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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两个鬼” 与现代评论派诸君子的反目，对于周作人就是一个相当棘手的“现实”。周作人自己是这样说的：“我以前因张凤举的拉拢，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但是我的心里是有‘两个鬼’潜伏着的，即所谓绅士鬼与流氓鬼。我曾经说过，‘以开店而论，我这店是两个鬼开的，而其股份与生意的分配，究竟绅士鬼还只居其小部分’，所以去和道地的绅士们周旋，也仍旧是合不来的。有时流氓鬼要露出面来，结果终于翻脸，以至破口大ma；这虽是由于事势的必然，但使我由南转北，几乎作了180°的大回旋，脱却绅士的‘沙龙’，加入从前那么想逃避的女校，终于成了代表，与女师大共存亡，我说命运之不可测就是如此”①。周作人说的全是实话：他原本是东吉祥胡同现代评论派诸君子的座上客；在周作人日记中时有这样的记录：“耀辰、凤举来，晚共宴张欣海、林玉堂、丁燮林、陈源、郁达夫及士远、尹默等10人，9时散去”（1923.11.3），“往公园，赴现代评论社晚餐，共约40人”（1924.6.24），“赴现代评论社约餐”（1925.1.30），直到1925年2月，周作人还与陈源、丁西林、张凤举等同游西山香山，同步登山共饮茶，关系已是相当密切了。这固然是张凤举从中推动②，最根本的，还是同为自由zhuyi知识分子，“臭味相投”的缘故。但当周作人列名于“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陈源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扬言“北师大风潮……有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时，他们彼此的关系就开始出现裂缝。周作人当即就写了《京兆人》一文予以反驳：“没有凡某籍人不能说校长不对的道理，所以我犯了法也还不明白其所以然，造这种先发制人的流言者之卑劣心理实在可怜极了”。破口大ma对方“卑劣”，这在绅士的眼里，自然就有几分流氓气了。待到徐志摩于1926年1月在他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发表《“闲话”引出来的“闲话”》，吹捧陈源是“分明私淑法朗士的，……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更引起了周作人的强烈反感。因为他刚刚从张凤举那里得知，陈源等人曾在私人的闲话中，有“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等轻薄之言，对比之下，周作人感到一种令人恶心的伪善。尊重妇女本是周作人至高无上的信条，对女性的侮辱是他最不能容忍的，“表里不一”的伪道学更使周作人怒不可遏。于是，本“喜欢弄一点过激的思想，拨草寻蛇地去向道学家寻事”③的周作人，终于忍耐不住，提笔写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一文，投寄《晨报副刊》，揭露绅士们的“叫局”之说，并大声怒斥道：“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恬然自居于正人之列”。陈源自不会相让，连夜写信给周作人，否认有“叫局”之谈，要求公开澄清事实，并说：“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要紧”，无端的将鲁迅拉扯了进来。这就是著名的所谓“闲话”事件。此事后因张凤举不肯出来作证而不了了之。在激战中，胡适曾分别写信给鲁迅、周作人与陈源，出面调停，认为这是“‘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小误解，一点小小猜嫌”，原是不必如此大动干戈的。但胡适的“宽容”的呼吁似乎并没有得到双方的响应④，因为随着三·一八惨案的发生，斗争很快地趋于白热化了。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四六，女师大与东吉祥（二）》 ②张凤举，既是周作人“骆驼群”的一员，又与创造社有密切联系，时正积极推动创造社与现代评论社之间的合作。 ③周作人：《谈虎集·与友人论性道德书》 ④周作人实际上也是有过动摇的；他在1925年秋写的一篇杂感里说：“今日在抽屉底里找出祖父在己亥年所写的一册遗训，名曰恒训，见第一章中有这样一则：少年看戏三日夜，归倦甚。我父斥曰，汝有用精神为下贱戏子所耗，何昏愚至此。自后逢歌戏宴席，辄忆前训，即托故速归。我读了不禁觉得惭愧，好象是警告我不要多去和人纠缠似的。无论是同正人君子或学者文士相打，都没有什么意思，都是白费精神，与看戏三日夜是同样的昏愚”。 周作人的同情毫无疑问地是在三·一八惨案中受害者这一边的。据周作人回忆，事变发生的那天下午他往燕京大学上课，后听说因外交请愿而停课，正想回家，就碰见一位燕大学生受了伤逃回来，听他报告执zheengffuugunqi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qi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qiang击民众的情形，心里为之一震。自此以后，每天从记载谈话中听到的悲惨事实逐日增加，连他所熟知、为之担保的张静淑竟也因救护同学，连中四弹，而躺在医院里呻吟……，这些都堆积在心上再也摆脱不开，一连几天，简直什么事都不能做。棺殓那天，周作人也去看了，万幸没有见到伤痕与血衣，只见用衾包裹好的两个人，只余脸上用一层薄纱蒙着，隐约可以望见面貌，似乎很安闲而庄严地沉睡着。死者中杨德群周作人并不认识，但刘和珍君却是面善的，这大半年来一直在听自己的课；如今看见她们并排睡着，不禁觉得十分可哀，好象是自己的两个女儿的姐姐死了似的，虽然她们没有真的姐姐。当封棺的时候，女同学出声哭泣之中，周作人陡然觉得空气十分的沉重，使呼吸都有些困难……。他快步走了出来，思绪依然一片纷乱，忽而想起死者之惨苦与恐怖，忽而感到未完成的生活之破坏，忽而念及遗族之哀病与损失……。他想，凡青年夭折无不是可惜的，不过这一回特别的可惜，因为病死还是天行，而现在的戕害却是人功。人功的毁坏青春并不一定最可叹惜，只要是主者自己愿意抛弃，而且去用以求得更大的东西，无论是恋爱或是自由。而这回的数十青年以有用可贵的生命不自主地被毁于无聊的请愿里，这是太可惜了……。周作人甚至产生这样的痴想：“假若他们不死……”，可惜，奇迹再也不会出现了。周作人也许从来没有象这一次这样频频地想到“死”，思索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他痛感“zhongguo似乎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随时随地被夺其生命而无所爱惜”①。他想用比较轻松、幽默的语调去议论这回残酷而轻易的“死法”，②却依然掩饰不了那如铅般的心的沉重……周作人始终难忘“三·一八”的第二天，下着小雪，铁狮子广场上还躺着好些尸体，身上盖着一层薄雪……。这意象永远地“钉”在他的记忆里，“年年想起”，20年后还在日记里写着③，在80高龄所作《知堂回想录》里也不忘写下这沉重的一笔……④。 ①周作人：《泽泻集·心中》 ②周作人：《泽泻集·死法》 ③见1945.3.18日记 ④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四九，三·一八》 正在这时，周作人读到了陈源发表在《现代评论》上的文章①，竟然暗示杨德群的死是被人利用与强迫的！周作人顿时觉得血涌了上来，他既吃惊又愤怒，在他的记忆里，“五四”以来，知识分子还从未有过如此露骨地为当局者张目的。这使他想起了郁达夫告诉他的“内部消息”：《现代评论》社曾接受了章士钊转来的段祺瑞提供的1000元津贴。他于是再也不能对以陈源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的朋友有任何的尊敬，剩下的唯有蔑视。他写了《恕陈源》，谈到金钱的“魔力也就能买去被津贴者的自由与‘良心’，使他们不能不服从他的命令，陈源便是这样的可怜人之一。在这一点上，他同卫兵一样的不可能自主，我们应该恕而且还要可怜他的”。周作人同时尖锐地指出，陈源们“使用了明gunqi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qi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qiang暗箭，替段zheengffuu出力，顺了通缉令的意旨，归罪于所谓群众领袖，转移大家的目光，减少攻击zheengffuu的力量，这种丑态是五四时代所没有的”，知识分子的这种分化，“有了一部分‘知识阶级’作段章的镖客，段zheengffuu自然就胆大”，陈源们是难逃“帮凶”的罪责的②。周作人本也是反对群众运动的，在这方面的观点与陈源们十分接近；但他现在自己已经卷入群众运动中，必然在zhengzhi上与攻击群众运动及其领袖的陈源们划清界限，以至于站在完全敌对的立场。而且因为敏感到由此可能带来的“危险”而变得越发激昂了，“有朋友对我说，在这样的社会里，与那样阴险的人去为难，是颇危险的。自然，我也知道，但这是我的坏脾气，喜欢多说话，一时改不过来。至于危险呢，或者也就是通缉吧？因了言论而被通缉，倒也是很好玩的”③。言词之中颇有股“不怕死”的豪气：这大概是周作人气质中师爷气、流氓气在起作用吧？不过，周作人也没有完全忘记自己的“绅士”身份。比如，“三·一八”惨案中，他的攻击目标始终只限于作为“现代评论社第一捧章的人”的陈源，而很少涉及现代评论派的其他人。而且，他很快就作了这样的声明：“我平常是对于私怨最不计较的人，因了这与己无干的闲事却不惜抹下脸来与曾经有过jiaoji的现代评论及陈源先生吵闹，说实在是我的一种坏脾气，虽坏而无可补救的脾气”④。现代评论派的诸君子对此似乎很能心领神会，他们对周作人始终持宽容态度，而死死纠住鲁迅不放，徐志摩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就说过：“只有令兄鲁迅先生的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我们又不易与他接近”⑤。应该说，徐志摩是有眼光的：周作人绅士气是鲁迅所没有的；因此，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诸君子与鲁迅无法合作，与周作人倒是有相通之处。这决定了他们之间可以合作，却又难以达到十分亲密、契合的地步；而且，要真正恢复合作，还要到30年代，周作人更自觉地排除身上的流氓气以后。 ①陈源：《在杨德群女士的事件》 ②周作人：《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载1926.3.30《京报副刊》。 ③周作人：《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载1926.3.30《京报副刊》。 ④周作人：《论并非睚眦之仇》，载1926.4.19《语丝》75期。 ⑤信载《鲁迅研究资料》4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