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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东京之行 1934年夏，周作人因为学校休假同夫人往东京闲住了两个月，这是周作人第三次来到日本。与前两次不同，周作人现在已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作家；他的作品陆续介绍到日本，在日本知识界与国民心中，周作人是被视为zhongguo思想界文化界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的。而这时，中日关系正日趋紧张。周作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日本，自然是引人注目的。但周作人本人，却似乎并未顾及这些背景；他来东京，只抱有纯粹个人目的，径直说，他是来“访旧”的。周作人一直说，他把东京当作“第二故乡”，他对东京的感情远胜于他曾经长久居住过的杭州、南京与北京。他还说：“我的东京的怀念差不多即是对于日本的一切观察的基本，因为除了东京之外，我不知道日本的生活。文学美术中最感兴趣的也是东京前身的江户时代之一部分”①。而且，还得补充一句：周作人所怀念、追寻的东京，是大地震前的旧东京，即周作人本世纪初曾在那里生活过六年的东京。因此，这回他来到东京，头天晚上暂住在神田芳千阁旅馆，第二天就急急忙忙搬到本乡菊坂町去了。他后来解释说，来到东京，“看了大震灾后伟大的复兴，一面很是佩服，但是一面却特地去找地震时没有被毁的地区，在本乡菊坂町的旅馆寄寓，因为我觉得到日本去住洋房吃面包不是我的本意。这一件小事可以知道我们的情绪是如何倾于守旧”②。作为一个文化名人，周作人来访东京，自然有不少礼仪性宴会与拜见，活动日程排得很紧。但我们仍在周作人日记中，看到了这样的记载：“饭后在银座散步至日本桥……”（7.15）；“晚同耀辰至大学前散步买旧书一二册，九时回寓所”（8.19）；“晚同信子、耀辰至本乡三丁目一转，买旧书一册”（8.22）。我们可以想见，这时候周作人一定有如释重负之感，晚上穿了和服木屐，象一个普通男子，和自己的爱妻密友一起，混杂在匆匆而行的人群中，感受着旧东京特有的温馨，古朴而亲切的“气味”，那又是何等地惬意呢。③当周作人一行重新踏上当年走过的“旧路”，定是别有一番感慨的。当他走过那一间间熟习的书店，书摊，一定在重温当年一个穷大学生揣着最后一点储蓄，一文一文地计算着选购图书的苦趣吧。当他在旧书店里终于又“买旧书一二册”时，一定又回味起当年也是在散步时，从一间卑陋的小书架上无意中购得文泉子《如梦记》时的喜悦吧。当他到本乡三丁目“一转”，一定会止不住怦然心跳，不远处的二丁目的伏见馆，那位馆主人的妹妹乾荣子，或许还在为客人端送茶水，一双赤足，轻盈地自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呢④……。实际上，一年以前，1933年4月10日，周作人还曾梦见乾荣子，在梦中，乾荣子“问陋字如何写，末有一竖否”，周作人答“君写字必精进，何不为书一纸，即‘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纸’可耳”，乾荣子答曰“xx”。那是何等的情意切切呀……。那么此次重游，他们是否有过“重逢”呢？周作人什么也没有说，我们只能如此揣度而已。从日本归来后的第二年，周作人写了篇读永井荷风随笔的《东京散策论》的笔记，并且声明，他是怀着“一点儿故旧之谊”去读的。那么，当周作人录下荷风的下列文字时，应是想到一年前的东京之游的—— ①周作人：《瓜豆集·怀东京》 ②周作人：《药堂杂文·留学的回忆》 ③参看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六八，日本的衣食住（中）》 ④周作人夫人信子在晚年与周作人争吵中，时常提及周作人这次“东京之行”时的“外遇”（参见本书第十章第五节），似乎周作人与乾荣子曾有过一次相遇——但也只是“揣度”，并无实据。据周作人日记，1937年5月24日晨，1940年10月6日周作人都曾梦见乾荣子。 “但是我所喜欢曳屐走到的东京市中的废址，大抵单是平凡的景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如今我个人感到兴趣，……两傍的房屋都很低，路也随便弯来弯去，洋油漆的招牌以及仿洋式的玻璃门等一家都没有，除却有时飘着冰店的旗子以外小胡同的眺望没有一点什么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彩，住家就只是那些裁缝店烤白薯店粗点心店灯笼店等，营着从前的职业勉强度日的人家。我在新开路的住家门口常看见堂皇地挂着什么商会什么事务所的木牌，莫名其妙地总对于新时代的这种企业引起不安之念，又对于那些主谋者的人物很感到危险。倒是在这样贫穷的小胡同里营着从前的职业穷苦度日的老人们，我见了在同情与悲哀之上还不禁起尊敬之念…… 往小胡同去罢，走横街去罢。这样我喜欢走的，格拉格拉拖着晴天屐走去的里街……。”① ①转引自周作人：《苦茶随笔·东京散策论》 那么，周作人有没有同时想到自己所居住八道湾胡同的四合院呢？…… 周作人在东京住下不久，就有明治文学谈话会的工作人员来访。周作人多次说过，他留学日本时正是明治末期，他所知道，并且喜欢的，也还只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对于日本明治文学大抵特别感到一种亲切与怀念”①。在某种意义上，他此次来东京访旧，主要是追怀与寻访明治文学。但明治时代毕竟已经过去，青年周作人所景仰的巨匠夏目漱石、森鸥外等都先后谢世，现存的两三位相见也非容易。与谢野宽先生此时正在海滨避暑，就未能前去拜访；一年后，忽然接到先生谢世的讣告，周作人后悔不已，遂成终生遗憾。但明治时代最后一位大家，“自明治以至昭和，一直为文坛的重镇”②的岛崎藤村先生却是见着的，算得上周作人此次东京之行的最重要的收获吧。周作人最初听见藤村先生的名字，还是在东京求学的时代。这大约是明治四十年丁未，长篇novelxiaoshuo《春》开始在东京《朝日新闻》上登载，其时藤村先生还只是36岁；这次相见，已是63岁的老人了。两人先是在8月4日日本zhongguo文学会的宴会上第一次相见；8月20日，藤村先生又在麻木区六本木的大和田约请小饮，在座的有徐祖正、辻哲郎、有岛生马等五人。藤村带了一本岩波文库中冈仓觉三著《茶之书》送周作人，还客气地说，是一本旧的，很对不住；周作人倒是比新的更觉得喜欢。饭后，主人要来了几把摺扇，叫大家挥毫做个纪念。藤村先生写的是短歌一首，是西行法师所作，大意是：“夏天的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不久之间，随即天明”，署款藤字。周作人却只简单地署名，并未写字。后来，周作人说，藤村给他的印象，仿佛一位老哲人，文章与智慧远出我们之上，见面时只是致敬，并未多谈，但直感得这是和我们同在一条线上的。周作人还说，藤村先生的诗和novelxiaoshuo以前也曾读过好些，近年来最欢喜的还是他的随笔，几回起意要翻译，却终于不曾下笔，生怕译不好反把原文弄坏了。原文的妙处在那里呢？据周作人说，在岛崎藤村的随笔里，富有思想，又有空间与时间的博大性；但也并不超俗，总是那么和平敦厚，又清彻明净，脱离庸俗，而不显出新异，十分难得，也是极高的境界，这是极得东方文化之神韵的③。这恐怕正是岛崎藤村如此使周作人入迷的原因。周作人在接见记者井上红梅时，不无遗憾地谈到“zhongguo不欢迎纯粹日本趣味的东西倒欢迎外国化的日本”，以为这“或许是因为直到现在为止，没有精通日本语的人，不了解罢”，他是一定想到了岛崎藤村的，就在这次接见中，他明确地表示“于现今日本作家的作品中，岛崎藤村的文章我是佩服的”④……。 ①周作人：《苦茶随笔·与谢野先生纪念》 ②周作人：《立春以前·明治文学之追忆》 ③参看《药堂杂文·岛崎藤村先生》。 ④在这次谈话中周作人首次谈到自己“在文坛上露头角的得意门生”有俞平伯、废名及冰心等。周作人还接见了《读卖新闻》记者，认为“现代zhongguo文学较有成绩者似是评论，也未可知”，“其次，便是novelxiaoshuo”，“作诗须取何新形式，这是zhongguo现代文学之谜”。 周作人这次还见到了武者小路实笃，可谓是老友重逢。两人并且同往新村支部作一次恳切的谈话。谈话内容已不可知，想必总要回顾当年为空想社会zhuyi的新村理想的献身精神吧。老年人对于自己青少年时代幼稚行为的回忆，总是宽容、温和的，并往往从中发现某些诗意……。 周作人在日本与郭沫若意外地相见，给这次带着浓厚怀旧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调的东京之行，多少增加了一点戏剧性。无论人生态度，zhengzhi选择，文艺观点，以至个性，郭沫若与周作人都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处于两个极端。虽然，1922年周作人在筹办北京大学日本文学系时，曾有过邀请刚从日本医科大学毕业的郭沫若来系任教的计划，但在20年代，周作人与郭沫若就有过多次文字之争。郭沫若关于“国内人士只注意媒婆，而不注意处子”的著名“牢骚”，就是针对周作人的①。由此引发出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以后郭沫若又点名批评周作人重译的《法国的俳谐诗》是“纯粹的直译，死译，那只好屏诸文坛之外”②，还著文表示不同意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序》里所提出的批评观③。鲁迅曾说他不喜欢创造社人的“创造脸”、“创造气”④；周作人对郭沫若动不动就要将人“屏诸文坛之外”的宣判式的“批评”，也不会有好印象。但他也许是招架不住那不容分说砍来的“板斧”，对郭沫若的“批判”从不公开对答，尽管他的朋友钱玄同、郑振铎为此忿忿不平，一再怂恿他“反击”。他们之间的“文字之争”其实是并无“争”的。这次周作人到了东京，郭沫若也正避居于此，“二堂”——知堂与鼎堂终于有了见面的机会。据周作人7月30日日记：“郭沫若君同其四女来访耀辰，共谈良久而去”。这一次虽是两人第一次见面，但郭沫若主要是来访问徐耀辰的，算不得正式会见。因此，郭沫若1934年8月6日日记里，又有如下记载：“午前徐耀辰来信，说岂明先生欲一见，问我几时可回市川，以十号前后回去的消息答复了他”，那么，持主动态度的自然是周作人。有趣的是，郭沫若在日记中透露的他对周作人此行的心理反应：“岂明此时小寓江户，江户文士礼遇甚殷，报上时有燕会招待之记事。岂明先生的生活觉得很可羡慕。岂明先生是黄帝子孙，我也是黄帝子孙。岂明夫人是天孙人种，我的夫人也是天孙人种。岂明先生的交游是骚人墨客，我的朋友却是刑士宪兵”。尽管处于流亡中，郭沫若依然这般争强好胜，并毫不隐讳，其个性鲜明如此。据周作人日记：“8月14日，乘车去市川须和田二七七访郭沫若君，下午回寓已四时”，8月17日又记：“上午耀辰往文求堂访田中君，郭沫若君亦来，同往千驮木田丁田中宅，即旧森氏观潮楼也”。那么，他们几乎是有两个半天即一整天的相聚的。此事自然颇具新闻性，因此，报纸曾大登“二堂相见晤语”的消息，很是热闹了一阵。据陶亢德《知堂与鼎堂》（文载《古今》20、21期）一文中回忆，其时郭沫若与《宇宙风》编辑部林语堂、陶亢德正因稿件处理发生冲突，陶在报刊上见到二堂会见的消息，即去信周作人问其对郭沫若的印象。周作人在回信中说：“鼎堂相见大可谈，唯下笔时便难免稍过，当作个人癖性看，亦可不必太计较。故鄙人私见以为互讦恐不合宜，虑多为小人们所窃笑也”。据陶亢德回忆，“为了知堂一言”，林、陶原已准备好的反驳文章未发表，后来郭沫若也来信“痛言国事之亟，大家不应再作意气之争”，一场笔墨官司就此避免：这也可算是“二堂相见”以至周作人东京之行的一个小插曲吧。 ①1920.10.10出版的《学灯》双十节增刊依次发表了周作人翻译的波兰novelxiaoshuo《世界的霉》，鲁迅的创作《头发的故事》，与郭沫若的创作《棠棣之花》，引起了郭沫若的不满，他在给《学灯》编者李石岑的信中就说了以上这番话。 ②郭沫若：《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 ③郭沫若：《批评-欣赏-检察》 ④鲁迅：《伪自由书·前记》 周作人于1934年8月28日启程回国，结束了“东京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