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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第五章 大时代的弄潮儿——在北京(一)(1917.4——1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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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河”的忧虑

  1919年2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6卷2号,以头条位置发表了一首题为《小河》的新诗,这样的编排在《新青年》是少有的,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当人们发现诗的作者是周作人时,更是感到惊异。这位平静的、温和的学人似乎很难与激情澎湃的诗人联系起来;事实上,周作人从童年时即已表现出他的思维是散文,而非诗的。周作人此刻也勉力写起白话新诗来,自有他的道理。鲁迅曾经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做了”①;周作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由于zhongguo诗歌的传统势力过于强大,为了使白话新诗能够占领诗坛,《新青年》同人不得不协同作战。

①鲁迅:《集外集·序言》

  据周作人说,他这一时期写的白话新诗(包括《小河》在内)都经过鲁迅的反复吟咏、修改:周氏兄弟即使“打打边鼓”,也是严肃认真的。
  从《小河》开始①,周作人连续写了不少白话新诗,如《微明》、《路上所见》、《北风》、《背gunqi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qi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qiang的人》、《京奉车中》等,可谓“一发不可收拾”。周作人在《小河·前记》里即已申明,他的诗与法国波特莱尔提倡的散文诗“略略相象”,“不过那是用散文格式,现在却一行一行的分写了”,而且“无韵”,“或者这算不得诗,也未可知;但这是没有什么关系”。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从周作人的朴素的诗句里,感到一种内在的诗情,虽不浓烈,却也清淡中含有底蕴。而散文化的形式却因此彻底摆脱了旧诗词格律的束缚,比之同一时期胡适的半新不旧的尝试体的诗,反而获得一种形式的自由与自然。后来朱自清说:“周氏兄弟是真正打破旧诗词的镣铐的,他们代表了早期白话诗中‘欧化’的一路”②,所强调的也是鲁迅与周作人的新诗在形式上的变革意义;胡适甚至因此而将周作人的《小河》评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③。周作人的《两个扫雪的人》、《背gunqi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qi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qiang的人》、《京奉车中》、《画家》等诗是实践了他的“平民文学”的主张的,从普通人的平凡人生中去发现诗,把日常生活中种种真实印象引入诗中,这样的眼光与选材都是全新而极富启发性的;正如诗评论家废名所说,“一时做新诗的人大家都觉得有新的诗可写了”④。废名并且以文学史家的身份断言“早些日子做新诗的人如果不是受了《尝试集》的影响,就是受了周作人先生的启示”⑤,这大体近于事实。至于说周作人不仅是新文学的重要理论家,而且以自己的新诗、散文创作,与鲁迅的novelxiaoshuo一样,显示了新文学的实绩,这恐怕也不是夸大之辞。

①周作人在《小河》之前,就写了《两个扫雪的人》,但此诗发表于《小河》之后,因此,《小河》常被视为周作人的第一首白话新诗。
②朱自清:《zhongguo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③胡适:《谈新诗》
④废名(冯文炳):《谈新诗》
⑤废名(冯文炳):《谈新诗》


  不过,我们感到兴趣的是,“诗为心声”,周作人的新诗所显示的他的内心世界的一角。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展览一个战士的战斗业绩,而不去注意他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思想,感情,心理……上的矛盾,我们就太可怜了。我们已经说过,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广泛多面而卓有成效的活动中,处处流露出他这一时期内在情感、心理中的乐观、积极、进取,有信仰、乐追求的“少年精神”,这大抵是真实的;这在他的新诗创作中也时有表露。比如他的一首《北风》就是以象征的手法描写自己在“北风”中奋行的情景的,“但觉得这风沙也颇可赏玩”,“这猛烈的北风,也正是将来的春天的先兆”,把他的以与困难拼搏为乐的精神是写得相当真切的。但仔细品味这一时期周作人的诗作,仍然可以感到一种隐隐的忧郁,这感觉在读《小河》时会更加深切。当“土堰坍了,水冲着坚固的石堰,还只是乱转”,我们听见了“堰外田里的稻”,一面皱眉一面悠悠地唱道——

  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怜的小草,
  我喜欢水来润泽我,
  却怕他在我身上流过。
  ……
  我愿他能够放出了石堰,
  仍然稳稳的流着,
  向我们微笑,
  曲曲折折的尽量向前流着,
  经过的两面地方,都变成一片锦绣。
  他本是我的好朋友,
  只怕他如今不认识我了,
  他在地底里呻吟,
  听去虽然微细,却又如何可怕!
  这不象我的朋友平日的声音,
  被轻风搀着走上河滩上来时
  快活的声音。
  我只怕他这回出来的时候,
  不认识从前的朋友了,——
  便在我身上大踏步过去。
  我所以正在这里忧虑。

  既“喜欢水来润泽我”,“却怕他在我身上流过”;既对“他在地底里呻吟”表示同情,又本能地觉得“他”的呻吟“听去虽然微细,却又如何可怕”;既希望“他”“微笑”着“稳稳的流着”,又害怕“他”“不认识从前的朋友”,粗暴地“在我身上大踏步过去”——这“稻”对于“水”,怀着多么矛盾的心情呵!这一再重复的“怕”字,流露出怎样一种难以遏制的不安与忧虑!“稻”显然是周作人的自况,那么,“水”呢?
  直到25年后,周作人才在《苦茶庵打油诗》的《后记》里揭开“谜底”——

  孔子曰,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吾侪小人诚不足与语仁勇,唯忧生悯乱,正是人情之常。……大抵忧惧的分子在我的诗里由来已久,最好的例子是那篇《小河》。……一句话就是那种古老的忧惧。这本是zhongguo旧诗人的传统,不过不幸他们多是事后的哀伤,我们还算好一点的是将来的忧虑。……鄙人是zhongguo东南水乡的人民,对于水很有情分,可是也十分知道水的利害,“小河”的题材即由此而出。古人云,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法国路易十四云,朕等死之后有洪水来。其一戒惧如周公,其一放肆如隋炀,但二者的话其归趋则一,是一样的可怕。……

  《小河》的意象既来自“东南水乡”,那么,这至少在潜意识上是包含着某种“思乡”的情怀的。诗中“微笑”的,“稳稳的”,“曲曲折折的尽量向前流着”的,“被微风搀着走上河滩来时”发出“快活的声音”的“水”,是诗人从幼年起就已经熟悉了的,它寄托着诗人对于他的故乡,以及这块土地上的故乡人的爱的柔情。但,此刻周作人已是脱离了幼时的天真、幻想,他以一个经历了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张勋复辟等历史动乱的,饱经风霜的“过来人”的眼光来反顾故乡的水以及它所象征着这块土地孕育的人民,就不只看见美与善,而看到了残酷的、也许是更现实的另一面:“水”一旦冲出堤堰“乱转”时,就会肆虐地吞没一切,裹挟一切,与颠复一切;而“呻吟”着的人民一旦摆脱束缚,陷入狂乱,也会爆发出“粗暴”的力,毁灭一切的。周作人说,这是“将来的忧虑”,这就是说,他已经预见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必然导致引起社会大动乱的人民zhengzhi革命,他正是为此而忧心忡忡。周作人这类知识分子的矛盾正是在这里:他们本能地对“zhengzhi”,特别是“群众zhengzhi”,以及必然与之联系在一起的“革命暴力”心怀疑惧,希望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思想文化范围内,而小心翼翼地与“zhengzhi”保持距离;但连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不过是自欺欺人:思想文化的启蒙必然导致被启蒙者变革现实的直接zhengzhi行动,这是启蒙者无法预先控制的。扩大了说,这是一切思想启蒙者必然面临的“两难”境地:或者与自己的启蒙对象一起前进——从思想走向行动,不仅必然按照“行动”(特别是zhengzhi行动)的逻辑对思想的纯正性作出某些必要的,与不必要的修正、妥协(在行动逻辑中这两者本是难以划分的),而且还不可避免地为狂热的往往是偏激的群众所裹挟,给自己带来许多违心的烦恼,弄不好连自己也失去了启蒙者特有的理性精神,在与群众“同化”的过程中发生自我的“异化”。如果拒绝这样做,那又会最终被自己的启蒙对象无情地抛弃,而且自己据以安身立命的一切,甚至那张平静的书桌,也会被群众暴力毁于一旦——这正是“启蒙”的必然结果。
  周作人就这样陷入了困惑:他一面把思想启蒙——唤起人的自觉,文学的自觉,作为一种信仰,理想,热情地为之献身,一面却为其几乎是必然产生的“可怕”后果而忧惧:这是怎样的苦境呢。周作人迟早要抛去这沉重的“负担”,即使必须同时卸下那“战士”的盔甲与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