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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十自寿诗 1933年的周作人是在平静的书斋生活中渡过的。唯一引起心底波澜的大概是李大钊的公祭与遗著出版波折吧。早在1932年8月，周作人就曾就李大钊家属因境况窘困要求出售李大钊遗书事，写信给胡适。1933年4月又致书曹聚仁，称“守常殁后，其从侄即为搜辑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近来滦东失陷，乐亭早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此事，再四思维，拟以奉询先生，未知群众图书公司可以刊印否？”后反复讨论，几经周折，李大钊遗书终未出版。同一月，北平人民在zhongguocommunistgcd地下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领导与支持下，在北平宣外下斜街浙寺为李大钊举行公祭。周作人也参加了公祭，并给李家送去花圈一个，奠仪十元。“五四”以后李大钊走了与自己不同的道路，他始终坚持“zhuyi”，并为此献身，但他终不免身后萧条，面对这一事实，周作人不禁感慨万端。公祭的意义不过如此；公祭者自有其zhengzhi目的，周作人对此自是了然，但仍一一认真去做，既是告慰死者英灵，更是自己聊尽人事而已。 一年之后，周作人五十寿辰，还不免有一番感慨。大约在两年前，曾有“吾家予同”称周作人“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周作人在给俞平伯的信中称为“大误”，并说“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而此刻，周作人回顾自己五十年人生历程，特别是五四以后由“浮躁凌厉”到“销沉”的变化，百感交集，而又化为一笑，遂“打油”二首。后来友人林语堂索诗，随意抄予，不料林语堂将手迹影印，披露于1934年4月5日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冠以“五秩自寿诗”的标题，并配以周作人巨帧照片。同期还发表了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和岂明先生五秩自寿诗原韵》。经林语堂这一番精心渲染，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果然轰动一时，竟至满城争诵。其诗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云：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这里，所表现的依然是“出家”（出世）与“在家”（入世）的矛盾；这一矛盾本是属于周作人这一类自由zhuyi知识分子的，他们在五四后抛弃了对于“zhuyi”的信仰与追求，却不能忘怀历史与现实，于是，闲适之中竟有着说不尽的苦味。 正是这诙谐、闲适背后的苦味触动了一代人的心，因此，纷纷和诗抒怀，是难得的心的对话，灵魂的交流……。 钱玄同率先和诗云：“但乐无家不出家，不皈佛教没袈裟。腐心桐选诛邪鬼，切齿纲伦打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蛇。读史敢言无舜禹，谈音尚欲析遮麻。寒霄凛冽怀三友，蜜桔酥糖普洱茶”。钱诗后附说明云：“也是自嘲”，并另有一信：“火气太大，不象诗而象标语，真要叫人齿冷”。钱玄同显然保留了一些五四时期的战斗锋芒，回顾“腐心桐选诛邪鬼，切齿纲伦打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蛇”当年所向披靡的战斗业绩，再返顾今日“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的无聊，是不能不“自嘲”的。 林语堂的《和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岂明老五秩诗原韵》是与周作人的原诗同时发表的：“京兆绍兴同是家，布衣袖阔代袈裟。祇恋什刹海中蟹，胡说八道湾里蛇。织就语丝文似锦，吟成苦雨意如麻。别来但喜君无恙，徒恨未能与话茶”——林语堂的笔调显然更为轻松，洒脱。但正因“苦味”不足，便少了某些底蕴：同为“闲适”，林、周之相异处，大概就在于此吧。 胡适早在1930年就有诗赠周作人：“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现在在读了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后，也寄来了他写的两首。其一《和苦茶先生打油诗》：“先生在家象出家，虽然弗着沙袈裟。能从骨董寻人味，不惯拳头打死蛇。吃肉应防嚼朋友，打油莫待种芝麻。想来爱惜绍兴酒，邀客高斋吃苦茶”。其二《再和苦茶先生，聊自嘲也》：“老夫不出家，也不着袈裟。人间专打鬼，臂上爱蟠蛇，不敢充油默，都缘怕肉麻。能干大碗酒，不品小钟茶”。胡适并在信中自注云：“昨诗写吾兄文雅，今诗写一个流氓的俗气”①。——胡适与周作人不同的追求、个性、风格，跃然纸上。 ①胡适1934年1月18日《致周作人书》 蔡元培平时是不写诗的；这回也诗性大发，从外地寄来了三首和诗，周作人一直珍藏着，并于几十年后发表于《知堂回想录》中。其三为《新年周知堂老人自寿韵》：“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吾乡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六么轮掷思赢豆（吾乡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码），教语蝉联号绩麻（以成语首字与其它末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乐事追怀非苦语，容吾一样吃甜茶（吾乡有吃甜茶讲苦话之语）。”周作人还特别注意到“署名则是蔡元培，并不用什么别号，此于游戏之中自有谨厚之气”①。蔡元培的和诗显示了他的豁达与风趣，与他性格中著名的坚毅相反相成。蔡元培于此时此地重忆童年时故乡的新年景物、风俗，自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内心的苦闷，对于现实zhengzhi的厌倦；同时，也包含了他对周作人内心世界相当深刻的理解。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在众多的和诗中，蔡元培的这一组引起了周作人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应；直到30年后，还无限感慨地说：“他此时已年近古稀，而记叙新年儿戏情形，细加注释，犹有童心；我的年纪要差20岁光景，却还没有记得那样清楚，读之但有怅惘，即在极小的地方，前辈亦自不可及也”②。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十一）》 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十一）》 显然，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引发出来的，是zhongguo一代自由zhuyi知识分子对于自我内心的一次审视：有无可奈何中的自嘲，有故作闲适下的悲哀，不堪回首的叹息，拼命向前的挣扎……等等。 然而，这一代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却不是更为急进的年青一代所能理解的。 胡适在给周作人信中曾抄录了广西寄来的署名“巴人”所写《和周作人先生五十自寿诗原韵》五首，其一“刺彼辈自捧或互捧也”：“几个无聊的作家，洋服也妄充袈裟。大家拍马吹牛屁，直教兔龟笑蟹蛇”，“饱食谈狐兼说鬼，‘群居终日’品烟茶”；其二“刺从旧诗阵营打出来的所谓新诗人复作旧诗也”：“失意东家捧西家，脱了洋服穿袈裟。自愧新诗终类狗，旧诗再作更画蛇”；其三“刺周作人冒充儒释丑态也”：“充了儒家充释家，乌纱未脱穿袈裟。既然非驴更非马，画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不成又画蛇”。此外还有“刺疑古玄同也”、“刺刘半农博士也”，语多讥讽粗俗。这位“巴人”的“和诗”写得颇为勉强，但却是活画出了在当时一些热血青年眼里的周作人及其友人的形象的。 于是这种批评与不满很快就见于报端。4月14日《申报·自由谈》发表埜容（即廖沫沙）《人间何世？》一文，首先发难，并亦和诗一首，有“不赶热场孤仙鹤，自甘凉血冷如蛇。选将笑话供人笑，怕惹麻烦爱肉麻”等语。继而又发表胡风《“过去的幽灵”》，尖锐地指责“当年为诗底解放而斗争过的《小河》底作者，现在在这里‘谈狐说鬼’”，并质问道：“周先生现在自己所谈的鬼，听人家谈的鬼，是不是当年他翻译（爱罗先珂《过去的幽灵》）的时候，叫我们防备的幽灵呢？昔日热烈地叫人防备，现在却促膝而谈之，不晓得是鬼们昔日虽然可恶而现在却可爱起来了呢，还是因为昔日虽然象现在的批评家似的‘浮躁’，而现在的八道湾居士却功满圆成，就是对于小鬼也一视同仁了？”左翼青年们尖锐地看到了周作人内心“古老的幽灵”的复活，但他们又把这种“复活”现象简单化了。在他们看来，周作人“谈狐说鬼”即是“逃避现实”，而“逃避现实”即是“背叛五四传统”，这些似乎无须论证的逻辑推理，固然十分明确，却也过于直线化了。 但周作人又告诉友人，有一位先生读了诗后，不禁凄然泪下：他大概是读出了内中的“苦味”。接着，曹聚仁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文章，为周作人辩护。他一方面指出，周作人“十余年内思想的变迁，正是从孔融到陶渊明200年间思想变迁的缩影”，同时又强调周作人“备历世变，甘于韬藏，以隐士生活自全，盖势所不得不然”，他提醒世人注意：周作人虽“谈狐说鬼”却并未“厌世冷观”，“炎炎之火仍在冷灰底下燃烧着”呢。林语堂也起而辩解（自然还含有某些“自辩”的意思），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周作人诗读法》，认为周作人自寿诗系“寄沉痛于幽闲”，“长桀沮溺乃世间热血人，明人早有此语”；他接着发挥说：“后之论史者，每谓清谈亡国，不啻为逆阉洗煞，陋矣，且亦冤矣”！ 这是发生在30年代的zhongguo自由zhuyi知识分子与左翼青年的一场思想的交锋①。他们各说各的，表现了彼此之间十分深刻的隔膜，并从此结成深仇大恨：左翼青年之不容周作人们自不消说，周作人直到晚年提起当年批评他的胡风仍咬牙切齿②。这种彼此不能谅解是可悲的。真正“理解”了的，却是鲁迅。正当一方忙于指责，一方忙于辩解时，鲁迅在写给曹聚仁的私人信件中，发表了如下意见：“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③。那么，鲁迅对林语堂的意见，也是基本首肯的。可惜鲁迅未将他的意见发表——自“兄弟失和”后，鲁迅就避免公开议论周作人，同时也是不愿意给攻击者以口实。虽然我们无法确认周作人在何时看到鲁迅有关书信，从而得知鲁迅在私人信件中表示的这些意见；但人们仍然饶有兴味地注意到，周作人在晚年所写的《知堂回想录》中，有意地写上这样一笔：“对于我那不成东西的两首歪诗，他却能公平的予以独自的判断，特别是在我们‘失和’十年之后，批评态度还是一贯……，鲁迅平日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会对任何人有什么情面，所以他这种态度是十分难得也是很可佩服的”。 ①以后围绕对周作人的评价，这类争论还在继续，先后发表的重要文章有许杰《周作人论》，苏雪林《周作人先生研究》，废名《知堂先生》等。或以为周作人“是一个穿上新的衣裳的士大夫”，对他的中庸zhuyi、历史循环论提出了尖锐批评（许杰），或以“渐近自然”形容周作人，对他“心情与行事都有一个中庸之妙”，“对于自己”以及“自己外的一切都是这样的宽容”“推崇备至”（废名），或强调“如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思想家。十年以来他给予青年的影响之大和胡适之、陈独秀不相上下”（苏雪林）。 ②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提起胡风，仍称其为“专门‘挑剔风潮’，兴风作浪”，而此时胡风已被关在狱中。 ③1934.4.30鲁迅《致曹聚仁书》。5.16《致杨霁云书》也有类似意见，不复引录。 周作人这一“觉悟”晚了30多年。在1934年，他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也还不完全是因为不知道鲁迅的意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