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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又回到民族zhuyi” 综观周作人1924年的活动，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周作人沉湎于怀旧的情思中，把目光转向旧传统时，他并不能真正忘却现实；而当他一再宣称“教训的无用”，要转向追求一己的欢乐时，他却事实上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 1924年2月24日，周作人以荆生的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指出：社会各方面复旧的倾向正在加甚。 周作人并非危言耸听，翻开这一时期的报纸，到处是这样的消息： 东大教授柳翼谋发表《什么是chinazhongguo文化》的讲演，鼓吹三纲五常，梁启超并著文为之辩护①。 ①转引自周作人：《复旧倾向之加甚》、《诗人的文化观》，载1924.2.24、3.17《晨报副镌》。 王士珍等28人致参议院函，请zheengffuu“明令通国尊经，变通学制，除去师范大中小学校读经讲经禁例①。 ①转引自周作人：《“予欲无言”》，载1924.3.8《晨报副镌》。 英专全体教职员宣言中给学生加上“纲常绝灭，礼义沦亡”的罪名②。 ②转引自周作人：《学校的纲常》，载1924.1.13《晨报副镌》。 东南大学国学院发表整理国学计划书，鼓吹“乐天zhuyi”、“成仁zhuyi”，要以此“衡量现代之作品”③。 ③转引自周作人：《国学院之不通》，载1924.3.27《晨报副镌》。 上海澄衷中学国文会考出策论题，杨贤江撰文批评后，该校校长曹慕管“语无伦次不得要领”地对杨进行攻击④。 ④转引自周作人：《论荒谬思想并不加多》，载1924.4.4《晨报副镌》。 …… 周作人对以上“沉滓泛起”十分敏感，可以说每一谬论刚一出笼，周作人即奋起反击，或揭露，或批判，怒斥之，嘲弄之，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他有最充分的理由这样大声责问：“孔教的气势日盛亦盛了，反对的方面怎样？《新青年》的老英雄哪里去了？非宗教同盟里的小英雄哪里去了？……我在寒假里，写了12篇的杂感，‘臣力尽矣’！而奇怪事层出不穷，真令人应接不暇，倘若一一感下去，将连出恭睡觉的工夫都不够了，不亦可以已乎”⑤！周作人对于自己的孤军奋战，是既焦躁又自豪的。而我们却又看到了周作人五四当年的战斗英姿。这是发人深省的：用自己的生命、青春与热血写下的“历史”，形成的“传统”，是永远也割不断的；周作人可以在理论上对于“五四”采取更为严峻的批判、审视态度，而他在行动上却不能不继续按照五四的思想逻辑，以至行为方式去行事。这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 ⑤周作人：《“予欲无言”》，载1924.3.8《晨报副镌》。 于是，当1924年11月，冯玉祥国民军包围清室，逐去清帝，胡适与周作人这两位自由zhuyi知识分子之间，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争论。先是胡适写信给国民军支持的当时的北方zheengffuu提出抗议，以为北方zheengffuu既已与清室签有“保留清帝于清宫领地”的条约，现在随意撕毁，逐出清帝，是背约行为，“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 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胡适显然有意忽略溥仪的清帝身份，而将其看作是一个单纯的“个体”，合法公民的存在。因此，当他向当局提出抗议时，他自以为是在保卫弱者而反抗强权，保卫法律、条约的尊严而反对一切违法行为，这未尝没有道理；但帝国zhuyi分子庄士敦立即致书胡适，表示“祝贺”，却使胡适感到有几分尴尬。周作人当然懂得胡适的“苦心”，却不能赞同，他当即致书胡适，明确表示：“以经过20年拖辫子的痛苦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以直报怨”，“驱逐清帝”，“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并且告诫胡适：“帝国zhuyi的外国人都不是民国之友，是复辟的赞chengren，chinazhongguo人若听了他们的话，便是上了他们的老当”。在周作人的眼里，溥仪是与帝国zhuyi相勾结的封建势力的代表，支配着周作人的，是对封建复辟的痛恨与警惕——周作人时时不能忘记张勋复辟的历史教训。 后来，胡适给周作人复信中说，“我以为，此次若从容提议，多保存一点‘绅士的行为’，此事未尝不可以办到，只此一点，是你和我的不同”。那么，胡、周之争中，与胡适所表现出的纯粹的“绅士”态度相比，周作人多少还露出点“流氓气”，尽管他骨子里也是“绅士”。胡、周之不同，大约也在于此罢在与胡适论战的同时，周作人还与乘此兴风作浪的日本军国zhuyi者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反驳日本《顺天时报》散布的“chinazhongguo‘民心’反对废清帝号”的谬论：“他们所谓民心者，只是顺民和西崽的话，承主人意旨而照说者耳”①。周作人由此而反省自己：“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zhuyi，讲过许多迂远的话，去年春间收小范围，修改为亚洲zhuyi，及清宫废号迁宫以后，遗老遗小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诡计阴谋至今未已，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觉得民国根基未稳固，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zhuyi做起才好”②。周作人接着申明：自己是“为个人的生存起见主张民族zhuyi”，并且“只是个人的倾向，并不想到青年中去宣传”③，他显然是期望着将民族zhuyi与个性zhuyi结合起来的。他同时又说：“没有受过民族革命思想的浸润并经过光复和复辟时恐怖之压迫者，对于我们这种心情大抵不能领解，或者还要以为太旧太非绅士态度”④，这大概是针对胡适的；周作人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的历史联系显然要比胡适更为深刻。这决定了周作人要彻底摆脱（在行动上而不仅是思想上）民族zhuyi立场，放弃对社会民族的责任感，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①周作人：《外国人与良心》，载1924.12.9《晨报副镌》。 ②周作人：《雨天的书·元旦试笔》 ③周作人：《雨天的书·元旦试笔》 ④周作人：《雨天的书·元旦试笔》 周作人1925年初在《语丝》9期发表《元旦试笔》，公开宣布：“我的思想今年又回到民族zhuyi上来了”。这自然是引人注目的。人们关注着周作人：他又将走向何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