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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本店”的开张与关门 鲁迅逝世以后，许广平翻出了鲁迅未发表的一篇文稿《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这是针对周作人《弃文就武》一文写的；这就引起了人们对周作人写于1934年12月的这篇文章的注意。周作人的文章表现了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一种十分矛盾的心境：一方面深感“文人”之无用，“明季的情形已经够象了，何必多扮一个几社复社人去凑热闹”，另一面，对战争前途却又没有信心。周作人以自己进过水师学堂的经验，深知海军的重要，“据我妄想，假如两国相争，到那一国的海军歼灭了，敌舰可以来靠岸的时候，似乎该是讲和了罢？”而“zhongguo甲午以来，至于甲戌这40年间便一直只保有讲和状态的海军”，“现今要开始战争，如是可能，那是否近于奇迹？”zhongguo的前途何在？zhongguo知识分子应作何选择？这些问题再一次提到包括周作人在内的知识分子面前。鲁迅说：“这可分明的显出了‘为文学而文学’者后来一定要走的道路来”。在中日战争迫在眉睫的形势下，周作人究竟要“走”向那里呢？ 应该说，中日的交战，把视日本为第二故乡，又与日本有着亲戚之谊的周作人，置于相当困难的境地。尽管如此，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周作人仍在应北京大学学生会之邀所作《关于征兵》的讲演里，站在民族zhuyi立场上，力主“修武备”，“用强力来对付”日本的侵略，并要求追究“无抵抗”，而“失地”的责任，态度相当激昂。1933年3月4日写给俞平伯的信中，他也对国民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zheengffuu将华北拱手让与日本，表示微讽之意：“世界日报载北大将迁汴，闻之欣然。吾侪教书匠亦居然得到列于古物之次而南渡，此非大可喜事乎。不但此也，照此推论下去，大抵幽燕沦陷已属定命，而华夷之界当在河—-不，非当也，乃是决定的必在河哉，古人所谓天堑者当指此耳”。在同年10月所写的《颜氏学记》里，周作人仍在严厉谴责“现时日本之外则不惜与世界为敌，欲吞噬亚东，内则敢于破坏国法，欲用暴烈手段建立法西斯政权”。但当周作人1934年底写《弃文就武》时，他似乎冷静下来，开始考虑一个在他看来是更为实际的问题：zhongguo“武备”究竟如何？具不具备与日本开战的条件？而他对此是持悲观态度的。据郑振铎回忆，他离开北平前，和周作人一次谈话中，周作人对他说：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①这几乎是重复了《弃文就武》里的分析。正是从这样的“军事失败zhuyi”的估计出发，周作人认为，有必要对中日关系及其出路，从另一个角度，即非军事的角度，进行别一番考察，作出另一种选择。——而当时周作人所能做的，只有文化的考察与选择。 ①郑振铎：《惜周作人》 周作人的“日本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张的。1935年1月，周作人先写《关于日本语》一文，发了一番感慨：甲午战争以来，四十年中日间“总还不能引起知己知彼的决心”。这实际上是试探性地造点舆论。以同年5月发表《日本管窥》为开端，周作人就引人注目地开始了对日本文化与民族性的研究。他重引了在1920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zhongguo并不曾有真的亲日派，因为zhongguo人还没有人理解日本国民的真的光荣”，并作了这样的发挥：所谓亲日应是“爱日本者，也可以说是日本之友”，“只因相知遂生情意”；周作人显然以理解日本国民及文化的“亲日派”自居，这在“亲日即亲敌”的当时是极引人注目的。周作人同时又说：“zhongguo对于日本文化的理解有很好的‘因’……可是‘缘’却不好，这多少年来zhengzhi上的冲突，成了文化接触的极大障害”，于是他要求人们抛却“zhengzhi上的冲突”，专谈“文化接触”①。在另一篇文章里，周作人还提出：“一个民族的代表可以有两种，一是zhengzhi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一是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他认为“我们只能分别观之，不当轻易根据其一以抹shaa其二”，既不能因喜爱日本文明而回护其丑恶面，也不能“因为憎恶暴力的关系”而“以为日本无文化”，并且说，“假若要找出这民族的代表来问问他们的悲欢苦乐，则还该到小胡同大杂院去找”②。——这些话都说得很有道理，在当时大多数国民为仇日情绪所支配的情形下，能这样继续保持清醒的理性态度，同样殊为不易③。但他接着劝告人们：把日本军国zhuyi的“英雄”“搁在一旁”，而专去体味与同情“同为人类为东洋人的悲哀”④，甚至要到日本武士道中去发现“武士之情”，“看看在互相残shaa的当中还有一点人情的发露”⑤，这就“过了线”，显得过份的理智、冷静，过份的天真了。周作人似乎忘记了日本军国zhuyi的“英雄”已经兵临城下，把他们“武士道”的刺dao架在zhongguo人民脖子上这一血淋淋的现实。因此，当“侵略”与“被侵略”的zhengzhi、军事、经济冲突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主要事实时，周作人要以“纯文化”的观点去考察中日关系，从逻辑起点上就走向了迷误。——尽管他考察的动机可能是真诚的，得出的结论，如上所说，也有局部的合理性。 ①周作人：《风雨谈·日本管窥（三）》 ②周作人：《瓜豆集·谈日本文化书（其二）》 ③鲁迅在同时期所写的《从孩子照相说起》里，以更加明确的语言指出，即使是日本这样的“仇敌”，对于他的zhongguo所无的真正优点，“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鲁迅同时又特地声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zhuyi者的指使，要诱zhongguo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周氏兄弟在非理性的“爱国zhuyi”情绪笼罩下，都保持了清醒的理性精神，这是值得重视的。 ④周作人：《瓜豆集·谈日本文化书（其二）》 ⑤周作人：《风雨谈·日本管窥之三》 周作人按照他的“文化决定论”的逻辑，又得出了如下结论：“zhongguo与日本现在是立于敌国的地位，但如离开现时的关系，而论永久的性质，则两者都是生来就和西洋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①。问题是：“现时的（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能“离开”吗？周作人在“仔细思量”“现在日本‘非常时’的行动”（周作人甚至避免用“侵略”这个词！）以后，仍然明确地指出，“日本与zhongguo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②。周作人如此顽强地坚持中日文化的共通性，自然是基于他对中日文化的长期考察与研究，并且是从“人类文化”的角度出发的，但他仍然犯了一个“忘记了现实”的错误：他甚至试图不与日本军国zhuyi“英雄”所鼓吹的“东亚共荣圈”、“中日同文同种”论划清界限，而且也不顾及自己十多年前说过的多少具有现实感的话：“中日共存的理论是对的，不过他的前提是先要zhongguo有排日的决心与毅力；没有这个，共存就是合并”③，“日本天天大叫‘日支共荣共存’，其实即是侵略的代名词”④。 ①周作人：《瓜豆集·怀东京》 ②周作人：《苦竹杂记·日本的衣食住》 ③周作人：《排日》，载1926.3.16《京报副刊》。 ④周作人：《谈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集·排日平议》 周作人当然也有他的矛盾与困惑。尽管他仍然醉心于日本的人情美与爱洁净，但他事实上并不能否认日本侵略军在zhongguo所作所为的丑恶与肮脏。于是，他以一个天真的学者的口吻问道：“日本人尽有他的好处，对于zhongguo却总不拿什么出来，所有只是恶意，而且又是出乎情理的离奇。这是为什么呢”①？他仍然只准备从文化上去寻找原因；他于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日本文化“以zhongguo及西洋文化为根本”，“这种文化的债务在当时虽很是欣慰，后来也会渐渐觉得是一种迫压，特别是自己站得起了，而债主已是落魄的时候”，“无意识的感着屈辱，想乱暴的反抗一下”，这就出现了目前“反zhongguo文化”与“反西洋文化”的“反动局面”②。另一面则是日本民族中的“宗教信仰，往往感情超过理智，蛮不讲理，有时离奇狂暴近于发疯”③。不可否认，作为全民卷入侵略战争的日本民族文化心理分析，周作人的见解也不无道理；特别他能够努力地“理解”一个敌对国的民族文化心理，这也不失为一种难能可贵的“理智”。但当他试图以此来说明中日冲突的缘由，就成了为日本军国zhuyi“英雄”开脱了，尽管他未必自觉于此。甚至我们可以说，周作人在“管窥”日本文化时，主观上是试图超越zhengzhi的，十年前，他在写《排日评议》时，早就宣布过，“我希望学问艺术的研究是应该超越zhengzhi的”，但是，日本军国zhuyi侵略zhongguo这一最严峻的“zhengzhi现实”却又是周作人根本回避不了的。结果是，他主观上越想脱离（超越）zhengzhi，他的以“唯文化至上zhuyi”为特征的“日本店”在客观上，事实上，却是与日本军国zhuyi的肮脏的zhengzhi战车越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他最后与日本军方“合作”的理论根据。这对周作人这类自由zhuyi知识分子的“超越zhengzhi”论是一个不可解的矛盾，是最大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大嘲弄。 ①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日本管窥之四》 ②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日本管窥之四》 ③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日本管窥之四》 当周作人进一步讨论“战”与“和”的问题，他要热衷于为秦桧翻案，就是必然的了。1935年3月，周作人在《岳飞与秦桧》一文中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后又在《关于英雄崇拜》与《再谈油炸鬼》等文中作了进一步的讨论。周作人引录朱熹《语类》卷三十一及王侃《衡言》卷一的观点，说明“南宋之恢复无望殆系事实”，“当日之势岌乎，不能不和，战则不但不能抵黄龙府，并偏安之局亦不可得”；且秦桧另有大志，即已看出“虏人有厌兵志”，故力主和，以在“和”中图自强，“后当逆夷之乱，一扫而复中原”。周作人进而批判他所说的zhongguo国民性的弱点：“zhongguo往往大家都知道非和不可，等到和了，大家从避难回来，却热烈地崇拜主战者，称岳飞而骂秦桧，称翁同龢、刘永福而痛骂李鸿章，旨是也”。周作人的结论是：“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zhengzhi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周作人在这里又遇到了前述矛盾：作为一个纯学理问题，周作人的观点至少可以作为“一家之言”，我们确实不能不加区别、分析地否定“主和”论，不能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主战”都比“主和”好，对秦桧的历史评价也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作为一个现实zhengzhi问题，周作人的“主和”论是建筑在“zhongguo必败论”基础上的，它成为周作人最终与日本军方合作的最重要的动力。周作人早在1935年7月6日致梁实秋私人信件中即已明确提出了“和日和共”的主张；那么，上述“zhengzhi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云云，既是给自己打气，也是在试探与制造舆论吧？ 周作人对于所谓当时在报纸上喧嚣一时的“气节论”的批评，是曾经得到鲁迅支持的。早在1933年10月所写的《颜氏学记》里，周作人就谈判，“（颜子推）严重地责备偏重气节而轻于事功的陋习，我觉得别有意义”；他认为不能抽象地无原则地肯定“气节”，要看“事功”，即实际的行为与效果。在1935年所写的《关于英雄崇拜》里，你对风行一时的史可法，文天祥气节“崇拜”提出异议：“我们对于他应当表示钦敬，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去学他，也不能算是我们的模范”，第一，“我们要有气节，须得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那未免牺牲得太大了”，“第二，这种死于gguuoojiia社会别无益处”；他的结论是：“徒有气节而无事功，有时亦足以误国殃民，不可不知也”①。鲁迅在这一时期也发表过类似的意见，②在与《救亡时报》记者陆诒的谈话中即提醒人们“所谓民族解放战争，在战略的运用上讲，有岳飞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确的，最现代的”。周作人、鲁迅对于无原则吹捧“气节”的批判，是针对当时一些人只口头上高喊“气节”、“民气”，而不注重抗战的实际准备的倾向的，那是一种“唯道德论”的新国粹zhuyi和“左”倾空谈掩盖下的消极抗战论。他们的批判不仅切中时弊，而且是深刻的。 ①《关于英雄崇拜》文收《苦茶随笔》 ②参看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寻开心”》 后来周作人又进一步大肆鼓吹“隐忍哲学”。他不仅在1934年8月访日期间，把杜牧“忍过事堪喜”一句烧在特地购制的小花瓶里，而且专门写了《杜牧之句》一文，旁征博引，既有儒家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又有道家的“安莫安于忍辱”，如此等等，无非是一个意思：为了“谋事功”、“图大谋”，可以不顾“气节”而“忍辱负重”。抽象地说，这也似乎“言之成理”；但放到1934年至1937年zhongguo现实zhengzhi及中日现实关系的背景下看，又使人不能不怀疑，周作人是在用这类“似是而非”的“理论”，努力地说服自己，也努力地说服别人，说穿了，就是既“自欺”，又“欺人”。——莫非他对自己几年后的“投敌”已经有所自觉或预感？ 到1937年上半年，华北形势日益紧张，北京城的陷落已是早晚的事；“走”与“不走”，成了北京学界议论的中心。周作人在这年6月写了一篇《桑下谈·序》。他先说“儒家入道者则应运顺化，却反多流连景光之情耳”，又引用“乐行不如苦住”的佛经语，表示要将“苦茶庵”改为“苦住庵”，并且重申：“不佞乃是少信者，既无耶和华的天国，也没有阿弥陀佛的净土，……那么只好住了下来；别无乐行的大志愿。”他对zhongguo现有zhengzhi势力都持不相信态度，既不愿南下随国民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也不肯北上跟communistgcd走，于是只有住下来“反正在zhongguo旅行也是很辛苦的，何必更去多寻苦吃呢”。文章重引了“忍过事堪喜”的杜牧句，并说“我不是尊奉他作格言，我是赏识他的境界”——苦雨、苦茶，现又苦住，又内含“忍”后之“喜”：周作人大概真的是预感着什么了。 不到一个星期，1937年6月16日，周作人写完了《日本管窥之四》，最后说：“日本文化可谈，而日本国民性终于是谜似的不可懂，则许多切实的问题便无可谈，文化亦只清谈而已”，并声明：“就此结束管窥，正是十分适宜”，开张没有几年的“日本店”终于关了门。 这时距离日本侵略军炮轰芦沟桥，只有20多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