴奋不已——

　　剃头，予嫌发太多，令剃去三分之一，留发不多。伧父本将失笑，然余惟不屑与垂大尾者为伍，故以此以示区别。彼松辫子刘海箍者必指我为狂夫，我不顾也，我甚愿也①。

①周作人：癸卯3月29日日记

　　过庙，予与侠畊（即胡韵仙）毁其神，折其首，快极快极，大笑而回②。

②周作人：癸卯4月初七日日记

　　这自然都有点“故作狂态”。但反抗的年青人确实从这类“自我”与“环境”的对立，“独异”的行为中感到一种快意。所谓“快极快极，大笑而回”，自是充满了把握了真理、所向披靡的年青人的一代豪情的。

　　而且年青人的不满是全面的；大至国家专制制度，小至学校内部的不平等，都激起他们的义愤，唤起变革的热情。对于水师学堂的“乌烟瘴气”，周作人们此时已经不能容忍。壬寅冬学校总办换人，新上任的黎锦彝比较年轻，给学校带来某种新机，周作人等上书请求随同黎总办前往日本考察，遭拒绝以后，又上条陈，提出改革学堂的种种建议；官僚们却于改革缺少兴趣，自然都如石沉大海。而学校当局却越来越顽固地与学生对立。某一天，学校突然挂牌宣布革除驾驶班的学生陈保康，理由是他的作文里有“老师”二字，“意存讽刺”；接着又扣发驾驶班学生吴某赡银，并停止其春间所加给的俸银一两，理由则近乎荒唐：“以穿响鞋故”。这无异于火上加油。学校原来已经存在的高低班不平等的矛盾，此时也日趋尖锐，学生中不断发生争斗。校方竟借学生间的矛盾，大举搜检学生宿舍，这对刚刚觉醒到个性尊严的周作人及其同伴，更是一次公开的挑战。周作人在当日日记中怒不可遏地写道：“呜呼，我学生乃被犬彘诬为贼，我学生乃与犬彘为伍！呜呼，我80人何一人无血性也！呜呼！夜至韵仙处谈此事……。今日学界风潮如今其急，而司教育诸君犹昏不知醒，彼其将溺于洪水之祸而矣”①！

①周作人：癸卯三月初六日日记，收《鲁迅研究资料》12辑。

　　导火线却与鲁迅有关。癸卯3月12日，周作人接鲁迅日本来信，“述弘文散学事②，姚监督亦以事逃去，可笑”。同时又收到鲁迅“断发照相”一张，上有“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等句。周作人读后顿时热血沸腾，连日深夜不眠。一日，自印名片，书“周鵶狂”三字，又“夜看诗，饮烧春，大嚼牛肉，遂醉卧，时十下钟。大雨，有雷，电火明灭良久始止”③。同伴也争相来访，并索观陆师弘文同学摄影，对弘文学潮事也有议论。不想却因此而惊动校方，终演成当面冲突——

②1903年3月，由于日本弘文学院院方对学生屡次要求改革普通科课程的意见不予理睬，50余名学生集体退学，形成学潮，鲁迅也参加其中。

③周作人癸卯3月15日日记

　　七下钟，学生监来召予，即往。伊因西园述弘文散学事，大恐惧，切责予两人，令予作信，诡造谣言，促之回国。予不得已，草草作数十字付之，乃潜作函述此事，力阻其行，托李君明日付日邮。呜呼！支那危亡之现象既已如此，而顽固之老大犹沉沉大醉，三年之内支那不亡吾不信也。伊并谓日后黎总办若派人东游，必阻我之行。嗟乎，大丈夫生不得志，乃为奴隶，受压制之苦乎！我誓必脱此羁绊。倘事可成，则亦已耳；不然，必与之反对，不甘伈伈伣伣居于此也。予在此希望只此一举，今若不成，吾复何望，行当退学返里，志已决矣。吮笔书此，愤气填膺……。至漏四下灯欲尽矣，遂睡①。

　　这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国家民族的危亡，与个人前途之受阻，同时煎熬着周作人，真可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此时已非彼时，20世纪初的知识青年决不会重演明末士大夫文人的历史悲壮剧②；周作人在愤激之后，升腾而起的是更加坚定的反抗决心与更加高昂的斗争热情。“三年之内，支那（按，实指满清zheengffuu）不亡，吾不信也③”，周作人显然预感到（确切地说，是期待着）历史大转折的逼进，大有与封建旧王朝、旧制度“决一死战”的劲头。这股劲头于1903年4月达于顶点，大抵维持到是年7月。

①③　周作人癸卯3月21日日记，收《鲁迅研究资料》12辑。

②但20年后，周作人却感到自己与明末士大夫文人有更多的共鸣。

　　这年暑假，鲁迅第一次回国，周作人也赶回绍兴，会同一直在家的周建人，兄弟三人获得了一次难得的相聚的机会④。暑假结束以后，鲁迅与周作人一起离开家乡。周作人在上海却遇到了终生难忘的一件事——

④详见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一八，我们不是乌大菱壳》一节的描述。

　　上午乘车……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zhongguo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围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一甚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①！

①周作人癸卯7月20日日记：“公园之感情”，收《鲁迅研究资料》12辑。

　　大概这一代（以及以后几代）zhongguo知识分子永远都不会忘记这“犬与华人不准入”的奇耻大辱。zhongguo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学习现代文明，而西方侵略者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则把一代又一代的zhongguo知识分子推向自己的对立面，成为西方殖民政策的掘墓人。周作人此时感到难以忍受的，不仅是民族的屈辱，更是本国同胞的“血冷”与麻木。这可以说是本世纪zhongguo先进知识分子的双重痛苦。鲁迅早已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并且在日本与许寿裳的讨论中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历史命题；周作人却是第一次自觉意识于此——或许这里也有鲁迅的影响罢？

　　回到南京不久，7月29日日记中又有了“三山街同人之谈话”的记载——

　　前一日得锷刚函，命予与复九至城南聚会。次日偕胡侠耕、复九二人至承恩寺万城酒楼，为张伟如邀午餐，会者16人。食毕至刘寿昆处共拍一照，以为纪念。名列后（略）。散后复至铁汤池晤张伯纯，及回城北已晚。

　　出现了一大批陌生的名字，这本身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讯息：周作人已经走出了狭窄的学校大门，开始扩大他的活动范围。据周作人介绍，其中刘寿昆者，暗中在做联络革命的工作①，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这次聚会是已经参加、或正在向往革命的青年人的暗中聚集，而这样的革命力量的聚集，在本世纪初的zhongguo各大城市里颇为普遍，而且是决定着未来zhongguo的命运的。以后这一群人又有“江干两次之话别”与“共吊明故宫”的两次活动，前者是为去日本留学的同人饯行，“珍重而别，少顷鼓轮而去，烟波森渺，转瞬不见，同人皆愉快非常，无惜别伤离之意”②；而后者是更有意义的——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四七，生病后》

②周作人癸卯8月9、10日日记，收《鲁迅研究资料》12辑。

　　……共往吊明故宫，行约四五里至宫外，荒草离离，Ｘ风拂面，令人凄绝。宫墙半皆坍塌，御沟流水尚清。至方正学祠看血迹碑，满目凄凉，不堪久驻，即出。……③

③周作人癸卯8月14日日记，收《鲁迅研究资料》12辑。

　　周作人不曾多着一字，但那强烈的、不可遏止的民族zhuyi情绪却从这“满目凄凉”的画面中喷涌而出，这是决定了以后周作人日本之行的方向的。

　　在周作人的人生历程上，1902年2月至1903年10月这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从读《天演论》开始的对西方文化的广泛接触，犹如发现“新大陆”，周作人开始迈入了新世界；它首先表现出来的精神特征是思想的激烈，感情的奔放，以及强烈的行动欲望。应该说，这是体现了本世纪zhongguo知识分子思想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的：人们往往从西方最新文化中，抓住一点真理，甚至来不及认真消化，就凭着一股爱国zhuyi、民族zhuyi的激情，拿来运用于现实zhengzhi问题的思考，迅速得出急进的zhengzhi结论，并且立刻转化为最坚决的实际行动。这是一个zhengzhi性、情感性、实践性压倒一切的时代，人们关注的是激情支配下的zhengzhi实践活动，而不是纯粹的学理、思辨的思考。因此，这一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把握，既是深刻的——就其十分敏锐地、甚至是凭着直觉抓住的那本质的“一点”而言；又是肤浅、浮光掠影的——就其对西方文化的整体结构及其学理的严格内涵的认识而言。对于周作人个人来说，这个时期生活中浓重的英雄zhuyi、理想zhuyi、浪漫zhuyi的(se-dangjin)调，在他的人生历程中，几乎是独异的，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革命实践活动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热情。他很快就退回到宁静的书斋——周作人本质上是个文人，而非战士；这是他与鲁迅及许多左翼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不同点。

　　促成周作人的这种转变的契机，却是1903年10月一次偶发的大病。这场病来得很猛：一个星期天突然昏不知人，而且医药无效。数日后送外国教会开办的鼓楼医院求治，医院待遇却特别的糟，一夕即出。最后还是寄居在革命党朋友刘寿昆的书店里，治疗多日，才稍有起(se-dangjin)。回校不久，忽病又作，足大肿，自膝以下胀如盅，良久不消，不得已才随刚解职的椒生公返回家乡。隔一天由周作人少时即已熟悉的“做不shaa”荣生抬轿，到附近诸暨的名医包越潮诊所治疗，看了一个多月，腿上的肿才渐渐消除。不料左侧右颈上，耳朵背后，又突然生一大疽，俗名叫“发际”，这是颇难治疗，而且十分危险的。幸而南街的外科医生李介甫给开了dao，月余后始愈。前后足足病了四个月，“病魔缠绕可为久矣”①。

①周作人日记：《四阅月之病魔》，载《鲁迅研究资料》12辑。

　　周作人在病中中断了日记，仅有“病榻之杂记”寥寥数语，此后也几乎不谈这场意外的大病，因此，很难确切地说出在长达四个月的与病魔的搏斗中，周作人的思绪究竟如何。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1903年10月达到顶峰的周作人几欲冲决而出的革命激情，因这场大病而陡受遏制。也许病中一再发生的突然事故——病刚愈突发足肿，肿才消又生大疽，由之而产生的磨人的痛苦，使周作人看到、想到人世的另一面，这是他原先处于理想zhuyi的亢奋状态时所不曾思及的。也许在漫长而悠闲的治病、养病生活中，因外界刺激而冲动起来的周作人渐渐地平息下来，恢复了自我的常态，原先深刻地影响着周作人，而被激进思潮暂时压抑着的传统思想，又重新升腾起来……。总之，在周作人病愈后回到南京不久，我们就在他的日记中，看到了如下内心的解剖——

　　三月杪为学事经营三日，嗣忽不成，令我绝望，觉我无复有脑，无复有血，神经为病，历三数日，有世事皆恶之思想，而觉前此种种为大谬，为自苦，故我自谥为愚夫。佛说以前种种事，譬如今日死，以后种种事，譬如今日生，善哉善哉。又饶舌矣，我以后乐天②。

②周作人日记：《三月中之感情及思想之变迁》，收《鲁迅研究资料》12辑。

　　引起周作人思想“变迁”的直接原因是要求出国学习受阻；但这里所流露的“觉前此之种种为大谬，为自苦”的自我否定与忏悔，“悲天”与“乐天”的矛盾冲突，恐非一时的刺激所致，大概也曾在病中折磨过周作人吧。

　　1904年夏，周作人回家度假，又遇到了家庭生活中的突变：他的祖父介孚公于7月13日（阴历六月初一）遽然逝世。

　　祖父身体一向强健，这年5月却生了病，看样子好象感冒，发热，有点气急，人似乎还有精神。然而，曾经给鲁迅父亲看过病、并被鲁迅写进《父亲的病》一文中的名医何廉臣，把了脉，看过舌苔后，却意外地对祖父说：“你可以准备后事了”。介孚公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他把同辈的熊三公公叫来，托咐说：“人总是要死的，我年68，不算短寿，也可以了。如今家境不太好，办后事量力而为吧！总要为活人着想，丧事从简”。在写完自己最后的日记后，他躺下了。过了几天，到7月13日这天早上，他对随侍在旁的周建人说了声“我起不来了”，当晚即安宁地熟睡不醒。以后，在清理他的书籍时，家人发现了他留下的一副挽联，是他亲笔写的：“死后有知，地下相逢多骨肉。生原无补，世间何时立纲常！”据鲁迅解释，上联是说“活着的人，和他并不亲热”，下联则表示“人世间的纲常已紊乱了，活着也没有什么用处”。那么，鲁迅、周作人的祖父是看到了随着封建纲常的必然瓦解，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既无可奈何，却又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与他们的父亲以至子京爷爷临终时以“不孝子孙”、“呆子孙”自责，同样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印象与刺激。

　　对于周作人，打击也许是格外沉重的。由于周作人曾经在杭州陪伴祖父有一年之久，祖父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祖父的感情，都胜过父亲。而且由于父亲早逝，鲁迅远在日本，“承重”的责任自然落在周作人身上。尽管介孚公生前已经有丧事从简的安排，但也仅是不开吊而已，一切习俗总还是照旧的。先是弄“门讣”，在大门口钉上麻布，以示“报丧”。接着是入殓：作为“孝孙”的周作人，穿上13件殓衣，两手交叉放在腹前，旁边有两人扶着，一人手里张伞，一人则行鼓乐导孝子至马河边，扔铜钱铁钉各一，打起半桶水来，这叫“买水”；回到家里，给死者胸前揩抹身体三次，表示揩去死者生前所受污辱，还其干净身体，去见祖宗。殓衣也是明朝服装，梳好头，穿上内衣内裤，再由孝子捧着死者的头，左右有两个人给死者穿衣服，殓衣也有13件。胸前挂一袋，叫招文袋，放进死者爱好的东西——祖父的古玩玉器所剩无几，都留给了泮庶祖母，因此，只放了一些图章、信件之类的东西。接着就是包衾，用带子将上身、腰部和脚部捆住。祭毕，把尸体两脚踏在棺材底，盖上寿被，然后，用石灰包把头部、四周空隙的地方塞实，盖上棺材盖，用法砝涂上生漆和生面粉，塞进合榫处，就把棺材密封了。再祭香烛和饭菜，以后每天要上饭三次，到出丧为止。另外，还要供阴差饭，柩前挂白布幔，叫孝帘，中悬祖父遗像，叫神像，桌子系绣花锻桌帏，桌上供五事摆九云箩，供祭菜。死后七日开始作道场，到五七由道士作炼度的法事，白天只念道经，对着三清（道教所尊三位神，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道君，太清太上老君）的画像行礼。到了夜里，所有道士都装束登场，身披鹤氅，头戴道冠，上边插着金如意，手执牙笏，足踏禹步①。头一夜是上表，周作人作为“孝子”背着表文，在大道士率领下，请求为死者赎罪，俯伏在坛下，约莫个把钟头，据说这是大入定，神魂到天上面圣去了。第二夜是破地狱，四、五尺见方的纸糊的酆都城，放在大厅当中，大道士走来作法，念完咒，把手里的木制七星剑戮进纸糊的城门，把它撕得粉碎。由小道士扮演的各种鬼魂，纷纷登场，作种种引人发笑的表情动作。第三夜炼幡，把记着死者姓名的幡折叠好，外边层层用盐卤浸过的耐火包装，每一层里藏一件纸糊的五彩东西，包十层，扎得象莲蓬似的，左右两付金童玉女，也是一层层包扎好，这三样东西放在柴堆上烧炼，在适宜时间抖掉外壳，把夹着的彩物挥舞一会，又烧掉，到烧到最后一层，即是主幡（里面有一张介孚公的像），最后把炼出来的三道幡，送到灵前，供了起来，像征介孚公已从血污池中超渡得救。断七之后，便是出殡。在起灵时，棺材头上放一粗碗，棺材一举起，就用这碗猛力向材头击成粉碎……。

①这道士的“禹步”大概给周作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四十年后，已经是日伪“督办”的周作人在对南京学生讲演时，曾当场表演了“禹步”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