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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的信仰 1918年11月27日，周作人日记中出现了一个重要记载：“下午至学长室议创办《每周评论》，12月14日出版，每月助刊资3元”。与会者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是《新青年》的同人。为什么要于《新青年》之外另办《每周评论》呢？这实在是出于形势的需要。此时，北大内部及社会上新旧两派的斗争，已日趋白热化。1918年8月，《新青年》的同盟军，由北大新派学生主办的《新潮》杂志与北大旧派势力的大堡垒《国故月刊》同时出版，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新青年》一月出刊一次，且经常延期，就显得过分缓慢，于是有另办更为灵活、方便的周刊的动议。而且，《新青年》是以发表翻译、创作为主的，而此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任务恰恰是：加强对旧文学、错误思潮的攻击力，同时着手新文学自身的正面理论建设；《新青年》显然不足以担此重任，《每周评论》就这样应运而生。因此，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倡议出版《每周评论》，是新文化阵营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周作人恰恰又在这一关键时刻，充当了“先锋”，并由此而确立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参加《每周评论》的筹备会后，不到一个月，周作人就写出了《人的文学》、《论黑幕》与《平民文学》三篇重要论文①，可见周作人早已胸有成竹，呼之欲出。这自然使陈独秀等大为振奋，陈独秀连忙写信给周作人，力赞“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②。《新青年》与《每周评论》也以最快的速度，在显著位置上发表了周作人的这几篇力作③。文章一出，不仅立即轰动当时的文坛，而且到1935年胡适还在《zhongguo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里，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胡适认为，zhongguo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他强调周作人这篇“最平实伟大的宣言”，“他的详细节目，至今还值得细读”。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以及以后陆续写出的《思想革命》（载1919.3.2.《每周评论》11期）、《新文学的要求》（载1920.1.8.《晨报副刊》）、《圣书与zhongguo文学》（载1921.1.10.《novelxiaoshuo月报》12卷1号）等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是最能显示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思想特(se-dangjin)的，并且是五四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重要理论建树，现在已经成为历史性文献了。 ①三文分别作于1918.12.7、12.17、12.20。 ②陈独秀1918年12月14日《致周作人书》，后发表于周作人《过去的工作·实庵的尺牍》。 ③《人的文学》载《新青年》5卷6号（1918.12.15）；《论黑幕》载《每周评论》4期（1919.1.12）；《平民文学》载《每周评论》5期（1919.1.19） 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这是他对辛亥革命，特别是张勋复辟事件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以此为出发点，周作人把五四“人”的发现与文学的发现统一起来，把五四思想革命精神灌输到文学革命中去，在“人”的历史焦点上，找到了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契合点。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特地强调，“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这不仅显示了周作人自身着重从lunli道德的角度去探讨社会、人生、人性的特点，而且因此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两大旗帜互相联结起来。在此基础上，他建立起了一个“人学”理论构架。 周作人的“人学”结构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自然人性论”，即强调“人是一种动物”，又是“进化的动物”；因此，“人”具有“肉”与“灵”二重性，既“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其内而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具有精神的形而上的“灵”的追求与改造生活的理性力量，“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①。另一则是所谓“个人zhuyi的人间本位zhuyi”，即强调“人”具有“个人与人类的两重性”，“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②；在“人类”与“个人”的关系上，则强调“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因此，“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③。所谓“人的文学”即是建筑在上述“人”的基本自觉基础上；周作人把它概括为两点：“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gguuoojiia的，乡土及家族的”④。 ①周作人：《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 ②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 ③周作人：《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 ④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 这样，无论对“人”自身的认识，还是对“文学”自身的认识，周作人都试图进行根本观念的变革，这也可以说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重点所在，首先是针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末明理学的，强调“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到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①，强调文学“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包括他（她）们的世俗情欲”②。它同时又是反对封建家庭本位zhuyi的，强调“人”与“文学”的至高无上的“个人性”，这就使周作人的思想大大接近了本世纪初鲁迅的“个人无zheengffuuzhuyi”。周作人对文学发展的轨迹作了这样的描述：“古代的人类的文学，变为阶级的文学；后来阶级的范围逐渐脱去，于是归结到个人的文学，也就是现代的人类的文学”③，这个结论甚至是针对本世纪初周作人自己也曾经信奉的民族zhuyi的，所要破除的，不仅是“家庭”的偶像，而且包括“种族的、gguuoojiia的”，以至“乡土的”偶像，而要建立起“现代的人类”的意识④，确认“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所以我们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zhongguo一方面，其余大多数还须绍介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chengren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⑤。后来，周作人自己说：“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zhuyi，讲过许多迂远的话”⑥，大概也包括《人的文学》这些文章在内吧。 ①周作人：《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 ②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平民的文学》 ③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 ④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 ⑤周作人：《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 ⑥周作人：《雨天的书·元旦试笔》 周作人精心构制的“人学”结构，实际上构成了他的一种信仰。周作人在少年zhongguo学会讲演中就公开宣称，“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教——人道zhuyi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①。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对宗教与文学的关系产生浓厚的兴趣，作过专门的研究。他认为“神人合一，物我无间的体验”，“入神”、“忘我”的境地，“是文学与宗教的共通点的所在”。周作人说：“基督教艺术的内容便是使人与神合一及人们互相合一的感情”；而在他看来，文学的基本目的与功能，就是沟通人们的心灵与感情世界，因此，他十分欣赏托尔斯泰关于“艺术家的目的，是将他见了自然或人生的时候所经验的感情，传给别人”的观点，他一再地引用安特来夫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文艺观：“我们的不幸，便是在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苦痛、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乎全无。我是治文学的，我之所以觉得文学的可尊，便因其最高上的事业，是在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离”②。这是对于文学本质的一种浪漫zhuyi的把握③。在五四时期，蔡元培曾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周作人并不赞同；但他对于“人”、“人的文学”、“人道zhuyi”的信仰，确实使他这一时期的思想带有浓重的理想zhuyi，浪漫zhuyi(se-dangjin)彩。周作人后来把它解释为一种“少年意气”：“一个人在某一时期大抵要成为理想派，对于文艺与人生抱着一种什么zhuyi”④，“我本来是无信仰的，不过以前还凭了少年的意气，有时候要高谈阔论地讲话”⑤。我们也可以承认周作人的这种解释：五四时期原本是提倡“少年精神”的，而且因此曾经给我们这个老大的zhongguo，带来了新的希望。 ①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 ②见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圣书与zhongguo文学》 ③周作人曾把他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概括为“浪漫zhuyi的文艺思想”，以为其突出表现即在《人的文学》里面。（《知堂回想录·一三三，文学与宗教》） ④周作人：《艺术与生活·自序一》 ⑤周作人：《艺术与生活·自序二》 作为“少年精神”的另一面，五四时期的先驱者是从不知收敛自己的锋芒的。即使是周作人，尽管有着温和的个性，尽管在他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也不时呼唤“中和”①，但他仍然（至少有时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就相当激烈地批判与否定“非人的文学”。他一口气开列出十类“非人的文学”，并且断言“在zhuyi上，一切都该排斥”②。在他开列的应该排斥的书单上，《西游记》、《聊斋志异》、《水浒》、《笑林广记》等均赫然在目；这就是同时代的一些先驱者都是不能同意的③。五四时期，对于zhongguo旧戏的全盘否定，周作人也是始作俑者。在《人的文学》里，他就将旧戏列为“非人的文学”的集大成者；在此之前，他曾在与钱玄同的通信中，“论zhongguo旧戏之应废”，断言“zhongguo戏多含原始的宗教的分子”，“有害于世道人心”，“没有存在的价值”④。后来钱玄同进一步提出遭到很多人非议的“全数封闭”论⑤，不能不说与周作人的鼓吹有关。而周作人的《论黑幕》、《再论黑幕》及《zhongguonovelxiaoshuo里的男女问题》等文章中，对黑幕novelxiaoshuo与鸳鸯蝴蝶派novelxiaoshuo的尖锐批判，更是被认为是体现了五四新文学的批判战斗精神的典范之作，为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周作人正是以这些所向披靡的战斗业绩，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一个“五四战士”的形象。尽管他本人后来竭力想抹去这一形象；“所向披靡”本身大概就是周作人所厌恶的。也有人出于各种动机试图否认这一形象。这都是徒劳的。历史已经忠实地记下了这一事实：周作人曾经作为“战士”出现在五四新文学阵地上。——对这一事实的评价，当可以作多方面的探讨。 ①周作人在《圣书与zhongguo文学》的结尾就把他的理想归结为“中和”：“现在我们用了多种表面不同而于人生都是必要的思想，调剂下去，或可以得到一个中和的结果”。 ②周作人同时做了一个“保留”：这些著作“在民族心理的研究上，原都极有价值。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种可以容许”。 ③连最急进的钱玄同也给《水浒》以极高评价。 ④文载《新青年》5卷5号（1918.11.15） ⑤钱玄同：《随感录》，载《新青年》5卷1号。 无论将作什么评价，一个事实却是不可忽视的：周作人因此在五四时代的青年学生中享有极高的威信。五四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傅斯年，和他的战友康白情、俞平伯都是北京大学1916年级文学系的学生，据说，是周作人讲授的《欧洲文学史》将他们吸引到一起的；后来，他们与傅斯年的山东同乡罗家伦、杨振声，同宿舍的室友顾颉刚等共同发起组织了“新潮社”，这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学生社团之一。周作人无疑是“新潮社”的一位重要的精神导师；或者说，在老师辈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社同人与学生辈的“新潮社”社友之间，周作人起到了桥梁作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刚在《新青年》上刊出，傅斯年立刻在《新潮》上发表文章，将其与胡适的《易卜生zhuyi》、《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列为“文学革命的宣言书”。《新潮》1卷5期还将周作人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新诗《背qi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qi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qiang的人》与《京奉车中》转载；傅斯年并用“记者”的名义写了“附记”，郑重推荐：“我们应该制造zhuyi和艺术一贯的诗，不宜常常在新体裁里放进旧灵魂……，所以现在把《每周评论》里的这两首诗选入，作个榜样”。1919年5月，《新潮》2卷5号刊出《本社特别启事》，宣布周作人为“新加入本社社员”；以后，又被推为《新潮》主任编辑，时已在国外的傅斯年特地来信表示“极欢喜”，并称“此后《新潮》实质上必进于前”。老师主动承担起学生留下的任务：这大概可算是五四时期“代际合作”的一个典范吧①。 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三十六年后，中日战争结束，周作人以汉奸罪被捕，傅斯年正是国民党zheengffuu派驻北平学界的“接收大员”。周作人因此作《骑驴》一诗，中有“新潮余响久销沉”句，大概也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意吧。 |