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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兄弟失和 正当周氏兄弟都在苦苦地反思自己的人生选择，以至自身的生存意义时——在这样的时刻，他们本应互相支持、补充，携手共进，却于一天早上，宣布决裂，从此，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①。这样的结局，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都不曾料及，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 ①见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5期）。此句语出《诗经·小雅·大东》。陈文引述了鲁迅母亲对许钦文四妹许羡苏所说一段话：“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 但事情毕竟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那么突然。 查周作人与鲁迅日记，直到“失和”事件发生前夕，他们兄弟的感情都极为融洽。这是1923年1月至7月的有关记载。—— 1月1日，周氏兄弟共同邀请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徐耀辰、孙伏园吃杂煮汁粉。据沈尹默回忆：“‘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日，八道湾周宅必定有一封信来，邀我去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谈话涉及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②。 ②沈尹默：《鲁迅生活中的一节》，收《回忆伟大的鲁迅》一书。 1月17日，《晨报副镌》同时发表周作人《爱罗先珂君的失明》与鲁迅《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 1月20日，周作人与爱罗先珂共同宴请日本友人今村、井上、丸山、清水等，鲁迅也在座。 2月17日，周作人约友人茶话，到者有郁达夫、张凤举、徐耀辰、沈士远、沈兼士、马幼渔、朱遏先等，鲁迅也在座。 这是郁达夫与周氏兄弟第一次见面。 3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文章忆及童年时代与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 4月8日，鲁迅、周作人携丰一共游中山公园，章川岛、李小峰亦在。 4月15日，鲁迅、周作人共同出席《北京周报》总编丸山昏迷为16日归国的爱罗先珂与20日离京的藤塚邻举行的宴会。席间，爱罗先珂、鲁迅、周作人、徐祖正、藤塚邻等合影。宴会后又共同出席北大学生许钦文、董秋芳等组织的文艺社团春光社集会，鲁迅、周作人均为该社指导。 5月10日，周作人与鲁迅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建人，并邀孙伏园。这是周氏三兄弟最后一次欢聚。 5月13日，上午周作人与鲁迅又同赴春光社集会。 5月14日，日本东洋音乐学校讲师田边尚雄在北大二院讲《zhongguo古乐之价值》，周作人口译，鲁迅也在座。 5月26日，周作人治酒邀客，客人有泽村、丸山、徐耀辰、张凤举、沈士远、马幼渔等，鲁迅也在座。 6月3日，《北京周报》67期发表以鲁迅与周作人的谈话为依据的《“面子”和“门钱”》，署名“两周氏谈”。 6月26日，周作人与鲁迅在禄米仓张凤举家相遇，同饭。 6月29日，周作人与鲁迅同往北大新潮社，并与李小峰、孙伏园在北大第二院食堂就餐。 6月，鲁迅、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novelxiaoshuo集》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署周作人译，内收鲁迅译作11篇，周作人译作19篇。 7月3日，周作人与鲁迅同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14枚，又正定本佛像写真3枚，共6元8角。 但在7月14日，鲁迅日记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记录：“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周作人日记中却无一字记此事。但这毕竟透露了一点“消息”。 7月17日，周作人日记记载：“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周作人承认，这则日记原来大约还有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用剪dao剪去了”①。但“池上来诊”却颇值得注意：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癔病；据俞芳回忆，鲁太夫人曾对她说：“信子患有一种很奇怪的病：每当她身体不适，情绪不好或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发作，先是大哭，接着就昏厥过去”②。那么，信子是否也发生了类似的“病”呢？这一天，周作人所住的后院里肯定是不宁静的。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141，不辩解说（下）》②俞芳：《我所知道的芳子》（《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7期） 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全文是——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7月18日，作人”。 据说，这天晚上细雨霏霏。周作人曾诉过深夜听雨之“苦”：“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喇哗喇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听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的很不痛快……”①。那么，这一夜，周作人又有几度惊醒呢？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苦雨》 7月19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一句。鲁迅日记中也只寥寥几字：“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节制的简劲的叙述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情感的大风暴呢？ 下午，一场大雨从天而降。 接着是沉默的一周。 7月26日鲁迅日记：“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鲁迅决心离开兄弟朝夕共处的八道湾了。 8月2日，周作人日记：“下午Ｌ夫妇移住砖塔胡同”。Ｌ即指鲁迅。同日，鲁迅日记：“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雨后的八道湾应是安谧的，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当鲁迅向它投去最后一瞥，心里在想什么呢？ 接着又是漫漫的难耐又难堪的沉默。 十个月以后，终于爆发—— 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据说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才不致击中…… 鲁迅、周作人兄弟一场，竟发展至“骂詈殴打”，旁观者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当事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细心的读者不难注意到，在“失和”事件从发生到发展的全过程中，鲁迅与周作人，始终处于神情恍惚，失控的状态中。周作人说：“我昨天才知道……”，鲁迅则“邀欲问之”，他们对事情的发生不仅毫无思想准备，甚至感到莫名其妙；以后的行动：搬家，相骂，以至殴打，都是“鬼使神差”，自己也把握不住。仿佛两个人都在惊恐地问道：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真是谁也说不清楚！ 周作人不说话了。鲁迅也不说话了。对于这件事，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密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么”①？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4）》 于是，正象一位研究者所说，鲁迅与周作人失和这件事，就蒙上了一层神秘(se-dangjin)彩②。这里仅能根据有关材料作一点“探索”。 ②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鲁迅、周作人虽声明“不说”，但“暗示”却是有的。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砖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先生说：‘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欪，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③。那么，鲁迅是将兄弟失和责任归之于周作人夫人的。 ③许广平：《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 周作人前述“不辩解”的宣言中已经暗示：兄弟失和关系着一些“隐密”而说出来又会使双方都陷入被动的事情。周作人晚年（1964年10月17日）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曾明确表示：1964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致鲍耀明信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唯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查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看来，周作人只肯定了一点：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至于为何“不愿”，周作人回避了。 再看看与鲁迅、周作人关系最为密切的有关人的看法。 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①。 ①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说，正好当年5月14日他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庭纠纷，事后鲁迅也未跟他谈过；但他认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 朱安夫人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②。 ②俞芳：《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8期。 许广平则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一节中说：“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起初每月工资不欠，不够时，就由他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个得力的助手”，这时，家庭关系是好的，“后来，由于欠薪，加以干涉别的人事方面”，就妨碍了周作人夫人信子的权威，“‘讨厌起来了’，于是就开始排挤鲁迅”。许广平回忆，鲁迅还对她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600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鲁迅还回忆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许广平还回忆说，周作人“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鲁迅曾经提到过，象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鲁迅的好友与周作人也有在日本同住的情谊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细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同为鲁迅、周作人朋友的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据（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当时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①。说到周作人夫人与鲁迅关系紧张的原因时，川岛则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②。 ①转引自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②转引自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以上直接、间接的材料说明了什么呢？可能得出的结论仅仅是，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不是出于zhengzhi、思想、人生选择上的分歧，而纯属家庭内部的纠纷。如果再要进一步判断其中的是非，就很难说了。尽管前述证人中有不少人偏向于对周作人夫人的谴责，本书作者却愿持更谨慎的态度。把一切罪责（大至gguuoojiia兴亡，小至家庭离合）都归于女子，倒是zhongguo的传统，但却为鲁迅、周作人一致反对。还是zhongguo的一句古话说得对：“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家庭内部的纠纷，旁观者为什么一定要乱插嘴，当“法官”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吧。 也许周氏兄弟对这件事的心理的，情感的反应，才是我们更应当关注的。 鲁迅在“被八道湾赶出后”（鲁迅语），即大病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而且，从1923年至1927年长达四年时间里，鲁迅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鲁迅对失和一事时时刻刻不能忘怀，每有触及，即引起揪心的苦痛与难忍的愤怒①。折磨着鲁迅的，是一种“被利用”的感觉；他为他的所爱者作了最大限度的自我牺牲，在失去了利用价值之后，就被所爱者无情地放逐，这是鲁迅绝难忍受的。一时间，“眷意与决绝，爱抚与复<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交织于心②…… ① 我们可以把有关材料排列于下： 1923.8 兄弟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迁居砖塔胡同61号。 1923.10.1-11.18鲁迅大病。 1924.5 鲁迅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居，因回八道湾取书，兄弟再次发生冲 突。 1924.9 鲁迅辑成《俟堂文杂集》一书，署名“宴之敖”，内含“被家里日本女人驱逐出去”之意。 1925.3.16 鲁迅《牺牲谟》发表，对专要别人牺牲的“利己zhuyi者”予以嘲讽。 1925.6.29 鲁迅作《颓败线的颤动》，表现了一个被家庭逐出的老女人的复<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仇意志。 1925.11.3 鲁迅以周作人1917年在北京患病的经历作素材，写novelxiaoshuo《兄弟》，无情地揭示所谓“兄弟怡怡”的不可靠。 1927.4.3鲁迅作《铸剑》，用“宴之敖”命名复<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仇者黑的人。 ②鲁迅：《野草·颓败线的颤动》 周作人又如何呢？从表面上看，他比鲁迅平静得多，他照样的作文，上课，出席各种会议。但1924年6月，在兄弟间大打出手后的第二个月，他写了一篇《“破脚骨”》。据川岛说，这是针对鲁迅的。在文章中，他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并且作了一连串的“考证”：“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尸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英汉字典》中确将‘流氓’这字释作劫掠者，盗贼等等也”。这恶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的咒骂出自温雅的周作人，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足见他心中怨恨之深。 折磨着周作人的，是一种强烈的“上当受骗”感。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里，他重复了7月 18日给鲁迅的字条里所说的“过去的蔷薇(se-dangjin)的梦都是虚幻”这样的话，他确实有一种幻灭感：他觉着在受了自己最信任的人的欺骗以后，就很难再相信人生的美好和谐，所以他说“现在所见的”充满了残酷的欺骗的，虚伪的，不和谐，不完全的“人生”“或者才是真的人生”；但他在《自己的园地· 旧序》里又说：“我已明知过去的蔷薇(se-dangjin)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人生的弱点……”，他要“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这就是不再追求“蔷薇(se-dangjin)”的浪漫zhuyi的理想，而选择一条“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的享乐zhuyi的人生道路。这样，与自幼保护、指导着自己的大哥永远决裂，就意味着周作人与童年时代，以至青年时代的理想zhuyi人生的真正诀别。 就这样，现代最具有智慧和独立个性，最相爱，也最相知的兄弟俩，都为被最爱的人“欺骗”与“利用”的幻觉而痛苦得不能自制。他们最相知，一旦发生误解就永远不可解；他们最相爱，一旦失去了爱，就只会转化为恨；他们最具有智慧，一旦为情感所左右，失去了理性，就会盲目得看不见一切，以至做出了最愚蠢的行为而不自知；他们最有独立个性，都是“决定了什么就要干到底”的男子汉，一旦开始错了，就只有一直“滑”下去，不会转弯，甚至也不会想到弥补，自然也无悔恨可言！…… 这里毫无是非曲直可分，只能说是同样美好的人性，同样强大的个性彼此冲突，而不可解脱的悲剧。应该说，周氏兄弟的冲突性质，开始仅仅是不同个性因“误会”而产生的冲突，在中外思想史、文学史上都不乏其例。发展的过程中，却受到了zhongguo现代社会盛行的“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周氏兄弟的不同选择，不同追求，不同风格，不同个性本可以互为补充，却变成了不能相容，不可调和，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矛盾，经过了这样的“改造”，鲁迅、周作人才真正“互为参商”；“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永不相见”本是迷信的说法，最后竟成事实。 呵，可悲而愚蠢的民族！可悲而愚蠢的人生！可悲而愚蠢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