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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村”运动 1919年7月2日，在五四风暴基本平息以后，周作人又从塘沽去东京，并于8月4日携同妻子儿女回国。周作人于1911年秋归国后，重踏日本国土，自然是一件大事。相隔八年之后，无论日本本土及周作人本人，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此番再来，自会有许多新的观察与新的感受。周作人回国后写了一组《游日本杂感》，在《国民公报》上连载，一时颇为人们所注目。周作人开章明义第一句话即说：“我的再到日本，与第一次相隔九年（按，实为八年），大略一看，已觉得情形改变了不少，第一件是思想界的革新，一直从前本来也有先觉的议论家和实行家，只是居少数，常在孤立的地位。现在的形势，却大抵出于民众的觉醒，所以前途更有希望……（在日本）德谟克拉西的思想，比在‘民主’的zhongguo更能理解传统”——这里显示的是一个zhongguo的思想启蒙者的眼光：在赞扬日本思想界的“希望”时，显然对本国思想界有更大的期待。周作人又关注到“日本近来对于劳动问题也渐渐注意，但除了几个公正明白的人（zheengffuu及资本家或以为是危险人物，也未可知）以外，多还迷信着所谓温情zhuyi，想行点‘仁政’，使他们感恩怀惠，不再胡闹，这种过时的方案，恐怕没有什么功效”，这其实透露的是周作人本人对“劳动问题”即工农运动的关注，以及他的远非急进的态度。周作人在日期间，正值东京炮兵工厂同盟罢工，他曾专门写诗咏颂，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与理解①。他在《游日本杂感》中还写到自己在日本乘车时的感情体验：“在我看来，三等车室虽然略略拥挤，却比一等较为舒服，因为在这一般人中间，觉得颇平等，不象‘上等’人的互相轻蔑疏远”；他强调自己在国内旅行时也有类似的感受：“我在江浙走路，从车窗里望见男女耕耘的情形，时常产生一种感触，觉得zhongguo的生机还未灭尽，就只在这一班‘四等贫民’中间”。这些，都表示出一种趋向：周作人的人道zhuyi同情越来越趋向于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下层人民（“四等贫民”）。这与前述“六三运动”的实际感受大概总有点联系，也许还与这一时期周作人对社会zhuyi思潮的热心有关。总之，对于周作人的思想发展，这毕竟是一个新的信息。 ①诗题为《东京炮兵工厂同盟罢工》，载1919.11.15.《新青年》6卷6号。 到日本，周作人不可能不注意日本文化。但他在继续赞赏日本古文化、国民性的“爱草木喜自然，淡泊潇洒，纤丽纤巧”的同时，似乎更注意日本现代文化所表现出来的“颓废”、“游荡”倾向，并表示了自己的保留态度。对于艺ji与游女，他也似乎无心欣赏他们美的艺术，而是更同情这些不幸的人“别一种奴隶的生活”。他的关注点似乎发生了某种转移：由关心日本本土文化的“本来面目”，而转向也许是更为现实的，日本文化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某些弊端。他说：“日本维新前诸事多师法zhongguo，养成了一种‘礼教’的国，在家庭社会上，留下种种祸害。维新以来诸事师法德国，便又养成了那一种‘强权’的国，又在国内国外，种下许多别的祸害”。他由此得出的结论也许是更有意思的；他认为，由于zhongguo的自我封闭，zhongguo文化很少受外国的影响，这样，zhongguo除了历史的因袭以外，制度教育上几乎毫无新建设，虽然得不到维新的利，也还没有种下什么障碍，要行改革可望彻底。这自然不失为一种见解，至少是表明了周作人对于zhongguo改革“彻底性”的期望，或者也表现了他因五四以来大量吸收外来文化，而产生的一种隐忧吧？ 周作人在日期间，最大的收获自然是他在7月7日至7月11日期间，对日本“新村”所在地石河内村的访问。 所谓“新村”，是1918年由日本著名作家、思想家武者小路实笃在九州日向建立的；这是一个空想社会zhuyi的实验地。周作人在留日期间，就深为共<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你<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产ji无zheengffuuzhuyi所吸引；对他来说，接受“新村”的理想是很自然的。其实，周作人在赴日本参观新村以前，早于1919年1月就和日本新村本部有所接触①，并在1919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6卷3号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这是zhongguo关于日本新村运动的最初介绍。至于日本新村运动的组织者武者小路实笃，周作人更是钦慕已久。1911年，武者小路实笃主持的《白桦》杂志曾刊登广告，兜售1910年出版的《白桦》“罗丹专号”，写信求购者中就有周作人，此事给武者小路实笃很深印象，后来在回忆录中专门提及。1918年，周作人刚开始给《新青年》写文章，就向zhongguo读者介绍了武者小路实笃的话剧《一个青年的梦》，对武者小路实笃的“只要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便可得永久的和平；但这事，非得民众觉醒不可”的“世界zhuyi”理想有着强烈的共鸣。周作人在文章中还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无用也可播个将来的种子，即使播在石头上，种子不出时，也可聊破当时的沉闷，使人在冰冷的孤独生活，感到一丝的温味，鼓舞鼓舞他的生意”；这自然表现了他对武者小路实笃这样的人道zhuyi思想家相当深刻的理解，自然也包含了周作人自身的体验在内。也许周作人也是把“新村”看作是“聊破当时的沉闷”的一种努力，而给以支持的吧。 ①周作人日记：1919.1.6“阅新シキ村生活”；1919.1.10“寄新シキ村本部函，附金二丹”；1919.1.25“下午得新シキ村本部稻垣芳雄君十八日函”。 1919年7月，当周作人一年之中作第二次东游时，他几乎是迫不急待地要去参观新村。后来在一篇题为《访日本新村记》的文章中，周作人这样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于九州东南部宫崎县的日向国——时的感受： （这里）一面临海，一面是山林，马车在这中间，沿着县道前进。我到这未知的土地，却如同曾经认识一般，发生一种愉悦的感情。因为我们都是‘地之子’，所以无论何处，只要是平和美丽的土地，便都有些认识。到了高镐，天又下雨了，我站在马车行门口的棚下，正想换车往高城，忽见一个劳动服装的人近前问道：“你可是北京来的周君么？”我答道：“是”。他便说：“我是新村的兄弟们差来接你的”。旁边一个蔽衣少年也前来握手说：“我是横井”，这就是横井国三郎君，那一个是斋藤德三郎君。我自从进了日向已经很兴奋，此时更觉感动欣喜，不知怎么说才好，似乎平日梦想的世界，已经到来，这两人便是首先来通告的。现在虽然仍在旧世界居住，但即此部分的奇迹，已能够使我信念更加坚固，相信将来必有全体成功的一日。我们常感着同胞之爱，却多未感到同类之爱；这同类之爱的理论，在我虽也常常想到，至于经验，却是初次。新村的空气中，便只充满这爱，所以令人融醉，几于忘返，这真可谓不奇的奇绩了。 可以感到，周作人是怀着宗教般的热情到他的爱的“理想国”去朝圣的；当他置身于其间，并亲身体验到一种“人类之爱”——我们已经说过，他曾试图赋予“日本文化”以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人类文化”的品格，五四时期，他也以“世界民”自居——，他内心的喜悦就是不可言说的；他说他“融醉”了，这真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当日他们多赴上城工作，我也随同前往。种过小麦的地，已经种下许多甘薯；未种的还有三分之二。各人脱去外衣，单留衬衫及短裤布袜，各自开掘。我和第五高等（学校）的学生，也学掘地，但觉得锄头很重，尽力掘去，吃土仍然不深，不到半时间，腰已痛了，右掌上又起了两个水泡，只得放下，到豆田拔草。恰好松本君拿了一篮甘薯苗走来，叫我帮着种植。先将薯苗切成六七寸长，横放地上，用手掘土埋好，只留萌芽二寸余露出地面。这事很容易，十余人从三时到六时，或掘或种，将所剩空地全已种满，都到下城岩边，洗了手脸，坐在石上，看Boti钻下水去拣起石子来，我也在水滨拾了两颗石子，一个绿(se-dangjin)，一个灰(se-dangjin)，中间夹着一条白线，……回到中城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30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只有在半日才算能超越世间善恶，略知‘人的生活’的幸福，真是一件极大的喜悦。还有一种理想，平时多被人笑为梦想，不能实现，就经验上说，却并非‘不可能’，这就是人类同胞的思想。我们平常专讲自利，又抱着谬见，以为非损人不能利己，遇见别人，——别姓别县别省的人都是如此，别国的人更无论了——若不是心中图谋如何损害他，便猜忌怨恨，防自己被损。所以彼此都‘剑拔弩张’，互相疾视。倘能明白人类共同存在的道理，独乐与孤立是人间最大的不幸，以同类的互助与异类争存，……，才是正当的办法，并耕合作，苦乐相共，无论那一处的人，即此便是邻人，便是兄弟。……我在村中，虽然已没有‘敝国贵邦’的应酬，但终被当作客人，加以优待，这也就是歧视；若到田间工作，便觉如在故乡园中掘地种花，他们也认我为村中一个工人，更无区别。这种浑融的感情，要非实验不能知道；虽然还没有达到‘汝即我’的境地，但因这经验，略得证明这理想的可能与实现的幸福，那又是我的极大喜悦与光荣了。 乡间的体力劳动对于一个来自喧嚣的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竟起了如此神秘的精神作用：仿佛是摆脱了一切外在束缚——身份，地位，人伦关系……等等，只作为纯粹的“人”的个体，与同样纯粹的“自然”与“他人”，自然地交往交流，周作人于是进入了“悠然陶然”的境界，这既是“超越”——超越利害，也超越世间善恶，又是“融入”——人、我，物、我的交融。这是周作人一直追求的人生境界，在现实中越无实现的可能，追求越是迫切。现在，周作人在日本新村仿佛找到了体现了他的理想原则的现实实体，尽管周作人并非没有看到武者小路实笃们惨淡经营的寂寞，他也说到了由于“千百年来的旧制度旧思想，深入人心，一时改不过来，所以一般的冷淡与误解，也未能免”，但他宁愿看作是必有的却又是暂时的阻力，而不愿对理想原则本身产生任何怀疑——而在这“宁愿”与“不愿”之间，至少在情感的深处，是有着一种难言的苦味的。周作人后来慨然宣布：“我此次旅行，虽不能说有什么所得，但思想上因此稍稍扫除了阴暗的影，对于自己的理想，增加若干勇气”，细心的读者自不难注意到周作人所谓“扫除了阴影”，不过“稍稍”而已。 无论如何，周作人总算有了自己的“乌托邦”。他从东京回到zhongguo后，就成为zhongguo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①。周作人以对他来说可谓空前的热情与干劲，到处做报告，写文章。诸如《访日本新村记》（载1919.10《新潮》2卷1号）、《新村的精神》（1919.11.8在天津学术讲演会讲演，载1919.11.23——24《觉悟》）。《新村运动的解说——对胡适先生的演说》（载1920.1.20《晨报》）、《“工学zhuyi”与新村的讨论》（载1920.3.28《工学》1卷5号）、《新村的理想与实际》（1920.6.19在社会实进会的讲演，载1920.6.23-24《晨报副刊》）、《读武者小路关于新村的著作》（载1920.12.5《批评》4号）、《新村的讨论》（载1920.12.26《批评》5号）等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文。在所有的文章或演说中，周作人反复强调一点，即“新村的理想，简单的说一句话，是人的生活”②。而所谓“人的生活”应该是一种“和谐”“互助”与“独立”，“协力”与“自由”的调和，“人类”的“人”与“个体”的“人”的统一，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③；这又是“物质”与“精神”，“肉”与“灵”的“调和”，“物质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的方面是自由的发展”，也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④；这同时还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统一，“劳动”与“健康”的调和，周作人批评托尔斯泰的躬耕“专重‘手的工作’，排斥‘脑的工作”，以为“不能说是十分圆满”⑤，强调“新村”劳动“并非只是兑换口粮的工作”，即不只是为了维持生存的需要，而是“一方面对于人类应尽的义务，一方面是在自己发展上必要的手段”⑥。可以看出，周作人宣布的“新村的理想”即“真正的人的生活的理想”与他这一时期所鼓吹的“人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却带有更加鲜明的空想社会zhuyi的(se-dangjin)彩。从表面上看，这是对五四时代思潮的一种呼应——李大钊在著名的《庶民的胜利》的讲演里曾经断言：“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20世纪的群众运动……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这几乎成为五四时期一切急进的知识分子的共同信念，以至于一时间“社会zhuyi”成了一个“时髦的名词”。但在更深层次上，周作人提倡新村运动又恰恰出于对汹涌而至的社会zhuyi群众运动的疑惧。他在第一篇有关新村运动的文章里，引用了武者小路的一段话：“新时代应该来了。无论迟早，世界的革命，总要发生”，“对于这将来的时代，不先预备，必然要起革命，怕惧革命的人，除了努力使人渐渐实行人的生活以外，别无方法”。周作人显然于此深有共鸣，他也直言不讳地说：新村运动的好处在于，既“顺了必然的潮流”，又可免“将来的革命”⑦。周作人在另一封通信中也说得很清楚：“新村与别的社会改造不同的地方，是想和平的得到革命的结果”，主张“缓进的革命”，寄希望于“不劳而获”的“特殊阶级”的“翻然改悔”，而反对“翻天覆地，唯铁与血的暴力革命”⑧。既响往“社会zhuyi”，又畏惧“社会革命”的心理，是很能反映周作人这一类知识分子在20世纪历史大潮流面前的矛盾心境与处境的。 ①1920.6.8.郑振铎致书周作人：“你是现时zhongguo内极注意于新村问题的——也是实行新村组织的——一个人。”（信载《zhongguo现代文艺资料丛刊》5辑）郑振铎当时正与瞿秋白、耿匡（耿济之）等创办《新社会》，组织社会实进会，郑振铎在写给周作人信中表示“我们对于新村运动，很有研究——实行的兴味；我个人尤有想去实行的意思”。周作人果然应社会实进会之邀，作了《新村的理想与实际》的报告。由此开始了周作人与郑振铎的密切往来；郑振铎、周作人、耿济之后来都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周作人日记中即有“至万宝盖（胡同）耿济之宅赴会”（1920.11.23）的记载。以后文学研究会理论与创作中的“爱”与“美”的倾向，浓重的人道zhuyi(se-dangjin)彩，都与他们中不少成员所受空想社会zhuyi思潮影响有关。 ②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村的理想与实际》 ③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日本的新村》 ④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村的理想与实际》 ⑤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日本的新村》 ⑥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日本的新村》 ⑦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日本的新村》 ⑧周作人：《新村的讨论》，载《批评》5号。（“新村号”） 有意思的是，新村运动最坚决的支持者竟然是zhongguo第一批马克思zhuyi者，zhongguocommunistgcd的早期领导人，从年长一辈的李大钊，到年青一代的maozedong、蔡和森、恽代英等都是如此。周作人初来北京时，就对李大钊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他回忆说，《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除二三人时常见面外，别的都不容易找。在第一院即红楼的，只有作为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上班时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适宜，他没有架子，令人可亲，平日所谈的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③。作为一个过渡时代的先驱者，李大钊在思想言辞上尽管激烈，行为道德上却相当传统，俨然一位“雅儒”，这也是周作人感到亲切的原因吧。现在，又是李大钊对新村运动表示极大的兴趣；在周作人日记中就可以看到“守常函介李君来，属为绍介往新村”（1920.9.1.）、“访守常，以新村绍介函交徐彦之君”（1920.6.28）等记载。李大钊与周作人还共同发起“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与简章”宣称，其宗旨在于“实行半工半读zhuyi，庶几可以达教育与职业合一的理想”④，可见“工读互助团”与“新村”同是实现空想社会zhuyi理想的一种试验。李大钊与周作人在热心于空想社会zhuyi这一点上如此一致，恐怕也非偶然。李大钊也是克鲁泡特金的崇拜者，直到1919年《新青年》6卷5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zhuyi观》（同期发表了周作人翻译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里，还不放弃以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来“补充”马克思zhuyi阶级斗争学说的努力，而表现出一种注重lunli的运动与人道的运动的倾向。这又与zhongguo传统文化存在着某种契合。这种契合在新村运动的理论上表现得也十分明显：周作人曾公开承认，“新村”的理想世界也就是zhongguo传统的“大同社会”①，而着重“道德改革”也恰恰“是新村运动的一种特(se-dangjin)与实效”②。正是在与传统文化割不断的联系中，周作人与zhongguo早期马克思zhuyi者之间有了惊人的一致——这恐怕是一般人所料想不及的罢。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五六，坚冰至》 ②载《新青年》7卷2号 ③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日本的新村》。 ④周作人：《新村的精神》，载1919.11.23至24《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而且，就连比较年青的一辈如maozedong、恽代英、蔡和森等，在他们接受马克思zhuyi以前，也曾为新村运动所吸引，甚至可以说，新村运动成为他们走向马克思zhuyi的一座桥梁：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于是，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记中出现了“maozedong君来访”的记录。其时，maozedong刚刚起草完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并将其中《学生之工作》一章发表于1919年12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趁第二次来北京之机，拜访zhongguo新村运动的倡导人周作人，是很自然的。这是渴求真理的学生向自己尊重、信任的老师的一次例行访问，本不足怪。周作人也是按惯例写入日记，并没有引起格外的注意。只是后来，大概是新zhongguo成立前夕，周作人预感到以后形势的变化，才把日记里的这个记载，连同《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的作者“二十八画生”即maozedong这样的新闻，一并向世人公布，以示炫耀。这倒是无意中暴露了周作人身上潜藏着的某种“庸俗气”。不过，那已是“后话”了。至于有人利用这条记录大作文章，制造maozedong访问鲁迅的“特大新闻”，那更带有滑稽的(se-dangjin)彩，还是不说了吧。 周作人所倡导的“新村运动”，在得到李大钊为首的早期马克思zhuyi者的热烈赞同的同时，却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受到了冷遇或反对。几乎处处都充当他的后盾的大哥鲁迅首先毫不隐讳地表示了自己的冷淡。他在写给钱玄同的信中说，周作人宣传新村运动的文章“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①。在《头发的故事》里他更借novelxiaoshuo主人公之口，提出了自己的质问：“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鲁迅显然不满意于周作人们对于乌托邦理想的过份沉溺，他是一直主张立足于现实的更切实的战斗的。周作人新村运动的另一个有力的反对者，是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胡适曾于1920年公开发表演说，指出周作人所鼓吹的新村zhuyi实际上是孟子所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的“独善的个人zhuyi”，“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找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实在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②。胡适的批评同样也击中了要害：在周作人急进的主张背后正隐藏着他与zhongguo“隐逸”传统的深刻联系。另一面则也显示了胡适不同于周作人的个人气质与风格：胡适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入世哲学的忠实信徒，他有着更强的社会责任感，更自觉的介入意识与zhengzhi意识，他的人生态度始终是乐观与积极的。周作人则要消极，平和，也悲观得多。周作人后来曾著文反驳，说隐士“归隐、躬耕只是他们消极的消遣”，而新村运动则是“积极的实行他们泛劳动的zhuyi”③。这不过是表示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确无隐逸之意而已；而最终却不免要走上“那一路”的。 ①鲁迅1919.8.13《致钱玄同书》 ②胡适：《非个人zhuyi的新生活》，载1920.1.15《时事新报》。 ③周作人：《新村运动的解说——对于胡适之先生的演说》，载1920.1.24《晨报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