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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zhongguo新文学的源流》 1932年2月至4月，周作人应沈兼士之约，在辅仁大学先后作了八次学术讲演，经记录整理后，汇成《zhongguo新文学的源流》一书。据周作人说：“我本不是研究zhongguo文学史的，这只是临时随便说的闲话”；而自己的文学史观也没有什么神秘，不过“是从说书来的”，“他们说三国什么时候，必定首先喝道：且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觉得这是一句很精的格言。我从这上边建设起我的议论来，说没有根基也是没有根基，若说是有，那也就很有根基的了”①。作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观的具体化，在周作人看来，“zhongguo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象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反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但又始终是“两种对立的力量”——“诗言志”的“言志派”与“文以载道”的“载道派”互相“起伏”，“过去是如此，将来也总如此”。从这样的文学史观出发，周作人认为，明末的公安、竟陵派为代表的新文学运动，经过了清代的反动，由对这反动的反动，又产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因此，“胡适之的‘八不zhuyi’，也即是复活了明末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只不过又加多了西洋的科学哲学各方面的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明末公安竟陵派文学运动，“在根本方向上，则仍无多大差异处”，“好象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大河，却又是新的”，“这风致是属于zhongguo文学的，是那样地旧，又这样地新”②。所谓“阳光底下无新事”，周作人显然是在努力寻找“新”与“旧”之间的契合点。这表明了周作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识与把握上一个重要转折：如果说，直到1922年，周作人还认为，五四的主要精神是“重新估定价值”，强调五四在外国文学的新系统参照下，对于传统文学的反叛，力图在“新”与“旧”之间划清界限；那么，现在，周作人则把他的主要兴趣、注意力集中于寻找“五四”的历史渊源，力图在“新”与“旧”之间发现某种历史联系，从而为“新”文学的存在与发展寻求历史的根据，他之所以重新断定五四新文学“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③，原因也在于此。周作人实际上也是在“寻根”。这里所表现的首先是一种时代思潮向“传统”方面的倾斜，即使是与周作人处于对立面的左翼文坛，在30年代展开的“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也是注重于“旧形式的采用”的④。同时，也表现了周作人对于“自我”的一种更深刻的把握。其实早在几年前，周作人已经有了这样的反省：“我恐怕我的头脑不是现代的，不知是儒家气呢还是古典气太重了一点，压根儿与现代的浓郁的空气有点不合，老实说我多看琵亚词侣的画也生厌倦，诚恐难免有落伍之虑，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大约象我这样的本来也只有18世纪人才略有相象，只是没有那样乐观，因为究竟生在达尔文、茀来则之后，哲人的思想从空中落到地上，变为凡人了”⑤。这里，周作人对于自己的思想与世界现代思潮，zhongguo古代传统文化，西方十八、十九世纪思潮之间的关系，作了相当准确、清醒的分析；有了这样的自觉认识，他之转向传统中去“寻根”，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 ①周作人：《zhongguo新文学的源流·小引》 ②周作人：《永日集·〈杂拌儿〉跋》 ③周作人：《泽泻集·陶庵梦忆〉序》 ④参看鲁迅：《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 ⑤周作人：《谈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集·后记》 有人说“源流论”是“富有思古之幽情”的周作人与明末文学革命运动的一种“旷世相感”①。这话有一定道理：周作人在文学上提出的“历史循环”首先是来自现实的“循 环”感受。早在1928年，周作人就指出：“现在zhongguo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②，他甚至说：“我恐怕也是明末什么社里的一个人”③。周作人首先获得的是“明末人”的自我感觉；他对明末公安文学运动的兴趣，首先是对“明末人”即明末知识分子的神往。其实，这种“神交”，在童年时期即已开始，使当时的少年周作人钦羡不已的绍兴地方前贤王谑庵、张宗子，都是明末知识界的代表人物，也是这一时期周作人一再提及的。在周作人看来，明末那一代知识分子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在“反抗正统”中获得了思想与文学中的“自由天地”④。他们重视个性的发展，并且敢于在文学上自由地表现自己的个性，这就使得他们的人格与文学都具有一种“个性”的魅力。使周作人心向往之的，还有这一代人生活与性格中的“情趣”，这既是“雅趣”，照周作人说来就是“自然、大方的风度”⑤，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者装出乡绅的架子；又是“俗趣”：周作人说，明代这些知识分子都是“都会诗人”，“所注意的是人事而非天然”⑥，所谓“人事”，即是在明代日趋发展起来的新兴市民世俗生活，由此而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的市民趣味。周作人也谈到这一代人的“隐逸”和他们性格、文章中的“隐逸气”。周作人说，是明末社会的动乱与黑暗，使得“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⑦；因此，明末知识分子的“隐逸”从根本上说是被动的，正因为如此，“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彩，但根本上却是反抗的，有些人终于做了忠臣，如王谑庵到复马士英的时候便有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的话，大多数的真正文人的反礼教的态度也很显然”⑧。他们性格与文章中的“隐逸气”，就具有了两重性：一方面是一种闲适、温厚的风致，仿佛“在树阴下闲坐”⑨，又仿佛“朦胧暮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接近，互相和解”⑩。但另一方面闲适里却内含着“一种愤懑”、“悲哀”与“愁思”，这或者可以说是“亡国之音”，更是“乱世之音”，是“怨以怒”的⑴。周作人终于发现自己与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和明末zhongguo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极其深刻的精神联系；一些类似的精神现象的反复出现，确实发人深省。周作人的“发现”，对于zhongguo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探讨，无疑具有重要的“史”的价值。 ①钱钟书：《zhongguo新文学的源流》 ②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 ③周作人：《永日集·历史》 ④周作人：《苦茶随笔·重刊〈袁中郎集〉序》 ⑤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 ⑥周作人：《泽泻集·〈陶庵梦忆〉序》 ⑦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 ⑧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 ⑨周作人：《谈龙集·〈竹林的故事〉序》 ⑩周作人：《永日集·〈桃园〉跋》 ⑴周作人：《苦茶随笔·重刊〈袁中郎集〉序》 作为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尽管此时周作人早已宣布“文学店”的关门），周作人在考察明末文学运动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内在联系时，在提醒人们注意二者在文学观念上的相通的同时，对于“文体”给予了特殊的注意与强调，这是颇能显示他的眼光的卓异之处的。周作人十分欣赏公安运动的大将袁中郎关于文体演变的一段话，曾一再引述：“夫法因于蔽而成于过者也：矫六朝骈丽饤饾之习者以流丽胜，饤饾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阔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①。在周作人看来，晚明的文学发展也经历了“公安派的流丽”，“继以竟陵派的奇辟”，“张宗子辈之融和二者以成更为完美的文章”这样几个阶段②。而五四以来新文学（特别是现代散文）发展的历史也正与此暗合：先是胡适、陈独秀一派“清新明白”，“好象西瓜之有口皆甜”的文字，继而是“流丽清脆”以至“浓得化不开”的冰心、徐志摩体，最后发展为废名、俞平伯“简洁，奇辟，生辣”的风格③。周作人并不满足历史发展轨迹的一般性描述；他深入地研究了一定的文体及其功能与语言形式变化之间的关系。他发现，“纯粹口语体的文章，在受过新式中学教育的学生手里写得很是细腻流丽”，适合于说理、叙事文体（如说理性散文，novelxiaoshuo，戏剧）的发展；而在“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文体（如“美文”即小品文）里，则不满足于“细腻流丽”，“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纯粹口语体”显然已不能适应要求，而必须引起语言内部成分与结构的相应变化：“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以“造成有雅致的俗文学来”④。这样，周作人就从zhongguo新文学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上，发展了他在1923年间所提出的“把古文请进国语文学里来”⑤的思想，使得他的关于“理想的国语”的设想——“以现代语为主，采纳古代的以及外国的分子，使他丰富，柔软”，能够“适切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思”，“具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得到进一步完善。周作人这一时期还在《骆驼草》上发表了一篇颇引起争议的文章《论八股文》，他提醒人们在新文学的文体建设上应充分注意汉字的特点：“汉字这东西与天下的一切文字不同，连日本朝鲜在内：它有所谓六书，所以有象形会意，有偏旁；有所谓四声，所以有平仄。从这里，必然地生出好些文章上的把戏”，周作人把它概括为游戏性、装饰性与享乐性。他指出，由汉字的上述特点，引出了许多文字的游戏，如对联、诗钟、灯谜等等，“再上去，有如律诗，骈文，已由文字的游戏而进入正宗的文学，自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化骈为散之后，骈文似乎已交末运，然而不然：八股文生于宋，至明而少长，至清而大成，实行散文的骈文化，结果造成一种比六朝的骈文还要圆熟的散文诗，真令人有观止之叹”。周作人认为，八股文内含着的几千年专制养成的“服从与模仿根性”是必须根本反对的，但其骈散结合的形式却应该认真研究。以后周作人又曾进一步提倡“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的文章⑥，为传统古文与现代白话文的渗透，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周作人这一时期关于文体、语言形式的上述思考、探索，与他的关于“zhongguo新文学的源流”的探寻，是有着共同的思路的：即是企图从文学观念，作家内在气质、审美意识以及文学语言这样一些文学的更深层次上寻找五四新文学与传统的内在联系，使五四新文学真正在本民族的土壤上扎下根来。从表面上看，似乎对五四时期提出的命题有所背离，但实际却是在承认、吸收原命题的合理性前提下（例如承认现代文学语言必须以“白话文”为基础），对其有所补充（强调要同时吸收文言文的有用部分）与发展。既要坚持、保留，又要背离、补充、发展，作为一个理论原则是清楚而明确的；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布满了“陷井”，“歧路”，需要谨慎行事，偶有失误也是在所难免；作为后来者应体谅前驱者的种种苦衷，简单化的“批判”、“否定”固然痛快，却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对周作人的上述探索恐亦应作如是观。——自然，这也是“题外话”。 ①②周作人：《看云集·〈枣〉和〈桥〉的序》 ③周作人：《看云集·〈枣〉和〈桥〉的序》、《看云集·志摩纪念》。 ④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 ⑤参看本书第六章14节的有关介绍。 ⑥周作人：《苦竹杂记·后记》 细心的读者不难注意到，周作人在总结五四以来的文体建设的历史经验时，特别重视废名与俞平伯的试验。他在给废名的《枣》和《桥》作的序里，就特意点明：“废名君的著作在现代zhongguonovelxiaoshuo界有他独特的价值者，其第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从近来文体的变迁上着眼看去，更觉得有意义”。而如前所述，废名、俞平伯（尤其是废名）与周作人之间是存在着深刻的精神与文学的联系的。这一时期周作人几乎为废名、俞平伯的每一本著作都写有“序”，废名也写有《周作人散文钞序》、《所藏苦雨斋尺牍跋》、俞平伯《古槐梦遇小引》，以及《知堂先生》、《关于派别》等文章。这些序跋文章，既是周作人师生之间创作上的互相切磋，又可以看作是对一种文学创作潮流、风格的自觉提倡。这是明末散文小品的“复兴”①，“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彻的智理，调合成功的一种人生观”②，同时追求“文词，气味的雅致”③，“文体之简洁或奇辟、生辣”④，或“渐近自然”⑤。正是在这样的自觉的理论提倡与实践中，周作人和他的弟子俞平伯、废名等在30年代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着独特个性的流派，这是标志着作为散文艺术家的周作人的真正成熟的，因此它必然为评论家们所注目。1933年阿英在他的《俞平伯》一文中指出：“周作人的小品文，在zhongguo新文学运动中，是形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流派。这流派的形成，不是由于作品形式上的冲淡和平的一致性，而是思想上的一个倾向”，“在新旧两势力对立到尖锐的时候，就是正式冲突的时候，有一些人，不得不退而追寻另一条安全的路”，这正“是周作人一派的小品文获得存在的基本的道理”。阿英着意强调社会的原因，而忽略文体本身的一致性，这自然是表现了左翼批评家的一种偏颇。但阿英对社会历史zhengzhi因素的重视，也使他的某些观察别具一种眼力。例如他对周作人与俞平伯的不同处的观察就是如此：“周作人与俞平伯的小品，虽是对黑暗之力的逃避，但（对周作人）这逃避是不得已的，不是他所甘心的，所以在他的文字中，无论怎样，还处处可以找到他对黑暗的现实的各种各样的抗议的心情”，“周作人的倾向，更是说明奋斗的无力，俞平伯的倾向，则是根本不要奋斗”。阿英对俞平伯的否定可能有些偏颇，但他对周作人的分析却是知人知文之论。周作人自己就做过类似的比较，他曾谈到与俞平伯的一次谈话：“讲到现在zhongguo情形之危险，……平伯听了微笑对我说，他觉得我对于zhongguo有些事情似乎比他还要热心，虽然年纪比他大。这个理由他想大约是因为我对于有些派从前有点认识，有过期待。他这话说得很好，仔细想想也说得很对。自辛丑以来在外游荡，我所见所知的人上下左右总计起来，大约也颇不少。因知道而期待，而责备，这是一条路线。但是，也可因知道而不期待，而不责备。这是别一条路线。我走的却是那第一路，不肯消极，不肯逃避，不肯心死”⑥。发生在周作人与俞平伯（以及废名）之间的学生比先生消极得更彻底的现象，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周作人这一代人，作为“历史的开创者”，他们自然比“继承者”的一代，具有更强的历史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甚至成为这一代人的一个标志。即使如周作人者一再努力从中挣脱出来，却事实上做不到。这就是说，周作人要陷入“出世”与“入世”这一zhongguo知识分子古老的，几乎永恒的矛盾中，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矛盾贯串于周作人30年代生活的始终，在以后几年里，还有进一步的发展，这里就不说了吧。 ①周作人：《泽泻集·〈陶庵梦忆〉序》 ②周作人：《杂绊儿之二序》 ③周作人：《杂绊儿之二序》 ④周作人：《看云集·〈枣〉和〈桥〉序》 ⑤废名：《知堂先生》 ⑥周作人：《苦茶随笔·后记》 可以说的，倒是这类“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对于周作人创作的影响。 这里有一个“写猫”的故事，讲起来是颇有趣味的。1932年11月15日周作人在给俞平伯信中，首次透露：“此外还想写一篇关于猫的小文，搁在心上已久，尚未能下笔，实因还未想熟（有如煮熟也）”。半个月后（1932.12.1）在致俞平伯信中，又报告“难产”消息：“虽胸中尚有一‘猫’，盖非至1933年未必下笔矣”。然而到了1933年2月25日，还是写给俞平伯的信中，周作人仍然报告：“一年前所说的猫亦尚任其在尾上乱叫，不克提到纸上来也”，原因是虽“颇有志于写小文，乃有暇而无闲，终不能就”，“世事愈恶，愈写不进文中去（或反面走往闲适一路），于今颇觉得旧诗人作中少见乱离之迹亦是难也”。实际上，在前一天（2月24日）周作人给俞平伯的信中已经发出“寄寓燕山，大有釜底游魂之概，但天下何处非釜乎。”的感慨了。不能忘怀于艰难的时事，周作人自然写不出关于猫的闲适小品。这只“猫”竟是如此之难产，孕育五年之久，终于“出世”时，虽然行文多有曲折，但矛盾所向已是十分清晰：“欧洲的巫术案，zhongguo的文字狱思想狱，都是我所怕却也就常还想（既然想了自然又怕）的东西，往往互相牵引连带着，这几乎成了我精神上的压迫之一”①，这就远非闲适，很有几分锋芒了——周作人毕竟无法逃避现实，更无法在现实的黑暗面前完全闭上眼睛。 ①《秉烛谈·赋得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