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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骆驼草》 1930年5月12日，一份印得十分精致的小型周刊送到读者面前——这是周作人主持下的《骆驼草》。据《骆驼草》实际编辑者之一冯至回忆，刊物是由废名提议，和他共同筹办的。但实际上在废名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周作人，《骆驼草》的出版是有着更为久远的背景的。早在1924年初，周作人即与他的好友张凤举、徐祖正筹办“纯文艺的杂志”，取名为《骆驼》①，但因种种原因，迟至1926年6月才出版了一期；但周、张、徐诸人及朋友圈里的人仍戏称“驼群同人”，时有聚会②。刘半农还写过《骆驼颂》一诗刊登在《语丝》118期上；诗云：“祝颂你保持着你雍容的气度，忍受一切人们的侮辱与诅咒；祝颂你永远的慢拖慢拖的向前走，背上永远担负很重的担子”。周作人们以“骆驼”自居，实际上是在提倡一种“雍容”、“坚忍”的文化精神；周作人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说：“现今盛行的各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新运动，大都充满着轻躁、浮薄与虚假，这正是坚忍相反的病，也只有相反的坚忍的一味苦药才能医得他好”。这浮躁之气大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有的痼疾；而在30年代初的幻灭时期，当人们进行着艰难的选择，一时找不到出路，无头苍蝇般四处乱撞、碰壁时，浮躁气更是有增无减。周作人的“驼群”们恰于此时重理旧议，创办《骆驼草》，大概也有在浮躁的文坛上吹进一股坚忍的清风的意思吧。对于周作人个人，似乎标志着他短暂的困惑与犹豫已经结束：他要开始自己的“伟大的捕风”了。 ①1924.3.14周作人日记：“交骆驼稿与凤举”，这是最早的文字记录。周作人所交稿应是蔼理斯《论左拉》译文。1924.6.18日记：“五时至公园水榭，由骆驼社会宴，共25人，7时返”，次日《晨报副刊》报道了此事，并称“骆驼社的基干是周作人、张凤举、徐祖正三君”。 ②1925.11.3周作人日记：“上午驼群同人来聚会共12人，……为若子补作生日（因去年未举行）”。 这回的阵容也是可观的：老“驼群”周作人、徐祖正之外，还增添了新力量：俞平伯、废名、冯至、梁遇春等；其中俞平伯、废名与周作人私人关系尤为密切。俞平伯是因为新诗问题的讨论早在1922年就认识的①，以后周作人在燕京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俞平伯也在那里任讲师，有过一段愉快的合作。废名最早与周作人通信是在1921年11月；1922年废名考入北大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直到1929年毕业，一直是周作人的学生。俞平伯、废名（以及梁遇春）都是《语丝》的主要撰稿人，师生间又有了深厚的文字之交。清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以后，周作人蛰居苦雨斋时，如前所述，经常造访的，钱玄同之外，就是俞平伯；不久废名也因食住无着而搬进了八道湾，与周作人朝夕共处。他们之间很快就成了忘年交；周作人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弟子”②。他们师生之间这一时期的书信往来，后来集有《周作人书信》一书。这样，以周作人所住八道湾苦雨斋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文艺圈子；《骆驼草》即是他们的主要阵地。 ①1922年俞平伯有《诗》创刊号上发表《诗的进化还原论》，周作人写了《诗的效用》一文提出不同意见。 ②1934.8.周作人访日期间，接见日本记者井上红梅时，谈及自己“在文坛上露头角的得意门生”，首先举出的就是俞平伯、废名，还有一位是周作人在燕京大学教书时的学生冰心。 由于周作人在20年代的广泛影响，《骆驼草》的出版，自然是引人注目的。仿佛有意要让人失望，《发刊词》开口就说：“我们开张这个刊物，倒也没有什么新的旗鼓可以整得起来，反正一晌都是有闲之暇，多少做点事儿”；接着又宣言“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骨董，都是料不到的，笑ma由你笑ma，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这里首先表现了一种强烈的自由zhuyi的独立倾向。这正是这一时期周作人的“中心思想”。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现在的趋势似乎是不归墨，则归列，无论谁是革命，谁是不革命，总之是正宗与专制姘合的办法，与神圣裁判官一鼻孔出气的，但是这总是与文明相远”①。而他恰恰要在“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的二元对立之外（在周作人看来，这种二元对立背后透出极浓的专制气，是从根本上反文明的）寻找一种新的“自由”与“独立”。而“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之类宣言，完全是对现实（“gguuoojiia”）的怀疑与否定，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zhuyi的怀疑与否定，再进一步，则是对五四时代的理想与信仰的怀疑与否定。——所有这一切，在今天的驼群们看来，统属“无谓之求”与“无益之事”。周作人并不讳言这一点；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中，不断地申说他对五四时代的反省。在五四时期的译作《空大鼓·序》里，他说：“单纯的信仰在个人或是幸福，但我觉得明净的观照更有兴趣。人生社会真是太复杂了，如实地观察过去，虽然是身入地府，毕生无有出路，也似乎比一心念着安养乐邦以至得度更有一点意思”。在为五四时期的论文集《艺术与生活》所写的序里，周作人更明白地表示，“我本来是无信仰的，不过，以前还凭了少年的客气，有时候要高谈阔论地讲话，亦无非是自骗自罢了。这几年来却有了进步，知道自己的真相，由信仰而归于怀疑，这是我的‘转变方向’了”。这种怀疑的无信仰zhuyi成了后期周作人的另一个中心思想；他在以后所写的文章里，有过更明确的表述：“不佞是少信的人，在现今信仰的时代有点不大抓得住时代，未免不很合式”②，“我不是非宗教者，但实是一个无宗教者。……（我很难）做某一家的忠实的信徒。对于一切东西，凡是我所能懂的，无论何种zhuyi理想信仰以至迷信，我都想也大抵能领取其若干部分，但难以全部接受，因为总有其一部分与我的私见相左”③。对任何一家思想体系都持怀疑态度，与兼收并蓄，吸取各家之长，这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构成了周作人后期思想上一个基本特点，在以后还有进一步的发展，《骆驼草》时期不过是初显端倪而已。就在1930年9月，周作人收到曹聚仁的一封信。在信中，曹聚仁表示：“我自以为是先生的信从者。……在消极的意义，有些近于虚无zhuyi，在积极的意义，有些近于新自由zhuyi”，并且说自己“怀疑而且否定一切，无所崇信，也无一些热忱”等等④。曹聚仁尽管与周作人尚是初交，但他却相当确准地抓住了周作人思想的本质与特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他这里所说的怀疑zhuyi的虚无zhuyi与新自由zhuyi，就可以看作是对30年代周作人思想的基本概括。 ①周作人：《永日集·关于妖术》 ②周作人：《秉烛后谈·自己所能做的》 ③周作人：《苦茶随笔·重刊袁中郎集·序》 ④信载《鲁迅研究资料》10期。 在周作人宣布“转变方向”以后，紧接着就说：“我并不倚老卖老地消极，我还是很虚心地想多知道一点事情，无论这是关于生活或艺术以至微末到如‘河水鬼’这类东西。我现在没有什么要宣传，我只要听要知道”③。周作人作为“样板”的，就是发表于《骆驼草》创刊号上的《水里的东西》。 ③周作人：《艺术与生活·自序》 这是一篇有关民俗学的散文，讲的是家乡传说中的“河水鬼”的故事—— ……河水鬼的样子也很有点爱娇。普通的鬼保存它死时的形状，比如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伤鬼之一定大声喊阿唷，被shaa者之必用一只手提了它自己的六斤四两的头之类，唯独河水鬼则不然，无论老的小的村的俊的，一掉到水里就都变成一个样子，据说是身体矮小，很象是一个小孩子，平常三五成群，在岸上柳树下“顿铜钱”，正如街头的野孩子一样，一被惊动便跳下水去，有如一群青蛙，只有这个不同，青蛙跳时“不东”的有水响，有波纹，它们没有。为什么老年的河水鬼也喜欢摊钱之戏呢？这个，乡下懂事的长辈没有说明给我听过，我也没有本领自己去找个说明。 这里的文字，真象是水浸润过似的，明净之下又蕴含着温厚的情趣；周作人曾评森鸥外与夏目漱石的文章“清淡而腴润”①，如用以自评，是再合适不过的。通常是狰狞的鬼，到了周作人的笔下，为什么却只会引出“温熙的微笑”呢？且看周作人如何“篇末显其旨”：“人家要怀疑，即使如何有闲，何至于谈到河水鬼去呢？是的，河水鬼大可不谈，但是河水鬼的信仰以及有这信仰的人却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平常只会梦想，所见的或是堂<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天<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堂，或是地狱，但总不大愿意来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看这上边有些什么人，是怎么想，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是这一角落的明灯，……我愿意使河水鬼来做个先锋，引起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之兴趣”。原来周作人谈“鬼”是为了说“人”，他笔下的“鬼趣”实则更是“人情”：平凡，普通，没有任何“光环”，也就没有任何外在掩饰与束缚，因而也是更自然的“人”，才是周作人关注的中心——周作人仍然继续着五四开始的“人的研究”；但已不带任何“启蒙”的目的与动机，带有更强烈的“个人兴趣”的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彩，任意写来，别有一番轻快与洒脱。 ①周作人：《谈龙集·森鸥外博士》 再看他的《草木虫鱼之三·两株树》里的文字—— 我承认白杨种在墟墓间的确很好看，然而种在斋前 又何尝不好，它那瑟瑟的响声第一有意思。我在前面的院子里种了一棵，每逢夏秋有客来斋夜读的时候，忽闻淅沥声，多疑是下雨，推户出视，这是别种树所没有的佳处。 这里，一变传统白杨意象里的悲凉之气，却充溢着寒斋夜话亲切而闲适的雅趣。 还有也是发表在《骆驼草》上的《村里的戏班子》—— ……破锣又哐哐地开始敲打起来，加上了斗鼓的格答格答的声响，仿佛表示要有重要的事件出现了。忽然从后台唱起‘呀’的一声，一位穿黄袍，手拿象鼻dao的人站在台口，台下起了喊声，似乎以小孩的呼笑为多： ‘弯老，猪头多少钱一斤？……’ ‘阿九阿九，桥头吊酒，……’ 我认识这是桥头卖猪肉的阿九。他拿了象鼻dao在台上摆出好些架势，把眼睛轮来轮去的，可是在小孩们看了似乎很是好玩，呼号得更起劲了，其中夹着一两个大人的声音道： ‘阿九，多卖点力气’。 一个穿白袍的撅着一枝两头gunqi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qi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qiang奔出来，和阿九遇见就打，大家知道这是打更的长明，不过谁也和他不打招呼。 尽管已是中年人对童年生活的盼顾，却无半点沧桑之感，干枯的心田已为儿童与村民的无邪与天真灌满，于是有了难得的忘情的笑声溢出纸面……。 读这个时期的散文，可以感到，周作人精神的痛苦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抚慰，他开始平静下来①；因此，他在将这些散文搜集成册时，引用了王维的诗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并以《看云集》命名。周作人于1931年1月30中梦中得一诗云：“偃息禅堂中，沐浴禅堂外，动止虽有殊，心闲故无碍”②。周作人又说：“做诗使人发热，写散文稍为保养精神之道”③；这正可以与“心闲故无碍”互为补充：也许正因为是“心闲”，周作人的散文也达到了“无碍”即废名所说“不隔”的境界。周作人晚年重读《看云集》里的文章，仍认为“颇佳”，“垂老而自夸”，虽云“可笑”，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④。 ①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周作人的生活方式也彻底“闲适”化了。阿英曾根据《周作人书信》提供的线索，作了这样的描述：“读古书，看花，生病，问病，……闲游，闲卧，闲适，约人闲谈，写楹联，买书，考古，印古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古香的信封信笺，刻印章，说印泥，说梦，宴会，延僧诵经，搜集邮票，刻木板书，坐萧萧南窗下……”（阿英：《周作人书信》）。 ②周作人《致废名书》（1931.2.5） ③周作人《致废名书》（1931.7.30） ④见周作人1964.1.28日记。 1931年初，周作人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弟近来颇觉得韬晦之佳”②，一语道破了他的内心。但他的苦衷似乎并不能为世人所理解。《骆驼草》1930年5月出世，6月份就有左翼作家在《新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讥讽《骆驼草》撰稿人都是“落伍”者。以后又有人点名宣布周作人“命定地趋于死亡的没落”。据说这些文章曾引起聚集在周作人家里的驼群的极大愤怒。俞平伯后来写有《又是没落》一文登在《骆驼草》上，在反唇相讥以后，慨然宣布：“作家喜欢被人赞，没有例外，可是若把创作的重心完全放在读者身上，而把刹那间自己的实感丢开，这很不妥。我这么想，并世上有几个人了解我，就很不少了。有一个人了解我，也就够了。甚至于戏台里喝倒彩也没甚要紧。创作欲是自足的，无求于外，虽然愈扩大则愈有趣”。 ②周作人致汪馥泉书（1931.2.11），收孔另境编：《现代zhongguo作家书信》。 周作人在1929年2月8日写给江绍原的信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我觉得现在各事无可批评，有理说不清，我们只可‘闭门读书’，做一点学艺上的工作，此不佞民国十八年的新觉悟也。我觉得现在世界上是反动时代的起头，低文化的各国多趋于专制，zhongguo恐亦难免，且封建思想更深且重，所以社会现象亦更不佳，既无反抗之志与力，遂想稍取隐逸态度为宜”（据手稿复印件）。 周作人对于这些来自左翼青年的攻击没有作答；大概是因为他的弟子已经代言了吧。但由此而产生的阴影却一直没有消散……①。 ①1930年12月20日夜，周作人给俞平伯的信中，谈到他作过两个梦，多少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压抑感：“19年12月某日梦，大约七八岁，不知因何事不惬意而大哭，大人都不理，因思如哭得更厉害当必有人理我，乃益大声哭，则惊醒矣”，“12月19日梦，行路见一丐luoti而长一尾如狗，随行强乞，甚厌之，叱之不去，乃呼警察而无应者，有尾之丐则大声为代叫警察，不觉大狼狈而醒”。（周作人信收《周作人书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