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书五经☆四库全书☆道教指南☆茗香文斋☆茗香文斋-补遗☆轩怡文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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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无生老母的信息 周作人为了强化为国为民的殉道者形象，一再强调他的散文中“闲适”里的“苦味”——撇开周作人是否真的忧国忧民不说，这“苦味”却是真的。 我们不妨变换一个角度，考察一下这一时期周作人及其散文中的“苦味”。 1937年6月3日，北平沦陷前夕，周作人在《桑下谈·序》中暗示他将在北平“苦住”时，又表示他对“宿有久暂”的“桑下”——杭州、南京、北平各地的“怀恋”，所谓“故乡犹故国然，爱而莫能助，责望之意转为咏叹，则等于诔词矣，此意甚可哀也”。从此，此种“怀旧”之情，既苦涩，凄清，又带着温馨的甜味，几乎时时、处处伴随着周作人，成为在整个沦陷时期周作人内心深处永远摆脱不掉的蛊惑。现实中活得愈苦，愈累，就愈要美化，并且离不开“过去”。周作人早就说过：“即是昨夜的事情也要比今日有趣：这并不一定由于什么保守，实在是因为这些过去才经得起我们慢慢地抚摩赏玩，就是要加减一两笔也不要紧……”①。 ①周作人：《泽泻集〈陶庵梦忆〉序》 在周作人未正式“下水”之前，在家多闲，只翻看旧书。所谓“旧书”，并非指线装书，还有当年购来的新书，安放在架上，一年年的过去，一算已是二三十年，自然都成了旧书，正如人也变成老年一样。这种在书架上放旧了的书，往往比买来的更有意义，因为它已有了一段历史，而且由书的历史还会回想起人的历史。因此，写起“旧书回想记”，就格外有意思。比如说吧，这年（1940年）春天，周作人购得一本鲍林的《玛伽耳人的诗》，一看，此书出版于1830年，已是110年前了，为英国介绍匈牙利文学最早的一本书；于是，就联想起自己1906年到东京以后，所买的第一本旧书，也是匈牙利（当时译为“匈加利”）作家育珂摩耳的novelxiaoshuo《髑髅所说》，以后又陆续翻译了育珂的《匈奴奇士录》、《黄蔷薇》，唯以未能译出另一位杰出的匈牙利作家密克萨德的novelxiaoshuo为恨。中隔30年，忽又得鲍林之书，莫非与匈牙利文学真的有缘？于是，又欣欣然从书架取下育珂与密克萨德旧novelxiaoshuo，拂去尘土，摩挲披阅，该是何等快事。育珂的几本，都是贾洛耳特书店出版的，不知道为什么印的那么讲究，瓦忒曼似的纸，金项，布装，朴素优美而且结实，可惜民国初年在浙东水乡放了几年，有些都长过霉，书面仿佛是白云风的样子了，惟育珂摩耳的短篇集一册，依然完好如初，仿佛遭劫难而独存，怎不令人感慨系之呢。再想起书作者系匈牙利人，大家都是把它看作是黄种人的，在民族zhuyi时代，怎能不对之感到兴趣呢。现在想起来这匈牙利的黄白问题颇是暧昧，也不值得怎么注意，不过从前总有过这么一回事，有如因腹泻而抽了几口鸦片，腹疾早愈而烟gunqi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qi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qiang也已放下，但记忆上这口烟味也还会少少存留的，而那烟味虽说苦，回味起来，也是甜丝丝的呢。——普通的一两本书，就能够引起人这么多回忆、遐想，自是别有趣味的。周作人于是一本本地翻下去，读着，想着，又写着①；有时候却不写，不想，甚至也不读，只是翻过去。周作人说，这叫“过瘾”，“有如抽纸烟的人，手嘴闲空，便似无聊，但在不佞则是只图遮眼也”②。 ①周作人后写有“旧书回想记”二十八则，收《书房一角》。 ②周作人：《书房一角·旧书回想记·引言》 旧书翻累了，也有停下来，闭目养神的时候。既是养神，那就什么也不想。但有时一些仿佛忘却了的事（而且大半是童年、故人的事）会突然一现，又悠然飘去，仿佛浮云似的。偶而摘取一两片，记录下来，就成了随笔似的东西…… ……那一天（1939年10月17日），禹迹寺就是这么突然浮现的。讲起故乡的“禹迹”，通常想到的应是禹陵。那神庙里大禹神像，高可二三丈，可谓伟观。而这禹迹寺与禹却是若有关系若无关系的。仅仅是事隔九百年后，清乾隆年间，一位清凉道人到寺里去，留下了曾见有禹神像，“仅尺余耳”的记载。周作人家老屋在复盆桥，距寺才一箭之遥，那一带是熟习的，可是也只见“古禹迹寺”一额，尺余的大禹像竟从未得见，至今想到还觉怅怅。但周作人仍以为禹如应有像，终当以尺余者为法，因为他与常人相近，禹陵大庙中那高可二三丈的已经是“神”了。周作人最后的思绪又转向了“禹迹寺前春草生……流水斜阳太有情”那首诗：这“太有情”，“或者也正是禹的遗迹乎？”文章到此，戛然而止。周作人在“后记”中说：“两年不写文章，手生荆棘矣，写到这里，觉得文意未尽，但再写下去又将成蛇足，所以就此停住”。“再写下去”，必要写到“现在”，自然是“就此停住”的好。 《禹迹寺》之后，回忆的风筝仿佛断线了，直到第二年（1940年）6月，又飘来一只《上坟船》。“船”上所“载”全是关于绍兴清明上坟的种种风俗，从祭祀的仪式到上坟酒的菜肴，都一一刻意细细写出，最后却发出如此感叹：“近来久不还乡里，未知如何，唯此类风俗大抵根底甚深，即使一时中绝，令人有萧索凄凉之感，不久也能复兴，正如清末上坟与崇祯时风俗多近似处，盖非偶然也”。“复兴”云云，也不过是一渺茫的期望而已。 后来，周作人把这两篇连同《关于范爱农》、《玄同纪念》、《记蔡孑民先生的事》等几篇怀念故人的文章，以及《关于朱舜水》、《关于陶筠厂》、《关于杨大瓢》等写大、小同乡的文章，合为一集，取名为《药味集》，称之为“写意之作”。“今以药味为题，不自讳言其苦，若云有利于病，盖未必然”。那么，要“写”之“意”即在于此了。 ……这年八月，《上坟船》驶来又离去两个月后，中秋的夜晚，在周作人的情绪记忆里，突然浮现出“好多年前”的一次奇异的感觉与感受—— （我）对于自然还是畏过于爱，自己不敢相信已能克服了自然，所以有些文明人的享乐是于我颇少缘分的。 …… 好多年前夜间，从东城回家来，路上望见在昏黑的天上，挂着钩深黄的残月，看去很是凄惨，我想我们现代都市人尚且如此感觉，古时原始生活的人当更如何？住在岩窟之下，遇见这种情景，听着豺狼嗥叫，夜鸟飞鸣，大约没有什么好的心情——不，即使无这些禽兽骚扰，单是那月亮的威吓也就够了。他简直是一个妖怪，别的种种异物喜欢在白夜出现，这也只是风云之会，不过跑龙套罢了①。 ①周作人：《药堂语录·中秋的月亮》 周作人作为“现代都市人”，努力体味“原始人”的感觉，以“自然”为“凄惨”、可畏，他究竟在追怀什么呢？ ……就在这一年（1940年）日记的末页上，周作人突然记下了他的一个奇异的“梦”：“10月6日晨梦见荣子，似在小柴宅，囗（字不清）甚茫茫，嗣去为制食物，仿佛是海苔，囗（字不清）语以何不来访，云前次不已去过耶。在买豚肉时恍忽记曾有之。又语以现有电车直达，只在庙前下车可矣。旋见一妪引小儿来拜云，无袜子，承见赐，甚感谢云云……午记”。周作人在后面又加一注：“荣子为本乡汤岛伏见馆馆主人乾囗囗妹，丙午丁未寓馆中常见之，至入梦则今为第三次也。8日作小文云：乾荣子纪念”。这是潜藏在周作人心灵深处的爱的暗流，它萌发于丙午丁未年间（1906年夏至1907年春），时周作人在二十二、三岁之间。仿佛沉睡了十六、七个年头，于1923年的三、四月间，那时周作人39岁，又突然借着春风吹起一池涟漪，却又潜沉下去；在1933、1937年两度梦中造访之后，此刻，在周作人已经56岁时在梦中又掀起波澜……。如此地深沉，这般地持久，却始终默默，来无影，去无踪……。不要问为什么她在此刻突然造访，更不必猜测种种，这多余，也徒劳。但周作人为何要在日记里留下痕迹？它本应不为他人知晓的。…… 从1941年1月周督办走马上任以后，整日奔逐于官场酒楼，再没有做梦，也没有闲暇怀旧，日子似乎过得更顺畅，算得真正地世俗化了。待到他再作《桑下小谈·序》（1943年3月8日），重申“桑下未必限于故乡，由此推广正亦无边，唯乡里自当为起点耳”，要到故乡，故土，故人，故园，以及一切成为历史的陈迹里重寻诗情时，他已被官场排挤出来了。而且首先“怀”的就是他的弟子废名，这是很自然的。如周作人自己所说，废名“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废名曾撰联语见赠：“微言欣其知之为海，道心悯于人不胜天”，当年是以为“深得我心”的；此刻追想起来，却像是谶语似的。莫非自称“悟道”的废名，已经预见到以后的以人力抗天命的种种？……周作人只能说：“现在想起来，不但有今昔之感，亦觉得至可怀念也”①。 ①周作人：《药堂杂文·怀废名》 接着的江南行，依然为“荣归”的俗气所包围，却也有掩不住的乡愁。特别是车抵苏州站，看见月台上车厢里的人物声(se-dangjin)，便又仿佛已入故乡境内，虽然实在还有五六百里的距离。周作人不免又想起唐人杜荀鹤的送友游吴越诗来：“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眼见这小船，石桥，这两岸枕河的人家，早已恍如身在故乡了。就连小街上那片糕店，也是北方几番寻觅而不得的。如今匆匆走过，不及细看柜台上蒸笼里放着是什么糕点，自然更不能买了来尝，但仅只这样看一眼走过了，就够快活的了，甚至已经饱了。周作人说：“若欲求多有文化的空气与环境者，大约无过苏州了吧”①，这些年他失去的，却又在苏州无意中拾得的，大概就是这原生形态的古老而纯朴的“文化”吧。所谓“乡愁”，岂是“眷念故乡之情”所能包容得了的？ ①周作人：《苦口甘口·苏州的回忆》 但他终于重又接近了“故乡”时，他却遭到了人子之大不幸——他的87岁的老母遽然逝世了。周作人日记中这样写到了母亲的“死”—— 4月22日，晴。上午6时同信子往看母亲，情形不佳，11时回家。下午2时后又往看母亲，渐近弥留，至5时半遂永眠矣。18日见面时，重复云，这回永别了。不图竟至于此，哀哉。唯今日病状安谧，神识清明，安静入灭，差可慰耳。9时回家。 23日晴。上午9时后往西三条。下午7时大殓，致祭，9时回家。 24日晴。上午8时至西三条，9时灵柩出发，由宫门口出西四牌楼，进大平仓，至嘉兴寺停灵，11时到。下午接三，7时顷回家，丰一暂留，因晚间放焰口也。 5月2日，上午九时至嘉兴寺诵经设奠领帖，来者亦颇不少，当有四五百人。……6时顷，雨始渐，止计下雨终日②。 ②灵柩一直停放于嘉兴寺，至第二年（1944年）6月19日下葬于西郊坂井村之墓。 5月3日，曹鸿来报，为丧事共用14000余元。 丧礼是隆重的；周作人自始至终表现得哀痛而又有节制。在发表于5月15日出版的《同声》3卷3号上的《先母事略》里，他这样回忆母亲：“先母性弘毅有定识，待人忠厚，见有急难，恒不惜自损以济人”，“关心时世安危，时与儿辈说论，深以不能再见太平为恨”。寥寥数语却颇得要领。周作人在私下独思时，还会追念什么，他自己没有说，我们也不便多所揣测。熟识他们母子关系的俞芳告诉我们，周作人的母亲是把她的爱同样给她的三个儿子的；却为自己身体不好，未能亲自喂养周作人，不得不将带领的责任交给祖母，而感到深深的遗憾。老人经常对俞芳称赞周作人从小性格和顺，对人谦和，遇事好商量。不断提及的事实是：老大进三味书屋时，是给他买了一张有抽屉的书桌的，老二读书时，因为家用紧，只从家里搬去一张没有抽屉的方桌，一经解释，他就欣然接受了。后来老二也去南京读书，家里却连原来给老大的八元钱也难筹措了，老二理解家里的难处，拿了点路费，也高高兴兴地上路了。老人每讲及此，总流露出某种抱歉的意思。偶尔也谈到周作人的弱点，如性格较软弱，比较自私，云云。鲁迅离开北平后，老人的生活费用一直是鲁迅负责，但周作人也并不像外界传说那样根本不照料老人，他本人因为工作忙，虽较少来看望，夫人信子却隔了一段时间总要前来问候，有时也带些日本点心给老人吃，这是可以以周作人的日记为证的。有一件事，老人总是说起的：自己来北平后，患了shen<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hen<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hen炎，医生让大量吃西瓜，果然见效，可是秋冬季节，没有西瓜怎么办，还是信子想出了煎熬西瓜膏保存的方法，使老人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西瓜汁，shen<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hen<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hen炎治好了，老人是满意的。鲁迅逝世消息传来，老人悲痛地对周作人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周作人只说：“我苦哉，我苦哉……”，这表态自然很不妥，老人却只怪他不会说话，母亲对于子女总是宽容的。从1938年1月开始，周作人开始承担老人的生活费，每月50元。原也不算太少，但以后物价飞涨却再也没有增加。至于寡嫂，周作人是从来不照顾的，以至后来有被迫出卖鲁迅藏书的事，周作人还乘机想扣下一部分他看上的书……。老人每年过生日那一天，周作人总叫饭馆办一桌酒席送去，由老人找几个合适的人同吃，又叫儿子丰一照一张相，以作纪念。1942年12月26日，是老人86岁生日，丰一照例去照了相，不料竟成最后的遗照①……。这些事，周作人当然都会记得很清楚。老人的离去，使这一切都成了让人不断回味的历史的陈迹……。 ①参看俞芳：《谈谈周作人》，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6期。 随后发生的“反动老作家”事件，包括“遇狼的故事”，使周作人越发感到孤独与孤独的难耐。有时他甚至觉得读书（即使是读旧书）也无以排遣内心的寂寞，“大有越读越懊恼之慨，圣贤教训之无用无力，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在浊世中”，“不知怎的很替圣贤感觉得很寂寞似的”，“知识”也“总是有些苦味”②。于是，他越发像既无缘于“未来”，又被“现实”抛弃的老人，沉浸在对“昨日”的回顾中…… ②周作人：《苦口甘口·灯下读书论》 ……这年（1944年）夏秋之间北京的雨下的不多，周作人本不必“苦雨”，却又怀念起故乡雨中之乐来：“秋季长雨的时候，睡在一间小楼上或是书房内，整夜的听雨声不绝，固然是一种喧嚣，却也可以说是一种萧寂，或者感觉好玩也无不可……”；“下雨时，（船）照样的可以行驶，不过篷窗不能推开，坐船的人看不到山水村庄的景(se-dangjin)，或者未免气闷，但是闭窗坐听急雨打篷，如周濂溪所说，也未始不是有趣味的事。再说舟子，他无论遇见如何的雨和雪，总只是一蓑一笠，站在后艄摇他的橹，这不要说什么诗味画意，却是看去总毫不难看，只觉得辛劳质朴，没有车夫那种拖泥带水之感”；“雨中步行”也不觉困难，“因为是石板路的缘故，既不积水，亦不泥泞”，夏天“大雨如注，石板上一片流水，很高的钉鞋齿踏在上边，有如低板桥一般，倒也颇有意思……”①。 ①周作人：《立春以前·雨的感想》 ……这年（1944年）5月，北京大刮其风，空中呼呼有声，古人云：春风狂似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或者也把风声说在内，听了自然觉得不愉快，周作人却又怀念起古诗“白杨多悲风，萧萧愁shaa<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haa人”里的声音，这在北京所听的风声中要算是最好的。他记得，刚搬来八道湾时，在前院的绿门外边，西边种了一棵柏树，东边种了一棵白杨，或者严格地说是青杨，如今十足过了25个年头，柏树才只拱把，白杨却已长得合抱了，前者是长青树，冬天看了也好看，后者每年落叶，到得春季长出千万的碧绿大叶，整天的在摇动着……。周作人又由此而想起故去的老友：“戊寅（1938年）以前老友饼斋常来寒斋夜谈，听见墙外瑟瑟之声，辄惊问曰，下雨了吧。但不等回答，立即省悟，又为白杨所骗了。戊寅春初饼斋下世，以后不复有深夜谈天的事，但白杨的风声还是照旧可听，从窗外望见一大片的绿叶也觉得很好看”①。故人已离去，风声仍可闻，这是怎样的令人惆怅呢……。 ①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风的话》 长久地沉溺于怀旧的情绪里，是很容易通往宗教的王国的，在乱世中尤其如此。周作人对于佛教从来就有亲切之感，他从1936年起在北大开设了“六朝散文”课，深感“六朝之散文著作与佛经很有一种因缘，交互的作用，值得有人来加以疏通证明，于汉文学的前途也有绝大的关系”①，遂决定新增“佛典文学”课，课程纲要也已拟定，除注重译经的文体价值外，也还有“印度古圣贤对于人生特别是近于入世法的一种广大厚重的态度，根本与儒家相通而更为彻底，这大概因为它有那zhongguo所缺少的宗教性”的意思②。另一面周作人对于道教却一直持坚决的拒斥态度。但从在北平“苦住”下来以后，他就一再地表现出对佛、道的理解，与对佛、道境界的向往。他在一篇偶记里说：“不佞自居于儒，但亦多近外道。我喜释氏之忍与悲，足补儒家之缺，释似经过大患难来的人，所见者深，儒则犹未也”③，那么，在大患难中，佛教的“忍”与“悲”当是更有价值。周作人又说：“尝思忍者忍己，故是坚忍而非残忍；悲者悲他，故是哀怜而非感伤”④，自是有一种力量在的。以后，周作人也还一再地宣扬佛经中“把女人当作人类来看”的“慈悲精神”⑤，和小乘的“志在自度”的坚忍与大乘之“度尽众生自己才入涅槃”的“有情”⑥，以为这都是极可追怀的人生境界。周作人也曾想：“难道在zhongguo儒与法竟不能用，唯黄老之术乃可耶。不佞虽曾思索，终未能明白也”⑦。他还介绍过“仿佛是杨朱的安乐派，出于道家而与方士相反，若极其自然之致，到得陶公《神释》所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境地，那也就与儒家合一，是最和平中正的态度了”⑧。对于他一向深恶痛绝的道教，周作人也表示了宽容与理解。他在谈到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时，明确表示“此文的中心思想，本是长生，盖是道士的正宗，并不十分错”。他说：“鄙人素无求仙的兴趣，但从人情上说，见人拜北斗，求延年，此正可谅解”⑨。在周作人看来，道教的本义——对于生命乐趣的执着追求，以及相信生命之存在，年寿之长短，决定于自身，并非决定于天命，都是人的本性真诚而自然的表现，具有一种真挚的人情味，这在任意摧毁人的生命的战乱中，是显得特别可贵的。这里，其实也是包含了对于宗教信仰的一种极其深刻的理解的：宗教的意义并不在它的教义是否符合现代科学对于世界的说明，而在于它所内含着的心理与人情。它在本质上是人的本能欲求，愿望以及人对于终极目标的追求的一种曲折表现，它在心理上给处于困惑中的人以满足与补偿、调节，从而促进人的身心健全发展的特殊功能，是不可随意否定、抹煞的。从“五四”时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发现⑩，“五四”以后提出“以科学的一神教代替传统的多神教”的设想⑴，到这一时期对zhongguo传统宗教的宽容与理解，构成了周作人思想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不可忽视。周作人怀着深深的同情与理解，重新审视了明清两代广泛流传于北方民间的，大量从道教中汲取了营养的红阳教。他说他的目的“不独凭吊殉教的祖师们之悲运，亦想稍稍了解信仰的民众之心情”。据说，红阳教有八字真言曰，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它的教义无非是说无生老母是人类的始祖，东土人民都是她的儿女，只因失乡迷路，流落在外，现在如能接收她的书信或答应她的呼唤，便可回转家乡，到老母身边去。在传经卷里就是如此唱的：“无生母，龙华会，久等儿孙。叫声儿，叫声女，满眼垂泪。有双亲，叫破口，谁肯应承”；“无生老母当阳坐，驾定一只大法船，单渡失乡儿和女，赴命归根早还源”。周作人说，这样的呼唤是具有极大的情感与心理的内聚力的。可以想见，“一般劳苦的男妇，眼看着挣扎到头没有出路，……忽然听见这么一种福音，这是多么大的一种安慰，……怎不令人感到兴奋感激，仿佛得到安心立命的地方”。周作人进一步分析说，“大概人类根本的信仰是母神崇拜，……客观的说，母性的神秘是永远的，在主观的一面人们对于母亲的爱总有一种追慕，虽然是非意识的也常以早离母怀为遗恨，隐约有回去的愿望随时表现”，“不但有些宗教的根源都从此发生，就是文学哲学上的秘密宗教思想，以神或一或美为根，人从这里分出来，却又靳求回去，也可以说即是归乡或云还元”⑵。周作人的分析自然是十分精辟的。表现了他对于人性，人的心理、情感的微妙幽深部分，特别是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的大战乱之后的人的心理动荡与追求的一种精微的把握与理解。但当他着意于探讨“无生老母的信息”，即从民间宗教信仰中探讨zhongguo国民心理，却无意中也向世人透露了他自己内心隐蔽的“信息”。周作人不也是在人世的苦海中挣扎，而且同样没有出路？他原本是站在一旁“看戏”的，这场战争风暴却无情地把他推上“台”上，扮演了一个历史的“丑角”（尽管他竭力想获得扮演“正角”的自我感觉，但他自己也明白，他注定要扮演的真实角(se-dangjin)只能是“丑角”），所谓“入官入道两蹉跎”，⑶力不从心的表演使他经常感到身心的疲累，倦怠，而且时时丧“魂”落“魄”，即常有失根、流落之感。他是何等地渴望着“归根返乡还元”，卸去一切外在的重负，还原一个自然的，也是自由的“自我”。呵，“无生母，在家乡，想起婴儿泪汪汪。传书寄信还家罢，休在苦海只顾贪。……”……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206，拾遗（午）》 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206，拾遗（午）》 ③转引自周作人：《过去的工作·凡人的信仰》。 ④转引自周作人：《过去的工作·凡人的信仰》。 ⑤周作人：《药堂语录·女人三护》。 ⑥周作人：《立春以前·大乘的启蒙书》。 ⑦周作人：《书房一角·看书余记·读小柴桑喃喃录》 ⑧周作人：《药味集·老老恒言》 ⑨周作人：《药堂语录·太上感应篇》 ⑩参看周作人：《圣书与zhongguo文学》，及本书第五章有关论述。 ⑴参看：《雨天的书·山中杂信之六》，以及本书第六章有关介绍。 ⑵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无生老母的信息》 ⑶周作人：《知堂杂诗抄·苦茶庵打油诗补遗·其十五》。 但周作人有没有想到：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呢？ 是的，太晚了。就在周作人写出这篇《无生老母的信息》后，不到两个月，周作人日记中就出现了如下记载—— 8月15日，中日均放送发表战事终了。下午1时顷往综研所访坂本与李、陈、黄诸君。雨中回家。 战争结束了。zhongguo胜利了。日本战败了。在意识到这一切时，周作人想到了什么？这一日，他在“雨中”奔走，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呢？ 周作人仍然什么也没有说。我们也只能摘引几段他的日记，以见当时他的处境、心绪之一斑—— 8月17日，赴政委会之宴（这大概是“最后的晚餐”了吧？）。8月17日，赴政委会之宴（这大概是“最后的晚餐”了吧？）。 8月20日，一日中至夜降雨凡四次，亦前所稀有也。 8月24日，近十日来不得邮信，盖因交通障碍也。 8月26日，上午写小文起手，本月中系初次也。 8月29日，晚电灯灭四、五次，可恶可笑。 8月30日，付侦缉队三人各千元，为酬劳，遣其回去，后因须俟复职，且稍留岁时。 9月22日，晚报载土肥原被逮，正是该当。 9月23日，夜半地震。 9月30日，上午10时，往综研，11时半集会，报告，暂且解散。 10月6日，稻垣来，拟写信谕傅斯年，但亦不堪得说，故且止也。 10月8日，下午卖地毯、圆桌及裘，一共56000元。 …… 8月26日写的“小文”是《曲庵的尺牍》，在此之前，已经写有《饼斋的尺牍》与《实庵的尺牍》①，这是第三篇。大概写文章也是“山穷水尽”，无材料可写，只得抄抄亡友的来信卖钱了，其经济与精神的窘迫如此，是可叹的。惟在回忆中，仍追念当年的战斗文章“嬉笑怒骂，多弄诙谐，即使有时失之肤浅，也总没有病态与尸气”，“拿来与对方比较，显然看出不同来，那种跳踉欲噬的态度，不但证明旧文人的品格堕落，也可想见其前途短促，盖唯以日暮途穷，乃倒行而逆施也”。“五四”时期确实是周作人一生中“最辉煌的瞬间”，他大概只能永远以此自眩了。谈到当年旧文人的“倒行而逆施”时，周作人大概不曾联想到此刻的自己，否则也不会这么写。他的自我感觉总是偏于良好，因此也不免麻木。 ①“曲庵”即刘半农，“饼斋”系钱玄同，“实庵”为陈独秀。 几天以后，又写了一篇《凡人的信仰》。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周作人都能写作，这是他的特别勤勉处，也是一种特殊本领。也许是经济压力所致？那就有些可悲了。接着又是《道义的事功化》、《两个鬼的文章》，都是给自己画像，仿佛生怕历史留下的将是另一付模样。说的也还是“lunli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绅士鬼与流氓鬼”的那一套，似乎不必再作引述。颇可玩味的是，在《两个鬼的文章》里引人注目地正面提到“鲁迅”的名字（这是1923年“兄弟失和”以来是第一次），并且宣布自己与鲁迅及陈独秀、钱玄同诸人，是同一“方向”的。《凡人的信仰》一文则把自己这些年拼命宣扬的“儒家人文zhuyi”与“社会zhuyi”联系在一起，据说“仁政的名称如觉得陈旧，那么这可以说zhongguo的思想当是社会zhuyi的”。他大概已经“忘记”，并且要人们和他一起忘记，他当年是怎样鼓吹要以“儒家人本zhuyi”为“大东亚zhuyi”的“中心思想”，以“抵抗共<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你<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产jizhuyi”的了。请注意：此刻的周作人又是在按“政客”的思想、行为逻辑说话、做文章了。当然，还有行动。前引日记里所记给傅斯年（后来成了国民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派驻北平学界的第一个“接收大员”）写信，即是一步“棋”。据说，周作人还托请北京大学语言学教授赵荫棠到解放区找到原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时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董鲁安，表示有去解放区的意愿（董后来请示成仿吾议长，成当即拒绝）①。这其实也是一步“棋”，更可能仅是一种姿态。从10月19日起，周作人重返北京大学国文学院国文系讲坛，上佛教文学（也有人说还开了“国文研究法”一门课），俨然一副学者模样：周作人原来也是精于“狡兔三窟”这一套的。自然，用周作人自己的说法，这都是出于“求生”的本能，可悲也可悯的。周作人也自知这些都是徒劳，他是时时在等待着“那一天”的。在难捱的等待中，偶尔也作小文。12月2日那一天，就写了篇《石板路》。是回忆故乡的路与桥的。文章末了写到桥边的灯，所谓“冥冥风雨宵，孤灯一杠揭。……夜间归人稀，隔林自明灭”；夜行人自携灯笼走着，“忽见前面低空有一点微光，预告这里有一座石桥了……”。…… ①于浩成：《关于周作人的二三事》，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3期。 周作人的日记写到12月5日：“下午招医诊美知（周作人儿子丰一的女儿）病，云一种流行感冒也”。 12月6日，国民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军统局局长戴笠受国民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zheengffuu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之命，以伪华北财务总署督办汪时璟的名义，设宴诱捕以伪临时zheengffuu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为首的敌伪高级官员。周作人未赴宴，遂派军警于当晚包围八道湾11号。当gunqi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qi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qiang口对准周作人要他就范时，他只站起来嘟囔着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就跟着军警走了。 据周作人后来说，来执行逮捕任务的军警在抄家时偷走了一块刻着“圣清宗室盛昱”六字的田黄石章，和摩伐陀（Movado）牌的一只钢表，一总才值七、八百元，这大约就是周宅最值钱的东西了。周作人最珍爱的那块凤凰砖和永明砖却因为不起眼而留下了。 周作人被带走了。八道湾11号的大门紧紧地关上了。“大幕”终于落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