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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人的悲哀 对于周作人，1928年（或者还有1929年），是最寂寞，也最“没劲儿”的年月。他不断地向朋友们发出抱怨—— 前月中旬，忽又患“回归热”，……除看书消遣外，不能作一事①。 ①周作人：1928.5.28《致钟敬文书》，载《民俗》周刊13.14期合刊。 这一年里苦雨斋夜话的人只有疑古玄同与俞平伯二君，……苦雨斋便也萧寂得同古寺一般②。 ②周作人：1928.7.1《致章衣萍书》，载《语丝》4卷29号。 长雨殊闷人，院子里造了一个积水潭，不愁平地水高一尺了。但毕竟还是苦雨，不过是非物质的罢了，想兄亦有同感③。 ③周作人：1928.8.12《致俞平伯书》，收《周作人书信》。 近来苦于无闲思索，而且下笔板滞，甚不自满意，见人家挥洒自如，十分妒羡，有如武童生才举得起石墩，看在马上挥舞百六十斤大dao的壮士，能不汗颜邪④。 ④周作人：1928.8.12《致俞平伯书》，收《周作人书信》。 仆近来大懒散，虽自知或者于道更近，唯久不写文字，文人积习，终不自慊耳⑤。 ⑤周作人：1929.10.13《致废名书》，收《周作人书信》。 一直到1930年，周作人已经开始从情绪的低谷中走出，回顾过去时，仍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近六、七年在北京，觉得世故渐深，将成“明哲”，1929年几乎全不把笔，即以前所作亦多暮气，偶尔重读，不禁怃然……①。 ①周作人：1930.2.1《致胡适书》，收《胡适来往书信选》。 “几乎全不把笔”，对于周作人，这是再严重不过的事：周作人不仅看书成癖，而且以写作作为生命存在方式，停笔不写，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思想，以至生命的停滞。 为疾病所累，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正如周作人自己所说，苦，更是“非物质”的。两年来，外界所发生的一切，不断地刺激着周作人的神经，使他一再地重复着一个“感觉”：历史发生了可怕的循环。仿佛他不是生活在“革命胜利”后的1928年，而是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反动时代，甚至是更早的“以前的以前”—— 正月，正值戊辰新年，北京市民依然按年复一年的旧例，大放其爆竹，仿佛一切——张勋复辟，皖直、奉直的战仗，以及刚刚发生的清党，都不曾有过。三·一八惨案三周年，自然不会有人再提起；只有周作人默默地写着《“三一八”的死者》这样的小文，感慨着：“三一八的死者恐怕终于是白死了”。周作人更从zhongguo百姓“思想不发生一点变动”，“穷时承认该被打屁股”，“达时”必“打人屁股”，想到“朱元璋以乞食僧升为皇帝，为暴君之一”，以此“例今”，那么，从“五四”起喊了多年的“民众zhengzhi”，最终“还就是资产阶级zhuanzheng，革命文学亦无异于无聊文学的应制”，这样的“循环”又何时了结呢？②…… ②周作人：《永日集·爆竹》 二月，新到的杂志上刊登一条消息，说上海老百姓称“女学生”为“女革命”。而这年头，“革命”即有“shaa头罪”。周作人立刻联想起自己曾写过一篇文章，说及在孙联帅（传芳）治下的上海老百姓是“称剪发女子为女革命”的。那么，今日在“革命zheengffuu”治下的老百姓比孙联帅时代的“顺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于是，又产生一个问题：其实现在的“官革命”有些又“何尝不都是段、章、张、孙时代的顺官乎”？①…… ①周作人：《永日集·女革命》 六月，张作霖放弃北京，退出关外；阎锡山军队进占北京，南京zheengffuu宣布“统一告成”，并将北京改称北平。周作人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北京现已挂了青天白日旗了，但一切还都是以前的样子，什么都没有变革。有人问，不知究竟是北京的革命化呢，还是革命的北京化呢”②？在另一封信里，他又写道：“北京变也变得不少了，……拥护五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旗者改成拥护青天白日的要人，老gguuoojiiazhuyi者早钻进首都里面去了，……所苦的只是我辈。我……反对过拥护五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旗，到了现在翻了一个转身，拥护五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旗的成了真实同志，那么反对拥护五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旗的岂不也就翻过来成为反革命了么？我觉得似乎我辈的病根在于不善变，圣人有言，‘穷则变，变则通’，所以我辈只落得一辈子的穷罢了”③。——这令人目瞪口呆的“变”与“不变”，这“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革命……”的“革命”循环闹剧，将演到何时呢？…… ②周作人：《北京通信——致川岛》，载《语丝》4卷28期。 ③周作人：《北京通信——致衣萍》，载《语丝》4卷29期。 九月，周作人突然觉得自己还是生活在明代，自己不过是明代“复社”里的一个人，“世上如没有还魂夺舍的事，我 想投胎总是真的，假如有人要演崇弘时代的戏，不必请戏子去扮，许多脚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都可以从社会里去请来，叫他们自己演”。他于是写《历史》一文：“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他能揭去我们眼上的鳞，虽然也使我们希望千百年后的将来会有进步。但同时将千百年前的黑影投在现在上面，使人对于死鬼之力不住地感到威吓。我读了zhongguo历史，对于zhongguo民族和我自己失去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僵尸，僵尸！’我完全同感于阿尔文夫人的话……”。 几天以后，周作人在报纸上又看到一条消息：据说广东自黄节任教育厅长后，公开“禁止男女共学及女生剪发，厉行复古”。黄节是周作人所熟知的，原是“卯字号的名人”，他登台后“厉行复古”原是意料中事；周作人却由此浮想联翩：“zhongguo旧式读书人的头脑始终不能超出封建思想以外，这是一切的病根。然而17年来封建思想，正是中华民国的国是，就是在‘国徽全改’的今日亦然，其势力远在三民zhuyi之上”①。那么，封建鬼魂的“重来”就不免是必然……。 ①周作人：《封建思想》，载《语丝》4卷39期。 10月，国庆之日，周作人连续三年作有关“国庆”的文章。除了北京城头的五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外，似乎也别无变化。而南京国府98次会议又已明令规定以“国庆日”为“孔子纪念日”了。这就明示了“复古的反动的吉兆”。周作人却顿生“杞天之虑”：“禁白话，禁女子剪发，禁男女同学等等……，乃是反动与专制之先声，从前在奉、直、鲁各省曾实施过，经验过，大家都没有忘记，特别是我们在北平的人。此刻现在，风向转了，北方刚脱了复古的鞭笞，革命发源的南方却渐渐起头来了。这风是自北而南呢，还是仍要由南返北而统一南北呢，我们惊弓之鸟的北京人，瞻望南天，实在不禁急shaa恐慌shaa。似乎zhongguo现在还是在那一个大时代里，如《官场现形记》所说的‘多磕头少说话’的时代……”①。 ①周作人：《永日集·国庆日颂》 12月，又一条社会新闻——所谓“捉奸shaa奸”案，触动了周作人，他发出疑问：“zhongguo现在到底不知道还是什么时代，至少总还不像民国，连人权都没有，何论女权？”于是，他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现在“表面上是中华民国，也有了民国的法律了，然而上上下下都还是大清朝或以前的头脑”②。 ②周作人：《永日集·shaa奸》 而且，他很快就有了亲身体验：次年（1929年）4月19日，周作人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上课，遇法学院学生武力接收校址，竟被非法拘禁两个多小时。周作人后来写有《在女子学院被囚记》，说自己在北京“所经的危险”已有五次之多，但以前都是受到军阀、军警、官僚们的威胁，而此次却是学法律的学生知法犯法，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莫非昔日“老英雄”的鬼魂又复活在今日“小英雄”身上？！…… 周作人突然有了一种彻底的幻灭感。在稍晚写的《伟大的捕风》里，他把这种幻灭感归结为：“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此人生之所以为虚空之虚空也欤？传道者的厌世盖无足怪”。以后又有了更明确的概括：“我常想zhongguo的历史多是循环的，思想也难逃此例”①。但同样无可怀疑的是，这更是彻底的清醒。这一、二年间，周作人面对“故鬼重来”的现实，回顾五四以来走过的道路，他不只一次地嘲笑朋友（实际更包括自己）的天真的“浪漫zhuyi”幻想。1928年初，他在前述题为《爆竹》的文章里说：“现代的社会运动（按，这自然是指五四运动）当然是有科学根基的，但许多运动家还是浪漫派，往往把民众等字太理想化了，凭了民众之名发挥他的气焰，与凭了神的名没有多大不同，或者这在有点宗教性质的事业上也是不可免的罢”？半年后，他又重新回到这一话题上来：“zhongguo近来讲zhuyi与问题的人都不免太浪漫了一点，他们做着粉红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的梦，硬不肯承认说帐子外有黑暗。比如谈革命文学的朋友便最可怕的是人生的黑暗，……他们尽嚷着光明到来了，农民都觉醒了，明天便是世界大革命！至于农民实际生活是怎样的蒙昧，卑劣，自私，那是决不准说，说了即是有产阶级的诅咒”。他的结论是：要破除一切“述信”，“从科学训练中”求得“直视事实的勇气”，必须“睁大了眼冷静地看着”“人与其生活的真相”②。 ①周作人：《苦竹杂记·孔德学校纪念日的旧话》 ②周作人：《永日集·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 周作人的这番讲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此时南方的太<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太<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阳社、创造社的朋友正在“围剿”鲁迅，同时也旁及周作人。鲁迅在著名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里，就曾经愤怒地反驳那些指责他“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zhuyi的美丽的说话”的“高论”：“我的主张如何不论，即使相同，何以说话相同便是‘无聊赖地’？莫非一有‘弟弟’，就必须反对，一个讲革命，一个即该讲保皇，一个学地理，一个就得学天文么”？此时周氏兄弟尽管在zhengzhi上的选择已经很不相同，但在坚持清醒的现实zhuyi，反对幼稚的浪漫幻想这一点上，却又是惊人的一致：青年时代在更深刻的相类似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思维方式，乃至心理气质，比以后接受的zhengzhi观点，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周氏兄弟在对现实与历史的考察中，产生了相类似的“历史循环”的直觉，这也许在理论的表述上是偏颇的，但比之被充分简化了的“历史进化论”，也许是具有更大的深刻性的。这使我们想起了：深刻的唯心zhuyi比之肤浅的“唯物zhuyi”，深刻的悲观zhuyi比之肤浅的“乐观zhuyi”，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也许是具有更大的意义的。 对于周作人，此刻发生的悲剧性的幻灭（与清醒）是三重的：不仅是对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政党zhengzhi”的幻灭（与清醒），对五四先驱者一直寄以希望的“民众zhengzhi”的幻灭（与清醒），更是对知识分子自我的幻灭（与清醒）。五四时代周作人曾经强调要剥去知识分子自我身上的“英雄”灵光，恢复“平民”本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这是与五四“平民zhuyi”思潮相一致的）；但是，只要仍然强调知识分子的启蒙使命，知识分子身上的“英雄”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彩就不可能完全消褪，而且，在五四以后，周作人同样出于对于民众的失望，重又强调了知识分子（及自我）作为民族精英的贵族性。而现在，他要做的，恰恰是不仅要否认知识分子对于民众的引导作用，而且要从根本上否认知识分子干预历史、时代、社会发展的任何可能性，从而把知识分子（及自我）从“精英”、“贵族”彻底还原为“凡人”，并由此获得一种“凡人的悲哀”的自我感觉。他在一篇题为《麻醉礼赞》的文章里说：“清醒地都看见听见，又无力高声大喊，此乃是凡人的悲哀”；在以后所写的一篇文章里，他又说这是一种“萧寂的微淡的哀愁”，只有带着“败残之憾，或历史的悲愁那种情调来看”，才能体味这“哀愁”里的“别种的意趣”①。周作人正是怀着曾经作过种种努力，试图对历史运动施加自己的影响，而终于“无效”与“无用”的历史失败者的心绪，来看待似乎不可捉摸，仿佛不受任何影响的无情的历史运动与现实，他于是产生了无能为力的悲哀，——这种无能为力，不仅是他自己，更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甚至就是知识分子与生俱有的。这悲哀自然是刻骨铭心的。但周作人仍然试图从中挣扎出来，他在《伟大的捕风》一文里，一面承认“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郁伤”，一面又强调“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积极的人可以当一种重大的工作，在消极的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消遣，虚空尽由他虚空，知道他是虚空，而又偏去追踪，去察明，那么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实在可以当得起说是伟大的捕风”。明知终不免是“虚空”的“风”，却仍然要去“捕”捉，这与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是相通的，与鲁迅“绝望中抗战”的人生哲学也有相近之处。但周作人是以一个与一切社会的历史力量割断了联系，与历史运动自动脱节，纯粹的，孤立的“个人”（即所谓“凡人”）的地位与身份去从事“伟大的捕风”的，因此，他的一切努力，不包含任何干预社会、历史的意图，而纯粹出于“自我生存的充实”的需要。他与鲁迅的区别也在于此。 ①周作人：《看云集·关于蝙蝠》 1929年末，周作人提出了著名的“闭门读书论”。这里既有着面对历史循环的无可奈何，又有在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恐怖面前既不敢说话，却不能“忍耐着不说”的选择的两难，而在最后提出的“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这个命题里，周作人把“个体生命”价值置于第一位，这是处于“乱世”之中“无所作为”的知识分子“无可奈何”的选择，但无可否认，也包含着浓厚的屈从于现实的意味，对于周作人，未尝不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但他自己似乎并不自知。 正当周作人沉湎于“凡人的悲哀”时，他从报纸上得知，胡适因为坚持他的“人权自由”论，得罪了国民党zheengffuu当局，受到排挤，不由得对这位五四时期的老友产生深刻的同情。尽管在清党问题上，他对胡适有过极为尖锐的批评，但他仍不避前嫌，给胡适寄去了一封信。在信中说：“‘这个年头儿’还是小心点好，拉伯雷说得对，‘我自己已经够热了，不想再被烤’。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而且离开上海。最好的办法是到北平来”，“在冷静寂寞中产生出丰富的工作”，“我总觉得兄的工作在于教书做书，也即是对于gguuoojiia，对于后世的义务”。周作人的诚恳相劝，使胡适大为感动，他迅速回信说：“至于爱说闲话，爱管闲事，你批评得十分对。受病之源在于一个‘热’字，……我对于名利，自信毫无沾恋。但有时总有点看不过，忍不住。王仲任所谓‘心喷涌，笔手扰’，最足写此心境”。这里所说都是肺腑之言，同样坦诚而真挚。胡适最后对周作人来信中“交浅言深”一语表示“有点感触”：“生平对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这“欢喜”与“悲酸”都极感人，极动人：胡适与周作人，作为zhongguo的两位自由zhuyi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既不回避、掩饰彼此人生选择与zhengzhi选择上的分歧，或公开论战，或私下相功；同时又充分尊重对方的选择，保持自我选择的独立性。 理解周作人，并时时以自己诚挚的友情温暖着周作人枯寂的心的，还有郁达夫。周作人与郁达夫的交往，开始于1923年2月周氏兄弟举行的一次家宴上；郁达夫曾对友人这样谈到他对周氏兄弟的第一印象：“周作人温文尔雅的，看来很有学问，真正象一个读书人的样子。鲁迅为人很好，有什么说什么，也喜欢喝点黄酒。看来我们从前的误会，真正是多余，可惜沫若同仿吾不能到北京来玩玩”①。周作人对郁达夫也是一见如故，曾写文章公开表示：“如郁达夫先生……我是十分尊重他，觉得他是zhongguo新文学界唯一的作者”②。后来周作人写的《沉沦》评论文章就表现了对郁达夫其人其文相当深刻的理解；郁达夫因此大为感动，在《达夫代表作》扉页上郑重写道：“此书是献给周作人先生的，因为他是对我的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zhongguo第一个批评家”。此时，周作人与郁达夫也许是由于处境、心境的相似，关系更为密切，虽天隔南北，却鸿雁不断，互通心曲。1928年6月，郁达夫致书周作人：“说到没落，彼此都是一样，我也不曾浮起过，所以没也没不到地狱底里”；1931年7月信中又这样倾诉内心的矛盾：“欲谋解脱，原非不可能，但是责任之感，只不能使我断然下此决心，不得已只能归之前定之命运而已。……近来消沉更甚，苦痛更深，不知者还以为我恋爱成功，不想做事情也，真真是千古未有的嘲弄”。尽管郁达夫倾吐的是恋爱之苦，周作人却是不能不想得更多更广的。 ①陈翔鹤：《郁达夫回忆琐记》，收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 ②周作人：《论并非文人相轻》，载1926.4.10《京报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