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书五经☆四库全书☆道教指南☆茗香文斋☆茗香文斋-补遗☆轩怡文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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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道义事功化” 在敲打了“狼”（不，“狗”）及其主子，勉强算是“胜利”以后，周作人突然发现自己无事可做了。 半年后，北京大学发生了学生殴打日本教师的事，日方要求整顿北大，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自兼北大校长，原任北大校长的钱稻孙调任文学院长，这就将原任文学院长的周作人挤掉了。后来虽又由华北政务委员会聘请他为咨询会议委员，也仅在经济上有所补偿。此时，周作人虽仍保有一大堆头衔，诸如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东亚文化协会评议会会长，日中文化协会华北分会理事长，华北《新报》理事及报导协会理事，等等，但都是闲职。周作人自己也明白，在日本军方心目中，他已经没有多少使用价值了。其实侵略者自身日子也不长了，这一点周作人看得更清楚，他已经预感到：一切快要结束了。 在这种情况下，周作人在想什么、干什么呢？ 他突然地关心起“现代chinazhongguo的心理建设”来，并提出了“lunli的自然化”与“道义的事功化”的口号。据他的解释，“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chinazhongguo固有的思想，后者是实践自己所有的理想适应chinazhongguo现在的需要”①。因此，周作人在《chinazhongguo的思想问题》等文章里，竭力将儒家学说现代化，强调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重视人的本性的求生意志的儒家人本zhuyi，这都是“lunli的自然化”，在这一方面他可以说是在继续30年代已经开始的“复兴”传统的工作，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性。另一方面周作人此时说儒家总从大禹说起，以禹稷为正宗儒家思想的“模范”，所看重的正是禹将“道义事功化”的实践性。而周作人竭力反对将儒学玄学化的“玄儒”，视之为儒之大厄，其原因也在于“玄儒”只空谈儒学学理而不实行。这样，周作人所要完成的，正是将儒家学说“意识形态化”的任务，使它重新成为“治国平天下”，支配与左右社会zhengzhi行动的思想体系，这与周作人自己在30年代将儒家学说“凡人化”、“纯学理化”的努力正是相反。周作人在强调“道义事功化”的同时，也就必然地要充分地肯定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的传统道路②，即恢复“经世济民”的士大夫传统，并且提倡所谓“牺牲一己以利他人”③的传统道德观；而所有这一切，都是30年代周作人所自觉抛弃，并全力批判、否定的。而文化（含文学）与zhengzhi关系为核心的文化（含文学）观念的变化，更是惊人。请读以下论述： ①周作人：《苦口甘口·我的杂学》 ②周作人：《苦口甘口·自序》 ③周作人：《立春以前·记杜逢辰君》 文化工作者固不必看轻zhengzhi，却也无须太看重，只应把自己的事业看作与zhengzhi一样重要，或者如必要即认为也是一种zhengzhi工作亦可③。 ③周作人：《文学杂谈》，载1944.6.15《求是月刊》1卷4期。 古人云，文以载道，向来也把文学看得很重，假如这道字当作人生之路解释，那也并不错④。 ④周作人：《文学杂谈》，载1944.6.15《求是月刊》1卷4期。 文人们以为文艺是完全独立自由的，一切可以随个人意志自由发展，这在某一时期也是对的，也会有益，但是在现今chinazhongguo还不能不加制限，凡国民均应以国家民族为前提，文人也在其内①。 ①周作人：《文学杂谈》，载1944.6.15《求是月刊》1卷4期。 如果不加说明，谁能够想到，发表以上高论的，竟是曾经对文艺的独立与自由作过不懈努力的周作人呢？这样，对他在30年代提出的“载道”、“言志”消长说，作出实质性的修改，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从前，我偶讲chinazhongguo文学的变迁，说这里有言志载道两派，互为消长，后来觉得志与道的区分不易明显划定，遂加以说明云，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现在想起来，还不如直截了当的以诚与不诚分别，更为明瞭②。 ②周作人：《药堂杂文·汉文学的前途》 只要“诚”即主观上虔诚，“载道”就是“言志”，“言志”也即“载道”，再进一步“志与道”便无可分了。这固然直截了当，而且明瞭已极，却把自己提出的命题本身取消了。 我们已经说过，处于历史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总是要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地修正与否定“自我”，“今是而昨非”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然而，在周作人这里却只有戏剧性的转折，并无真正的今“是”而昨“非”，也就是说，对于“今”天讲的上述那一番大道理，周作人并不真的相信其“是”，对于“昨”日所坚持过的一切，周作人也并不真认为其“非”，只是今天情势所需，就应该如此这般地表白一番，作出一种“今是而昨非”的模样。也就是说，此时周作人已不再追求文化、学术的“真理”，而只是讲求zhengzhi的需要；注重的已不是学术、文化的“实际”，而是zhengzhi的“姿态”。一句话，他是以一个zhengzhi官僚的思维方式、逻辑（不只是身份）去说话，写文章的。如果看不清这一点，还要老老实实地用文人学者的思维逻辑去分析他，要求他，和他纠缠不清，那么，我们就真的成了鲁迅所说的活该被愚弄的“笨牛”了。 鲁迅曾感叹，chinazhongguo文人多无特操，多为“做戏的虚无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①。原因概由于chinazhongguo少有纯粹的学者文人，而多是打着学者文人招牌的政客，连周作人这样的曾为争取知识分子独立，自由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知识分子，最后也不免走上政客这一路……。 ①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情势，出于怎样的需要与心理动因，周作人才作出了这样的“根本转变”的姿态呢？ 请注意下列并非不重要的事实：周作人一直到1940年12月即就任伪督办的前夕，还在文章中批评纪晓岚等写文章“希望有功于世道，坐此落入恶趣，成为宣传之书”①。但周作人在上任之后，就停止了这类批评。在1942年11月为傅芸子《白川集》所写序里第一次提出“学术艺文之书而有外交zhengzhi之用”的“理想”，腔调开始发生变化。在同月所著《chinazhongguo的思想问题》里，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恢复以“禹稷为模范”的儒家思想，但也并未具体说明。1943年7月所作《汉文学的前途》里即稍有发挥，直到1944年2月所作《梦想之一》里才明确提出“lunli自然化”与“道义事功化”的口号，而这一命题的进一步展开，则是在这年7月写《我的杂学》20节以后的事了。就在写《梦想之一》前几天，周作人还写了一篇《风雨后谈·序》，谈到自己近来的文章“似甚闲适”，而“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笔头一转，却谈起“明末的王思任”来，说他的文章“及至末期，不谑不笑ma，只是平凡的叹息，此时已是明朝的末日也即是谑庵的末日近来了”。周作人是否也已经预感到日本侵略者的末日也即是自己的末日“近来”了呢？对于大局也许还没有如此悲观，因为他紧接着又说了“天下太平”这类的话。但对于自己“老而为吏”的“历史”快要结束，周作人心里还是有数的。于是，如何评价这段历史的问题，至少在潜意识里，也会想到提出的。周作人对于自己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是从来不知后悔的。与鲁迅闹翻，出任伪督办，都是如此；在这一点上，确实是保持了浙东地方性格中的“硬气”的。因此，他非但没有如一般投敌者那样，痛哭流涕地大叫“上当、受骗”呀，“被迫下水”呀等等，反而一再表白，自己“出山”并非为敌所迫，有着完全的“自主”：“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②。尽管周作人自身民族意识已经淡化，但作为chinazhongguo知识分子，周作人却又不能不承受chinazhongguo源深流长的爱国zhuyi、民族zhuyi传统的强大心理压力。按照这一传统，周作人与敌人合作的历史只能是屈辱的、不光荣的罪恶的堆砌，周作人在心灵深处越是拒绝这一历史评价，越是不能摆脱它所造成的阴影，越是需要用另一种评价，来与之抗衡，以取得心理的某种补偿或平衡。这“另一种评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由自己来做，但直接的自我辩解又是周作人所不愿为的。就在这样复杂，微妙，连周作人自己也未必明确意识到的心理背景下，他终于求助于“lunli的自然化”与“道义的事功化”这类传统的道德观念，评价标准，以此来解释、说明、评价自己的一切作为，周作人于是又塑造出了一个新的“自我”形象—— ①周作人：《药堂语录·右台仙馆笔记》 ②周作人：《一篑轩笔记·序》，载1943.6.20《华北作家月报》6期。 鄙人本非文士，与文坛中人全属隔教，平常所欲窥知者，乃在于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①。 ①周作人：《苦口甘口·自序》 我对于chinazhongguo前途向来感觉一种忧惧，近年自然更甚，不但因为己亦在人中，有沦胥及溺之感，也觉得个人捐弃其心力以至身命，为众生谋利益至少也有为之有所计议，乃是chinazhongguo传统的道德，凡智识阶级均应以此为准则。……以前杂文中道德的(se-dangjin)彩，我至今完全的是认，觉得这样是好的，以后还当尽年寿向这方面努力②。 ②周作人：《立春以前·后记》 我于文集自序中屡次……对于在自己文章中所有道德的或zhengzhi的意义很是不满，于是说过了也仍不能改……，（其实）自己历来所写的文章里面所有的就只是这一点东西，假如把这些东西抽了去，剩下的便只有空虚的文字与词句，毫无价值了。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写成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总之我是不会做所谓纯文学的……①。 ①周作人：《苦口甘口·自序》 我写文章的态度，第一，完全不算是文学家，第二，写文章是有所为的。这样，便与当初写《自己的园地》时的意见很有不同了，因为那时说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文艺，又说，弄文艺如种蔷薇地丁，花固然美，亦未尝于人无益。现在的希望却是在有益于人，而花未尝不美。这恐怕是文人习气之留遗亦未可知②。 ②周作人：《立春以前·文坛之外》 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在我是最重要的贡献了。至于闲适的小品我未尝不写，却不是我主要的工作③。 ③周作人：《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 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废名昔日文中曾约略说及，近见日本友人议论拙文，谓有时读之颇感苦闷，鄙人甚感其言①。 ①周作人：《药味集·序》 闲适可以分作两种。一是安乐时的闲适，……一是忧患时的闲适，……这里也有的是出于黍离之感，有的也还不是，但总之是在一个不很好的境地，特别洚水在后面，对于目前光景自然深致流连……，其对象反正也是自己的国与民及其运命，这和痛哭流涕又表示不同，至其心情原无二致……②。 ②周作人：《立春以前·文载道文钞·序》 总之，这是一个关心国家、民族、人民命运，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不惜为zhengzhi、道德而牺牲艺术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这既是传统的chinazhongguo知识分子形象，又是“五四”以后左翼知识分子的形象。过去，周作人惟恐与之划不清界限，现在，却又惟恐不能与他们“合而为一”。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莫非真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不管怎样，现在已经有了三个“周作人”：一是“伪官吏”的“周督办”，一是“寻梦者”的苦住庵庵主：这都是实有的周作人。还有一个是周作人自己主观塑造的，“为国为民”的“殉道者”。不要问谁更真实，每一个“周作人”所显示的“意义”（社会、历史、心理……乃至美学）的内涵，也许更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