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书五经☆四库全书☆道教指南☆茗香文斋☆茗香文斋-补遗☆轩怡文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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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与旧之争 周作人与陈独秀论战正酣时，1922年4月8日，收到了一封钱玄同的来信。钱玄同以他特有的直率，表示了自己“近一年来时怀”的“杞忧”：“看看‘zhongguo列宁’的言论，真觉害怕”，“这条‘小河’，一旦‘洪水横流，泛滥于两岸’，则我等‘栗树’、‘小草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这已经十分清楚地表现了要与以zhongguocommunistgcd为首的所谓“过激派”“分道”的意图。钱玄同也直截了当地表示了他对五四时期“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的反省：“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务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訑訑’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所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很正当，很应该的。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个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涉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此意你以为然否？” 面对钱玄同来信中如此明晰的逻辑与结论——坚持“反对任何思想斗争”的自由zhuyi原则，就必须得出这些结论；周作人却犹豫起来。钱玄同所说的“小河泛滥”的“隐忧”发明权本是属于周作人的；从内心深处，他实际上比钱玄同更加厌倦那无休止的“思想斗争”，早已奉行钱玄同在信中提出的“各人自扫门前雪”zhuyi。但是，另一方面，周作人却无论怎样也摆脱不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情感上精神上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是他以自己的理想，青春，生命全力投入了的，有着多少期待、企盼，寄寓其间！而他现在却分明地感到，有一种力量正在试图否定“五四”的精神，他甚至觉得，在“反宗教同盟”的极“左”言词中，也隐含着这种否定，这是他更为忧虑的。于是，尽管内心充满了同情，周作人却没有沿着钱玄同的思路走下去，而是提笔另写了一篇《思想界的倾向》，文章下面注明的时间是1922年4月10日，正是钱玄同来信后的第三天。文章劈头就说—— 我看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势，不禁使我深担杞忧，因为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zhuyi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 周作人想起了本年初与学衡派梅光迪、胡先骕的那场笔战。先是胡先骕写《评〈尝试集〉》一文，对新文学大加讨伐，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立即来信，建议“乘此稍稍辩论”，周作人于是用式芬的笔名写了《评〈尝试集〉匡谬》一文，文学研究会另一名骨干分子郑振铎在他所主持的《民国时报》副刊《学灯》转载了这篇文章，沈雁冰也在《novelxiaoshuo月报》上同时转载：这可以算是文学研究会成立后一次不大不小的“配合作战”吧。 周作人又想起了他的老师章太炎。此时太炎先生正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在上海主持讲“国学”，实际上成了“复古运动的大本营”。周作人稍稍迟疑了一下，最后仍在文章中写道：“对于太炎先生的学问，我是极尊重的。……太炎先生的讲学固然是好事，但我却忧虑他的结果未必能于整理国故的前途有十分的助力，只落得培养多少复古的种子，未免是很可惜的”，惋惜之中更含着一点沉重。文章的结尾处，才点到了眼前的现实：“现在所有的国粹zhuyi的运动大抵是对于新文学的一种反抗，但我推想以后要改变一点(se-dangjin)彩，将成为国家的传统zhuyi，即是包含着一种对于异文化的反抗的意义……”；周作人写到这里，也许想的也是“非宗教同盟”运动吧。那么，周作人是把与“非宗教同盟”的论争，和反对“国粹zhuyi”联系在一起的。 周作人文章发表后，却意外地受到了胡适的批评；他在《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一文中指出：“现在的情形，并无‘国粹zhuyi勃兴’的事实。仲密君所举的许多例，都只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即使这一点回波果然能变成大浪，即使尾声之后果然还有震天的大响，那也不必使我们忧虑”，“我觉得仲密君太悲观了”。这里所表现的胡适式的乐观zhuyi与周作人（也许还应加上鲁迅）式的悲观zhuyi的分歧，是相当深刻，而且发人深省的。——后来，周作人把胡适的批评作为自己文章的“附录”收入《谈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集》中，这倒不失为“宽容”与“大度”。 不过，尽管怀着悲观的预感，周作人总还是勉力作战的。因此，当在南方的郑振铎向他报告：“礼拜六派的势力，甚为盛大”，建议南北合作，予以反击时，周作人立刻“打开书房门，出来加入反反动运动”，连续写了《复古的反动》、《恶趣味的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害》、《读〈红杂志〉》、《读〈笑〉第三期》等文①，重申：五四“新文化的精神”“是评判的态度，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而鸳鸯蝴蝶派“反新文化的novelxiaoshuo，当然是非评判的，以服从传统为主的文学，可以说是‘春秋大义’在文学里的表现”，决不允许其“死灰复燃”。周作人十分严肃地指出：“zhongguo国民最大的毛病，除了好古与自大以外，要算没有坚实的人生观，对于生命没有热爱。现在所要的便是一服兴奋剂，无论乐观也罢，悲观也罢，革命文学也罢，颓废文学也罢，总之要使人把人生看得极严肃，饮食男女以及起居作息，都要迫切的做去，才是真正的做人的路途”，而鸳鸯蝴蝶派文学恰恰是宣扬“污毁一切的玩世与纵欲的人生观”，对zhongguo人民是一服最大的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剂。 ①分别载1922.9.25、10.2、10.8、10.13日《晨报副镌》 当文坛上道学家们围攻新文学作品——郁达夫的《沉沦》、汪静之的《蕙的风》时，又是周作人挺身而出，写出了《“沉沦”》、《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等文，为之辩护，呐喊，他尖锐地责问：“我不明白为什么xingai是如此丑恶，至于不能说起，至于会增加罪恶？”他指出：“无论凭了道德或法律的名去干涉艺术，都是法赛利人的行为”，并且预言：“倚了传统的威势去压迫异端的文艺，当时可以暂占优势，但在后世看看往往只是自己‘献丑’”。 当一些人打着“爱国”的旗号，宣扬维护本国反动统治的国家zhuyi时，周作人连续写了《还不如军国zhuyi》、《提倡国货的心理》等文，继续五四时期即已开始的对于“国家”偶像的批判，强调“本国的强权至少也应与‘仇国’同时排斥”，他尖锐地指出：“奴隶是谁也不愿做的，无论是什么人的，怎么样的奴隶，都不应该做。倘若一定要跪在旧主人的皮鞭底下，得了他的许可去骂间壁的奴主，那个人未免奴隶根性长得太深了”。周作人的意思是十分明确的：既然五四运动已经把我们解放，那么，我们就再也不应重新回到奴隶地位中去！从1922年到1923年，周作人不遗余力地进行反复辟反复古的斗争，时间长达一年之久。这时期的周作人，虽然已经放弃了五四时期最急进的主张，但仍然作为五四传统的捍卫者出现在zhongguo思想文化界。 因此，周作人对五四文学新人、新作的扶植，也同样是不遗余力的。他曾满怀深情地写道：“zhongguo的新文学，我相信现在已经过了辩论时代，正是创造时代了”，“我们的责任，便是依了这条新的道路，努力的做下去，使各种的新兴文艺由幼稚而近于成熟，由淡薄而变为深厚”①。除前述为《沉沦》、《蕙的风》辩护外，周作人还将五四以后的新novelxiaoshuo《一生》（叶绍钧）、《爱的实现》（冰心）、《孔乙己》（鲁迅）、《一个流浪人的新年》（成仿吾）译成日语，介绍到国外。周作人的扶植热情是一贯的，在他主编《语丝》时也培养了许多新人。沈从文就曾谈到他的novelxiaoshuo《贵生》发表在《语丝》上给他带来的喜悦。zhongguo诗坛“怪杰”李金发模仿西方象征派诗歌的处女作，即是经周作人之手发表的。正是周作人首先预见到这异苑奇葩移植zhongguo诗坛后将产生的巨大冲击力。 ①周作人：《读“草堂”》，载1923年1月13日《晨报副刊》。 正因为如此，在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年青人心目中，周作人与鲁迅兄弟俩几乎占有同样的地位：都是他们可以信赖的良师益友。周作人与五四的“赤子”湖畔诗人的关系即是一例。1922年3月湖畔诗社刚建立，汪静之与潘漠华立即写信给周作人，报告消息；周作人也应他们的要求，写了《介绍小诗集〈湖畔〉》的文章，为之鼓吹，并亲自联系在《晨报》副刊刊登广告，由北大出版部代售《湖畔》。以后另一位湖畔诗人应修人也致书周作人，称其为“启明我师”，并说“我觉得你是十分可爱敬的而不是可敬爱的”，“你为甚这么和蔼？——使未识面的人都深深地感着你那诚挚的仁慈的爱”；在另一封信中，应修人还说：“在你面前无论怎样笨拙，都不要紧的，你是怎样地爱真率呵！”“我只深深地祷祝北京快凉爽了，能少流些你底汗，就多静了些我底心”，恳切而天真的言辞中活画出周作人当时在热烈追求真理的青年人心目中的形象；而信中所流露的对周作人孩子般的依恋之情也是十分动人的。 1923年7月1日，周作人又收到了钱玄同的一封来信。钱玄同特地注明，这一天正是张勋复辟的纪念日，他因而有了新的“反省”：目睹这一年来zhongguo思想文化界一次又一次的掀起封建复辟恶浪，“近来很动感情”，“觉得说来说去毕竟还是民国五六年间的《新青年》中陈仲甫的那些西方化的语最为不错，还是德谟克拉西和塞恩斯两先生最有道理”①。一周以后，钱玄同又致书周作人，重申此意：“现在仍是应该积极去提倡‘非圣’、‘逆伦”，应该去铲除‘东方化’，总而言之，非用全力来‘用夷变更’不可。我之烧毁zhongguo书之偏谬精神又渐有复活之象，即张勋败后，我和你们兄弟两人在绍兴会馆的某院子中槐树底下所说的偏激话的精神又渐有复活之象焉”②。读到这里，周作人也许会微微一笑吧。这位老友，又全面地回到五四的观点、立场，以至战略、策略，而且激烈态度依然不减当年。周作人后来评论钱玄同说：“在新文化运动中间，主张反孔最为激烈，而且到后来没有变更的，莫过于他了”③。但同时，从钱玄同如此轻易地放弃了一年前所提出的“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精神，周作人却又不能不感到这位老友的简单与天真。周作人无疑是迷恋五四传统的；但一旦钱玄同如此明确地提出要返回五四去，周作人又不免踌躇、怀疑起来：真的除了回到当年“烧毁zhongguo书”的偏激精神，全力“用夷变夏”，就别无他路了吗？周作人甚至觉得自己的“真意”不但别人（包括钱玄同这样的老友）难以理解，而且自己一时也说不清。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①钱玄同：致周作人书，转引自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 ②钱玄同：1923.7.9《致周作人》，转引自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br。 ③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