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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传:第五章 大时代的弄潮儿——在北京(一)(1917.4——1920.12)

周作人传:
第五章 大时代的弄潮儿——在北京(一)(1917.4——1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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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三”事件

  革命的zhengzhi风暴终于来临——1919年5月4日,zhongguo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了。
  这时,周作人正在东京。1919年初,周作人与鲁迅商定,将家从绍兴迁往北京。为了便于安排,周作人于四月告假先回绍兴,将那里的妻子和子女一共四人,送往日本东京母家。还没有来得及去逛上野公园,周作人听到“五四”的消息,赶回北京,已经是5月18日了。虽然是“五四”以后,但那热烈的气氛仍然是感受着的;特别是亲眼目见六三事件,更是给周作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后来,他这样回忆说——

  那一天下午,我在北大新造的第一院二楼中间的国文系教授室,那时作为教职员联合会办事室的一间屋里,听说zheengffuu捉了许多中小学生拘留各处,最近的北路便是第三院法科那里,于是陈百年、刘半农、王星拱和我四人便一同前去,自称系北大代表,慰问被捕学生,要求进去,结果自然是被拒绝,只在门前站着看了一会儿。三院前面南北两路断绝交通,隔着水沟(那时北河沿的沟还未填平)的东边空地上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男女老幼都有,学生随时被军警押着送来,有的只是十三四岁的初中学生,走到门前,在门楼上的有些同学,便拍手高呼欢迎他,那看热闹的人也拍手相应。有的老太婆在擦眼泪,她眼看象她孙儿那样大的小学生被送进牢门(虽然这原是译学馆的门)里不见了,她怎能不心酸呢?……①。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二九,每周评论(下)》

  这是周作人第一次面对反动军警与爱国学生、反革命势力与群众的对立。在此之前,无论是义和团运动,还是辛亥革命,他只是“耳闻”而未“亲见”。他置身于普通群众中间——在平时,周作人是自觉地意识到他与他们之间的距离的;而此时,他却不能不为周围群众的情绪——对于反动军警的抗争,对爱国学生的同情所感染。甚至那擦眼泪的老太婆的辛酸,也引起了周作人的共鸣。这就是“群众运动”的魔力:“自我”的情感于不知不觉之间融汇于“群体”的情绪之中。周作人初次获得这样的情感体验,他是既新奇,又兴奋的,他甚至暂时摆脱了(或者说是忘却了)不断纠缠自己的疑惧心理,而让自己沉浸在热烈、高亢的幻觉之中。当晚,他即写下了《偶成》,对在六三运动中被捕的学生表示“敬意”。意犹未尽,又写诗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表示向往。这一夜,一口气竟写成了《偶成》四首,这样的诗兴大发,在周作人是少有的。

  以后几天也是在混乱中度过的:第二天是六月四日,下午二时至北大第二院理科赴职教员会,没有什么结果,又回到文科,门外已驻兵五棚,局势相当紧张了。五日下午,仍至文科,步行到前门内警察所门前,两旁的步道都挤满了,马路中间站立着许多军警。再往前看,只见有几队穿长衫的少年,每队有一面国旗,站在街心,正要作讲演,大队军警包围着他们,不让讲演。周作人还想上前,就被几个兵拦住了。周作人试图对一个士兵讲理:“那班人都是我们zhongguo的公民,又没拿着武器,我走过去有什么危险呢?”那士兵倒也和气,回答说:“你别见怪,我们也是没法,请你略候一候,就可以过去了”。正说着,忽听一声怪叫,说道什么“往北走!”后面就是一阵铁蹄声:马队冲过来驱散行人了!有一老翁勃然大怒,高喊:“我们平民为什么路都不能走?!”要奔去马队拼命,旁边人连忙劝住。周作人还来不及反应,仿佛见右肩旁边,撞到了一个黄的马头。一时发了慌,随着周围人一齐向北直奔,后面还听得一阵马蹄声和怪叫。等到觉得危险已过,立定看时,已经在“履中”两个字的牌楼底下了。这才发现,慌乱之中口袋里十几个铜元都散失了……。

  这是周作人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周作人从未受过惊吓——即使幼年时祖父被捕,随着大哥避难,他因为年龄太小,只觉得是一次颇愉快的“旅行”;即使在异国日本,由于一切由大哥包办,也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至于性命交关的追赶,更是没有遇着过。如今却在自己祖国的首都吃了这一大惊吓,周作人既觉出乎意外,又有一种难言的屈辱感。尽管那位态度和善的士兵给了周作人一些安慰:士兵中也有天良未泯的;但在光天化日之下,用马队冲击无辜的百姓,这毕竟太残酷,太无耻了。周作人几乎是第一次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他过去把世事、人心都看得过于美好与善良。但连周作人自己都觉得惊奇,经过这次“惊吓”,他并没有感到恐惧,甚至羡慕起那位不知名的老人来:他当时是何等勇敢地发出了正义的抗议之声呵!周作人暗暗地“气”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想到去抗议,或者去劝说骑在马上的士兵呢?却只顾得自己逃命了。但反过来想,侥幸没有被马踏坏,毕竟是可“喜”的。在一“气”一“喜”之间,周作人突然觉得,这些士兵连同他们的指使者是够愚蠢的了,正是他们对于革命运动的无理镇压,不但给予革命者自身,也给予一般民众以最好的训练,使得他们了解并同情于革命,往往比运动本身更有效力。这次事件的意义不正在于此么?回到会馆里,周作人在灯下做了一篇《前门遇马记》,半是抗议,半是嘲讽,算是自己对反动军警镇压行为的回答,并于次日亲自送交李大钊,请他编进《每周评论》。后来,李大钊告诉他:警察所曾派人到编辑处查问这篇文章。周作人听了也不感到有什么压力;他想起文章中最后一句话:“可是我决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他自然也不会后悔自己写了这篇文章:看来那骑在马上的人也隔衣觉着针刺了。
  又过了几天,大约是6月12日吧,周作人绍兴第五中学的学生、现任《国民公报》副刊编辑的孙福源前来报告:陈独秀因为在东安市场散发传单被警厅逮捕了。周作人没有任何犹豫,即与李辛白、王抚五等一起以北大代表的名义前去探监,遭拒绝而返。陈独秀出狱后,周作人又前去慰问。李大钊特地为祝贺陈独秀出狱写了一首诗——

  你今出狱了,……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①。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惜,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象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这愤激、乐观的情绪也是属于周作人的②。

①北洋军阀zheengffuu于是年8月查封了《每周评论》。
②李大钊:《欢迎独秀出狱》,载《新青年》6卷6号。


  在革命运动到来之前满怀忧虑的周作人,在亲身经历了“六三”风暴之后,思想反而趋向激进,更加接近李大钊、陈独秀:这是很耐人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