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书五经☆四库全书☆道教指南☆茗香文斋☆茗香文斋-补遗☆轩怡文苑☆ |
|
九、“教训之无用” 1924年6月17日，《晨报副镌》138号《杂感》栏里发表二条“零碎事情”，其中第一条是—— 《天风堂集》与《一目斋文钞》忽于昌英之妐之日被D了”！这句话是我从一个朋友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偷看来的。话虽然简单，却包含了四个谜语。《每周评论》及《努力》上有一位作者别署“天风”，又有一位作者别署“只眼”，这两部书大概是他们作的吧。“D”也许是“禁止”，我从这两部书的性质上推去，大概是不错的。 但什么是“昌英之妐之日”呢？我连忙查《康熙字典》，看“妐”是什么字。啊，有了！字典“妐”字条下明明注着：《集韵》诸容切，音钟，夫之兄也。zhongguo似有一位昌英女士，其夫曰端六先生，端六之兄不是端午吗？如果我这个谜没有猜错，那么，谜底必为《胡适文存》与《独秀文存》忽于端午日被禁止了。但我还没有听见此项消息。可恨我这句话是偷看来的。不然我可以向那位收信的或者发信的朋友问一问，如果他们还在北京。 这条杂感署名“夏”，即钱玄同的本名。谜语其实就是钱玄同自己的创造，他故意运用曲笔，揭发了一个极为严重的事实：北洋军阀zheengffuu又开始“取缔新思想”了！其实早在1922年冬北洋zheengffuu国务会议就通过了“取缔新思想”案，决定以《新青年》及《每周评论》作为打击重点，后因议员受贿案及国会违宪案，全国为之哗然，内阁一再更易，“取缔新思想”案暂时搁起，到1924年又旧事重提。在1924年6月25日《晨报副镌》上所载“夏”（钱玄同）与胡适通信中，还透露在禁书之外，警察局还要“定期焚书”。“焚书坑儒”的历史阴影再一次笼罩在zhongguo知识分子的头上！ 被查禁的书中，除《胡适文存》、《独秀文存》外，还有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 一个月以后，周作人写了一篇《问星处的预言》，除再次肯定自己“将被列入‘黑表’”外，还强调一点：“取缔思想”的，不仅是当局“衮衮诸公为然，便是青年也是如此，但看那种严厉地对付太戈尔的情形就可知道，倘若有实权在手，大约太翁纵不驱逐出境，《吉檀伽利》恐不免于没收禁止的罢”！他并且预言，“zhongguo国民暂时要这样地昏愦胡涂下去”。 这是zhongguo自由知识分子面临的双重威胁，双重痛苦：一方面是掌握了政权的反动当局的镇压，对于写作出版自由的武力剥夺；一方面是不觉醒的民众所实行的“愚民的专制”，用舆论的多数的力量限制自由。对于周作人，这不仅是现实的忧虑，更包含着对于将来的隐忧。这两方面都涉及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特质的历史估价。思想启蒙必须具备一定的zhengzhi、经济条件与前提，这就是创作、出版自由及相应的经济保证。现在，出书即禁，言者有罪，又何谈“启蒙”？而“启蒙”的效果又如何呢？周作人不无痛心地用易卜生戏剧里的“重来”概念，来说明启蒙的对象根本不可能觉醒，“祖先的坏思想坏行为‘必然’在子孙身上再现出来，好象是僵尸的再现”①！ ①周作人：《谈虎集·重来》 不难想象，1924年2月，当周作人终于写下了“教训之无用”五个字时，他的心情是怎样的沉重！ ……希腊有过梭格拉底，印度有过释迦，zhongguo有过孔老，他们都被尊为圣人，但是在现今的zhongguo人民中间他们可以说是等于‘不曾有过’。我想这原是当然的，正不必代为无谓地悼叹。这些伟人倘若真是不曾存在，我们现在当不知怎么的更是寂寞，……（但若）期望他们教训的实现，有如枕边摸索好梦，不免近于痴人……。 在另一篇题为《不讨好的思想革命》的文章里，他这样谈到了zhongguo思想启蒙者的命运—— （他们）是个孤独的行人，……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惊动了熟睡的人们，吃一阵臭打。……因为zhongguo现在zhengzhi不统一，而思想道德却是统一的，你想去动他一动，便要预备被那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南南北北的人齐起作对，变成名教罪人……。 这是一个“启蒙救国”梦的破灭。——又一个“蔷薇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的“梦”。五四时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周作人这一代启蒙者，第一次在反动的军警镇压面前，在“沉默的国民”的坚壁面前，感到自己的无力。 “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鲁迅语），一篇novelxiaoshuo唤不醒民众，明知“无用”，还要坚持五四的启蒙方向吗？——摆在面前的问题就是如此的尖锐。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以鲁迅为代表的zhongguo革命知识分子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坚持五四启蒙道路，继续向国家、民族和人民奉献他们的苦恋与痴情。另一面，他们也从历史的反思中得出了新的结论：一首诗诚然吓不走孙传芳，但“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①；文学启蒙的先决条件不具备吗？那么，就自己去创造条件，当务之急就是要用革命战争的血与火，推翻反动黑暗统治，实行zhengzhi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争得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及相应的经济保证。这样，以鲁迅为代表的zhongguo革命知识分子就把他们的目光由直接的思想启蒙转向革命武装斗争。有的投笔从戎了（北伐战争时期大部分作家都走了这条路），有的坚守在文化（文学）阵地上，也自觉地用自己手中的笔作为武器，为革命战争服务，即使因此而牺牲了艺术也在所不惜。 ①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但周作人作为一个彻底的个性zhuyi者，却有另一种思路，另一样选择。他后来在一封私人的信件里，承认自己缺乏热情，看见已无希望的事便默然而止，不再多说多做，因为终是徒劳。在他看来，革命知识分子对于祖国、社会、人民的苦恋与痴情，虽具有道德的崇高性，但毕竟是一种情绪化的类似宗教的情感。他曾因此而把真正的communistgcd人与同样具有献身精神的宗教徒相提并论，并始终对之表示一种尊重①。但他自己，却不愿意将自己的个性牺牲于这类宗教性的信仰。他的逻辑其实也是简单明了的：既然文禁如此严重，就没有硬着头皮去碰，充当英雄的必要；既然看来愚蠢的大多数国民也不需要启蒙，那就更不必硬要扮演单相思的情人，还是各人自走自己的路为好。这样，周作人至少在理论上彻底放弃了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人民的任何宗教性的信仰与责任感，还原为纯粹的“个体”，把五四时期已经提出的“救出你自己”的个人本位zhuyi原则发展到极端。周作人这一时期一再强调的所谓“蔷薇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的梦”的破灭，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正是意味着他与童年以至五四时代的理想zhuyi（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英雄zhuyi）的诀别。他自己后来也认为1924年是他思想以至人生态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径直说来，“即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渐渐地有点淡薄下去了”。他解释说：“一个人在某一时期大抵要成为理想家，对于文艺与人生抱着一种什么zhuyi，我是梦想过乌托邦的，对于新村有着极大的憧憬。在文学上也有相当的主张。我至今还是尊敬日本新村的朋友，但觉得这种生活在满足自己的趣味之外恐怕没有多大觉世的效力，人道zhuyi文学也正是如此……。以前我所爱好的艺术和生活只是某些相。现在我大抵仍是爱好，不过目的稍有转移，以前我似乎多喜欢那里边所隐现的zhuyi，现在所爱的乃是在那艺术与生活自身罢了”②。当周作人作出了这样新的选择时，他有了一种轻松感：那多年压在身上的“责任感”、“zhuyi”之类的东西陡然卸下，周作人突然发现，这些原本不属于他，他所需要的，可能真正就是“生活”自身吧。 ①周作人说：“凡真正宗教家应该无一不是gongchanzhuyi者……净土，堂<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天<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堂，蓬莱，乌托邦，无何有之乡，都只是这样一个gongchan社会……。gongchanzhuyi者正是与他们相似的一个宗教家，只是想在地上建起天国来，比他们略略性急一点。”（《谈虎集·外行的按语》） ②周作人：《艺术与生活·自序一》 正在周作人着手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时，一个偶发的事件又深化了他的思考。北京大学一位杨姓教授向某女学生投送情书，某女士竟公之于众，居然引起“公愤”，“在便所里写启事的”有之，“张贴黄榜，发檄文”者有之。这一 纯粹私人之事居然被渲染为“全校之不幸，全国女子之不幸”，“又称杨先生的信是教授式的强盗行为，威吓欺骗渔猎（？）女士的手段，大有灭此朝食，与众共存之之概”。周作人很自然地联想起两年前他与陈独秀的那场争论，钱玄同在给自己的信中，不是也说到《非基督教同盟宣言书》“中间措词，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之气概”么？可见“多管别人闲事”的“群众专制”恐怕不是个别的偶然现象，已经形成风气，甚至可以说成为了一种“传统”，而这“传统”不能不上溯到“五四”。周作人这样写道：“五四运动是国民觉醒的起头，自有其相当之价值，但亦有极大的流弊，至今日而完全暴露”，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是“五四是一种群众运动，当然不免是感情用事”；在周作人看来，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最需要个人自由的思想问题，动辄施以“社会制裁”，“个人的言动饮食几乎无一不在群众监督之下”，这只能把人们拉回到原始野蛮社会，因为动辄“社会制裁”恰好是“蛮性的遗留”。“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处理“私事”的自由，维护不容任何人“侵入”的个人“领地”，这才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标志。从这样的观点看，那些理性不足、感情有余的年青人，“忘记了自己的责任，都来干涉别人的事情，还自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真是可怜悯者”①。周作人怀着这种既可悯又可悲的心情反观五四传统，终于写下了《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收《谈虎集》），“反对”或许有些夸大其辞，要与之“告别”却是真的②。 ①以上引文见《五四运动之功过》，载《京报副刊》193号“反抗英国强权专刊”与《谈虎集·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 ②半年多以后，周作人又写有《十字街头的塔》，表达的也是同一意思：原在“十字街头久混”，现在却不准备“跟着街头的群众去瞎撞胡混”，从此要“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依着自己的意见说一两句话”了。 这自然是不容易的告别。周作人说他自己既找不到一个“单纯的信仰”，又无法坚持“一个固执的偏见”，只觉得“心里……空澌澌的……”②。 ②周作人：《雨天的书·一年的长进》 到哪里去寻找心灵的归宿呢？ 半年前，周作人曾写过一篇《寻路的人》。在那篇文章里，他提出“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他说：“我们谁不坐在敞车上走着呢？有人以为是往天国去，正在歌笑；有的以为是下地狱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我们——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路景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听人家谈论，尽量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③，他是凭着一种直觉作出了顺着“自然之路”“享乐人生”的选择的。而现在他需要理论上更深刻的说明…… ③此文载1923.8.1《晨报副镌》 这时候，他想起了“蔼理斯的话”。周作人早就说过，蔼理斯对于他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他从蔼理斯著作中所得到的，“要比各种经典合起来所给的更多”。现在，处于“寻路”的困惑中的周作人，又打开了蔼理斯的《性的心理研究》，在该书第六卷跋文末尾，有这样一段话—— ……世上总常有人很热心的想攀住过去，也常有人热心的想攫取他们所想象的未来。但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间，能同情于他们，却知道我们是永远在于过渡时代。在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为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我们对于二者都不能有什么争向。不能有世界而无传统，也不能有生命而无活动。……没有一刻无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没有一刻不见日没。最好是闲静地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乱的奔向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 周作人反复吟味其中的意思，仿佛又有了新的体会。他突然觉得，复古派的遗老遗少们“热心的想攀住过去”，自己及朋友们似的“热心的想攫得所想象的未来”，在宇宙的顺程面前，都同样是过份的热心，因而不免有些可笑。“过去”为“未来”替代，如同晨曦之后是日落一样，都是“自然”的安排，一切人为的干预不仅多余，而且是愚蠢的。也许闲静地站在一旁，不介入，绝义务，只冷静观照，顺应自然，才是明智的人生选择吧。周作人忽有所得，欣然写下了《蔼理斯的话》，表示他终于找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一种很好的人生观”①。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蔼理斯的话》。 ……一天，周作人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偶尔看见著名的异馥斋丈许高的独木招牌，怦然心动，不觉驻立细观，而不禁神往起来，这斑驳的木牌自然表示着这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周作人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可惜这只是刹那间的“幻想”，回到现实中来，周作人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失落感：生活只是极端的干燥粗鄙，别的不说，在这旧京城里，竟吃不到传统的好点心，所有的只是供人充饥的饽饽之类；人们仿佛不知道，人除了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总要有些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例如，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无用的装点”，却体现了生活的别一种意义。这一切，本来构成了zhongguo传统文化与传统生活方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今却统统失落了，连最古老的京城也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了！周作人忍不住想问一句：“北京的朋友们”呵，“能够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么”？① ①参看周作人：《雨天的书·北京的茶食》 ……那一天，妻子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周作人才猛然想起：春天到了！并且不由得怀念起故乡绍兴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dao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周作人仿佛还记得，小孩子们唱的一句童谣：“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如今念起来，似乎口里还保留着荠菜的清香……。恍惚间又回到童年时代，那一连串遥远而又甜蜜的日子，好象尘封已久的旧物，突然显得如此地亲近，而又怅然若有所失。是呵，那故乡人的“简单有真味”的传统生活又哪里去了呢？……② ②参看《雨天的书·故乡的野菜》。 ……夏天，向来少雨的北京突然连降大雨，夜里不知醒了几遍。回想起雨带来的种种“灾难”：后园西墙淋坍，“梁上君子”刚刚光顾，门口的南墙又被冲倒二三丈之宽；西屋的书房水也浸满全屋。水退之后，也还留下一种涨过大水以后的普遍的臭味，自己再也不能立即在那里写字……；却又忽地追念起水乡的绍兴来：这一夜，倘在家乡，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欸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那将是怎样一种梦似的诗境！……周作人又回忆起一件往事：20多年前往东浦吊父亲的保姆之丧，归途遇暴风雨，一叶扁舟在白鹅似的波浪中间滚过大树港，危险极也愉快极了。……周作人暗想：我大约还有好些“为鱼”的时候——至少也是断发文身时候的脾气罢，对于水竟如此地感到亲近，这种亲近可以说是出于人的原始本能。“水”对于周作人乃是人的生存的基本需要与前提，因此，在他的追求中，人的生活也是应该充满“水”的泽润与丰腴的；但这样的生活竟然只与童年时代相联系，是过于遥远了。就在这既亲切又怅惘的心绪下，周作人写下了《苦雨》，而且以后还将自己的书斋也命名为“苦雨斋”，——这是“苦恼”，还是“苦恋”，周作人自己也说不清楚……。 ……暑假，周作人应邀到济南讲学。虽然是第一次来到济南，却处处联系着“过去”。坐在特别快车内从北京往济南去，想的却是1906年乘京汉车往北京应练兵处的考试，沿途在车窗上买的鸭梨，烧鸡，以及在日本旅行时旧日的长闲的风趣。10点钟到济南站后，坐洋车进城，注意到的第一个街景，却是许多店铺都已关门，上着“排门”，与家乡浙东相似，顿时亲切之感油然而生。就是游览著名的大明湖，也觉得它仿佛象南京的玄武湖，趵突泉的池水在雨后颇是浑浊，加上周围的石桥石路以及茶馆之类，周作人也觉得很象故乡的脂沟江。旅行结束，周作人对济南下了一个评语：“很有江南之风味”，“所以是颇愉快的地方”。这次济南之行，实际上是对于失落了的故乡、故乡的生活方式的一次追寻……①。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济南道中》之一至之三 ……冬天，固然不再会有夏天似的倾盆大雨，只是阴沉的天底下，雨蜘蛛丝似的洒下来，也是怪令人气闷的。周作人又想起一年前所写的《雨天的书·自序》，文章这样写道—— 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 望，再看天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也就越觉得阴沉。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象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 一年过去了，阴沉的天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连同一点味道都没有的淡然心情，似乎都没有变……。在放弃了对于“未来”的追求以后，周作人同时也远离了那充满热情、热血、热泪、热恋的人生境界；他竭力地使自己沉浸在“雨天”般阴沉的，清冷的境地里，陷入“怀旧”的情思之中，苦苦地追寻这些年仿佛已经失落了的他“自己”的世界。直到这一年（1924年）的年底，借着《语丝》创刊的机会①，周作人把他近一年的思索，归结为对“生活的艺术”的追求；他终于从蔼理斯的思想，也从zhongguo的传统，故乡人的生活实践中，找到了最理想，也最适合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他说：“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动物那样的，自然地简易地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别无道路”，“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②。在一个月以后所写的《喝茶》里，周作人又进一步把这种“生活之艺术”归结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的人生哲学。这一年年底，周作人又写了《死之默想》，把他的关于生活道路的追寻深入到对于“生”与“死”的思考。他申明自己“不很能够感到死之神秘，所以不觉得有思索十日十夜之必要，于形而上方面也就不能有所饶舌了”；但他仍然说了以下一番话—— ①一般人都认为，《晨报副刊》的编者孙伏园发表鲁迅《我的失恋》与《晨报》负责人闹翻，愤然辞职，才又创办《语丝》的；其实孙伏园辞职的另一原因是《晨报》负责人将原来连载的周作人的《徐文长的故事》“腰斩”。 ②周作人：《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 人世的快乐自然是很可贪恋的，但这似乎只在青年男女才深切的感到，象我们将近‘不惑’的人，尝过了凡人的苦乐……，也就不觉得还有舍不得的快乐。我现在的快乐只想在闲时喝一杯清茶，看点新书，…… 因为少年时当过五六年的水兵，头脑中多少受了唯物论的影响，总觉得造不起‘不死’这个观念来，虽然我很喜欢听荒唐的神话。即使照神话故事所讲，那种长生不老的生活我也一点儿都不喜欢。住在冷冰冰的金门玉阶的屋里，吃着五香牛肉一类的麟肝凤脯，天天游手好闲，不在松树下着棋，便同金童玉女厮混，也不见得 有什么趣味，况且永远如此，更是单调而且困倦了。……大约我们还只好在这被容许的时光中，就在这平凡的境地中，寻得些须的安闲悦乐，即是无上幸福：至于‘死后，如何？’的问题，乃是神秘派诗人的领域，我们平凡人对于成仙做鬼都不关心，于此自然就没有什么兴趣了①。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死之默想》 周作人关注的是“平凡的，现世的人生”，从而排拒了任何英雄zhuyi、理想zhuyi的人生选择；他把关于“生”与“死”的思考留给了“神秘派诗人”，也就使自己走到了20世纪现代哲学的门槛前而止步。 与此同时，周作人却对zhongguo以至东方传统哲学表示了无限向往之情；正是在《生活之艺术》里，他发出了这样的号召—— zhongguo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zhongguo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舍此zhongguo别无得救之道。 周作人后来又进一步说明：他所要“复兴”的是“本来的礼”，也即“我理想中的应当如此的礼”，以及“理想中的中庸，即大胆而微妙地混和禁欲与纵欲”①。 ①周作人：《礼的问题——给江绍原的信》，载1924.12.1《语丝》3期。 周作人终于在zhongguo“几千年的旧文明”里重新找到了自己。更确切地说，他是以人类文化的观点（这一点他仍然坚持了五四的传统），从zhongguo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契合点处，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周作人在寻找自己的历史哲学与人生哲学时，也就同时在寻找着自己的艺术。五四时期周作人就写过不少杂文，他 是《新青年》“随感录”专栏的主要作者之一，这些大都是浮躁凌厉之作，当时产生的影响并不亚于鲁迅；但周作人并不承认这些“共性大于个性”的应时之作属于自己。因此，当1921年1月1日发表《个人的文学》，大声疾呼：“创作不宜完全抹shaa自己去模仿别人，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上的共通点”，同年6月发表《美文》，提倡以叙事、抒情为主的艺术性散文时，他实际上都是在呼唤着“自己”的艺术。但连他自己，也只是在这一时期才把上述理论倡导转换为艺术实践——时间已过了二、三年。现在他摆脱了一切外在的责任，随意地写着《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写着《苦雨》、《苍蝇》、《喝茶》，自由地抒写着“自己”，他才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批评家阿英就是将《苍蝇》的发表作为周作人散文创作（以及整个现代散文创作）发生根本转折的标志的。美学家朱光潜这样谈到他读了《雨天的书》以后的感受：“这书的特质，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简洁”，“在现代zhongguo作者中，周先生而外，很难找到第二个人能够做得清淡的小品文字，他究竟是有些年纪的人，还能领略闲中情趣，……在读过装模作样的新诗或形容词堆砌的novelxiaoshuo以后，让我们同周先生坐在一块，一口一口的啜着清茗，看看院子里花条虾蟆戏水，听他谈‘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20年前的江南水师学堂和清波门外的杨三姑一类的故事，却是一大解脱”。这就是说，当周作人发现并正确地把握了“自己”时，世人也真正地发现并正确地把握了“他”。只有在这时，zhongguo的文坛上才真正有了这个名叫“周作人”的散文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