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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谢本师”与“何必” 在“三·一八”殉难者全体追悼会上，周作人送上一副挽联，其辞曰：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zheengffuu与帝国zhuyi，原是一样东西 这里所使用的zhengzhi词汇在周作人著作里已经久违了；它的再度出现，正是表明，周作人既然已经卷入了zhengzhi斗争的旋涡中，那他就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并且按照zhengzhi斗争的客观逻辑，得出某些zhengzhi结论，例如这里对北洋军阀zheengffuu与帝国zhuyi的关系，对所谓“赤化”问题的看法等等，而周作人的结论与时代的先驱者又保持了大体的一致；这自然不是无关紧要的。在“三·一八”惨案中，周作人频频谈到了中日关系问题。在1924年与1925年间，周作人和北大沈尹默、张凤举等人和日本方面有关人士有过密切的接触，共同组织了“中日学术会”、“中日教育会”及同文学院，企图通过谈判促使日本方面将庚子赔款归还zhongguo，发展中日文化事业。周作人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承认，他当时对于日本及中日关系是存有幻想的。但是日本对zhongguo日益加紧的侵略行径，特别是“三·一八”惨案中日本军舰带领奉军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使周作人清醒过来。他终于认定“日本是真正的帝国zhuyi的帝国”，“在现今（中日间）一强一弱的时候”，讲“共存就是合并”，只有“zhongguo有了自觉，能够自强了”，才有可能谈到中日的“亲善”。他甚至高呼：“中日文化事业委员会为甚还不解散？”直接号召zhongguo人民起来进行“坚韧持久的排日运动”，进而“对于日本及朝鲜的革命运动加以积极的帮助”①。人们很难相信，此时如此慷慨激昂地振臂高呼者，竟是周作人。对于国内问题，周作人也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态度。他猛烈地攻击胡适所主张的“中立”论，表示“我不相信世界上有所谓什么中立、公平等等物事，一个人的意见不是此就是彼，不是是就是非，没有两者都好或都不好的。有些人标榜中立，自称公平，这如不是真痴，便是假呆，不是无判断力的道地低能儿，便是假装超然，实在的意见及行动还是暗地偏袒一方的”②。他甚至与蔡元培辩论“应该实行阶级互助还是阶级争斗？”他斩钉截铁地表示“阶级争斗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蔡先生倘若以为异阶级也可以互助，且可以由这样的互助而达到共<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你<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产ji，我觉得这是太理想的了”。周作人进而作出了这样的断言：“我相信现在稍有知识的人（非所谓知识阶级）当无不赞成共<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你<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产jizhuyi③”。周作人还宣布“近五六年中，我乃由理想的弭兵zhuyi而变为理想的主战zhuyi”④。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此时周作人尖锐批判的，无论“中立论”，还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以至“弭兵zhuyi”，都是他自己过去信奉或坚决主张的，因此，周作人的这些批判，带有极强的自我说服的性质，他是按照现实zhengzhi斗争的客观逻辑，来重新调整（改造）自己的思想。人们又分明感觉到，上述激进思想与周作人整个思想体系的不协调。周作人越来越为一种愤激的情绪所支配，他是不是正在失去自己呢？ ①周作人：《中日文化事业委员会为甚还不解散？》，载1926.1.14《京报副刊》。 ②周作人：《国魂之学匪观》，载1926.1.10《京报副刊》。 ③周作人：《谈虎集·外行的按语》 ④周作人：《别十与灭天罡》，载《语丝》45期。 1926、1927年间的周作人就这样不仅与徐志摩、陈源等化友为敌，而且越过了胡适、蔡元培，独自向着反帝反封建的zhengzhi革命这一时代中心挺进了。正在这样的时刻，周作人演出了一出“谢本师”的历史剧。这一年，正当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zheengffuu酝酿着发动北伐战争，周作人在日本时期求师过的章太炎突然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打得火热，组织所谓“反赤救国大联合”，自任“干事会”主席，发表宣言与通电，叫嚷“以北事付之奉、晋，而直军南下，与南省诸君共同讨伐”“赤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①。通电一出，全国舆论大哗。周作人立即在《语丝》94期（1926年8月28日出版）发表《谢本师》一文。文章首先说明自己“受了先生不小的影响，即使在思想与文章上没有明显的痕迹”，也始终以先生为师；接着批评章太炎“好作不大高明的zhengzhi活动”，以至“把‘削平发逆’的‘曾文正’‘奉作人伦模范’”；最后严正表示“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殆非始料所及”。那么，周作人是自觉地以章太炎“谢”俞曲园为榜样的，这也算是一种“报应”吧。但当年是俞曲园先将章太炎逐出门外，斥其“不孝不忠，非人类也”，章太炎才据理反驳，进而“谢本师”的，情况与今日似乎并不完全相同。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平时远比周作人急进的鲁迅，尽管对章太炎与孙传芳等混在一起也不以为然，却意外地保持了沉默。而一向温和、宽容的周作人，却作出了如此激烈的反应，这倒是非人们始料所及的。 ①转引自姜文华：《章太炎思想研究》 在戏剧性地“谢本师”后不久，周作人又卷入了北京学界发生的一场不大不小的论战。周作人的好友刘半农写了一篇题为《老实说了吧》的文章，批评时下一些年轻人不肯认真读书，只会不顾事实地ma别人“如何腐败，如何开倒车”，不肯下切实工夫认真创作，只会一本一本地写“悲哀，苦闷，无聊……”。刘半农所指大概是当时一些急进的和颓废的青年吧，因此，遭到猛烈反击是可以想见的。刘半农又连续写了《为免除误会起见》与《“老实说了”的结果》，对“现在的青年们，比前清的皇帝还要凶得多”，动辄“株连”一切而感慨不已。周作人也写了《何必》一文参加讨论；他当然赞同刘半农对青年的批评，但他却不赞同刘半农热心地“去执行他教授博士的指导青年的天职”。在他看来，不仅对青年的“指导是完全无用的”，而且“大吹大擂地讲文学或思想革命”，也都“有点迂阔”；看到青年言行中有不中意之处，发表自己的意见是可以的，“倘若有人不以为然，让他不以为然罢了”，为“免除误会”而辩解，“请大家来讨论解决”，都是“不必”的。周作人显然又回到了他的“教训之无用”的立场上，所谓“不必”即是“绝义务”；其中更隐含了对于年青一代深刻的不信任感，周作人分明感到，自己与年青一代缺乏共同可解的语码，这种无法通话、不可理喻的隔膜，是可悲的①。 ①1927年初，高长虹在与鲁迅纠缠不清同时，还把矛头指向周作人，在《狂飙》上无端指责“岂明赞美外国作品，其别一意义，则借之以否定zhongguo现在之作品……岂明自谓老人，而无老人之宽大，乃有婢妾之嫉妒，对于我等青年创作，青年思想，则绝口不提”。周作人遂在《语丝》115期发表《老人的苦运》，指出：“古时皇帝是不准人说他，现代‘青年’是不准人不说他”，“其‘专制’本质则一。” 这就是周作人这一代：既不相容于上一代，又隔膜于下一代，他们只是孤独地走着自己的路。周作人即使置身于时代旋涡中心，他仍然不能排解内心深处的孤独感与寂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