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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国语文学谈》里的反思 1925年12月，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不谈文学，摘下招牌，已二年于兹”的周作人，从zhengzhi斗争的旋涡中暂时拔出来，对五四文学革命作了一次很有意思的反思，留下了一篇人们至今对其意义仍然认识不足的重要文章：《国语文学谈》。 所谓“偶然的原因”，是孙伏园的约稿；孙伏园本是周作人在绍兴五中任英文教员时的学生，五四运动中，孙伏园先后任《晨报副刊》、《国民公报》与《京报副刊》编辑，周作人也就成了上述副刊主要撰稿人之一，时孙伏园正任《京报副刊》编辑，请周作人为纪念增刊作文，遂有此文产生。周作人在时隔七年以后，再来反思五四文学革命，抓住了“语言”问题，这本身就包含了他对五四文学革命的一种相当深刻的理解：五四文学变革是以文学语言的变革为开端的，五四那一代人也许比他们的后继者有着更强的形式感与形式变 革的意识。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所作的著名演说《圣书与chinazhongguo文学》里，就是从“精神和形式的两面”来讨论chinazhongguo新文学的，他认为chinazhongguo新文学始终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建设性成就，“思想未成熟，固然是一个原因，没有适当的言词可以表现思想，也是一个重大的障害”。对于文学语言形式的注重，也还有周作人个人的原因。周作人从南京读书时期起，就对“语言”产生了持续的热情，他不但精通本国语言文字，而且熟谙日本语（包括古日语）、希腊语、英语（包括古英语）、世界语，他的语言才能、知识，都是同代作家所不可比拟的。正因为如此，他在思考、关注chinazhongguo文学的发展时，总是首先从语言形式入手：这几乎成了他的思维习惯，而且往往能够抓住问题的症结。在这篇《国语文学谈》中，他一开始就这样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问题—— 我相信所谓古文与白话文都是华语的一种文章语，并不是绝对地不同的东西。 五四前后，古文还坐着正统宝位的时候，我们的恶骂力攻都是对的。到了已经逊位列入齐民，如还是不承认他是华语文学的一分子，正如中华民国人民还说满清一族是别国人，承认那以前住在紫禁城里的是他们的皇上，这未免有点错误了。 结论是：必须“把古文请进国语文学里来，改正以前关于国语文学的谬误观念”。 明确，坦白，直率，同时又是大胆的。 但周作人确实抓住了两个要害。他首先提醒人们注意：“古文与白话文……他们的差异大部分是文体的，文字与文法只是小部分”，这就是说，五四文学语言的变革中，以白话文 代替文言文，主要是一种文体的改变，在文字、语汇及文法上没有、也不可能发生根本改换，当然更谈不上重建一个新的语言体系。这是对五四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总结，它在事实上就否认了五四时期钱玄同、鲁迅（也许还有周作人自己）所坚持的“废除汉字”的极端见解①。周作人同时又明确表示：“chinazhongguo现在还有好些人以为纯用老百姓的白话可以作文，我不敢附和。我想一国里当然只应有一种国语，但可以也是应当有两种语体，一是口语，一是文章语。口语是普通说话用的，为一般人民所共喻；文章语是写文章用的，须得有相当教养的人才能了解，这当然全以口语为基本，但是用字更丰富，组织更精密，使其适于表现复杂的思想感情之用，这在一般的日用口语是不胜任的”。周作人提醒人们注意，不能因为对于人民中蕴藏着的力量的充分肯定，而否认民间艺术与民众语言中确实存在的“言词贫弱，组织单纯，不能叙复杂的事实，抒微妙的情意”这类根本性的弱点。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当然是更为重大，也更为根本的，这就是周作人早于1922年写的《国语改造的意见》里就已经提出了的，夸大民间语言价值的结果，很可能回复到晚清白话文运动的老路上：“以为提倡国语乃是专在普及而不在提高，是准了现在大多数的民众智识的程度去定国语的形式的内容”。在周作人看来，在这些具体的语言变革理论背后，隐藏着的是出于感情作用的，夸大人民（以及民间艺术，民间语言）价值的浪漫zhuyi倾向，以及把现代文学语言及现代文学创作仅仅归结为“启蒙”之力的“唯启蒙zhuyi”倾向，这两种倾向是互相联系的，构成了五四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周作人自己就是这种传统的开创者之一；但今天，他却以更加严峻的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传统的消极方面②。这类批判性的反思，也是现实生活不断给以刺激的结果。如何看待人民，以及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这是从反宗教同盟论争中即已提出，并引起周作人反复思索的问题；周作人曾因为对人民的疑惧，而否定并拒绝了五四以来的群众运动，现在，又身不由己地卷入了群众运动的旋涡中，他的这类思考也就更加深入。当然，越是深入，问题就似乎显得越是复杂；思考、议论这类似乎是“永恒”的题目，是十分累人的。周作人不过是偶尔想到，随手写下而已。现实中，还有更严重得多，也迫切得多的问题，逼着他思考，应对，并迅速作出选择。 ①参看本书第五章第二节。 ②周作人在以后写的《重刊霓裳续谱序》里，再一次讨论了这一问题：“大家当时大为民众民族等观念所陶醉，故对于这一面的东西以感情作用而竭力表扬，或因反抗旧说而反拨地发挥，一切估价就自然难免有些过当，不过这在过程上恐怕也是不得已的事，或者可以说是当然的初步，到了现在却似乎应该更进一步，多少加重一点客观的态度，冷静地来探讨或赏玩这些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