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书五经☆四库全书☆道教指南☆茗香文斋☆茗香文斋-补遗☆轩怡文苑☆ |
|
八、“杂糅中见调和” 而且，周作人也不能安心地“闭门读书”。 这些年，周作人养成了一个习惯，几乎每年（也有半年多的时候）都要编一本书；而他在后记中，回顾一年（或半年）的写作时，总不免要发出这样的感慨—— 我很惭愧老是那么热心，积极，又是在已经略略知道之后，难道相信天下真有“奇迹”么？实实是大错而特错也。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要紧要紧①。 ①周作人：《苦茶随笔·后记》（1935.6.1） 这一年过去了，没有能够消极一点，这是我所觉得很可悲的。我何时才真能专谈风月讲趣味，如许多热心的朋友所期待者乎。我恐怕这不大容易。自己之不满意只好且搁起不说，但因此而将能使期待的朋友长此失望，则真是万分的对不起他②。 ②周作人：《苦竹杂记·后记》（1935.11.13） 这30篇小文重阅一过，自己不禁叹息道，太积极了！圣像破坏与中庸夹在一起，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有好些性急的朋友以为我早该谈风月了，等之久久，心想：要谈了罢，要谈风月了吧？……其实我自己也未尝不想谈，不料总是不够消极，在风吹月照之中还是呵佛骂祖，这正是我的毛病，我也无可如何……③。 ③周作人：《瓜豆集·题记》（1936.11.1） 周作人说的是老实话。翻翻这一时期周作人的著作，“专谈风月讲趣味”的并不多，倒有不少是触及时事，至少也是有关“圣像破坏”的。不知道周作人是否仍象西山养病时期那样，一看报就不免焦躁起来，但报纸是确实每天都要读的，总要技痒而发表点议论，这已经是五四那一代人的习惯，积习也就难改。比如说吧，周作人从日本回国不久，即在给曹聚仁信中大谈国事：“榆关事起，平津骚然，照例逃难如仪”，“zhongguo大难恐未有已，上下虚矫之气尚甚”，“即军备也是大dao队胜了空军，打拳可敌坦克车”，报刊则充斥“国粹的狂信与八股的言论”，“此刻……何处可找理性哉”①。周作人不禁又想起《独立评论》上刊登的一篇署名“子固”与胡适论战的文章，竟然大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维系并且引导我们民族更向上的固有文化”，周作人忍不住也写了一篇《“西洋也有臭虫”》参加论战，指出：“青年们高唱发扬国中固有文化，原即是老新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说过的‘中学为体’。子固先生又质问欧洲可有过一个文化系统过去没有类似小脚太监等等的东西，则岂不又是‘西洋也有臭虫’的老调么”？这位五四的老战士，对于复古派的“老调重弹”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这一年年底，周作人从报上看到一条希特勒zheengffuu派出军警捉同性恋爱者，由此及彼，又忍不住著文，先是抨击希特勒“烧性书”、“驱逐犹太人”、“冲锋派清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继而笔锋一转：“不过zhongguo又何尝有批评德国的资格，我们说这些闲话岂非不自量乎”②？1935年5月，周作人看到报上大肆宣传“妇女参战”，又忍不住于一阵热闹之中冷冷插上一句：“女军人与殉难的忠臣一样，我想都是亡国时期的装饰，有如若干花圈”③。就连读古书、杂书，也不免要想到现实；1935年7月，周作人无意中得到叶松石所著《煮药漫钞》，何如璋书中提及以一介书生去弄政事军务，中法战争时，不免一败涂地；思路一转又想到现实：“我觉得现在的病却是在于武人谈文，文人讲武。武人高唱读经固无异于用《孝经》退贼，文人喜纸上谈兵，而脑袋瓜儿里只有南渡一策，岂不更为何子峨所笑乎”④。这年9月，周作人又作《关于活埋》一文，旁征博引，纵谈中、英、日各国殉葬习俗，虽有惨不忍睹之处，但终与“活埋”有别；文章结尾处，才点出1935年9月19日《大公报》上所载唐山某村发现“男尸一具，倒埋土中”的消息，“中外东西地乱找一阵”，“想不到在现代中华民国河北省的治下找着了那样难得的活埋的实例”：终于显出批判现实的“本意”。1936年年切，胡适与周作人还有过一次关于人生哲学与态度的通信讨论。周作人去信劝胡适凡事不可太热心，“迄可小休”，胡适回信却说自己本是“好事者”，“我相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这种信仰已成一种宗教——个人的宗教”，不想、亦不可能改变。反过来又说周作人：“吾兄自己也是有心人，时时发‘谆谆之言’，但胸襟平和，无紧张之气象，故读者但觉其淡远，不觉其为‘谆谆之言’”⑤。胡适算是理解周作人的⑥。 ①转引自曹聚仁：《跋知堂两信》，载《人世间》14期。 ②周作人：《苦茶随笔·关于捉同性恋爱》 ③周作人：《苦茶随笔·关于孟母》 ④周作人：《苦竹杂记·煮药漫钞》 ⑤见《胡适来往书信》 ⑥周作人与胡适后来在《独立评论》241号（1937.7.4出版）上还有过一场《关于看不懂》的争论；一位读者来信批评卞之琳的现代派诗、何其芳的散文“没有人能懂”，“走入了魔道”；胡适在编者后记中表示赞同，并说：“现在做这种叫人看不懂的诗文的人，都只是因为表现的能力太差”。周作人即著文反驳，指出，“文章的晦涩”是一种艺术的风格，“创作时觉得非如此不能充分表现出他们的思想和情调”。30年代的这一场论争，实际上是五四时期诗的“平民化”与“贵族化”争论的继续。 周作人对自己的剖析却比胡适严峻。1936年9月，周作人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这样谈到自己作文（也是为人处世）的矛盾—— 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zhongguo是我的本国，是我歌于斯哭于斯的地方，可眼见得那么不成样子，大事且莫谈，只一出去就看见女人的扎缚的小脚，又如此刻在写字耳边就满足后面人家所收广播的怪声的报告与旧戏，真不禁令人怒从心上起也。在这种情形里平淡的文情那里会出来，手底下永远是没有，只在心目中尚存在耳…… 又或有人改换名目称之曰闲适，……热心社会改革的朋友痛恨闲适，以为这是布尔乔亚的快乐，差不多就是饱暖懒惰而已。然而不然。闲适是一种很难得的态度，……惟其无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扰扰，只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此所谓闲适也即是大幽默也。但此等难事唯有贤达能做得到，若是凡人就是平常烦恼也难处理，岂敢望这样的大解放乎。……不佞安得混冒，自己查看文章，即流连光景且不易得，文章底下的焦躁总要露出头来，然则闲适亦只是我的理想而已……。 周作人这里所说的焦躁，不是属于周作人一人的，可以说是20世纪zhongguo知识分子与zhongguo作家最为典型的心态，以至整个20世纪zhongguo文学、文化都不免有股焦躁气。周作人要想“超越”，达到“闲适”的更高层次——“闲适”绝非逃避现实，而是更深刻、清醒地把握现实，而又“以婉而趣的态度对待之”，那自然是不容易的。 然而，周作人的思考毕竟是更为深广的。他意识到，他所面临的“闲适”的理想追求与“焦躁”的现实实现之间的矛盾，换一个角度看，正是zhongguo知识分子传统的“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他于是把自己思考与探索的触角伸向zhongguo传统文化结构内部，试图从传统文化各成分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出路。于是，他不再满足于与古人个别地交友，而对传统文化进行整体的反思。而周作人的反思有一个基本前提，即“我不是非宗教者，但实是一个无宗教者。……对于一切东西，凡是我们能懂的，无论何种zhuyi理想信仰以至迷信，我都想也大抵能领取其若干部分，但难以全部接受，因为总有其中一部分与我的私见相左”①。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zhuyi知识分子，周作人即使在学术上也力图保持自己的独立的批判态度，周作人反对信仰任何思想体系，也绝不试图构制自己的思想体系。因为在他看来，任何思想，如果一旦构成似乎能解释万物一切的封闭式体系，而且被人所拘守，就必然变成“宗教”，具有了某种“神”的品格。这与周作人“思想独立与自由”的思想是绝不相容的。周作人绝不希望自己成为专门信奉某一思想的“信徒”或“教徒”，而希望成为一个“爱智者”，对于人类一切智慧创造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的“杂家”②。 ①周作人：《苦茶随笔·重刊〈袁中郎集〉序》 ②周作人：《夜读抄·后记》 以这样的独立态度来观照zhongguo传统文化，首先要打破的就是儒家传统的正宗、独尊地位，如实地把它看作是zhongguo传统文化各种流派中的“一家”，尽管它在zhongguo历史上长期起着支配作用。周作人同时宣布，尽管自己的基本思想是儒家的，但绝“不是儒教徒”，而“可以算是孔子的朋友”。他作为一个“朋友”，把《论语》的白文重读一遍，得出了如下结论：“我觉得在《论语》里孔子压根儿只是个哲人，不是全知全能的教主，虽然后世的儒教徒要奉他做祖师，我总以为他不是耶稣而是梭格拉底之流亚。《论语》20篇所说多是做人处世的道理，……可以供后人的取法，却不能定作天经地义的教条，更没有什么zhengzhi哲学的精义，可以治国平天下，……《论语》仍可一读，足供常识完具的青年之参考，至于以为圣书则可不必，太<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太<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阳底下本无圣书”①。周作人对儒家的这种态度，不仅是对传统儒学经典、神学地位的强大挑战与反叛，在这方面，他是直接继承了五四精神的；他同时又总结了五四以及五四以来批孔的经验教训，表现了更为清醒、冷静，也更为科学的理性精神。这样，周作人也就有了可能，把儒学与zhongguo思想文化史上的其他学派——主要是法家与道家置于平等的地位（而不是“以谁为主”的地位）来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注重“关系”的考察，本身也是一种全新的眼光），而且有了极富创造性的发现。周作人明确地指出，“传统儒教徒把佛老并称曰二氏，排斥为异端，这是很可笑的”。在周作人看来，“道儒法三家原只是一气化三清，是一个人可能有的三样态度，略有消极积极之分，绝不是绝对对立的门户”②。他具体分析说，“假如我们不负治国的责任，对于国事也非全不关心，那么，这时的态度容易是儒家的，发些合理的半高调，虽然大抵不违背物理人情，却是难以实行，至多也是律己有余而治人不足”；“略为消极一点，觉得国事无可为，人生多忧患，便退一步愿以不才得终天年，入于道家，如《论语》所说的隐逸是也”；“又或积极起来，挺身出来办事，那么那一套书房里的高尚的中庸理论也须得放下，要求有实效，一定非严格的法制不可，那就入于法家了”③。在另一篇题为《论语小记》的文章里，周作人把外国的隐逸与zhongguo的隐逸作了一个十分精辟的比较与区分，他说：“外国的隐逸是宗教的，……他们独居沙漠中，绝食苦祷，或牛皮裹身，或革带鞭背，但其目的在于救济灵魂，得遂永生”，而“zhongguo的隐逸却是社会或zhengzhi的，他有一肚子理想，却看得社会浑浊无可实施，便只安分去做农工，不再来多管”。因此，在《论语》里，隐逸之士桀溺等人见了“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指孔子），却是所谓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想了方法要留住他”④。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的说法，是后来儒教徒“想要统制思想定于一尊”，尊儒而排道（法）强加进去的。事实上，儒家与道家以至法家之间是存在着根本相通之处的。周作人说，“说到底，二者还是一个源流，因为都知道不可，不过一个还要为，一个不想为罢了”。道家为“苟全性命于乱世”，不得不退遁于世，自然有说不出的苦味，儒家就是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拼命向前的时候，也掩藏不住浓重的悲凉气⑤。这表明，在zhongguo传统中，“出世”与“入世”之间并无严格界限，而且互相渗透，互为补充。这样，周作人所面临的“出世”不肯甘心、心所不愿，“入世”则无能为力、心有所惧的矛盾，找到了一个“中庸”的解决法：以入世的精神出世，以出世的精神入世，既出世又非出世，既入世也非入世，这种将出世的隐者与入世的儒者调和于一身，儒、道互补的中庸之道，对于周作人无疑是一种抚慰剂，起着类似宗教的心理平衡的作用，它是既有效又无效的——不是么？ ①周作人：《苦茶随笔·〈论语〉小记》 ②周作人：《秉烛谈·谈儒家》 ③周作人：《秉烛谈·谈儒家》 ④周作人：《秉烛谈·谈儒家》 ⑤周作人：《苦茶随笔·论语小记》 周作人在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出世”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由激烈冲突达到相对的调和静穆，是显示了周作人后期思想以至文风的特点的；后来周作人自己把它概括为“于杂糅中见调和”①。作为一个20世纪的“爱智者”，周作人在拒绝成为任何一个学派的信徒的同时，又宣布要以最大的宽容的态度对待一切学派，各个学说，“兼收而并蓄”。他的观照范围当然不会局限于zhongguo一隅，而是包含了一切人类智慧的创造。30年代初，周作人在一篇为纪念北大32周年所写的文章里，曾提出不能“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讨论“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他特意提醒人们注意对“称为文明之源”的希腊文化，与zhongguo关系密切的印度与阿拉伯文化，以及“有小希腊之称”，“与zhongguo文化关系更仿佛罗马”时的日本文化的研究。他的这一注重于zhongguo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多元性”的眼光与胸怀，是最能表现他的“爱智者”特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的。在对中外多元文化作具体考察时，又引人注目地由注重相异点的比较转向共同点、契合处的追求，这与他对zhongguo传统文化由否定性向肯定性的评价倾向的转变是互相联系的：契合点的寻求，正是从世界文化（人类文化）的高度对zhongguo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的一个发掘。于是，他发现：“古代希腊人尊崇中庸之德，其相反之恶则曰过。中时常存，过则将革，无论神或人均受此律的管束，这与zhongguo的意思很有点相象”②；日本文化中本有许多zhongguo文化成份，日本的俳谐大师松尾芭蕉、兼好都是“汇合儒释，或再加一点庄老”③，与傅山、颜之推多少有相似之处，他们思想“通达”，“因通达故似多矛盾”，难于彻底，易于中庸，恰是常人所能效法之处④；即使“西哲如蔼理斯等人，思想实在与李（贽）、俞（正燮）诸君也还是一鼻孔出气的”⑤，他的调和“纵欲”与“禁欲”的思想，原就有极浓的中庸气。周作人从希腊文化、日本文化，以及英国文化中都发现了“中庸之德”，这与其说是对zhongguo传统文化的再发现与肯定，不如说是对他自我个性的再发现与肯定。他的着眼点是在外来文化、传统思想与自我思想个性的契合，这才是他的思想的真正支撑点，出发点与归宿。这样，周作人终于在30年代，形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杂糅中见调和”的思想统一体。他以蔼理斯调节“纵欲”与“禁欲”的思想，儒家的“仁”、“恕”、“礼”、“中庸”⑥，希腊文化的“中庸之德”⑦为基础，揉合了佛教“莫令余人得恼”的恕道精神⑧，道家的“通达”，日本文化中的“人情之美”，构成了新的思想体系，其主要特点是以“得体地活着”为中心，在顺乎物理人情的自然发展与自我节制中求得平衡的中庸zhuyi。为了在“混乱”中能截断众流，站立得住，又吸取了儒家的“智”、“勇”，佛教的“勇猛精进”⑨，法家的实效精神⑩，这样，周作人的中庸zhuyi就具有了外柔内刚的特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这恰是很能显示周作人“温雅中有铁”的个性特征的。虽然是“苦”，但此时周作人是充分地把握了“自己”，并且近于“通达”的境界，也许我们可以说，周作人思想在30年代趋向成熟了。 ①周作人：《药味集·谈俳文》 ②周作人：《秉烛谈·朴丽子》 ③周作人：《风雨谈·老年》 ④周作人：《秉烛后谈·关于酒诫》 ⑤周作人：《药堂杂文·读书的经验》 ⑥周作人：《风雨谈·逸语与论语》、《苦茶随笔·关于孟母》。 ⑦周作人：《秉烛谈·朴丽子》 ⑧周作人：《风雨谈·读戒律》 ⑨周作人：《秉烛谈·谈儒家》 ⑩周作人：《秉烛谈·谈儒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