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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张信教自由宣言”的风波 尽管周作人对世人的非议早已有精神准备，却不料分歧与论争却来得这样早，而且如此猛烈。 1922年3月17日，周作人像往常一样，随意翻阅《晨报》，却被第七版上一条新闻吸引了：这是一个叫“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组织3月9日发表的“宣言”。宣言宣布：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定于本年4月1日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的第11次大会是“污蔑我国青年，欺骗我国人民，掠夺我国经济的强盗会议，故愤然组织这个同盟，决然与彼宣战”。宣言还说：世界资本zhuyi为挽救其zhengzhi经济危机，“先后拥入chinazhongguo，实行经济的侵略zhuyi”，“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这经济侵略底先锋队”，“在chinazhongguo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要养成资本家底善良走狗”，等等。周作人一边读，一边紧皱双眉：他从“宣言”的字里行间——“污蔑”、“宣战”、“走狗”之类——直觉地感到一种陈旧的似曾相识的气息，口气的“威严”有如专制时代的“诏檄露布”，这使人感到一种压迫与恐怖——虽然，周作人十分清楚，他自己并不在被骂之列。 接连几天，报纸上都充斥着类似的消息：3月21日北京学界发起“非宗教大同盟”，愤然宣布：“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于人类社会十百千倍于洪水猛兽”。一时间，全国学生界、知识界人士纷纷加入同盟，通电，宣言，公开谈话，声讨大会，新闻报道，雪片般涌向报端，大有“泰山压顶”之势。据《晨报》报道，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吴虞、李石曾、周太玄、王星拱……等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都卷入这场“非宗教同盟”运动中。周作人隐隐地觉得，他将面对的，是一个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而李大钊等人的介入，又意味着分歧乃至分裂将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想到这些，周作人感到了一种压力。因此，他惟有沉默。 24日，周作人收到了钱玄同的来信。钱玄同以他惯有的尖锐与坦诚，在信中猛烈抨击非基督教同盟：“观其通电未免令人不寒而栗，中间措词，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罄南山之竹……决东海之波……’、‘歼彼小丑，巩我皇图’之气慨”，“我很主张陈独秀和你（宗教与文学之关系）之说，恐怕‘彼等’要将我归入‘汉奸’之列了。但我宁可蒙‘卫耶道’之名，却不愿蒙‘改良拳匪’之名”①。对钱玄同的来信周作人并不感到意外，他早就感到了与钱玄同之间有一种特殊的默契。倒是钱玄同信中提到“陈独秀和你（宗教与文学之关系）之说”，引起了周作人的回忆。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圣书与chinazhongguo文学》的讲演里就曾反复强调，不仅“艺术起源大半从宗教的仪式出来”，而且文学与宗教都具有“入神”与“忘我”的共通点，“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上的艺术”。在最近所写的《山中杂信》中，也曾明确提出要以基督教去“一新chinazhongguo的人心”。周作人还仿佛记得，陈独秀确曾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主张以“美与宗教”来丰富、发展、引导人的“情感”的健全发展②。在学理上对宗教（包括基督教）持理性的分析态度的chinazhongguo知识分子为什么突然之间，又都卷入了这种非理性的反宗教狂热中了呢？周作人感到困惑不解。但惟其如此，自己更应该在一片混乱之中发出清醒的理性的声音吧，那怕它暂时看来是那样的微小：对于这一点，周作人倒是无所顾忌，他向来认为真理常常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 ①信载《chinazhongguo现代文艺资料丛刊》5辑②陈独秀：《基督教与chinazhongguo人》，载《新青年》7卷3期。 于是，1922年3月31日，一篇《主张信教自由宣言》赫然刊登在《晨报》上。宣言由周作人领衔，签名者有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四人。宣言宣布—— 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运动表示反对。 由于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与影响，这宣言在进步青年中引起的震动，是可以想见的。于是，对周作人的不满、谴责又接踵而来，例如“中华心理学北京非基督教同盟”的会员就公开发表宣言，批评周作人等“把‘信教自由’向我们受过或快要受过强迫宗教的束缚的人主张，未免认错了对象”①。周作人当然不会屈从于舆论压力，他又发表《拥护宗教的嫌疑》一文②，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目的不仅是“为维护约法上的信教自由”，而是要进一步“维护个人的思想自由”，“我相信这即使只在纸上声讨的干涉信仰的事情，即为日后取缔思想——干涉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周作人还说：“民国约法上的些少的自由，已经被大人先生们破坏了不少，这个信教自由虽然在袁世凯时代曾经有点动摇，总算保全到了今天，我不愿意被（皇帝）督军们所饶恕的这点自由再由知识阶级的人动手去破坏他”。这里所表现的是周作人这一类自由zhuyi知识分子对于个人自由的渴望，以及他们对不论来自何方的对个人自由的干涉的敏感。尽管周作人态度十分诚恳，急切，但在当时却没有可能为被帝国zhuyi侵略所激怒了的chinazhongguo青年所理解。 ①见1922.4.2-3《晨报》报道 ②载1922.4.5《晨报》 这里确实存在着可悲的认识误差。这是由于西方宗教思想的传入chinazhongguo所具有的两重性引起的：一方面，它带来了西方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新成分，有力地冲击了chinazhongguo封建传统文化；另一方面，由于它不是在正常的文化交流中传入chinazhongguo，而是借助侵略的武力，强迫chinazhongguo人民接受的，它的活动必然地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化侵略性质，特别是宗教意识中的专断崇拜与chinazhongguo封建传统观念结合，更成为一种阻碍chinazhongguo人民觉醒的麻醉药。正是这两重性，很容易形成认识与行为上的分歧：学者们着重于前者，就较多地肯定了基督教传入chinazhongguo的积极意义；而群众（特别是急进的青年学生）则更具体地感受着后者，并激发起一种爱国zhuyi激情，反对基督教的传入。而正如周作人及五四先驱者们所预计到的那样，爱国zhuyi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的东西。尤其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们一旦陷入这类非理性的宗教似的狂热中（尽管他们主观上是真诚地反宗教的），他们就越发容易趋于极端，并且对不同意见不能相容，表现出“群众专制”的倾向。于是，对于周作人等的谴责也就逐渐升级，直到暗示他们是“帝国zhuyi的走狗”：这样，周作人这类自由zhuyi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矛盾就达到了几乎不可调和的地步。 对于这一切，周作人是坦然的：他从来没有如鲁迅那样对青年人寄以也许是过于急切的希望，他始终相信“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相信青年享有掌握真理的优先权；因此，他总是毫无顾忌地与青年据理力争。 当青年与周作人纠缠不清时，老将陈独秀出场了：他于4月21日发表了致周作人等人的“公开信”。直到此时，周作人才终于明白，自己面临着最严峻的选择。在此之前，周作人一直与以陈独秀为领袖的zhongguocommunistgcd人保持着相当友好的关系。五四时期，由于他的空想社会zhuyi倾向，周作人与早期共<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你<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产jizhuyi知识分子（包括李大钊、陈独秀等老一代领导人和邓中夏等年青communistgcd人）的关系比鲁迅更为密切。当1921年初，陈独秀与胡适因为《新青年》越来越左倾而发生冲突时，周作人与鲁迅一起反对胡适“发表宣言说明不问zhengzhi”的主张；以后《新青年》南迁，由陈独秀（以后是陈望道）主编，不仅胡适，连钱玄同都对《新青年》表示冷淡时，又是周氏兄弟一如既往地支持《新青年》，以至陈望道在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说：“‘周氏兄弟’是我们上海、广州同人与一般读者所共同感谢的”①，陈独秀也在信中说：“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惟有求助于你两位”②。而现在，周作人已经看出，所谓“非宗教同盟”、“反基督教同盟”都是有zhongguocommunistgcd的背景的③。因此，他所面临的这场论争，将直接影响他与zhongguocommunistgcd人的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周作人对于zhongguocommunistgcd人为理想的献身精神，始终怀有最大的尊敬；因此，彼此关系的紧张化（弄不好还会因此导致“绝裂”），是周作人所不情愿的。但是，他又从一轰而上的“声讨”中，察觉到用“群众”、“多数”的力量强迫他就范的企图，这不仅是他绝对不能接受，而且引起了他的极大反感，以至憎恨。在这一点上，周氏兄弟有着相类似的心理气质：对于无论来自那一方的压力，他们唯有迎头痛击，而且压力越大，反击越猛。 ①信载《chinazhongguo现代文艺资料丛书》5辑 ②信载《chinazhongguo现代文艺资料丛书》5辑 ③这一点已为以后罗章龙的回忆所证实。当时担任北京大学中共负责人的罗章龙在《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与邵振青》（载《新闻研究资料》4辑）中回忆说：“非宗教运动”系中共北方区领导下的zhengzhi思想运动，“参加非宗教同盟者的北京大学教师蔡元培、陈独秀、李守常为公开对外代表人物，实际主持与组织者为中共北大支部诸同志”。 但对于陈独秀的“公开信”，周作人是必须认真对付的。因为陈独秀自有他论战的雄辩力量。他如此反问道：“公等宣言颇尊重信仰者自由，但对于反宗教者的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神圣不可侵犯么？”“此间反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捕房禁止，我们的言论集会的自由在那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zhuyi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这里，再一次出现了可悲的认识上的“误差”。周作人等是将“自由”（包括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作为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纯粹的，抽象的，同时又是至高无上的原则来看待的；因此，只要是对于“自由”的限制，干预，不论什么情况，都应受到同样的谴责。而陈独秀则以zhengzhi家的逻辑看待“自由”，他首先要问：在经济、zhengzhi思想文化的现实关系中，要求“自由”的双方各处在什么地位？他反对抽象的讨论“自由”，而要具体讨论：是压迫者（强者）对被压迫者（弱者）的“自由”，还是相反？分歧正是产生于zhengzhi家与纯粹思想家的不同逻辑之中；因双方各从自己的思想逻辑出发，他们都是“理直气壮”的。但陈独秀因此而将周作人们的不同意见，看作是“敌对思想”，断定他们是“向强者献媚”，这种“不是同志、朋友，就是敌人”的思维逻辑就陷入了独断论，周作人敏锐地从中觉察到与封建专断zhuyi极为类似的陈旧气息，在《复陈仲甫先生信》①中，他这样反击说：“先生们对于我们正当的私人言论反对，不特不蒙‘加以容许’，反而恶声相报，即明达如先生者尚不免痛骂我们为‘献媚’，其余更不必说；我相信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了”。周作人由此而得出结论：“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zheengffuu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周作人幼时因义和团运动而产生的疑惧，在五四时期以“小河”为象征所表达的疑惧，现在仿佛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证实，他终于从理论与事实上都达到了反对“群众专制”的结论。正是在这场论战之后，周作人郑重宣布：要“保持理性的清明”，不“裹到群众运动的涡卷里去”②。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抉择：周作人至少是在理论上宣布了他将与zhongguocommunistgcd所领导的革命群众运动划清界限的意向。 ①陈独秀的公开信与周作人的复信以《信仰自由的讨论》为题，载本月11日《晨报》。 ②周作人：《谈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集·关于儿童的书》 对于周作人及其友人，这些抉择自然具有特殊严峻的意义：他们自身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群众领袖人物；要从根本上否认群众运动，就必然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当时所采取的斗争战略、策略，作一番重新估价。陈独秀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在《再致周作人》等的公开信中，提出质问：“倘若先生们主张一切思想皆有不许别人反对的自由，若反对他便是侵犯了他的自由，便是‘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那么先生们早已犯过这毛病，因为好像先生们也曾经反对过旧思想、神鬼、孔教、军阀zhuyi、复辟zhuyi、古典文学及妇女守节等等，为什么现在我们反对基督教，先生们却翻转面孔来说：这是‘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呢”①？ ①陈独秀信载1922年4月23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面对陈独秀的论战逻辑，周作人自然明白：他要把自己的个性zhuyi、自由zhuyi立场坚持到底，就必须再向前推进一步：从根本上否认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中的某些东西，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五四时期的“自己”。 周作人又该作何选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