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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在血的屠戮中 在“三·一八”惨案百日那一天，周作人写了《六月二十八日》一篇小文以作纪念①。文章写道：“正如五四是解放运动的起点一样，这三·一八乃是压迫反动的开始”，“这三四年来我天天在怕复古运动之发生，现在他真来了，三月十八日是他上任的日期，对于这种事情不大喜欢的人应当记取这个日子，永远放在心上。”周作人的观察并非杞人忧天：“三·一八”惨案后，北京zheengffuu即下达“通缉令”，鲁迅、周作人都列名其中。形势逼得人不能不走：鲁迅到厦门去了，还有许多文人、学者都纷纷南下。周作人怎么办呢？1927年1月23日川岛给周作人的信中透露，林语堂原也有邀请周作人到厦门大学任教的计划②。看来，周作人是有过“南下”的打算的。然而终于没有成行（是不是也是因为“家累”的缘故呢？）他留下了，在北京继续主持《语丝》工作。 ①文载7.1《世界日报》副刊。 ②信收《鲁迅研究资料》12辑。 1926年年底，周作人在《语丝》104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南北》的文章，发表了如下意见：“民国以来的混乱，不能按地与人来算账，应该找思想去算的。这不是两地方的人的战争，乃是思想的战争。南北之战，应该改称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才对”。这大概概括了周作人对南方革命军与北方军阀之间的战争的基本看法，他所坚持的仍然是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立场。于是，周作人和他的朋友们利用《语丝》这块阵地，在揭露北洋军阀屠shaa<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haa人民的暴政（如《养猪》）的同时，以相当大的精力继续批判国民性的弱点，这是“五四”开了头，而未能坚持下去的。周作人在好几篇文章里，都强调一点：“儒教绝不是zhongguo文化的基础，……他的注重人生实际，与迷信之理性化的一点或者可以说是代表zhongguo民族之优点的，但这也已消灭，现代被大家所斥ma的‘新文化运动’倒是这个精神复兴的表示”，而“zhongguo国民所有的只是道教思想，即萨满教”，这是一种“专制的迷信”，是陷入了原始的“嗜shaa狂”的非理性zhuyi的宗教狂热。周作人以为，“以维持礼教为业的名流与军阀，其所根据以肆行残暴者也只是根于这迷信的恐怖与嫌恶”①。而zhongguo“普通一般的市民总喜欢看shaa<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haa人”，也是“嗜shaa狂”的潜意识的表现”②。至于一些“现代青年”容不得不同意见，专“从言语文字外去寻找意义，定为罪案”，更是典型的“酋长思想”③。周作人显然已经预感到，zhongguo的大地上将要发生一场全民族的大残shaa，又忧虑着专制zhuyi的复活。而他只能通过对道教（萨满教）的批判，灌输科学的理性精神，但这也是杯水车薪，“做比不做好”而已。 ①周作人：《谈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集·清浦子爵之特殊理解》 ②周作人：《谈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集·宋二的照相》 ③周作人：《索朴一下子——呈常燕生君》，载《语丝》115期。 周作人象当时困居北方的知识分子一样，时刻关注着南方革命zheengffuu的举止。但从那里传来的消息也不容乐观。有一天，他无意中看到了广东省zheengffuu解放婢女的一篇布告，竟是用骈文作的。周作人在哭笑不得之余，写了一篇题为《妙文》的短文。文章写道：“我想对该赤省zheengffuu之文稿人员致词曰，这何必呢？这种叫人看了发冷的玩艺儿还是让孙联帅他们弄去罢。你们干脆地赤化就算，咬嚼这些文字作甚？同时又想对联帅致词曰，您放心罢，他们赤党还在那里做骈文，可见是并不十分恶化，总不会是加伦指挥他们做的。我可以相信他们五年内不会共<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你<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产ji”。在嬉笑之中掩盖着的是一种极其深刻的失望：革命zheengffuu与孙联帅表面上打得如此热闹，内骨子的思想上竟如此相通，在zhongguo，原不会有真正的“赤化”，即真正彻底的改革的。…… 周作人又想起了不久前收到的一封署名CY的南昌读者来信。信中说：“我本来回（家）来赶热闹”参加革命，却“终于提不起什么劲儿来”，“象这样天天听人‘青天白日’彰明较著地高声大叫，‘我是革命党，某是什么什么’，都深觉人类这东西是丝毫不为自己顾面子的”，“我于是发见了自己，热闹的世界终不能为我所有，我还是回北京去罢。我恋慕北京有一种悠悠味儿……。偶然翻开《自己的园地》来，见目录中的‘娱园’二字，忽然很凄切地感着失恋了似的难受了”，“我想，军阀总容易除灭。你来要革命，也总得革革那些革命党的命，否则就将自己埋到故纸堆中去也使得”。周作人觉得自己很能懂得这位要求革命，而又不能适应革命的年 青人的痛苦，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本世纪以来自己经历过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历史循环已经太多了，这悲剧性的“怪圈”何时才能真正打破呢？…… 周作人突然感到很累。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因为天天看报的缘故”，“头脑……已经疲倦极了”，“我不是zhengzhi家，又来讨论三民三爱什么zhuyi的优劣”，实在太吃力，“但人是‘zhengzhi的动物’，我也就不免要留心来看看zhongguozhengzhi的消息。玉皇上帝，这是怎样的现状呀！我们在北京，从报上几乎看不到什么真的，或善的美的消息来。大抵这边的事都是‘环球咸钦’，那里的人全是‘人神共愤’；或者对的？或者不对？全要靠我们自己去想，却又往往想到昏头搭脑，还是莫名其妙”①。周作人原本是爱智者，艺术家，“真”、“善”、“美”才是真正属于他的领域；要去（而且不得不去）关心复杂的，不免是肮脏的zhengzhi，实在是太难为他了。因此，“酱”在zhengzhi的旋涡里，周作人心向往之的，却依然是那悠长、闲适的读书生活。那位署名CY的读者来信，真正打动周作人的，正是这一点。他于是在给这位读者的回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北京现在‘圣道’统治之下，其好处且不说，他有一种悠长的趣味，这却是的确的”②。写完了，周作人不禁苦笑了一下，这“‘圣道’统治”与“悠长的趣味”之间的关系，实在也是说不清，想不得的……。后来，周作人还收到过一封读者来信，说“此刻现在的zhongguo人，先生最饶有人情味，先生的言论最近于人的言论”③。周作人也是报以苦笑：“此刻现在”的zhongguo，正在以人的生命作游戏，作生意，大讲“人情味”、“人的言论”，不是太迂阔了么？…… ①周作人：《闲话拾遗·十五，“曳白”》，《语丝》125期。 ②周作人：《检查过的私信》，载《语丝》112期。 ③周作人：见《清高问题》，载《语丝》118期。 周作人又回想起刚刚过去的那个初寒的早晨，他怀着摆不脱的寂寞的乡情，自己给自己写信③，写了那篇《乌篷船》，仿佛又回到童年时代，“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他突然觉得，那“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的自由闲怠的生活太遥远了，也逐渐模胡了；但唯其遥远，模胡，不也就变得格 外可亲了么？…… ③《乌篷船》收信人“子荣”系周作人笔名，因此这是自己给自己写信。 但外界传来的消息却越来越严峻，容不得周作人再作那样迂阔闲适的梦；因此，《乌篷船》这样的散文也只在1926年严冬的那个早晨“闪”了一“闪”，就再也写不出第二篇了。周作人忙于各方应付：今天写一篇“闲话”，揭露gguuoojiiazhuyi的 《醒狮周报》打着“内除国贼，外抗强敌”的口号，实质上是鼓吹“内除共党，外抗赤俄”①；明天为读者来稿写编者按语，批判《顺天时报》宣扬“对支亲善”的虚伪性②；再隔几天又撰文揭露“北京的军警当局……逐日搜捕男女学生及教员，截至执笔时止大约已有四五十人”③；在另一篇《闲话拾遗》里， 周作人又为南方国民党内左右派斗争的加剧，而发出了“‘太平天国’的影子又似乎在演起头”的警告④……。 ①周作人：《闲话集成·二七，国旗颂》，载《语丝》112期。 ②罗汝兰《读顺天时报》编者按，载《语丝》122期。 ③周作人：《灭赤救国》，载《语丝》124期。 ④周作人：《闲话拾遗·十八，命运》，载《语丝》126期。 要来的，终于来了。周作人日记中出现了这一页：“（1927年）4月6日，植树节，骆群同人至海甸旅行，在士远处午餐，下午回城。次日知守常被逮，4月26日与张挹兰等被执行死刑”。记载依然简洁，冷静，但背后的事实却铁铸般严峻，周作人确确实实被震撼了！对“一切”他都有了思想准备，但就是没有料到，牺牲竟落到了自己的畏友李大钊身上。一连几天，李大钊那“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⑤的面容都在周作人面前闪动，李大钊那和蔼、谦和、诚实的神态，周作人是永远忘不了的，对克鲁泡特金的信仰，对新村运动的兴趣……，他们曾经有多少会心之处！尽管周作人后来对李大钊的选择有所保留，但他在内心深处却始终保持着对于李大钊的最大尊敬……。现在，军阀们居然向李大钊开dao了！一时间，周作人甚至有了大难临头的感觉。 ⑤鲁迅：《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 但接着就有流言。一向作为日本军国zhuyi势力喉舌的《顺天时报》居然发表文章，肆意地向李大钊的英灵大泼污水， 说什么“如果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来教导一般后进，至少可以终身得一部分人的信仰和崇拜，如今却做了zhuyi的牺牲，……有何值得”，并别有用心地煽动说：“在此gguuoojiia多事的时候，我们还是苟全性命的好，不要再轻举妄动吧”。周作人真正地愤怒了。他接连写了《偶感》、《日本人的好意》，奋起保卫李大钊的一世英名。他指出，李大钊是“以身殉zhuyi”，本“没有什么悔恨”可言，zhongguo自古就有“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遗训，苟延残喘者有什么资格妄加评议！李大钊身为communistgcd的首领，而其“身后萧条乃若此”，正是他“自甘澹泊”的证据，其高风亮节人们敬仰之不及，岂容逐利之徒说三道四！周作人更列举日本的历史事实，说明日本人自己就有“轻视生死”的传统，而《顺天时报》的丑类“独来教诲zhongguo人‘苟全性命’，这不能不说是别有用意，显系一种奴化的宣传”。周作人的这些激愤之作，充满了凛然正气，不仅发扬了先烈的革命精神，也是自我生命、意志的全身心投入；周作人还和他的朋友们一起，保护了先烈的遗孤。先是让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住在周作人家中，后又将其送往日本留学：于是，人们在认识了李大钊的同时，对周作人内心世界的“那一角”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李大钊的遇难仅是一个信号。周作人忧虑恐惧的民族大屠shaa终于发生。南方“清党运动”中大批优秀青年惨遭shaa害的消息报道雪片般飞向《语丝》编辑部，“因为在那边没有发表的自由，要求代为发表”。开始，周作人还想保持中立，宣称“我们对于guoogoong两党的不合理的事都觉得应该非难”①，但越来越多的报道渗透了如许鲜血，特别是其中有不少是周作人所熟知的学生的血②，周作人不能不感到那一个个有为青年死尸的沉重。而一些“不知世故的学生”从北方逃出去又投在网里，尤其令人感到怜悯与悲哀。他再也不能中立与沉默。他尤其不能沉默的是，在这样的骇人听闻的屠戮中，一些被称为zhongguo知识分子良知的、他自己十分尊重的“大人物”竟然是始作俑者与作伥者。当他从报上得知，蔡元培、吴稚晖联名发议“清党”，而一向鼓吹自由zhuyi、人道zhuyi的胡适之竟然对“清党”中大量斩首的事实视若无睹，却在上海发表演说，大谈zhongguo还容忍人力车所以不能算是文明国。这都使周作人既吃惊又愤怒，从根柢上说，他感到了一种深刻的失望，以至恐怖：zhongguo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尚且如此视人的生命为儿戏，那这整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可言？他在一篇题为《怎么说才好》的文章里，写下了这样一段沉痛的文字：“我觉得zhongguo人特别有一种shaa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shaa革命党，洪宪的shaa民党，现在的shaa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shaa得很起劲”，“最奇怪的是知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shaa<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haa人狂，而也是知识阶级的蔡、胡，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zhongguo嗜shaa之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把shaa<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haa人当作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这在zhongguo总是一种根深柢固的遗传病，上自皇帝将军，下至学者流氓，无不传染得很深很重”，“将来zhongguo灭亡之根即在于此，决不是别的帝国zhuyi等的关系”。就在不久以前，周作人还引用弗来则的话断言：“人类的真正主宰是发展 知识的思想家”，以为“这或者是唯一的安慰与希望”③，而现在他又对曾被认为是zhongguo知识分子代表的五四的先驱蔡元培、胡适等作了如此严峻的批判。这自然是不轻松的。不难想见，周作人是用了怎样的力量才独自吞下了这苦涩的果实。他于是再一次谈到“疲倦”：“近来不知怎的头脑十分疲倦，什么意见都没有”，“脑子……麻木不仁了，那里还够得上写文 章，不变成白痴已经要算运气”④。对于一个以思考为天职的知识分子，这种“思想的疲惫”“麻木”是可怕的……。 ①周作人：《闲话拾遗·三二，愚见》，载《语丝》123期。 ②周作人在《偶感之三》中说：“燕大出身的顾陈二君是我所知道的文字思想上都很好的学生，在江浙一带为国民党出了好许多力之后，据《燕大周刊》报告，已以左派的名义被shaa了。北大的刘君在北京被捕一次，幸得放免，逃到南方去，近见报载上海捕‘共党’，看从英文译出的文字恐怕是她，不知吉凶如何”。 ③周作人：《乡村与道教思想》，《语丝》100期。 ④周作人：《丘浅次郎〈不及格与退学〉译者前记》，载《孔德》月刊6期。 过了几天，周作人又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天津清党时，上万人围观两名女革命者就刑，“甲问，‘您老不是也上权仙去看出红差吗？’乙答，‘是呀，听说还有两个大娘们啦，看他们光着膀子挨dao真有意思呀’……”。放下报纸，周作人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整整一天，眼前总是摇晃着无数伸长脖子观看“出红差”的“民众”……。他突然觉得，孙中山实在迂拙得可以，而口讲“三民zhuyi”或“无产阶级zhuanzheng”，以为民众在我这一边的朋友们尤为愚不可及——他们（民众）所要求你们的，只是一件事，就是光着膀子挨dao很有意思！……随着“被愚弄感”升腾而起的，是一股无名的怨恨的火，他提笔写道：“我不愿帝国zhuyi者说支那因此应该给他们去分吃，但我承认zhongguo民族是亡有余辜，这实在是一个奴性天成的族类，凶残而卑怯，他们所需要者是压制与被压制，他们只知道奉能shaa<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haa人及shaa<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haa人给他们看的强人为主子”①。他要“诅咒”自己的民族！对于曾经是“民族zhuyi者”的周作人，最后竟走到这样的地步，他显然没有思想准备。他说自己连说废话的勇气都没有了，只觉得小时候读李小池的《思痛记》时有点相象……，但他又不愿意将内心的绝望立即公之于众，也许他还在作一番自我挣扎吧。 ①周作人：《谈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集·诅咒》，《语丝》152期。 尽管这时周作人已经预感到“吾辈罔识忌讳，干冒尊严，对于日本人与南京zheengffuu都要说些闲话，真正危乎殆哉，有如跳舞于火山之上”②，但他心有不甘，还要在“火山”上作最后的“跳舞”：10月12日作《双十节的感想》，“深感在zhongguo生存之不易，到处要受监伺，危机四伏，……令人有在火山之感焉”③；10月15日出版的《语丝》153期发表《随感录·六五，功臣》，借一位老友之口，指出：“南方之事全败坏于清党”，“党既以清而转浑，zhengzhi军事均以不振，北伐事业转为一场春梦”，而发动清党的吴蔡诸元老实为北洋“中央zheengffuu之功臣”。 ②周作人：《随感录·三六，火山之上》，《语丝》148期。 ③转引自周作人：《永日集·国庆日颂》 一个星期以后，周作人在日记中记下历史的一笔：“北新书局因事停止营业，《语丝》停刊，154以后移交上海，由北新接办”：这是意料之中的结局。两天之后，周作人与刘半农暂避菜厂胡同一日本友人家中。这是周作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逃难，记忆自然是十分深刻的。同为难友的刘半农后来对于当年的避难生活有过真切的回忆：“红胡（按，指张作霖）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界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10月24日去，越一星期归”①。周作人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回忆，在《知堂回想录》中也只是说：“所云菜厂在北河沿之东，是土肥原的旧居，居停主人（友人）即土肥原之后任某少佐也”。但可以肯定，在避难期间，周作人的思考一定是很多的，他终于“在历史的进退之间”作出了新的决断。——周作人的“五四时代”从此结束。 ①刘半农：《双凤皇砖斋小品文·四十五，记砚兄之称》，载《人间世》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