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书五经☆四库全书☆道教指南☆茗香文斋☆茗香文斋-补遗☆轩怡文苑☆ |
|
六、爱罗先珂 正当周作人苦苦地寻求能够理解自己的“想象的友人”时，一位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出现在周作人的生活里，更确切地说，在鲁迅与周作人周氏兄弟的生活里。 我们在1922年2月24日周作人日记里，看到了如下记录：“郑、耿二君引爱罗先珂君来暂住东屋”。郑即郑振铎，耿即耿济之。爱罗先珂是俄国盲诗人，世界语学者；他并非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诗人，他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的不平凡的经历：1914年离开俄国，先后在日本、暹罗（今泰国）、缅甸、印度等地漂泊。在印度，以带有无zheengffuuzhuyi倾向的理由，被英国官方驱逐了。于是他来到日本，却又被日本当局驱逐，理由是有宣传危险思想的嫌疑。他于是想返回久别的祖国，历尽艰辛地走到赤塔，却没有得到入境的批准。他于是带着迷惘绝望的心情漂泊zhongguo，先在哈尔滨，后又流向上海……。爱罗先珂的这些遭遇，首先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他曾写信给周作人：“大打特打之盲诗人之著作已到，今呈阅。虽略露骨，但似尚佳。我尚未及细看也。如此著作，我亦不觉其危险之至，何至于兴师动众而驱逐之乎。我或将来译之，亦未可定”。以后鲁迅果然翻译了爱罗先珂的《池边》、《春夜的梦》、《鱼的悲哀》……。鲁迅与周作人还同时收到了日本朋友请他们转托胡愈之照顾爱罗先珂的信。这样，周氏兄弟与爱罗先珂未见面前，彼此就已经十分熟悉了。这一回，也是在周氏兄弟推动下，蔡元培先生特聘爱罗先珂来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并亲自安排他住在周氏兄弟家里。在此后一段时间里，爱罗先珂在各处的讲演，均用世界语，多由周作人作翻译兼向导①，鲁迅在继续翻译《爱罗先珂童话集》外，也经常陪同参观，兼作翻译。爱罗先珂与周氏兄弟可谓一见如故，这位异国游子很快就被这个家庭接受，成为其中和谐的一员。用周作人的话来说，“爱罗君寄住在我们家里，两方面都很是随便，觉得没有什么窒碍的地方。我们既不把他做宾客看待，他也很自然的和我们相处。过了几时，不知怎的学会侄儿们的称呼，差不多自居于小孩子的辈份了”②。 ①周作人是在西山养病时学习世界语的，并已开始翻译用世界语写作的作品。据周作人说，“世界语这东西是一种理想的产物，……人们大抵有种浪漫的思想世界大同，或者不如说消极的反对民族的隔离，所以有那样的要求”。（《知堂回想录·一三八，爱罗先珂（上）》） ②周作人：《泽泻集·爱罗先珂君之二》 而且，这位诗人还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这个家庭和他的主人。爱罗先珂在北京仅住了四个月，就感到沙漠上的枯寂了。从表面上看，爱罗先珂的活动不算不多；在周作人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下午菊农来同爱君至女子师范应文学会招讲演，完后照相”（1922.3.3）；“上午同爱君至北大三院讲演，并为爱罗先珂翻译”（1922.3.5）；“上午同爱君至孔德学校讲演，……为之口译”（1922.5.1）；“至政法学校开世界语讲演会，为爱罗君翻译”（1922.6.11）等等。但是，人们不过出于好奇，热闹一阵②，就置之不顾了。至于爱罗先珂所从事的世界语运动，运动者尽管热心，响应者却很寥寥。世界语课最近初是在北大最大的讲堂里上课的，不久就觉得讲堂太大了，后来竟搬到一间最小的房间里去，听众也只剩了两位。世界语的俄国戏剧讲演——《饥饿王》，只讲了一次，就中止了，也无非是因为听者太少，教室太大了的缘故。爱罗先珂是一个极爱热闹的人，他当然对这类有意无意的冷落十分敏感；作为一个流浪诗人，古老zhongguo“一潭死水”的生活方式，枯寂的生命形态，更使他感到窒息。于是，他怀抱着六弦琴，对着周氏兄弟诉苦了：“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式的寂寞呀！”诗人痛苦的呼叫，竟引起了周氏兄弟的强烈共鸣，并引出了他们的无限感慨。周作人痛苦地自责说：“我们所缺乏的，的确是心情上的润泽，然而不是他这敏感的不幸诗人也不能这样明显的感着，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如仙人掌似的习惯于干枯了”②。鲁迅也说：“这应该是真实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只以为很是哴哴罢了。然而我之所谓哴哴，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谓寂寞罢”③。来自异国的这位敏感的诗人，他的“寂寞呀”一声呐喊，唤醒了，或者加强了周氏兄弟对于已经习以为常的现存生命形态的不满，并由此激发了他们对理想的生命形态的思考与追求。于是，鲁迅也如爱罗先珂似地叫喊了—— ①1922.3.4《晨报》消息《昨日爱罗先珂之讲演》：“昨午后，雨雪霏霏，听众非常踊跃，下午一时前即有人等候，二时，礼堂已无隙地”。 ②周作人：《泽泻集·爱罗先珂君之二》 ③鲁迅：《呐喊·鸭的喜剧》 是的，沙漠在这里。 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 沉重的沙…… 我是怎样一个怯弱的人呵。这时我想：假使我是一个歌人，我的声音怕要销沉了罢。 …… 我是怎样一个偏狭的人呵。这时我想：倘使我是一个歌人，我怕要收藏了我的竖琴，沉默了我的歌声罢。 ……① ①鲁迅：《热风·为“俄国歌剧团”》 这大概也是周作人的心声吧？ zhongguo传统生存方式里确实是什么也“没有”的：这是可怕的死寂，死寂到失去一切生命的活力；这是可怕的冷漠，冷 漠到了忘记一切生活的yuwang。一个人，一个民族，到了这种地步，距离“死期”不就不远了么？ 于是，鲁迅（还有周作人）感到了一种“沉默——死亡”的恐惧。鲁迅紧接着高喊一声：“我的反抗的歌呵”，他是呼唤着“反抗”的生命活泉来滋润这“沙漠式的枯寂”的。他说，他要“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ma”，即使因此换来“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也在所不惜②。 ②鲁迅：《华盖集·题记》 周作人呢？他于爱罗先珂离开北京前夕，写过一篇题为《玩具》的文章，提出了他对理想的人生形态的思考，提倡一种“鉴赏家”的生活态度，即“超越功利问题，只凭了趣味的判断，寻求享乐”，他认为，“在这博大的沙漠式的zhongguo”，“仙人掌似的外粗厉而内腴润的生活是我们唯一的路，即使近于现在为世诟病的隐逸”。在周作人看来，追求“趣味”与“享乐”，首先就是唤起生活的yuwang，大胆地无所顾忌地去追求人所应该有的生命的欢乐，即使因此而走向“隐逸”，也在所不惜。 周作人清楚地记得，那一个初夏的下午，他同着爱罗先珂在沟沿一带，踏着柔细的灰沙，在树荫下走着。不知怎的提起将来或有机会可以重往日本的话，爱罗先珂突然激昂起来，一再地说日本决不准他去……。周作人因此了解了爱罗先珂对于日本恋慕之深，他沉默着——大概也在思念久违的“第二故乡”里保存着的“生活的艺术”吧？ 因此，当爱罗先珂买来了十几个蝌蚪子（它们因鲁迅的《鸭的喜剧》而非常出名）时，周作人想必是十分高兴的。他亲自开掘的长三尺、宽二尺的荷池从未养出半朵荷花来，曾经是全家人的笑柄，而现在终于有了它的真正主人。蝌蚪成群结队地在水里面游泳；常常踱来访问的，除爱罗先珂外，自然还有周作人：享受自然天趣的机会他是从不会放过的。于是，我们可以想见，当四岁的侄子“土步公”（爱罗先珂总是这么叫唤他的“诨名”）前来报告小鸭吃蝌蚪的消息：“爱罗金哥君呀（侄子也总是这样称爱罗先珂），没有了，虾蟆的儿子”！爱罗先珂发出连声叹息：“唉，唉——”，这时，周作人（也许还有鲁迅）也一定同样叹息着：“唉，唉！……” 在寂寞中，爱罗先珂思乡之情有增无减；终于于1922年7月寻着一个机会——往芬兰赴第14次万国世界语大会，直奔故乡而去。周作人理解他的心情：“爱罗君是世界zhuyi者，他对于久别的故乡却怀着十分迫切的恋慕，这虽然一见似乎是矛盾，却很能使我们感到深厚的人间味”①。也许正是出于对“乡愁”的理解与共鸣，爱罗先珂的离去，使周作人愈发感到寂寞；因此，爱罗先珂刚刚离去，不到十天，周作人就写了《送爱罗先珂君》，并于文章结尾处期待着：“到了秋天，他回来沙漠上弹琵琶，歌咏春天的力量，使我们有再听他歌声的希望”②。十一月，周作人又作《怀爱罗先珂君》，劈头就说：“十月已经过去了，爱罗君还未回来。莫非他终于不回来了么？”③鲁迅也按捺不住思念之情，写了《鸭的喜剧》，说是“现在又从夏末到了冬初，而爱罗先珂君还是绝无消息，不知道究竟在那里了。只有四个鸭，却还在沙漠上‘鸭鸭’的叫”④。…… ①1922.7.14作，载7.17《晨报副镌》，收入《泽泻集》时，改题为《爱罗先珂君（一）》。 ②1922.7.14作，载7.17《晨报副镌》，收入《泽泻集》时，改题为《爱罗先珂君（一）》。 ③1922.11.1作，载11.7《晨报副镌》，收入《泽泻集》时，改题为《爱罗先珂君（二）》。 ④1922年10月作，载1922.12出版的上海《妇女杂志》8卷12号。 1922年11月4日，就在周作人写了《怀爱罗先珂君》之后第三天，爱罗先珂终于归来。不久就发生了“剧评事件”。热心肠的爱罗先珂观看了北京大学学生与燕京女校学生的演出，并且热心地写了剧评；在文章中，照例直率地发表他的批评，感慨“在zhongguo，没有好的戏剧……没有戏剧的国度是怎样寂寞的国度呵……”。爱罗先珂的批评，与他对zhongguo“沙漠式的寂寞，枯竭”的生活方式、生命形态的不满是一致的；然而，爱罗先珂（实际上也是周氏兄弟）的这一“不满”，却不能被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自认是“民族之精英”，因而自我感觉始终良好）所理解，爱罗先珂善意的批评竟然招致了学生们的反感，报端上居然出现了北大学生写的《不敢盲从》这类攻击性的文字。爱罗先珂为之伤心不已自不用说，周氏兄弟也被激怒了。鲁迅拍案而起，“特地负责地申明：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①，给污蔑者以迎头痛击。周作人也著文谆谆告戒：“我希望大家对于爱罗君一方面不要崇拜他为超人的英雄，一方面也不要加以人身的攻击，即使当作敌人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把他当作人看，而且不可失了人间对待残疾的人的礼仪”②。这一次冲突的对象是一群青年人；周氏兄弟一定从中感到了一种隔膜的悲哀吧？ ①鲁迅：《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 ②周作人：《爱罗先珂君的失明》，载1923.1.17《晨报副镌》。 爱罗先珂终于要离去，比他原定的计划提前了两个月。他说他想到树林去听故乡的夜莺的叫唤，周作人当然明白：他是厌倦于在北京听沙漠的风声，感到太寂寞无聊才离去的。因此不再硬去挽留。但唯其这样离去，就更令人惆怅：爱罗先珂一走了之了，而自己还得继续在这寂寞无聊中打发着日子…… 周作人勉力写了一篇《再送爱罗先珂君》③，鲁迅却没有再写一个字。 ③1923.4.17作，载4.21《晨报副镌》，收入《泽泻集》时改题为《爱罗先珂君（三）》。 第二年，周作人又写了《苦雨》，文章提到了院子里的积水与深夜蛤蟆的叫声：“这回的大雨，只有两种人最是喜欢。第一是小孩们。他们喜欢水，却极不容易得到，现在看见院子里成了河，便成群结队地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里去，实在很有点冷。但他们不怕，下到水里还不肯上来。大人见小孩们玩得有趣，也一个两个地加入，但是成绩却不甚佳，那一天滑倒了三个人，其中两个都是大人，——其一为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岛君。第二种喜欢下雨的则为蛤蟆。……蛤蟆在水田里群叫，深夜静听，往往变成一种金属音，很是特别，又有时仿佛是狗叫，古人常称蛙蛤为吠，大约也是从实验而来。我们院子里的蛤蟆现在只见花条的一种，它的叫声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这个叫法，可以说是革音，平常自一声至三声，不会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听它一口气叫上十二三声，可见它是实在喜欢极了”。 那么，周作人是否因此而想到爱罗先珂呢？爱罗君如果在，他一定会如川岛等大人一样加入到孩子戏水队伍中去，也一定会和周作人一起细听蛤蟆的叫唤……。 也许周作人什么也不会想；因为他早就表示过：“飘泊孤独的诗人，我想你自己的悲哀也尽够担受了，我希望你不要为了住在沙漠上的人们再添加你的忧愁的重担也罢”。 是的，再苦的酒也得独饮，悲哀的重负只有自己背起来，背起来…… 1924年6月21日，周作人收到胡愈之的来信，信中说：“爱罗先珂君屡有信来，他在巴黎穷得无法，连三、四十个法郎都很为难了。他先前写信来托先生向北大设法，不知办到没有？……上星期我已买了1200法郎汇票寄给他……”。 周作人还能再说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