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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动老作家” 周作人回到北平后，又受命为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汪精卫还几次来电，促请周作人南下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以“慰多士之霓望，树全国之典型”，周作人则以“家事不克离平”婉辞，并表示“愿得在北方为zheengffuu同样效力”。正当周作人与汪伪政权之间秋波频传时，一个来自日本军方的阴影却日益逼向周作人。 周作人到处著文讲演，鼓吹“儒家文化中心论”，虽然实际上并没有起任何作用，但这在一心以日本大和文化为中心的日本军国zhuyi分子听来，毕竟是一个不和谐音。在他们眼里，作“梦”本身就是不忠实的表现。1943年8月，日本军部情报局指导监督下的文学报国会在东京召开第二届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周作人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在8月27日的分组讨论会上，日本作家片冈铁兵作了题为《zhongguo文学之确立》的发言，首先发难。他危言耸听地声称“有一特殊之文学敌人之存在，不得不有对之展开斗争之提议”，并且指明“余在此指出之敌人，……即目前正在和平地区内蠢动之反动的文坛老作家”，“以有力的文学家资格站立于zhongguo文坛”，了解zhongguo文坛内情的人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其矛头显然指向周作人。片冈铁兵宣布周作人的罪状是：“以极度消极的反动思想之表现与动作”，对于“建设大东亚之理想”“表示敌对”，是“非破坏不可之妥协的偶像”，并指责周作人为“古的zhongguo超越的事大zhuyi与第一次文学革命所获得的西洋文学精神之间的怪奇的混血儿”。片冈铁兵后来自己写给周作人的信中承认，他的发言主要是由周作人《zhongguo的思想问题》一文引起的。他认为，周作人在文章中提出“不应阻害zhongguo人民的欲望的主张，实即是对于为大东亚解放而斗争着的战争之消极的拒否”，在他看来，“不牺牲个人之欲望而愿赢得战争”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气壮如牛地责问道：“假如zhongguo人虽赞成大东亚战争，而不愿意生存上之欲望被阻害，即zhongguo人不分担任何苦痛，以为即协力于大东亚战争，使此种意志成为一般的意志，则在此战争上zhongguo的立场将何如乎？”“为zhongguo人民所仰为指南之先生有此文章，其影响力为何如？”片冈铁兵所坚持的正是侵略者、奴役者的逻辑，要求zhongguo人民为战争作出绝对的无条件的牺牲，接受无限制的榨取。周作人其实也并不绝对反对牺牲与榨取，只不过希望将它们限制在人民能够忍受的限度之内，不致因过度而造成动乱。尽管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带有实质性，但片冈铁兵却如此地不能相容，毫不犹豫地宣布周作人为敌人，这岂只是片冈铁兵个人的顽固张狂，他所表达的正是这场罪恶战争的发动者，最反动而最疯狂的日本军国zhuyi势力的真正意志。在这样的意志下面，周作人的“儒家思想中心论”之遭到毁灭性打击，乃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当片冈铁兵指责周作人奉行“古的zhongguo超越的事大zhuyi”倒是击中了周作人的“儒家文化中心论”的要害，周作人理论中蕴含着的zhongguo士大夫传统的民族自大情绪，是会刺激并引起日本敏感的知识分子的反感的，更何况片冈铁兵这类同样也被民族自大狂热熏得昏头昏脑的日本军国zhuyi分子。但从旁观者看来，身处被奴役、受屈辱的地位，却拼命炫耀自己精神文化上的“高人一等”，这与未庄上的阿Ｑ横竖都是“老子天下第一”又有什么区别呢？ 片冈铁兵的发言刊载在日文版《文学救国》第三期上，周作人最初没有看到杂志，自然也不知情。直到几个月以后，《中华周报》副刊上发表胡兰成《周作人与路易士》，点明了这件事，周作人这才借来杂志，读完文章，了解了有关情况，立即起而反击。周作人首先敏感到在片冈铁兵背后，似乎有人在搬弄是非，否则并不认识汉字的片冈铁兵何以知道自己的文章呢？还有，片冈铁兵发言中说自己“嗤笑青年的理想”，又是什么意思呢？周作人立即想起了2月初出版的《文笔》周刊上，有一篇署名“童陀”的文章，含沙射影地大谈“办杂志抓一两个老作家便吃著不尽了”，“把应给青年作家的稿费给老作家送去，岂不大妙”等等。片冈铁兵演说中的“反动老作家”是否就源于此呢？“童陀”就是沈启无，这是周作人知道的。于是又想起这位弟子近日的种种不正常的表现来。在《周作人书信》中沈启无与俞平伯、废名同为主要收信人，周作人也曾为沈启无所编《近代散文钞》作序，关系颇为密切。北平沦陷后，沈启无更奔走于周作人左右，周作人出任伪督办，罢官后又重任伪国府委员及华北政委会委员，沈启无都曾四处活动，是出了大力的。但周作人上任后，由于种种人事纠葛，仅任命其为北大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兼北大图书馆主任，未能满足他想当教署秘书长或北大文学院院长的愿望。以后，沈启无又想一人主编《艺文杂志》与《文学集刊》两个刊物，为此与他人发生冲突，向周作人求援，周作人没有支持他，并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启无来至十时才去，哓哓论刊物事。……虚浮之事无益徒有损，惨言之亦不能了解也”，大概当面对于这位不安于位的弟子也有所批评。不料沈启无却从此怀恨在心，化名“童陀”写文章挑拨说：“《艺文杂志》代表老作家，《文学集刊》代表青年作家”即是一个信号。周作人又想起，这年夏天，日本文学报国会派林房雄作文化使节来北京，自己以林房雄系左翼作家转向者，冷漠待之，沈启无却与之打得火热。把以上蛛丝马迹串连起来，周作人猛醒到，片冈铁兵的发言来源于林房雄；而林房雄的一些说法却来自沈启无。作出这样的判断后，周作人自然是怒不可遏。但他仍然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决定先除内奸，从沈启无这条走狗身上（这正是对方力量最为薄弱之处）开dao。于是，当机立断，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将沈启无逐出教门，其文曰：“沈扬即沈启无系鄙人旧日受业弟子相从有年近来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即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这篇开除学生的“破门声明”，与当年的“谢本师”，都同样极富戏剧性，显示了周作人性格的一面。声明之后，接着一再作文揭露。在《关于老作家》一文中，周作人毫不客气地断定：别的学生在毕业以后再有来信，“或为朋友关系，不能再说是师徒了。沈扬则可以算是例外。他所弄的zhongguo文学一直没有出于我的国文之外，……还在用了师傅的手法与家伙做那些粗活，当然只好承认为老木工的徒弟。依照日本学界的惯例，不假作谦虚的说一句话，我乃是沈扬的恩师。总之这回我遇见沈扬对于恩师如此举动，不免有点少见多怪，但是事实已如此，没有什么办法，只好不敢再认为门徒吧了。我自己自然不能没有错处，第一是知人不明，第二不该是老作家，虽我只可承认老，并不曾承认自己是所谓作家”。这一番话，摆出“恩师”的威势，给叛变的“小徒”施以千斤重压，使其毫无声辩的余地。《文坛之分化》一文，则在痛快淋漓地揭露之后，笔头一转：“平时我最模胡，不喜欢多事，这回却觉得不能再不计较，虽然这事听了使人寒心，以教书为业的尤感到不安”，又显出忠厚长者迫不得已的苦衷，不仅博得了读者的同情，沈启无也无再置一辞的可能。周作人在这里使出了“绍兴师爷”的老辣笔法，区区沈启无那有招架之力①。 ①后来，沈启无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一封信》，声明片冈铁兵的演说与己无关，企图推卸责任。周作人又立刻致书《民国日报》编者，以《一封信的后文》为题发表，再以沈启无署名童陀的文章为证据，揭露沈启无。沈遂无言。 一纸声明，两篇文章，轻而易举地收拾了走狗之后，周作人又转过来集中精力对付主子了。 周作人深知片冈铁兵其人系“转向”之文人，与之纠缠不清。因此，一开始就采取撇开片冈铁兵的策略，直接写信给他的上司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事务局长久米正雄，“特请费心转告”，要求片冈铁兵“以男子汉的态度率直的答复”：“谁演说是否由于某乙之示意，又所谓老作家是否即是鄙人”，要求明确，又用的是激将法，迫使片冈铁兵不能不回答。然后，再进一步：“如若所谓反动老作家确是鄙人，则鄙人当洁身引退，不再参加zhongguo之文学协会，对于贵会之jiaoji亦当表示谨慎”。周作人审时度势，料定在战争全局上已开始取守势的日本军方此时尚需要自己这块“牌子”，因此敢以“洁身引退”相威胁，但又限于zhongguo文学协会这类闲职，以留有余地。结尾又强调“发言者虽为片冈氏，唯其责任则应由贵会负责之也”，以防文学报国会推卸不管，最后一句“如至四月中旬不得任何示复，即认为已经默认”，简直近乎“最后通牒”了。周作人并且不等久米局长回答，就将此信公诸于报端，借助于舆论的压力。果然，周作人的《一封信》3月27日在《中华日报》上一发表，立即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震动了日伪政权的各个方面。4月11日《新zhongguo》报发表社论《所望于批评者》，说：“周先生在zhongguo文坛素负重望，其言行笃实，尤为人所敬重。对于中日文化沟通工作，亦曾尽极大贡献。今若因此误会而荫发消极引退之念，不仅为zhongguo文坛之一大损失，且亦势必影响中日文化沟通工作之前途”，所强调的正是周作人在中日文化界的影响：周作人有恃无恐者恰在于此。社论又说：“亲善合作的实现，必以互相尊重的精神为基础，即指正与批评，亦必以善意为之，否则即易发生误会，而误会不仅为亲善国交所不许，抑且为两国国民感情沟通的最大障碍”，这里对于日本军方统治者显有微词；考虑到国际国内形势已向不利于日本侵略者方面发展，此时此地发出这样的牢骚与不满，是不足为奇的，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发动反击，可谓此其时矣。与周作人先后“下水”的陶晶孙也在《新申报》上发表《关于大东亚文学者》一文，要求“失言者把他的失言及早取消”，以为声援，足见周作人此举在敌伪人员中自有群众基础，日本军方也忽视不得。最后，连日文版的《大陆新报》也在4月19日发表《文化直言》一文，埋怨片冈铁兵“在国际公开会议上，他竟发表如此过激言论，至为不负责任；同时文学报国会竟许可其如此行为，也足见其对华文化理解的程度”。文章称片冈铁兵的发言为“仅一知半解之徒的浅薄行为”，表示“殊堪痛惜”，“深感遗憾”，这代表了日本统治集团中较有远见的一派的意见，也正是周作人所期待的。 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文学报国会于4月2日给周作人一封电报，说片冈答复请稍待—-他们未敢忘记周作人规定的“4月中旬”的最后期限。到4月末，片冈铁兵才给周作人写来一封长信，承认他发言中所指责的“反动老作家”确指周作人，并详细言明所以主张要“扫荡”的理由。来信中虽也有“对于日本人之文章感受性，幸勿予以过低的估价可也”等软中有硬的话，但毕竟是按周作人的要求给予了明确答复，并且为自己的“偏激之辞”而“深表歉意”。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长与善郎也先后给周作人写信，承认片冈铁兵的“失言”，并称他为“东亚文坛之权威”希望仍然给与合作，云云。武者小路实笃甚至说：“吾等两人都是外柔内刚，而世人总是过分地看轻我们，因此，有时为了证明自己之真价，有必要这样做”，对周作人的反击表示理解与同情。于此，周作人算是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以周作人当时的身份、处境，取得这样的“胜利”，确属不易。这可以说是非周作人所不能为——别的投敌者均无此主客观条件。这使人想起了30年代的学者温源宁对周作人的观察：周作人“有一种超然不群的气度——是冷酷呢，还是有礼貌的轻视？——把人放在适当的距离之外，津津然以旁观者态度去看他们。他在应对仪节上的那份谦和，正是拦阻人跟他过分亲热的一道屏障”；“周先生还有一面我们仍不可忘记。他身体里有多量的铁。那毛刷式的胡子下的两片紧咬着的嘴唇，便暗示着果断。他不大高兴管闲事，可是一旦高了兴，谁拦了他的路谁该倒霉”，“周先生在这一点上，正像一艘铁甲舰：他有铁的温雅”①。现在，周作人在事敌的情况下，却仍然保持，并再一次显示出他的“温雅中有铁”的个性，这本身也是相当“个性化”的。 ①温源宁：《周作人——铁与温雅》，载《逸经》17期。 但换一个角度，从批判的审视眼光看，人们不禁又要想起鲁迅笔下的“现代隐士”：“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①。林语堂在《记周氏兄弟》一文里，回忆说，1943年在西安遇见从北平逃出的沈兼士，沈对他谈起“我们的青年给日本人关在北大沙滩大楼，夜半挨打哭号之声惨不忍闻，而作人竟装痴作聋，视若无视……”。把这“装痴作聋”的周作人与“扫荡反动老作家”事件中“奋袂而起”的周作人放在一起，特别是连想到以后周作人一再抬出“扫荡反动老作家事件”，以此相炫耀，为自己辩解，人们还能再说什么呢？ ①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 在“扫荡反动老作家”事件中，周作人还写过一篇《遇狼的故事》，回忆了当年与一位青年交往的事：自己曾指导他研究民俗学，他也写过一篇《大黑狼的故事》，“不久他忽然左倾了，还要劝我附和他的文学论，这个我始终不懂，只好敬谢不敏。他却寻上门来闹，这一回把外面南窗的玻璃打碎。亡友钱玄同后来嘲笑说，你这回被大黑狼咬了吧”。周作人此时重提这故事自然是有感而发：眼下不正也被自己用鲜血喂养大的“狼”（周作人不屑称之为“狼”，说“实在只是狗罢了”）咬了一口么？一种被欺骗、利用、出卖的感觉，突然攫住了周作人，使他既愤怒，又痛苦。而且，这样的利用、出卖都发生于青年学生辈，尤使周作人觉得难以容忍。周作人没有像鲁迅那样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周作人远要冷静客观，但他那一代人都受了进化论的影响，即使如周作人也不能完全摆脱为下一代牺牲的道德观。正如周作人自己在这篇《遇狼的故事》里所说：“这里有一堵矮墙，有人想瞧瞧墙外的景致，对我说，劳驾你肩上让我站一下，我谅解他的欲望，假如脱下皮鞋的话，让他一站也无什么不可的，但是，若是连鞋要踏到头顶上去，那可是受不了，只得‘蒙御免’了”。现在，岂只踏到头顶，简直要置之死地，周作人喊冤不迭，不能不有如吞苦果之感，何况这苦果又是自己种下的呢，所谓“引狼入室，自然也是我的责任”。周作人想起去年冬天作的一首诗，虽然并非因此而发，确又很能表达此刻的心情。诗云—— 山居亦是多佳趣，山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苍茫山月高。 掩卷闭门无一事，支颐独自听狼嗥。 这山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夜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般浓重的寂苦，正是周作人奋起打狼时，内心深处的真实心境。 无论如何，他是“苦”的——尽管世人（与后人）以及历史未必能够谅解他的“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