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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蔼理斯的时代”及其他 我们已经说到了周作人这类知识分子30年代在左右夹击中挣扎的苦况。对于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论争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周作人与国民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右翼势力的矛盾似乎更深，他与左翼阵营早已存严重分歧，并时有摩擦（“革命文学”论争中，周作人也发表过一些“不入时”的言论，引起一些小麻烦，还曾波及《骆驼草》），但那时左派们的主要攻击目标还是鲁迅，周作人也就免于成为众矢之的，但基本上仍保持“盟友”的关系。自“五十自寿诗”论争后，彼此间的论战就日趋白热化，不仅左翼视周作人为“敌”（或“准敌”），周作人也逐渐把他的主要批判锋芒转向左翼。 于是，又有了“蔼理斯的时代”的论争。 论争是由胡风引起的。他在1935年1月1日出版的《文学》4卷1号上发表《林语堂论》中，针对周作人关于蔼理斯将叛徒与隐士统一于一身的观点，指出：“蔼理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末世的我们已经发现不出来逃避于现实zhuyi而又对现实有积极作用的道路。就现在的周作人氏说罢，要叫‘伧父竖子’的我们在他里面找出在真正意义上的‘叛徒’来，就是一个天大的难题”，言外之意是作为“隐士”的周作人不可能再扮演“叛徒”的角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于是，也就失去了他的历史积极作用。周作人遂写了《蔼理斯的时代》一文，重新引录了曾经给他的人生选择以很大影响的蔼理斯的那段名言①，并且说：“蔼理斯只看见夜变成晨光，晨光变成夜，世事长此转变，不是轮回，却也不见得就是天国近了，不过他还是要跑他的路，到末了将火把交给接替他的人，归于虚无而无怨尤，这样他与那有信仰的明明是隔教的，其将挨骂是活该”。这无异于宣布在历史的变动中持“顺其自然”态度的“自我”与胡风这类有“信仰”的左翼分子之间“隔”而不通，绝无共同语言。胡风又针锋相对地写了《蔼理斯的时代及其他》一文，指出：周作人“对于想攀住过去的和想攫向他们所想象的未来都一视同仁地寄以“同情”，以为“对于二者都不能有什么架打”，这种明净的对人生社会的观照态度虽然很美，但可惜的是它骨子里和历史的命定论并不是两种东西，虽然是公平地对于两方面都没有架打，但实际上却是“对于已成的强者有利的”，这颇有点类似当年陈独秀说周作人“向强者献媚”的指责，尽管语气要缓和一些。无论如何，这确实是两种历史观——历史的发展是“新陈代谢”的斗争的结果，还是“自然替代”的“顺程”？以及两种人生选择——介人的，斗争的，还是观照，旁观的？也就是这一时期朱光潜先生所说的，“演戏”还是“看戏”？应该说，论争的双方都是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的。 ①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九节。 周作人仍然抓住“信仰”作文章。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不佞不幸为少信的人，对于信教者只是敬而远之，况吃教者耶”？①他其实早在五四以后，就认定“专制的狂信”“是东方文化里的最大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害”②，而此时他则断定左翼运动是建筑在“狂信”基础上的，他称之为“新礼教”，警告人们“狂信是不可靠的，刚脱了旧的专断，便会走入新的专断”③。由反“狂信”，自然也就要反“载道”，反“遵命”。他认为，真正的文学正面临着“左右夹攻，更有难以招架之势”：无论是“想他鼓吹纲常名教”，还是“恨他不宣传阶级zhuanzheng”，都是要求文学成为“传道”与“载道”的工具④，“以文艺作zhengzhi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⑤。他在一篇文章里，尖锐地揭示了一个事实：“有些本来能够写novelxiaoshuo戏曲的，当初不要名利可以自由说话，后来把握住了一种zhuyi，文艺的理论与政策弄得头头是道了，创作便永远再也写不出来，这是常见的事实，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教训”；他于是说了一句很俏皮，也很尖锐的话：“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据说成了没有影子的人，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反正也相差无几”⑥。周作人据此而十分严肃地表示赞同吴稚晖提出的反对“洋八股”与“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八股”的任务。周作人的“发明创造”在于，他明确地揭示：“洋八股即是策论”⑦。如果八股文这类土八股的特点是“自己没有思想”，只知“服从与模仿”；“策论”则是“舞文弄墨，颠倒墨白”，文字则“甜熟，浅薄，伶俐，苛刻”，“只图入试官之目，或中看官之意”，实则“空洞无物”⑧，“做八股使人庸劣，做策论则使人谬妄”，“胡说八道之后继以误国殃民”⑨。周作人特意指出：“洋八股的害处并不在他的无聊瞎说，乃是在于这会变成公论”⑩；这又是与周作人的反“思想shaa<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haa人”、“宗教shaa<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haa人”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对此，周作人有过一番议论：“若以思想shaa<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haa人的文字狱，则罪在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一般人觉得仿佛都被反对在内，皆欲得而甘心，是不但暴君欲shaa，暴民亦附议者也。若犯匹夫之怒而被shaa，后世犹有怜之者，为大众所shaa则终了矣。虽或后来有二三好事者欲为平反，而他们自己也正为大众所疾视，不独无力且亦甚危事也。其一是zhengzhi的shaa<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haa人，理非易见；其一是宗教的shaa<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haa人，某种教旨如占势力，则此钦案决不能动，千百年如一日，信仰之力亦大矣哉”⑴。如果不抱成见地客观地看，应该承认，周作人上述反对“新八股”的思想是五四反八股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而作为一个自由zhuyi知识分子，周作人对于“思想shaa<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haa人”、“宗教shaa<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haa人”的观察，自有其特殊深刻之处。1936年10月，周作人又与他的弟子俞平伯、废名，及清华大学学生林庚合作，编辑《世界日报》“明珠”副刊。据周作人说，他们编《明珠》是“深感新的启蒙运动之必要”⑵，称为“启蒙运动”，自然就有发扬五四启蒙精神的意思，而又谓之“新”，其矛头是指向“新八股”的。周作人在发表《明珠》上的《说斧政》里就明白宣布：“不论新旧中外的那一路的意思，总须带点八股调唱戏腔才有人要听，象听话匣子一般，可是我就不会如此”。在《明珠》上具有最鲜明的反新八股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彩的文章，都是周作人写的。其一为《遵命文学》⑶，周作人认为，新老八股文都是“遵命文学”，就是“只说应该说的话”，其“害处之在己者是做惯了之后头脑就麻痹了，再不会想自己的意思，写自己的文章，害处之在人者是压迫异己，使人家的思想文章不得自由表现”，“无论古今新旧，遵命之害一矣”。因此，他大声疾呼：“科举之文诗为害已久，今岂可使其复兴”。在发表于《明珠》63期的《谈韩文》里，周作人更大挖祖坟，以韩愈为“统制思想”与“新八股”的“祖师”，“其势力至今尚弥漫于全国上下也”。他认为，韩愈的文章尽管是唐宋八大家中“顶呱呱叫的”，影响极大，为害也极大，“其极不行处，盖即此是文字的游戏，如说急口令似的，如唱戏似的，只图声调好听，全不管意思说的如何，古文与八股这里正相通，因此为世人所喜爱，亦即其最不堪的地方也”。应该说，周作人的这些意见都是切中时弊的。 ①周作人：《苦竹杂记·后记》 ②周作人：《雨天的书·济南道中》 ③周作人：《苦茶随笔·长之文学论文集跋》 ④周作人：《苦茶随笔·儿童的故事序》 ⑤周作人：《苦竹杂记·后记》 ⑥周作人：《苦茶随笔·蛙的教训》 ⑦周作人：《秉烛后谈·东莱左氏博议》 ⑧周作人：《秉烛后谈·东莱左氏博议》 ⑨周作人：《风雨谈·论策论》 ⑩周作人：《风雨谈·论策论》 ⑴周作人：《秉烛后谈·谈文字狱》 ⑵周作人：《药堂杂文·怀废名》 ⑶载1936.9.20《明珠》20期。 但在30年代，各派势力严重对立，大有拼个“你死我活”的劲头，周作人的这些意见自然是正深受新八股之害的左翼青年听不进去的。倒是鲁迅，在私下里对他的三弟周建人的谈话中，说了这样一番话：周作人的许多意见，“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也是不应该的”①。但鲁迅没有把他的这一看法公开发表，即使发表了，左翼青年也未必会听，反过来把鲁迅也批一通也说不定（在30年代初的革命文学论争中，不是已经把鲁迅与周作人连在一起，说“和他的兄弟”如何如何吗？） ①周建人：《致周作人书》 就是鲁迅与周作人之间，在公开场合，也是时有或明或暗的思想交锋的。这种“交锋”是30年代的时代风尚，也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文化现象。周作人曾一再发表文章“反打架”，认为即使是笔战，也会“现出自己的丑态来，如不是卑怯下劣，至少有一副野蛮神气”①。鲁迅则认为，“作文‘藏之名山’的时代一去，而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至于谩骂，诬陷的”。而“文坛决不因此混乱，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来了”②。有趣的是，不论反对“打架”的周作人，还是以为“打架”不可免的鲁迅，都没有停止过和别人“打架”，而且彼此打起架来，也都是颇为认真、起劲的。 ①周作人：《苦茶随笔·关于写文章》 ②鲁迅：《准风月谈·“zhongguo文坛的悲观”》 当然，也有不打架的时候及地方。周氏兄弟在1923年8月大打出手（那已不是“笔战”，而是“动真格”的了）之后，其实是有过相当长时间的彼此密切配合的。大的如女师大事件、如《语丝》且不说，文字上的互为声援也不少。例如1925年底，女师大师生与章士钊斗争正激的时候，有人在gguuoojiiazhuyi派办的《国魂》旬刊上发表文章，说章士钊固然不好，反对章士钊的“学匪”们也应该打倒。周作人立即发表《国魂学匪观》一文，指出该文作者“假装超然，实在的意思及行动还是暗地偏袒一方的”。周作人的文章引起了鲁迅的共鸣，他又写了《学界三魂》一文，发挥了周作人的思想，指出，动辄指别人为“学匪”，正是“摆官腔，打官话”，“似乎还走着旧的道路”。1927年10月，鲁迅还写过一篇《扣丝杂感》，一开头便声明：“以下这些话，是因为见了《语丝》的《随感录（二八）》而写的”；《随感录（二八）》正是周作人（署名启明，这个笔名鲁迅自然十分熟悉）写的。周作人在文章中揭露，《语丝》141期登载了一篇《吴公如何》，指斥吴稚晖提议“清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残shaa异己；自此以后，《语丝》在南方都被扣留。鲁迅的《扣丝有感》不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的《语丝》被扣的事实证实了周作人的指责，而且对扣《语丝》的检查人员以至读者的心理作了极为透辟的分析，并且赞扬《语丝》“每有不肯凑趣的坏脾气”，则其“有时失踪”是不可免的。这对于正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继续主持《语丝》编辑事务的周作人，自然是一个很大的支持①。鲁迅在给章川岛的私人信件中，谈到《语丝》被禁，周作人避难时，对周作人继续留在北京的安危也极为关心；信中说：“今天乔峰得启明信，则似已回家。……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②，欲言又止，自有一番情意与苦衷在。 ①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语丝》中所讲的话，有好些是别的刊物所不肯说，不敢说，不能说的，倘其停刊，亦殊可惜，我已寄稿数次。”（1927.8.17.信） ②鲁迅致川岛书（1927.11.7） 但到了30年代，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虽然事实上仍然存在——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仍然惊人的相似。①但那种自觉的配合，却基本不复存在。当然，他们彼此都仍避免公开交锋，少有指名道姓的抨击，更多的是私下谈论偶尔流露的不满。例如1932年鲁迅北上探望母亲的病，与许广平通信时谈及周作人就有“启明颇昏，不知外事”的评语②。周作人在与江绍原的信中，谈及鲁迅《两地书》出版时，也明显表示不以为然：“即如‘鲁’公之高升为普罗首领，近又闻将刊行情书集，则几乎丧失理性矣”③后来，他在《周作人书信·序言》中说，收入自己的书信“原不是情书，不会有什么好看的”，正是暗含讥意。类似这样的笔锋一转之间稍有触及之处，在鲁迅、周作人的文章中都还可以找到一些。例如，鲁迅在《“京派”和“海派”》④中所说，“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有些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老京派”都是指周作人。写于1934年8月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一文，一开头就说：“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到我这里跑，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⑤“房东太太”即是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她当年说这话，鲁迅与朱安夫人都很受刺激，朱安夫人后来谈过⑥，鲁迅现在旧事重提，虽是顺便涉及，但也说明创伤之难以愈合。而周作人1935年7月写的《老人的胡闹》，很多人都以为是针对鲁迅的；文章说：老人“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势力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病正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又云：“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在守旧，实在都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投机趋时，一样的可笑”，用语是够刻薄的了。这可能是针对鲁迅《趋时和复古》一文的，鲁迅在那里说到刘半农逝世后，被一些人“封为复古的先贤”，“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的人们”；周作人因此大怒，专门写有“漫云一死恩仇报，海上微闻有哭声”的打油诗，《老人的胡闹》里的尖刻恐怕正由此而来。也有另一种情况：显然是对一种社会典型或现象进行剖析，敏感的读者却能从中感觉到其中似乎内含着对乃兄（或乃弟）的批判。例如，鲁迅讲“现代隐士”“徘徊于有无生灭之间的文人，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凄凉，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⑦，这些分析虽是泛论，但对于周作人，却也是切中要害的，比一些左翼青年对周作人的批判更要有力得多。周作人发表在《明珠》上的《遵命文学》是批评左翼文艺思潮的，但显然也针对着鲁迅⑧。 ①参看本章第十节有关周作人、鲁迅对“气节论”的批判。 ②鲁迅致许广平（1932.11.20） ③周作人1933.3.4《致江绍原书》（据手稿复印件） ④收《且介亭杂文二集》 ⑤文收《且介亭杂文》。 ⑥俞芳：《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8期。 ⑦鲁迅：《且介亭杂文·题未定草·七》 ⑧类似的文章还有不少，如《长之文学论文集·跋》谈及“救救孩子”；《答南京阳君书》谈“呐喊”；《关于写文章》谈及“小摆设”；《关于命运》谈及“读庄子文选”，《科学小品》谈到“苍蝇”；《谈养鸟》谈及“玩物丧志”等等。 周氏兄弟在30年代的主要交锋，恐怕还是1934、1935年间关于“论语派”的论争。从表面上看，公开与鲁迅论战的是林语堂，但熟悉文坛情况的人都知道，“论语派”的真正灵魂，正是周作人。林语堂与周作人早在《语丝》时期关系就十分密切；林语堂后来回忆说，他之不属于胡适集团，而接近“语丝派”，是“因为喜欢语丝之放逸，乃天性使然”①。在周作人因《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一文与现代评论派发生笔战时，林语堂曾连续三次致书周作人，表示声援。后来关于《语丝》文体及“费厄泼赖”精神的讨论，更把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30年代，林语堂由主张“实行彻底的精神之欧化”，转向提倡zhongguo传统的闲适小品，以明公安派袁中郎为楷模：但林语堂结识袁中郎，全靠周作人的介绍，他本人是把周作人视为今日之公安派的。至于林语堂鼓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的“性灵”文学，“半文半白”的“语录体”，其理论基础也是周作人奠定的。鲁迅对此自是了然于心。因此，当他尖锐地批判“性灵文学”的实质是“在风沙扑面，狼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成群的时候”，“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庸”②时，他当然明白，这同时是针对着周作人及其文学的，由此产生的沉重感，是可以感觉得到的。但鲁迅毕竟避免了公开点名批评周作人，这其间的一番苦心，也相当感人。 ①林语堂：《八十自叙》、《记周氏弟兄》。 ②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但鲁迅最后一次公开谈到周作人，却是以一个史学家的眼光，公正而客观地肯定了周作人对于新文学的历史贡献：当著名的斯诺夫人以zhongguo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身份问他：“你认为zhongguo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有那些”时，鲁迅列出的名单中居第一位的就是周作人。①可惜周作人至死也不知道鲁迅的这一“最后评价”；否则，他将作何感想呢？ ①《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安危整理、翻译），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3期。 不久，鲁迅即撒手而去。周建人给周作人信中，转达了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关于周作人的一些谈话，也算是“遗言”吧—— 有一天说看到一日本记者（？）登一篇他的谈话，内有“我的兄弟是猪”一语，其实并没有说这话，不知记者如何记错的云云①。又说到关于救国宣言这一类的事情，谓连钱玄同、顾颉刚一般人都具名，而找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见，以为遇到此等重大题目时，亦不可过于退后云云②。有一回说及你曾送×××之子赴日本之事③，他谓此时别人并不肯管，而你却要掩护他，可见是有同情的，但有些作者，批评过于苛刻，责难过甚，反使人陷于消极，他亦极不赞成此种过甚的责难云云。又谓你的意见，比之于俞平伯等甚高明（他好象又引你讲文天祥（？）一段文章为例）④。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也是不应该的云云。但对于你前次趁（赴）日本有一次对日本作家关于他的谈话则不以为然⑤。总起来说，他离开北平以后，他对于你并没有什么坏的批评，偶然谈起，便说明几句⑥。 ①此事至今仍未查到出处。 ②1936.1.27北平文化界104位教授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意见书》，鲁迅所说“救国宣言”即指此事。人们不难注意到，鲁迅对周作人的劝告是有分寸的，即所谓“不可过于退后”。其实，鲁迅对于“宣言”之类也并不感兴趣，在这一点上他是理解周作人的冷淡的；但他又以为事关“救国”此等重大题目完全没有态度亦有不妥，故才有此委婉的劝告。 ③×××之子即李大钊之子李葆华。 ④指周作人在《岳飞与秦桧》、《关于英雄崇拜》两篇文章里发表的意见；本书下一节将有详尽分析，可参考。 ⑤此事至今未查明出处。 ⑥原信载《鲁迅研究资料》12期 周建人后来又回忆，鲁迅在病危热度很高的时候，还在看周作人的著作④。 ④周建人：《鲁迅先生对于科学》，收1937年7月出版的《鲁迅研究》一书。（上海生活出版社出版） 当周作人得知这一切时，他该有何反应呢？周作人没有说，我们当不可多作揣测。但在鲁迅逝世当天，接待《大晚报》记者采访时，周作人是发表了如下谈话的—— 关于家兄最近在上海的情形，我是不大清楚的。因为我们平常没有事是很少通信的。虽然他在上海患着肺病，可是前些天，他曾来过一封信，说是现在已经好了，大家都放下心去。不料今天早晨接到舍弟建人的电报，才知道已经逝世。 说到他的思想方面，最起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是树立个人zhuyi，希望超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zhuyi上去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都很悲观，比如我们看他的《阿Ｑ正传》，里面对于各种人物的描写，固是深刻极了，可是他对于zhongguo人的前途，却看得一点希望都没有，实在说起来，他在观察事物上，是非常透彻的，所以描写起来，也就格外深刻。 在文学方面，他对于旧的东西，很用过一番功夫……，有人批评他说：他的长处是在整理这一方面，我以为这话是不错的。 他的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 以后，周作人又写了《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在这些回忆文章中，第一次透露署名“会稽周作人”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及署名“周逴”的《怀旧》都是鲁迅所编纂或著述。周作人以为，这表现了鲁迅一贯的“不求闻达”的精神：“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这是求学问，弄艺术的最高的态度”，并且是“认得鲁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够知道的”。 周作人对于写鲁迅的文章态度是节制的，尽管约稿很多，他仅写了两篇，并且说：“一个人的平淡无奇的事实本是传记中的最好的资料，但唯一的条件是要大家把他当做‘人’去看，不是当着‘神’——即是偶像或傀儡，这才有点用处”①。如是，“鲁迅是‘人’不是‘神’”这一命题的发明权当属于周作人。 ①周作人：《瓜豆集·关于鲁迅之二》 但周作人对鲁迅的评价，特别是他说鲁迅思想消极，倾向虚无zhuyi，引起了左翼青年的愤怒。一位年青人从武汉寄去一张明信片，警告他说：“鲁迅先生的学问，先生是不会完全懂得的，此事可不劳费神，且留待别些年青人去做”①。还有人在报上发表文章，指责周作人“想把鲁迅先生精神所影响的青年拉到他精致的苦茶庵里去”，并且宣布“在血的时代里，青年们也没有尝苦茶的趣味了”②。但鲁迅夫人许广平却亲自写信向周作人表示敬意：“生离了北京，许多北平昔日崇敬的师长都难得亲承教训。有的先生，有时从发表文章上，一样的好似得着当面的教益，即如先生，就是这样时常给生教益的一位”③。鲁迅另一位亲密的朋友与学生、当时是上海中共负责人之一的冯雪峰，当年也曾听过周作人的课的；在鲁迅逝世以后也对周建人说，他看过周作人的《谈龙集》等文章，认为周作人是zhongguo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冯雪峰还认为，要让周作人接触进步力量，并且表示，他自己有意去接近周作人，希望周建人能作媒介。周建人因此写了一封信给周作人，劝他南下上海。 ①转引自周作人：《瓜豆集·关于鲁迅书后》。 ②小乎：《鲁迅先生死后的敌人——周作人的态度真正令人奇怪》，文收《鲁迅先生纪念集》。 ③此信写于1936年12月7日，信复印件发表于1987年5月《明报》17期。 周作人当然不会作出积极反应。他对别人说，他怕鲁迅的“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徒”会对他不利，所以绝不能南下④。 ④见郑振铎：《惜周作人》。 也许周作人因此而错过了一次历史提供的机会？——恐怕也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